第四部 围困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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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镇附近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一伞兵旅正在等待起飞。空投的开始时刻原本定于上午10时，但天气却迫使它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这个旅将在下午3时到达。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等待期间让士兵们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待着。在52岁的索萨博斯基看来，英格兰每个早晨都是被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得比预期要快，命令也可能改变，索萨博斯基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他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索萨博斯基认为，厄克特出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市场花园行动的概念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确信，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产生突袭之效。除此之外，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索萨博斯基在司令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通信联系出了故障。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埃尔顿村附近的大桥南边空投的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信息的欠缺感到担心，他不能确信厄克特的士兵仍然在桥上。消息依赖于布朗宁后方司令部里的联络官们，而那些联络官又似乎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想，是不是应去在阿斯克特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走一趟，与集团军司令员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直接交谈。外交礼节却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之下，而索萨博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只是来自布朗宁，而他又没有接到任何改动指示。但是索萨博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英国人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人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强大，而波兰人就大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定于装载在46架滑翔机里，从南边的唐安普尼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基地出发，它们仍然定于在中午起飞。既然计划的那一个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

艾博特·斯马茨尼中尉也同样不安。他预定要率领连队越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大楼，而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将如何让他的士兵渡过莱茵河。斯马茨尼得到的保证是，渡口将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但自从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那里逃脱（他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茨尼便一直教育自己：“要预料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雾仍然不散。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记得，“站在飞机场的四周，并不是我有关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的概念。”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看着场地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一种几乎令人感到疼痛的欢乐”。他也对无所事事地站在机场四周感到厌倦。他告诉他的士兵们，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选择。我们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中午，索萨博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飞机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却仍然因为天气恶劣而停飞。那天的跳伞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斯基这样说，“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去。”攻击推迟到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将试着在上午10点的时候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他的滑翔机补给空运已经离开了，正在前往荷兰的路上。这位将军因为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带来更加艰难的作战——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索萨博斯基的滑翔机补给空运，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几乎全部被消灭的结局。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个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飞行方向，是美军第一〇一师、美军第八十二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根据预计，到下午就应该晴天了。但相反，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条件就在恶化。一个又一个中队的战斗机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因而不得不返回。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拖曳飞机，许多滑翔机就割断缆绳，在英格兰地面紧急降落，或者降落在海峡里，整个系列行动不得不夭折，返回基地。

在确实起飞了的65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431架滑翔机当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尽管大多数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格兰着陆，或者在别的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人的猛烈地面炮火以及德国空军的进攻，加上恶劣的天气，却造成了大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在原定于前往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2310名士兵和68门大炮当中，只有1341名士兵和40门大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士兵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那40门大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将军的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情况更糟。在这个时刻，对于向关键性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每一个伞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就像波兰伞兵们一样，基地也是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在原定于要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265吨补给品和弹药当中，只有大约40吨被收到。

在英军的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而且还期待能够有一次满载货物的再次提供补给品的空降，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空投区域已经被敌人侵占，尽管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把承担这次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到一个新的地区——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这个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士兵们什么东西都极短缺，尤其缺少弹药，他们看见，这些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式的防空炮火来到了。接着敌人的战斗机出现了，向这些编队开火，并朝着新的补给品空投区域低空扫射。

在大约下午4点钟时，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a·佩尔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位随军牧师记得，突然“声音可怕地渐渐增强了，在巨大的炮火齐射当中，连空气本身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尔在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夜间，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现在却是在日光之下1500英尺的高度飞进来。我们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然而却仍然继续在航线上飞行，直到把每一个集装箱都扔下来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遭遇到了可怕的抵抗。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司令部的附近，但几乎没有一件是空投到我们这里的。”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在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的士兵们绝望地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点燃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把荒原的一些地方点着——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遭到俯冲下来的敌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有一架英军达科他型飞机的右边机翼着火了，飞进了现在由德国人坚守的空投场上空。中士维克托·米勒是一位在星期日第一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他现在“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注视着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跳！”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米勒看见，发送员正站在门口，把集装箱推下去。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转了个圈，再次飞进来，而通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集装箱滚落了下来。中士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也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凝视着天空。“我们疲倦极了，既没有什么吃的又没有什么喝的，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士兵们只是站在各自的地方，目不转睛——而那位发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把他燃烧着的飞机架稳，第二次缓慢地飞过。乔治·鲍威尔少校“充满了敬畏之情，因为他居然这样做。我无法让我的目光离开这架飞机。突然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而只是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进地里的时候，它的驾驶员31岁的空军上尉戴维·洛德仍然坐在操纵装置前。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看见一个油腻的烟柱在上升，那个烟柱把一个勇敢的机组人员的长眠之处标示了出来，他们死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在这架不幸的达科他型飞机的机组成员当中，有一位的确幸存了下来。空军中尉亨利·阿瑟·金，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在差几分钟就到下午4点时，飞机接近空投场那一刻，被高射炮火打得右舷引擎着了火。洛德用对讲机说道：“每一个人都没事吗？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金用对讲机回话：“3分钟的飞行时间。”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看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而去。“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能够看见了，”这位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帮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棒，发送员下士菲利普·尼克松，以及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3名士兵，已经在把装着弹药的8个沉重的挂篮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挂篮，这些人已经脱下了他们的降落伞。这5个人一起把6个挂篮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离开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挂篮。”洛德让飞机紧紧地向左边转。“我们要再回来，”他回答说，“坚持。”

金看到，他们接着来到大约500英尺的高度，洛德“就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个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落下。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我看了下手表，看到那只不过是我们遭到高射炮打击之后的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我找不到我的鞋子。”

将近一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十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位士兵摇了摇头说：“你们是空投给了我们沙丁鱼罐头，但德国佬拿去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士兵，他们脱下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努力要把珍贵的弹药包裹扔到下面焦急的部队那里去。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现在他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白白地做出牺牲。

在整个地区到处都有飞机坠机着陆，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库姆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在莱茵河南边坠落。中士沃尔特·辛普森记得，他听见驾驶员在对讲机上喊道：“天哪，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看见左舷的引擎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拖着它的尾巴飞过河的北岸，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弹射了过去，在河的南边着了陆。”

在与地面碰撞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投掷在机身的一边。无线电操作员中士朗斯戴尔猛地向他撞去，蜷缩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体上。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能够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那位无线电操作员的下面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朗斯戴尔发出了尖叫，晕厥了过去。中士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他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4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已经在外面了。辛普森又回去，寻找还在飞机里面的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个部分掉了，两只胳膊全都折断了。”他回忆说。辛普森也把这个人抱了起来，放到飞机外面。尽管飞机现在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第三次返回，去寻找那位工兵。工兵的一条腿折断了，他也被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辛普森的飞机落下来，三个人便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是恐怖的，”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人伤得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拖开的时候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国人将会寻找机组人员。驾驶员是空军上尉杰弗里·利根斯，他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将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把受伤的人送到村子的小诊所里。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个砖厂中，告诉他们我们天黑的时候回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子里的唯一一位医生做手术，那位医生，桑德博布洛格医生是一个女人，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总共，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型飞机当中，有97架受到了损坏，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们和机组成员们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全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据估计，只有大约21吨被盟军收到。

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运，将陷入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士飞行员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是一架霍萨型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着波兰人的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路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投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有关着陆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的烟雾所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情况简直是荒唐的。”

然而，尽管信息欠缺，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确定了在约翰娜霍夫农场附近的空投场地点，在46架滑翔机当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当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中队，击中了这些飞机中的许多架，把飞机薄薄的用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壳体打出了很多洞，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让一些吉普车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而其余那些成功着地的飞机，是在一个战场当中着陆的。哈克特第四旅的伞兵们，由于正奋力从一支威胁着要打垮他们的敌军那里摆脱出来，因而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外一边的空投场，也就无法给该地区提供保护。当英国人与德国人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从两边遭到了射击。滑翔机有许多已经着火了，它们要么在田野上坠落，要不就是一头撞上附近的树。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的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便既朝德国人还击，又朝英国人还击。然后，在匆匆把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攻击之下，离开了着陆区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遭到的伤亡是轻微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感到震惊，却成了俘虏。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那8门极其重要的发射6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当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担心被证明是有理由的，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波兰第一伞兵旅的磨难只是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4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美军第一〇一师的伞兵们此刻正在艰苦作战，以便让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国第十五集团军在贝斯特的猛烈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士兵陷于惨烈的交战之中，师的一位情报官苦笑地把这场交战称之为“在估计上的一个小小错误”。泰勒15英里长的防区，压力正在增大，“尖叫的老鹰”把这个防区新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动机就是以贝斯特用作基地，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切断。

集结在公路上的拥挤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容易击中的目标。推土机和坦克在马路上不断地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以便让纵队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出击目标，逐渐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可能会挫败泰勒在这段马路上的所有其他战斗。所以现在，第一〇一师的师长决心要完全粉碎贝斯特的敌人。

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投入了几乎整个第五〇二团，与冯·扎根的士兵交战。这个规模巨大的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到达的第三二七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二营和三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国人陷于庞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明娜运河撤退，战线垮掉了。由于新的兵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泰勒的士兵获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打死了，1000多人被俘，同时还缴获了15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的历史书写道，“由于几百名德国人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队都派过去。”爱德华·威尔斯鲍斯基中尉，他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取下来的那个排长，在他本人首先被俘之后，现在又把他本人抓住的俘虏带了过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用光了，也由于他的周围全是伤亡人员——在他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因而威尔斯鲍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他的士兵们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们，其中有的负了伤，他们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缴了那家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返回师部，同时把他们的俘虏们也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交战获得了成功，但泰勒将军的困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国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建成的桥开赴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匆赶往现场。一辆德国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大桥的时候，被火箭筒和反坦克炮击毁了，同样，另外几辆坦克也被迅速处理掉。德国人的进攻崩溃了，车辆继续前

进，但“尖叫的老鹰”的警觉却不能放松。“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美国的西部，当时在极其重要的漫长的铁路沿线任何地方，小的守备部队不得不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进行争斗。”

德国人的猛烈、迅速、打了就跑的战略，正在造成伤亡。在第一〇一师中，接近300名士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边或者在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独特的恐惧。黑暗当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一〇一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下一个散兵坑里的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的猛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当交火作战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将在战场上，在前线救护所，或者在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当贝斯特战斗结束，长长行列的俘虏被驱赶回师部的时候，31岁的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动身前去寻找他的长官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还在英格兰的时候，跳伞之前，多恩几乎“担心得麻木”。22岁的约翰逊感觉也完全一样，他“对能否回来听天由命”。19日的上午，约翰逊把他的连投入到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不是进攻成功，就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场凶猛的战斗是“我所曾看见或听说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了38人，又被包围在一块田地里，那里的干草垛在燃烧。约翰逊抵抗着德国人，直到前来解救的连队击退了敌人，赶来把幸存者转移出去。当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前线救护所的时候，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穿头而过。在营的救护所里，他的身体被放在受了致命伤的人当中，卫生员们称那是“死尸堆”。在那里，在找了半天之后，军士多恩找到了他。多恩跪下身来，确信他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这位无力活动的军官，把约翰逊和他连里的另外四位伤员放进吉普车，前往索恩的野战医院。被德国人打断的时候，多恩便把吉普车开进树林躲藏，当德国巡逻队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就再次动身。到达医院时，他发现有长长行列的伤员在等着治疗。多恩确信，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便在成行的伤员当中走了过去，最后来到一位外科医生那里，那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告诉那位医生，“我的上尉需要立即治疗。”那位少校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军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到他那里去的。他得排队等待。”多恩再次尝试：“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他，他会死去的。”那位医生态度坚决。“我们这里有许多受了伤的人，”他说道。“我们一到他那里，你的上尉就会被治疗的。”多恩拔出他的45式手枪，扳起扳机。“那不会足够快，”他平静地说道，“少校，你如果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你站着的地方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带进来！”他说道。

在手术室里，多恩站在一边，他的45式手枪握在手中，与此同时那位医生以及一个医疗队给约翰逊做手术。在军士注视的时候，约翰逊被输了血，伤口被清洗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颅中取了出来，另外一颗从他的左肩上取了出来。当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了之后，多恩移动了身子。他走到医生的面前，递上他的45式手枪。“好的，”他说道，“谢谢。现在你可以告发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五〇二团第二营。在那里，他被带到营长面前。多恩啪的一声立正。他被问道，是否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应受军法审判的犯法行为。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意识到了。”营长踱来踱去，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军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有一分钟。”这两个人沉默地等着。然后军官看着多恩。“走吧，”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礼。“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

现在，走廊上加文将军的那个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对该城的各个渡口的迅速攻占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在17日，德国人只派了几个士兵把守瓦尔河大桥的各个入口，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遭到了5000多名党卫军精锐部队的抵抗，他们占据着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近卫团装甲师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前往这个城市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在爱德华·h·古尔本中校的指挥下，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的部队——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加文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10英里长的走廊里，因为迎击不断来犯的敌人造成了兵力分散。加文的滑翔机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能够起飞，由于这个原因，他只能派出一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联合发起进攻。加文挑选了第五〇五团的第二营，其指挥官是本·范德弗特中校。这次进攻，由于以速度和突然性为基础，也就更有成功的机会。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矜持、说话柔和的范德弗特中校。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着极大的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而且确实是低估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列出坦克战阵来，大概就可以使敌人撤退。”

下午3点30分，联合进攻开始。这支部队迅速进入城市的中心，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在那里，约有40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分成了两个纵队，美军部队则是或坐在坦克上，或跟随其后。在开路的坦克上面以及侦察车的里面，有12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组织的侦察员，由他们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扬·范·胡夫，他后来的行为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激动，但另外一位地下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支部队分开之后，一个纵队前往铁路桥，另外一个纵队与古尔本和范德弗特一起，走近瓦尔河上的那个主要的公路渡口。

在这两个地方，大批德国人正在等待。上士保罗·纽南记得，当他的排走近铁路桥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一千个地方可供狙击手躲藏，因而也就难以说出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隐藏起来，之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开始朝大桥行驶时，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近距离射击，把它们摧毁了。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克赖亨霍夫大街，它通向渡口西边的一个三角形公园。在那里，在三个方向面对公园的楼房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另外一次进攻。但德国人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们，以及从一个铁路跨线桥上发射的机枪，不断地把士兵们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拉斯·帕克中尉用牙咬着一根雪茄，冲进空旷的地方，朝着屋顶扫射，把狙击手们的头压了下去。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个时刻，整个公园似乎充满了曳光的子弹，那些子弹来自我们左边，来自街道对面一个快速发射的自动武器。”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博伊是苏族印第安人，也是第八十二师一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是要派一辆德国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着嘴笑了说：“唔，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来，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他告诉纽南。那辆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但一门口径为20毫米的反坦克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命令传来，要先头的各个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在士兵们撤出的时候，德国人放火烧了沿河的楼房，这就使得范德弗特的士兵们不可能渗透进去，攻占德军炮兵阵地并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敌人。对铁路桥的进攻渐渐停止了。

在美国炮兵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二个纵队向胡纳公园发起进攻，胡纳公园是一些装饰性的花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在这里，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通向那座桥的所有马路会合了，而俯瞰着这个地区的，则是一个古代废墟，废墟里有一座有16边的教堂——瓦尔克霍夫教堂，它曾经是查理曼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尔巴罗萨重建。在这个城堡里，敌人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上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的那个营，隶属于党卫军精锐装甲团，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奥伊林于是用自行火炮包围胡纳公园地区，并把他的士兵部署在这个古老废墟中的教堂里。当英军坦克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行驶时，他们遭到奥伊林的炮火轰击。坦克遭遇到齐射炮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撤了回来。范德弗特上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小组投入战斗，以提供掩护炮火，同时派出一个连前突。这个连的先头排在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附联式房屋，片刻间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打击。副排长威廉·j·麦多夫中尉看到，这是“观测射击，大炮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的前面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个街区建筑。别的排受阻，无法移动，形势显得十分恶劣”。

在英军烟雾弹的掩护下，麦多夫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连长j·j·史密斯中尉，则让他的士兵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麦多夫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当我们开始把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高速大炮开火了，而在此之前它们还没有开过火。有两辆坦克被摧毁了，别的坦克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便把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们试图渗透进美国人的阵地。有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他们被发现了，于是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交火。科伊尔的士兵有伤亡，有3个德国人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了卫生员把他的伤员带回去，而科伊尔的伞兵们则等待着，在受伤的德国人撤出之后再重新开始交战。交战当中，一等兵约翰·凯勒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有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夜晚晚些时候，由于轻武器的射击仍在继续，因而进军的进一步尝试就推迟到了白天。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400码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的马路上的最后一道水上障碍。

在盟军的指挥官们看来，很清楚，德国人正在控制着各座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渡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400码宽的瓦尔河。加文将军曾经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在两军会合时向布朗宁提及过，当时这位军长曾经拒绝了这个方案。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出了。“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我们得同时夺取它——从两边同时夺取。”加文敦促，“霍罗克斯工兵纵队的任何一条船，都应该立即快速送到前面，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看着他，大惑不解。这位第八十二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突袭过河——用伞兵过河。

加文继续进行解释。在近三天的作战中，他的伤亡率是很高的——约200人死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个人失去了联系，或者是分散在各处，因而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生硬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廉价地夺取大桥的手段。加文的计划是，投入一支部队，在下游1英里处乘船过河，而与此同时，继续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们将突然袭击河北边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完全的突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使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对面的河岸没有遮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将不得不走过一段200码的平地。在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堤岸，德国的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进攻的伞兵射击。而那个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有重大伤亡，但与继续单独对南边的入口发起进攻相比，伤亡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必须进行这个尝试。”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以及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鲁本·h·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塔克是第八十二师第五〇四团的团长，加文选中了他的团，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就由他的团进行这次渡河突袭。查特顿尽管专注地听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不同。“一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上，”他回忆说。“三位近卫团的团长穿着相当破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长围巾。”查特顿想：“他们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次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他的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他左胳膊下面的手枪皮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吃惊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块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近卫团的军官们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我知道，它听起来是另类的，”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绝对重要的，甚至都没有时间进行侦察。当我继续谈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位似乎不惊慌失措的人。他曾经在安齐奥登陆，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对他来说，这个渡河就像第五〇四团在布雷格堡做过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伞兵们来说还是非正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匆匆送到奈梅亨。如果计划的制定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所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的作战行动，但加文的计划却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好希望。而每个人都认为，紧接着走廊上的另外一次迅速冲刺，将会把他们与阿纳姆的士兵会合起来。

在长满草的宽阔的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亲自指挥，开始对桥上的弗罗斯特的士兵进行轰炸。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对集合起来的坦克部队和炮兵的指挥官们，他的指示是明确的：他们要把伞兵们所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夷为平地。“既然英国人不从他们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在山墙的底下瞄准，一米一米地射击，一层一层地射击，一直到每一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既然别的做法已经失败了，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做法。“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砖瓦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在两门大炮之间平躺在地上，对准英军的据点校准他的双筒望远镜，指导开火。当头一炮对准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他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些桥，我不得不匆匆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们，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那项把弗罗斯特剩余的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二营起初所占领的18座楼房当中，弗罗斯特的士兵现在只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打击阵地，与此同时火炮把炮弹猛地投掷进那些面对北边的阵地。火炮的齐射是冷酷无情的。“那是我所曾见过的最佳的、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的列兵霍斯特·韦贝尔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倒塌。我看不出，有谁还能从这个火海中活着出来。我真的替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贝尔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格鲁特市场，在机枪向大桥北入口一个建筑群的每一扇窗户扫射时，坦克“向每一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的炮弹”。他记得，在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落了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肤从骨骼上脱落一样，前面的整堵墙落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贝尔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使人不可能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是可怕的，但即使如此，在嘈杂声之上我们也能听见伤员的尖叫”。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水区的房屋，以及在大桥本身下面的房屋。往往当英国人猛冲出来的时候，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点完全夷平。在坡道的下面，在那座几乎被摧毁的校舍里的麦凯上尉司令部里，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炮弹以每10秒钟一发的速度，射进大楼的南墙”。墙变得“相当热”，他回忆，“每一个人都多少受了伤。”然而伞兵们顽强地坚持着，“在天花板塌落，墙上出现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便依次从那些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在瓦砾之中，“红毛鬼子”们弹无虚发，“就像鼹鼠一样幸存了下来。德国兵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别的地方，士兵们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让他们无法忍受。“德国人决定要把我们轰炸致死，”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解释说，“似乎让炮轰和迫击炮的炮击变得更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变得更重了。一个爆炸接着一个爆炸，一枚又一枚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各自的爆炸汇合成为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重复着一个绝望的连续祈祷：“坚持！坚持！它不会持续多久的。”当他在狭长掩体里面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他记得，他当时想：“要是第三十军不赶快，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上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在第二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有突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不能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现。弹药几乎用尽。伤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每一个可用的地下室都人满为患，而且士兵们已经一刻不停地作战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不能更久地忍受这个惩罚了。在他的环形防线的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倒塌，阵地正在被侵占。他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二营，正在被埋在他周围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

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他绝望了，但决心直到最后也不让德国人得到阿纳姆大桥。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士兵们的影响，似乎就像对弗罗斯特的影响一样。伞兵们共用弹药，从伤员那里所能找到的那点弹药，为正在吞没他们的那个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害怕了。士兵们疲惫不堪，饥饿，疼痛，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就越来越增强。

伊根神父记得，他碰见弗罗斯特从厕所里出来。“上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窗户粉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个链条，还在起作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一条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这个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牧师尽可能地隐蔽着行走。“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最初就是他的那个连攻占的大桥，”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在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神父。’”当伊根表现出不愿意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安慰了他。“不要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帕特里克·巴尼特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巴尼特正在快速跑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御地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之后回来，又出去访问他缩小了的环形防线里的士兵，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巴尼特大吃一惊，于是便在途中停了下来。“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他告诉少校。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他。“噢，天啊，帕特”，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轰炸继续进行，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手里拿着伞，率领着他的连。坦克正隆隆行驶在街上，到处开火。“当看见那些庞大的马克ⅳ型坦克几乎是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然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是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朝一些已经渗透过来的德国人冲去，”高夫回忆说，“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别的幽默时刻，也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下午缓慢地过去的时候，营司令部受到猛烈轰炸，着了火。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唔，神父，”中士杰克·斯普拉特说道，斯普拉特被认为是营里的喜剧演员，“他们把不管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大楼又再次被直接击中。“天花板落了进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又站起身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正好有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认为他们听不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国人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在大桥另外一边的麦凯上尉，打电话与弗罗斯特进行了联系。“我告诉上校，如果进攻在同样的规模上继续，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麦凯写道，“他说他不能帮助我，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国人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兵力。他看见，英国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他们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就得到帮助，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6点钟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空降部队那里。”

几乎立即，麦凯便听到下面一层的叫声。“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下午7点，英国时间下午6点。）两辆这种60吨重的巨型坦克正从北边开进来。在大桥另一边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到，“它们就像一些史前的怪物一样，因为他们的巨大火炮从一边向另外一边旋转着，吐出烈火来。它们的炮弹穿过墙壁。随着爆炸而来的尘土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大楼的整整的一边被击中了。“一些炮弹一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学校的一边穿透到另外一边，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四英尺大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摇晃了”。麦凯盯着坡道上的那两辆坦克，心中想，结局来到了。“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被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以来所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两辆坦克倒车，撤回去了。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司令部里，伊根神父被击中了。炮弹开始打进来的时候，他在一段楼梯上进退两难，结果摔下了两段楼梯，倒在一楼。当他苏醒过来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牧师不是孤独一人。伊根爬到那人的面前，看到那位伞兵快要死了。这时，另外一次炮火齐射击中了大楼，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他的衣服都着火了，他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火打灭。他先前看见的那位伤员死去了。现在伊根无法使用他的双腿，在剧烈的疼痛之中，他慢慢地拖拉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喊他的名字，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帮助他爬出窗户，让中士杰克·斯普拉特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詹姆斯·洛根医生正在工作，牧师与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他的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我幸亏多少是置身事外”，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着身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那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他负了轻伤，仍然试图给大家打气，仍然紧紧抓住他的那把伞。

偶尔在那种可怕的轰击中有一个停顿，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国人在装填弹药。在一次这样的间隔中，黑暗降临了，这时麦凯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明药片，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而又精神不振的人产生的效果，是难以预料而又剧烈的。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产生了复视，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下士阿瑟·亨迪记得，有一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二集团军！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个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小小的兵力能否活过这个夜晚。疲惫和伤病正在带来伤亡。“我在清楚地思考，”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睡觉。我们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每个人都受伤了。”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还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国人的坦克返回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现在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只有13名有能力作战的人。

在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从大桥对面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看到，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个大教堂的塔尖正在猛烈燃烧，当弗罗斯特注视的时候，“挂在两个可爱的塔楼之间的那个十字架，在升到天空的烟雾的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着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似乎是怪异的”。在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设备面前，已经不再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现在他正在用明码发报。他不断地重复：“这是第一伞兵旅在呼叫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

在位于奥斯特贝克镇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将军拼命试图拯救他的剩余人员。弗罗斯特被切断了。每一个要到桥上与他会合的尝试，都被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国的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拥来。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持续把勇敢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切成碎片。“红毛鬼子”们寒冷，潮湿，疲惫不堪，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努力坚持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击退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的行动才能拯救他勇敢的士兵。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他麾下的剩余人员，而且也许能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扭转形势。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为转折点。他所希望的能够灌输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魄力，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军队没有到来；货物空投成了一场灾难；而各个营在试图到达弗罗斯特那里的时候被摧毁了。这个师越来越被推向毁灭。对厄克特剩余人员的人数统计，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在19日的整个夜晚，与师司令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精确的，但它们仍然展现出了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一伞兵旅当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二营还剩下多少人。菲奇的第三营列出的单子，是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一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十一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减少到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和麦卡迪，都受伤了。在哈克特的第10营，现在有250人，而他的第一五六营，汇报说是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别的单位，比如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一个营、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工兵营、侦察和服务部队、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进攻营却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骄傲的部队的士兵们，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没有领导人。

作战是如此血腥，如此可怕，甚至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兵也崩溃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司令部，当时几个小组的掉队的人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往往，他们是年轻的士兵。“其自我控制暂时抛弃了他们，”厄克特后来写道，“我和麦肯齐不得不动手干预他们。”但别的士兵却是面对着可怕的困难在继续战斗。l·e·奎里佩尔上尉，面部和双臂都负了伤，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国人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别的德国人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这位军官命令士兵们离开他，他掩护他们撤退，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受伤流血的剩余人员正在受到挤压，被赶回来。所有的马路似乎都在奥斯特贝克地区到达了尽头，他的部队主力以哈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西边是赫维多普村与沃尔夫黑策村之间，东边是从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霍夫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个大致的走廊之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赫维多普村的莱茵河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就能够妥善使用他的兵力，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来到。

在19日的整个夜晚，都有命令要求部队撤退进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而在20日凌晨的时候，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第十营与第一五六营朝阿纳姆大桥发起进攻的计划，并且也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的第二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他们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巩固阵地，形成一个防御性的矩阵，并且努力控制住河北边一个小的桥头阵地，这样第三十军就能渡河来到我们这里。”

对赫维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运行的那个渡口的发现，是促使厄克特做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他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计划来说，那个渡口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那个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到达。除此之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进军迅速，如果厄克特的士兵能够在他们的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阵地，并且向鲁尔河地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在19日，从早到晚，厄克特的司令部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微有了改善。鬼怪式通信网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给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司令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的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这位将军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地区。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那个有1500名兵力的空降旅，应该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是这个计划最使人痛苦的部分。在星期三上午8点钟时，厄克特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立场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司令部打电话，与厄克特接通了。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第一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希望从南边得到救援。”弗罗斯特接着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非常让人感到安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对他们所做出的良好努力表示个人的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鬼怪式通信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

200820（发自第二集团军）。对奈梅亨发动的进攻被该城南边的据点阻挡。近卫团第五旅在前往该市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打算今天13时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有一支杰出的部队可以支配，这支部队的贡献倘若被接受的话，本来可能大大改变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酷形势。在整个被占领的欧洲，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一〇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防区，荷兰人正在与美国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所下达的最早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却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好了架势要立即给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拒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权力可以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中校，曾经受到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西郊各个营摇摇欲坠的进攻，但这位军官在能够把他本人的使命充分执行之前，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巴洛定于一旦战斗结束，便承担起阿纳姆的城镇警备长官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那人便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少校。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一个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等。巴洛是知道我们真正任务是什么的唯一一个人。当他消失的时候，计划也就崩溃了。”在师司令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不是民政事务官员就是情报军官，当把那些秘密名单提交出来并提出建议的时候，他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司令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死亡，沃尔特斯的手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记得。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接受，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安排去工作，但他们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一个人都核对得让司令部满意，”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换了地方。这个波兰旅现在将在距离原先地点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区着陆，在德里尔村附近着陆。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斯基瞠目结舌。这个旅已经在机场里了，定于三个小时之后前往荷兰。在这三个小时里，索萨博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他的进攻。先前的那些日子，都用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顿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赫维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了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别的人似乎都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所得知的一切，其情形相当令人困惑”。索萨博斯基迅速把这个新的进展告诉他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个时间使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而且这三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使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更新的信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而且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以及我们所收到的信息的不充分，使我非常焦虑，”索萨博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是空投进入荷兰，结果却增加了失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