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围困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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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奥斯特贝克村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就像身处战斗中的一个岛屿一样，这个村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喧闹作战声的袭击。从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几乎不断的轰鸣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可以清楚听见，从西北方向传来机枪的嗒嗒连发和迫击炮的轰鸣。而在东边的方向，两个半英里之外的阿纳姆，黑色的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了定音鼓似的声音。

头一天，部队和滑翔机着陆之前所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方向不准的迫击炮的爆炸，同样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还没有严重侵袭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仍然大多没有被触及。然而变得明显的是，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战斗也就更加接近了。在各个地方，远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窗玻璃突然裂成碎片，往往令人大吃一惊。烧焦了的纸、布和木头的碎屑，就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雨点般落在街道上，而在空气中，无烟硝化甘油火药发出刺鼻的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满是部队，因为英国人几乎紧跟在仓皇离开的德国人后面到达了。在那个夜晚没有一个人睡觉。一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被吉普车低沉的嘎嘎声、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哐啷哐啷声，以及行军士兵的沉重脚步声，搞得愈加激动了，这使得休息成为不可能。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当英国兵匆匆走过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把食物、水果和饮料硬塞给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国部队显然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而且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领了在下奥斯特贝克离莱茵河不远的那个建于10世纪的荷兰新教教会归正会的教堂的塔楼，但可以觉察到的是，部队的移动已经变慢了。到下午晚些时候，多数大街空无一人，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反坦克阵地和布伦式轻机枪阵地，现在就在那条主要马路的战略点上。看见他们，村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沃斯奎尔回忆说，当他在奥斯特贝克村中行走，试图发现究竟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位军官告诉一位村民，“你们就在战争当中。”在他的整个行走过程中，沃斯奎尔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变化。亚尔普·康宁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沃斯奎尔从康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康宁说，有谣传说“事情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飘飘然的解放感。“英国人，”康宁说道，“在各个地方都正在被赶回来。”沃斯奎尔非常担心。康宁始终是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沃斯奎尔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但它却证实了沃斯奎尔本人的惧怕。沃斯奎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面呼啸着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沃斯奎尔再次记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庄所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迷惘而又不知所措的无助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德克·范·贝克，也像康宁和沃斯奎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对盟军空投所产生的最初激动浇上了凉水。“要是战争来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他问他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将待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得吃东西，”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将会向最好处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他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待下去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用少于通常数量一半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他的补给品用到极致。他将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斯胡努尔德旅馆和弗里维伊克旅馆，显然战斗已经变得严重了：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的卫生员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收伤员。地下组织成员扬·埃以克尔霍夫看到，德国人在匆匆离开的时候，搞得这家旅馆“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了，盘子砸碎了，衣服和设备散在各处。每个房间都乱丢着纸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楼下一层。一排排的床摆在接待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都会需要。埃以克尔霍夫得知，在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国卫生员仍然乐观。“不要担忧，”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蒂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正在建一个医院，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在别的志愿者当中有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像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一样，在塔弗尔贝格旅馆也有谣传，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赫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朝楼上的窗子外面凝望。射击更猛烈了。有光和炮火，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装饰华丽的有12个房间的哈滕施泰因旅馆，位于公园式的环境当中，现在的样子则是荒凉的，被遗弃了。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的凌乱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散放着，这是头一天火力猛烈的战斗造成的，而在桌椅当中躺着几个德国人的变了形的尸体。

27岁的威廉·吉宾，骑车来到这座大楼的前面，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在他拥有这座楼房的几个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这个镇子，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吉宾和他的妻子特鲁乌斯的地位便降低成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则是在德国人的手中。最后，在9月6日，吉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佣则被允许每天回来，以保持这个地方的干净。

17日，“因为盟军的着陆而乐疯了”，吉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博文山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韦斯特博文山，他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顿开了一家能俯瞰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他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遗弃的气氛使他心慌意乱。在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在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吉宾触了一下，发现汤还温着。在餐具柜上面的银质上菜用具上，是主菜炸鲳鱼。

吉宾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看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他松了一口气。一个调羹都没有丢掉，冰箱里仍然满是食物。在到处转的时候，吉宾听见阳台上有说话的声音。他冲了出来，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8个空瓶子摆在地板上。在被占领了这么多天以后，吉宾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了。起码，德国人还让他所爱着的旅馆保持干净。“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吵大叫，“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进行了道歉，吉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待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现在，一天之后，吉宾希望英国人已经过去了，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返回了。当他走近大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吉普车停在楼后面，而在网球场铁丝网的后面，他看见了德国俘虏。狭长掩体和火炮阵地已经在庭院的周围挖掘了出来，而且似乎到处都有参谋。吉宾沮丧了，于是便又回到了韦斯特博文山。下午时，他的妻子访问了哈滕施泰因旅馆，说明她是何人。“我受到了非常客气的对待，”她回忆说，“但又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她心中想，还是有一种安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吉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所认为的奥斯特贝克最好的旅馆了。与她交谈的绅士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时开始，哈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想到逐渐到来的战斗相比，一个事件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许多犯人是抵抗力量的战士，但另外的人则是危险的被判有罪的人。他们穿着带有条纹的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位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加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炮兵上尉，后来做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抵抗力量的一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罪犯当中，有许多人被关多年了。我们为最糟糕的事情感到害怕——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感到害怕——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自由的时候。”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当前的作战区域。渡过莱茵河的唯一路线，就是经由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渡船工人皮特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除此之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皮特想让它待在那里。经过几个小时不耐烦的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皮特把囚犯们送了过去。“看见他们离开我们是高兴的，”他记得，“与害怕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送回到北岸，因为在北岸渡船可以被英国人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当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们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他以前当过炮兵，他对英国人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博文山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唯一高地。谁用火炮占据着这个高地，谁就控制了渡口。除此之外，把哈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司令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毫无疑问，在韦斯特博文山高地上的那家饭馆及其楼房，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不感兴趣。一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待在这里。由于大桥很快会在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装甲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两英里之外的韦斯特博文山，那么他们的火炮就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而且还能把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完全摧毁。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而且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博文山。除此之外特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前荷兰军官已经指出，在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也就是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高地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将军待在他的司令部里，并且控制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矫正。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是每时每刻都面对着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让自己熟悉处于困境的空降部队的复杂而又老是变化着的调动。由于司令部和各个营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因而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多少精确的情报，希克斯因此无法判定与他对抗的敌人的兵力和潜力。来到他身边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组织的各个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情报，可是等他们到达司令部的时候，那些情报又往往毫无希望地过了时，而荷兰地下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往往不被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信渠道——在奥斯特贝克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之间，汤普森的炮兵与芒福德的炮兵进行的无线电联系。

第二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在坚守，但弗罗斯特的形势几个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来的信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都在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没有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在军司令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从对俘虏的讯问中，希克斯现在知道，伞兵们所面对的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身经百战的党卫军。谁也不能告诉他，这些部队兵力是多么大，也不能估计正被投入过来与他对抗的坦克数量是多少。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原先进攻前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人得到重大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会失败。

他知道，帮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来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确实是已经晚了。他们离阿纳姆能够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使形势保持平稳？“尽管有这一切不利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一直到蒙蒂的坦克部队来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出击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是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他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当时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第四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也仍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而且有效，结果希克斯无法估计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军队坚守着阿纳姆的北边，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和菲奇的营对他们的解救。这两支部队的进军，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在距离大桥不到一英里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那两个营突然停了下来。正在前来增援途中的南斯塔福德郡团，以及哈克特旅的第十一营，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那一段敞开、无遮蔽的河边马路，然后突然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c·爱德华兹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里的靶子。德国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一个豁口——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他的副连长爱德华·韦斯上尉在队列中不懈地前后跑着，“完全不顾在他身边飞过的一切子弹，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喊着‘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韦斯似乎在每一个地方。士兵在各处倒了下去。如果伞兵们停顿了或者犹豫了，韦斯便“立即来到他们身边，敦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效法他的榜样，穿过那个炮火的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发烟炸弹，试图掩盖他们的前进，“然后又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提供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韦斯上尉在跑过的时候被击中了。“菲利普斯少校负了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下面该怎么做。”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继续对抗这样具有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我们抱着希望，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像是在他们的师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十一营，作为交换，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营又给了他。自17日着陆以来，他们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黑策出发了。在那个地区，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将守卫约翰娜霍夫农场，那是一个着陆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哈克特的旅一开始是在那些区域作战，然后在开拔出来时也算平安无事，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已经占据了约翰娜霍夫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强力坚守的机枪阵地的抵抗。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下达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击溃敌人。夺取这个地区是极其重要的。索萨博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本来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着陆。原先预计，等到波兰人到达时，大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大桥如果不在英国人的手里，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遭遇着正在恶化的挫折，因而，波兰人的空投仍然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还有机会获得成功。

在各个地方，士兵们都在艰难地前往大桥。弗罗斯特所攻占的那条南边的马路，在许多人现在看来似乎是许久以前攻占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和别的营的一小组掉队者在那条马路上偷偷地走了过去，来到铁路桥废墟的附近，弗罗斯特的士兵在前往他们的主要目标途中，曾经试图攻占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在他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他们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个地方安静地移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他们的同伴。”他回忆说。在前面，火染红了天空，大炮的偶尔闪光把大桥的轮廓显露了出来。整个下午，这一小群人一直被占优势的德国兵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当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停船棚屋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位通信兵开始操作他的无线电，当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接收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精确的嗓音叙述着那天在西线的事件。“在荷兰的英国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停船棚屋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说谎者！”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一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宁可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形势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个地方都占了上风。英军的各个营分散在各处，而且作战时没有凝聚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信手段，被困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显然，作战没有总的指挥或者协调。晚上晚些时候，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有关师指挥权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便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指挥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级别比我高，把指挥权交给我他不高兴。他年轻，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十一营这个事情上，他要求说明该营被下达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做出的决定。”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遭遇到德国人的强硬抵抗，所以当前的作战形势已经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每一个营现在都是为到达大桥而独自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的路线前进，但各个营也得到了提醒，由于条件非同寻常，也可能出现一些交叉。两支或者三支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

一个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论，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以我们所能有的任何方式，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地提出，这可以以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用更多的大举猛攻和凝聚力”来做到。哈克特说得很不全面：一个协调的大举猛攻，可能确实能够成功地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国人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交谈，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阿纳姆，帮助坚守大桥的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出击目标，而且他显得他知道那个出击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告，他将首先攻占约翰娜霍夫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帮助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讲述给每一个其他人”。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的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圆通地称之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司令部行政官p·h·普雷斯顿中校都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拉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他用的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交谈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值勤官戈登·格里夫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上校。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麦肯齐正在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那两位准将，希克斯和哈克特‘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在下楼的时候，我尽力迅速思考。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无意进入作战指挥室，彼此说些打趣话。我感到，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希克斯。”

当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立即清楚的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哈罗，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有了一点点的争吵，但现在好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回到了正常。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会执行我的命令的。”尽管哈克特可能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皮普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位置，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那些合情合理的命令。”

在任何别的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一件次要的事情。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暂时发了脾气。当时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如果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一个士兵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上，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所许诺的增援部队，正在从西线的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组织之间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系，这一天他整天待在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子俯瞰着费尔佩尔路，费尔佩尔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地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黑策和奥斯特贝克地区出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所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不间断观察，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移动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信息是每个小时向地下组织司令部打一次电话传送的，那些信息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马路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报告。

夜间晚些时候，在他下一次打电话之前的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汽车的橡胶轮胎行进的声音，以及装甲车当啷当啷的声音”，他非常疲劳，走到窗前，凝视着费尔佩尔路。马路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后在远处，从悬挂在城市上方的火光中可以看到，有两辆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着，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马路。德博德睁大了眼睛注视，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卡车“运送着样子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在他们面前。然后，又有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士兵成排地坐在卡车上”。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德国的一个整集团军，坦克与其他武器齐全，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第二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从他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国增援部队的源源不断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值勤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个纵队的坦克，其中有虎式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有一些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了电话，他感谢克纳普，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到很多童话了。”但英军司令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皮特·克鲁伊夫通过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是荷兰皇家海军军官，他正为这个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交战散发出来的恶臭弥漫了内城。在桥上，车辆的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密的烟，用一层薄薄的油污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油渍。在整个滨水地区，几百场火燃烧着而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由于大量炸药的震荡而不断抖动着，那是德国人在交战的这个第二天的最后几小时里，在和蒙哥马利的主要出击目标进行的惨烈争夺中，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他在坡道西边的司令部，前往环形防线以核对士兵的人数。尽管自从格拉布讷的装甲部队在上午时候开始进攻以来，战斗就几乎没有中止过，但士气仍然高涨。弗罗斯特为他疲倦、肮脏的伞兵们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个又一个进攻。没有一个德国人或者车辆曾经到达大桥的北端。

下午，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战术。他们试图用含磷弹药把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炮管的150毫米大炮，把100磅重的炮弹直接投掷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大楼上，迫使大家进入地下室。之后英国迫击炮校准了射程，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大炮的炮组人员。当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的时候，别的德国人在炮火下冲了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在猛烈燃烧，但英国人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然后才转移去别的阵地。所造成的破坏是令人惊惧的。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式车辆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乱堆在每一条街道上。中士罗伯特·h·琼斯记得，这个景象就像“一个马尾藻海，上面漂浮着燃烧着的倒塌楼房、半履带式车辆、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种忍受的竞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士兵如果得不到帮助就无法取胜。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伊根牧师大人是营的随军牧师之一，詹姆斯·洛根上尉是营的医官，他们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用正在迅速减少的医疗补给品照料着伤亡人员。几乎没有剩下吗啡，野战绷带也用完了。士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48个小时用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而且德国人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领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和为数不多的梨生存。列兵g·w·朱克斯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吃大量的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扎着血染的绷带，目空一切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用完了的子弹盒，还有苹果核”。

弗罗斯特分分秒秒都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解救营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来到大桥，但没有等到。尽管作战的声音来自阿纳姆西边的方向，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望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孤零零的强大无线电信号以来，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劲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掉队者，他们带来的消息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的远处。有的掉队者甚至从荷兰地下组织那里听说，那个纵队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弗罗斯特既担心真是如此而又不能断定，于是决定不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人。他已经开始认为，他为之感到自豪的第二营的士兵，从建营的时候就一直是由他指挥，现在他们将单独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认为可能坚持的时间。

在星期一的最后几个小时，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了，仰赖于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预料中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发现有一小伙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的强击队”。弗罗斯特将使用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他指望他们能够冲过大桥，并且在袭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个通道，把波兰人带过去。要率领这个小组的高夫少校，“彻底流露出了痛苦，对这个主意非常没有热情”。他曾在9月16日庆祝了他的43岁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地相信，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他将看不到自己的44岁生日。

据判断，波兰人在19号的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在狭长掩体、机枪阵地、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士兵们，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他们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不虚发。通信兵詹姆斯·海瑟姆正在用他的步枪瞄准一个德国人，这时上校的命令传达了下来。“站着别动，你这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减少射击率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国人也会被误导，以为英国人不仅丧失了人数，也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使德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坡道的对面一边，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伙人，已经在证明着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那个弹痕累累、凹凸不平的校舍里，麦凯把他的小小兵力压缩进两个房间，在门厅里设置了几个士兵。以防止敌人试图渗入。麦凯刚把他的士兵安置好，德国人便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一次杀气腾腾的进攻。一等兵阿瑟·亨迪记得，火力是如此猛烈，结果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劈开，我们既要快速避开发射来的子弹，又得快速避开飞来的木头碎片”。

当士兵们躲闪着隐蔽的时候，麦凯发现德国人带来了一个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的一辆炸毁的半履带式车辆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然后“德国人放火烧了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着火了”。在这一片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他们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一等兵亨迪看来，那种臭气“就像在烧奶酪，烧肉。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是一片酷热，而且德国人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在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士兵用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有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记得，当他就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伤员的时候，“出现了一道使人目眩的闪光和一个可怕的爆炸。我下面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扇我的脸”。在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国人带来了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摧毁这支小小的兵力。麦凯看见，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在闷燃着的屋顶的一个部分被炸掉了，他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存骸所。“只是几分钟以后，”麦凯回忆，“就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的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下面有许多德国人。足够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站着。他们站在我们的各个方向，除了西边。他们一定是以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把我们杀死了，因为我们不再射击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绕着尸体走去，命令他的士兵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东西开火！”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下达了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所剩下的一切东西跟了上去，那是6挺布伦式轻机枪和14挺斯特恩式轻机枪，以最大的速度射击。”在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在窗户边，在胯部开机关枪，同时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没出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一张灰色的地毯。我们一定是消灭了30到50个德国人。”

现在，他的士兵们着手收集死者和伤员。有一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正处在弥留之际。另外5个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炮弹碎片击中，他发现，他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了。皇家工兵平基·怀特是代理卫生员，不论是麦凯还是怀特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个士兵当中，现在只有21个士兵状况良好：有4人死去，25人负伤。尽管他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但却收集到了大量的吗啡补给品，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了惊吓，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获得了另外一个暂时的喘息空间。我纯粹认为情况不太光明，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上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说我们全都情绪饱满，正在坚守。”

当一等兵阿瑟·亨迪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他听见了远处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并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的另外一边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使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毁灭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那个帮助，靠近得折磨人——不超过1英里，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他们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j·a·c·菲奇中校的第三营，一直在试图强行沿着狮子路线前进——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所使用的那条莱茵河边的马路。在黑暗中，由于没有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另外三个营也在前进——即戴维·多比中校的第一营、g·h·利中校的第十一营，以及w·g·h·麦卡迪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多比的士兵离他只有几百码。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开始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建筑物密集地区穿过。在他们南边，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破坏力极强的抵抗，现在第一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通过。起初，这三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推进。然后，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就消失了。德国人的抵抗在整个夜晚都是不均衡的，现在却突然猛烈地集中起来。进军逐渐停顿了，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人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德国人准备进行一场大屠杀。

先头部队当场就被击中，停了下来，击中他们的是阻塞住街道的德国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正在房屋里等待的机枪队从窗户朝外开火。多炮管的高射炮，从莱茵河对岸的砖厂进行平行射击，炮弹落进了多比的那个营，而当菲奇的士兵试图在下莱茵河边的那条马路前进时，那些平射的高射炮又转而猛烈打击菲奇的士兵。菲奇的那个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作战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而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由于敞开的马路上没有保护物，他们被有条不紊地一批批枪杀了。“令人痛苦的是，”欧内斯特·塞科姆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冲刺，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外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到一阵致命的交叉炮火。我像土豆口袋一样倒下了。我甚至都无法爬行。”塞科姆的两条腿都被击中了，无助地注视着两个德国人走到他的面前。这位英国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看看他的腿。他们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一位德国人站了起来。“对不起，豪普特曼先生，”他告诉塞科姆，“恐怕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卫生员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便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

菲奇手下的一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一条马路上，而第一营的士兵们尽管自己蒙受了重大的伤亡，却仍然匆匆朝菲奇一行人的可怜余部走去。多比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是巨大的。当多比进入密集的炮火中走到菲奇的士兵前面时，他本人也负了伤，被俘了（他后来又成功地逃脱了）。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他的营只剩下了40个人。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个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且德国人的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我的布伦式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我经过一条断了的供水总水管，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在他的尸体旁边冲刷着。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是不会回来了。”

菲奇的士兵在试图跟着多比的营的时候，再次被打得狼狈不堪。行军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报告表明，这时在营的内部已是完全混乱。“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三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一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口径的火炮以及猛烈的迫击炮开始开火……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又一个小组的伤员被匆匆运回。”

由于兵力有完全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他的士兵回到莱茵亭，莱茵亭是河岸上一个大的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返回去，”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个地区似乎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记得，有一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回到我们原先来到的那第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上校没有到达莱茵亭，在那条致命的返回路上，他被迫击炮的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些古怪的情形，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到那里的人，却实际上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

少校是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对通信手段的故障感到震惊，于是便与他的勤务兵兼司机、一等兵阿瑟·特纳一起出去，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首先，他们找到了多比的营的位置，他们在那里得知，弗罗斯特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在河边的马路出发，赶上了第三营的一些士兵，他们正努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前往。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他们的连长已经阵亡的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遭到包围。德国人朝士兵们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马路朝一个小水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我们只剩下两百码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像苍蝇一样跌倒了，”他回忆说，“我们减少到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游水渡河，到西边找师部。在角落里的一座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那三个同他在一起的士兵，全速跑到了房子的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的喧闹声可以得知，显然德国人正在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个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以后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待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与此同时，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那个营，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进行反攻的德国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列兵莫里斯·福克纳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沉重的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结果却又与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有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的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他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他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国人带来了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听见那些呼啸的声音，我们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们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二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向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和保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式机枪放在一辆吉普车里，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他就似乎被他独自的战斗吞没了，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伞兵们开始在他周围退却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呈现出了弧形。他记得，他听见一种快速移动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以后他知道，那是他的眼睛和手出了毛病。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列兵托马斯·普里查德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现在士兵们正站在米尔本身旁。“他躺在已经扭曲的维克斯式机枪上面，两只手悬挂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开始喊叫卫生员过来。”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十六野战救护队的下士特里·塔菲·布雷斯，听见有人在喊叫。布雷斯把刚刚处理好的一个被炮片炸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一个人朝他喊道，“维克斯式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跑的时候能够听见机枪在几乎不停地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恐怖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这个伤员的颧骨下面放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住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抱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在那里，一位荷兰医生立即着手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前线。

布雷斯在似乎躺着几百个人的田野和马路上走了过去。“我在每一个人的旁边都停下来，”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了最大的力量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个人把手伸向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他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在这一天川流不息走过营地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看见那位中士死了。

现在，英国人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大炮，步兵用反坦克炮的弹药也用完了，而且伤亡重大。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建筑密集的地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却是既有效又成功，这个进攻攻占了茨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将军未能从中逃脱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格格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安东·德克森然后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马路的尽头。我们跑下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一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司令部现在是在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他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到达了师部。

现在时间是早晨7点25分。将近39个小时，在战役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开战役，失去了对战役的控制。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随军牧师g·a·佩尔。“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道，将军被俘了，而且也看不见第二集团军的影子。”当佩尔在旅馆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将军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凝视着——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肮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说。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冲了出来。麦肯齐盯着厄克特，告诉他：“长官，我们本来以为你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骄傲的师被打散了，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他的参加市场行动的部队的那些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四旅由于天气的原因而延误，加上珍贵的再次补给品的丧失；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的缓慢进展。厄克特震惊地得知，根据报告，第三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使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个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本人没有预料到的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役做出精确的指示。厄克特最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过分乐观（让人难以置信），而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团的出现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一个又使得另外一个更加复杂化，把这个师带到几乎毁灭的灾难境地。只是杰出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毛鬼子”们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把他的士兵们努力协调起来，甚至一直协调到连的层次。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他的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士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要求。他别无选择。这个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国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拯救他所心爱的部队使之免于被消灭，也已经可能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士兵坚守的营地已经缩小，收进去了。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黑策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霍夫农场；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作战；在下莱茵河马路上的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地图的各个地方，红色箭头都表明，据新的报告，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中，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组起来，并协调他们的进军，前往大桥，以最后一搏进行强攻。眼下，厄克特对一营和三营所遭到的残酷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不再是在那里了。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码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的话，就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我派出了希拉里·巴洛上校，巴洛是希克斯的副手，他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我叫他进城，把两边联系起来。我精确地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在什么地方，让他乘坐吉普车，带上无线电前去，并命令他搞出一次得到合适协调的进攻来。”

巴洛从来也没有到达那两个营。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他被杀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波兰人在第三次空运中的到达，也几乎同样紧迫。现在他们将会在大桥的南入口着陆，将会直接落在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敌人上面，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国人显然是得到了装甲部队的支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信息传递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个警告电报，要求更换一个新的空投场。在后方的军司令部里，这个电报从来也没有接收到。但这已无关紧要。还有一个挫折，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极其重要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不得不走的那个走廊，又再次敞开了。在位于阿纳姆南边46英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近卫团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现在的挺进是由近卫步兵第一团打头。现在，9月19日的早晨6∶45，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走廊的这个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北边35英里处，奈梅亨的那座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把它完好无损而且是迅速地攻占的话，德国人就会把它炸掉。

这个担心使得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将军、对军长布朗宁将军以及对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一空降师的真正困境是什么。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将军死了，他的师被粉碎了，但从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在坦克纵队中，士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也这样认为。“对第一〇一师的一个个伞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坦克上大炮的景象，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s·l·a·马歇尔上将后来写道——“这是一种认为有一个计划的保证，并认为这个计划可能奏效的许诺。”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将军第一〇一师的伞兵们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坚强抵抗，但仍然攻占和坚守住了从艾因霍温一直到费赫尔的15英里马路。沿途各地，当皇家装甲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三十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出几分钟的时间，这个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接着，以蒙哥马利所展望的那种整个大举猛攻应该有的冲刺，这些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在两翼的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当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格拉夫。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下士威廉·切内尔回忆说，他当时就在打头的装甲汽车中的一辆，“因为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的三分之二，已经被走过了。这条孤零零的马路，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伞兵们为了使它保持畅通而作战，而死去，这条马路本来随时都会被切断。倘若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个生命线就能维持这个成功。士兵们飘飘然，因为成功而激动。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场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没阿纳姆的士兵们。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却感到不安。在18日下午，他与加文将军会晤了。这位军长没有得到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有接到一个情况报告。尽管官方宣称，这个作战行动进展令人满意，但从他本人的后方司令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得到的信息，都在他的身上激起了折磨人的担心。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可能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有两个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力量比计划的制订者们所预期的要强大，反应要迅速。皇家空军空中照相侦察的信息表明，只有阿纳姆大桥的北端被英国人坚守着。但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欠缺所烦恼，又被他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起码，明天得把它夺下来。”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时刻开始，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抵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的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比布朗宁对该师单独行动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这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重形势，但他还是告诉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

在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防区会合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近卫团装甲师打头的装甲汽车被派了出去，把第三十军的司令员霍罗克斯将军接来，同时也把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接来。这两位军官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向的一个俯瞰着河流的地点。下士威廉·切内尔的车被挑中送其中的一位军官，从那个地方，切内尔与一行人一起站着观察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国军队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显然完全是毫不担心。没有打一枪，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司令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第一次得知，在第八十二师的防区有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拥有奈梅亨大桥，”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就已经在空降部队手中了，而我们将纯粹是继续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降场而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来保护这些着陆区域，防止集结起了兵力的敌人的进攻。第五〇八营的一些部队，在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面前，已经没有能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能够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发起进攻。“我们将不只是使用空降部队来把这些德国人赶出去。”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给英军伞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个行动必须加速。仍然还有11英里的走廊要强行打开。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少将心情烦躁，而且还不只是有一点儿沮丧。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不断施加压力，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们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开始感到非常愚蠢了！”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伞兵们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如果用他本人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用坦克和大炮的炮火施加压力，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大楼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感到，应该首先要他们投降。”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个暂时的休战，他们将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士兵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1岁的中士斯坦利·哈利韦尔，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皇家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要他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里，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位德国军官将会前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位德国军官到他们这里。“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一送到了信并得到上校的回答之后，便返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在那里，他举着休战旗，进入英军的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交战继续下去毫无意义。英军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或者死去或者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得知这个消息，他的精神暂时提了起来，他记得，他当时想：“只要更多的弹药能够到来，我们就能很快对我们的党卫军对手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返回，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可能将是困难的。“由你来作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话，上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待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信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外一边，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却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着，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是非常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的小小的兵力正在坚持着，在那里，麦凯仍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在提出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我们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卫生员平基·怀特来到窗口，与麦凯在一起。“滚（raus）！”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叫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伞兵们喊道：“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去，迅速走回他自己的大楼，“仍然挥动着他肮脏的手帕”。

哈梅尔试图让在大桥上的精神饱满但又被围困的士兵们投降，这个尝试失败了。战斗又再次更为凶猛地开始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