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 奔袭大梁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二月，刘邦乘田荣起兵反楚之机，利用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翻越秦岭，袭击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重挫从废丘仓促率军驰援陈仓的章邯部主力，而后连续作战，分兵略地，水淹废丘（今陕西兴平南），章邯兵败自杀。汉军还定三秦。二年（前205年），针对“齐、楚军胶着于城阳、楚都彭城空虚”的良机，刘邦果断率军出关，发使者将“项羽杀害楚怀王”之事遍告天下诸侯，并亲自为义帝发丧，约会各路诸侯共击楚之杀义帝者。之后，一举收服魏王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等山东诸王，在洛阳大会诸侯，一时间声势巨大，聚集诸侯联军达五十六万之众，分路三路，合击楚都彭城。

然而，项羽在政治、军事空前孤立的情况下，又一次表现出了其天才般的军事指挥才能，利用楚军大部分兵马佯攻齐地，自领三万锐卒，迂回联军侧后，快速迫近彭城，占领了彭城的门户萧县，并择机突袭刘邦率领的诸侯联军。决战之时，羽又故技重施，选择各支部队的结合部，进行穿插，直刺汉军腹心，令其指挥系统全面瘫痪。突然出现在联军面前的楚军，战斗力极具震撼，一时间虚实难辨。诸侯联军见刘邦中军被毁，以为楚军大至，也就彻底崩溃了。刘邦勉强率数十骑逃走。“彭城之战”使得刘邦遭到严重挫折。原来投向刘邦的诸侯此时又背叛刘邦，有的重回项羽麾下，如塞王董翳、翟王司马欣，有的则脱离刘邦，转而走向与其对抗，如魏王豹，陈余。项羽基本上扭转了孤立无援的政治局面，重新占据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在楚军的一路追击下，汉军变得十分被动。幸而，韩信复收溃败之军与汉王在荥阳会师，萧何则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方才遏制住楚军的西进态势，大败其于京、索之间，使汉军得以复振。

与此同时，魏王豹以探母病为由回到封国，封锁了河关，切断汉军退路，叛汉而与楚约和，对固守“成皋-荥阳”一线的汉军造成了致命威胁。汉王派郦生说服魏豹不成，遂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会同将军曹参率兵击魏。此时，魏兵已占据蒲坂，封锁关河，试图以大河险川为屏障，迫使汉军强度黄河，再借地势之利，半渡而击，最大限度的消耗汉军，以求得最终的胜利。此计划看似缜密有力，但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魏军兵力过分集中于天险之上，国都大梁相对空虚。韩信正是紧紧抓住魏军这一缺点，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不与对手争夺河口的主动权，而是令曹参率大军假意与魏军对阵于临晋河口，作强渡之势，暗中遣汉军精锐于夏阳轻装减负以木罂巧渡黄河，奔袭大梁。魏军不得以，仓促分兵回救大梁，汉军乘势大破魏军，生虏魏王豹，灭魏设河东郡。

对韩信“奔袭大梁”的军事构想，近来有些学者颇有微词，以《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曹相国世家”的相关记载存在矛盾为由，判定韩信奔袭大梁是一次失败的偷袭，而曹参挽救了汉军的被动，否定韩信作为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且司马迁在《史记》的“淮阴侯列传”中对于韩信多有浮夸之意，欺骗了读者二千余年。然则，飞刀认为，这些学者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不仅说明了作者有刻意标新的嫌疑，而且也体现了其不谙军事的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军事领域，大多以“奇正”作为指挥的因素，“奇兵”的出动即可用于打击对手，也可用于牵制对手，而对方的被动分兵部署，又能够为我方提供机会。我方则可利用对方的瞬时兵力空隙或各支部队的结合部，进行穿插突进，或直捣对手中军指挥系统、令其指挥瘫痪，或分割对手诸部、各个击破，或焚粮断道、令之不战自乱。因此，韩信当时以“奇兵”巧渡夏阳黄河，奔袭大梁，是一个重要的战术牵制，强制调动对手，令其主力不得不分兵回救，使得对手被动而又仓促地进行临晋河口的兵力重新分布和整合，曹参正是利用这一的机会大破魏军于临晋。此时，按兵不动的汉军主力又由一支“正兵”，变为了一支“奇兵”，给魏军以致命一击；而奔袭大梁的汉军“奇兵”，迫近大梁后仿佛又只造声势，变为了以佯动而诱敌回救的“正兵”。可谓是，奇正变换，巧妙牵制，战局纷繁，煞是好看，最终也造成了汉军的全线胜利。韩信作为一名战役指挥者，“奔袭大梁”的成功与否不该以其是否以奔袭部队攻克大梁为界定，而应以战役胜负为评判标准才更为客观。

同时，上述战例有力地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该命题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是说，凡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的就主动安逸，后到达战地而仓促应战的就被动疲劳。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唐代大军事家李靖对这一原则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者莫过于此。

该原则运用于实战，则是要通过利、害两个因素调动对手。诱敌以利，使敌方进入对我方有利的位置，或者离开对我方不利的位置。动敌以害，可使敌方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消耗实力。而此二者的作用大小是不相同的，优先权也不一样。正所谓：以利邀敌，敌未必至，以害动敌，则敌必来。“顿挫”是中国象棋对局中常常用到的一种技巧，是一种特殊的运子战术，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中间过度着法。即一方采用照将、要杀、捉吃等强制性手段，迫使对方进入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或为己方赢得步数上的优势。此着法正是将“以害动敌，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原则灵活地运用于博弈之中。

因而“以害动敌”是贯彻“致人而不致于人”原则的首要方法。调动敌人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敌人，调动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打击和消灭敌人才是我们的目的。如何才能更好的打击和消灭敌人呢？孙子在其兵法中提出了“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的“避实击虚”的策略。这里的“虚”并不完全等同于“弱”，其含义有三。其一，实体的弱点，表现为防守薄弱处、两军结合部等；其二，指挥者的心理盲点，表现为自认为防守严密的懈怠处、由于骄傲而产生的麻痹轻敌等；其三，要害之处，表现为敌人指挥所、屯粮处等，此类地方敌方虽是防守严密，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打击成功，便可动摇敌人的整个部署和军队的信心。曹操官渡之战中夜袭袁绍乌巢粮仓，堪称此类战法之经典。因此，我们在实战中，就是要利用避实击虚的手段，佐之以利诱，不断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在运动中最大限度地消耗敌方的体力，消磨对手的士气，在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情况下，伺机决战歼灭敌人，这就是我们坚持“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原则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