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敏：服毒自杀，罪有应得1

王克敏（1873—1945），字叔鲁。祖籍浙江余杭，生于广东。清末举人。1903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任留日浙江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后，任直隶交涉使。民国后，历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总裁、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任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主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7年12月，发起汉奸组织“新民会”，自任会长，为华北第一号汉奸。

1945年被捕。同年12月25日在北京炮局监狱自杀身亡。

1937年7月6日下午，天气闷热。忽然，天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这是北京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雨。日军驻北平南郊丰台的河边正三旅团第3大队第8中队，在清水节郎中队长率领下，冒雨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攻击演习。

这天，宛平县正忙着国大代表选举。下午4点，选举结束，各区乡镇把选票收齐，准备搭5点30分南下的火车，将选票运往省会保定。

没有一点战争爆发的迹象，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7月7日22点40分，宛平城东北方向日军阵地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日军称“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新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城搜索，遭到宛平守军严词拒绝，日军旋即包围宛平城。

尽管“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军还是在8日晨5点左右，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

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29团团长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部队奋起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小日本知道，仅凭自己的军力，要想统治泱泱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搞起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把戏。

官迷心窍这天，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里，一个蓄着八字胡、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的日本军人，在室内来回踱步。他一会儿走到窗前沉思，一会儿来到宽大的写字台前伏案疾书。

此人，就是日军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此时，他正在为贯彻日本政府的“以华制华”政策，物色汉奸，成立华北伪政权。

为了找到合适人选，这几天，喜多诚一可谓费尽了心思。起初，他找到了蛰居天津的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企图想要他出山，组织成立伪政府。

曹锟曾做过北洋政府一任总统，后被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下了台。喜多诚一想，曹锟在政界、军界有一定影响，现在正是不得意的时候，要他出面组织政府，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喜多诚一亲自登门，说明来意后，不想遭到了曹锟的婉言谢绝。

曹锟不愧为是久混于官场上的老油子。他害怕背上汉奸的骂名，也知道日本人不好得罪，便在喜多诚一面前打起了“太极拳”。他一会儿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过问政治。一会儿又说，要么就恢复当年北洋政府，由他来当大总统。曹锟软拖硬磨，就是不正面给喜多诚一明确的答复。喜多诚一几次想发火，转而一想，强扭的瓜不甜，也就放弃了初衷。

接着，喜多诚一又找到了吴佩孚。

吴佩孚思想反动，曾经镇压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立住了脚跟。吴佩孚对喜多诚一说：“要我出山可以，但贵政府必须退兵。”

在吴佩孚那里碰了壁，喜多诚一派人来到曾任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家里。曹汝霖当年在巴黎和会上卖国妥协，差点挨了北京爱国学生一顿痛打，在赵家楼胡同的家也被学生一把火烧了，由此引发五四运动。每每想到这些，曹汝霖便不寒而栗，哪里还敢再出面组织汉奸政府。面对喜多诚一派来的说客，曹汝霖连连摆手，称自己肾脏有病，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也需要侍候，谢绝了喜多诚一的“盛情”邀请。看着手中开出的这一溜名单中的“理想”人物，一个个都不肯出头露面，喜多诚一好不气恼。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王克敏。

王克敏祖籍浙江，生于广东，自幼聪颖，博闻强记，曾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来留学日本，当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参赞。

当时的日本，聚集了不少进步中国留学生，他们不满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积极筹划推翻清政府的种种活动。王克敏在担任驻日公使参赞的时候，甘当清政府的马前卒，对留日进步学生进行监控和打击迫害。留日进步学生只要提到王克敏，对他充满了仇恨。

王克敏回国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王克敏当官的欲望非常强烈，原指望回国后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可是看到革命党人中有不少是他当年在日本的死对头，知道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跑到法国谋生去了。在法国，王克敏认识了不少金融界的大人物，在他们的扶持下，他摇身一变，成为金融界的知名人物。

从法国回国后，王克敏历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总裁、北洋政府曹锟手下的财政总长等职。后来，曹锟失势，段祺瑞将王克敏列上了黑名单，下令通缉他。

1927年，王克敏出关投靠了奉系张作霖，当上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1933年5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北京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任王克敏为委员兼财务主任。政务管理委员会管辖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等省及北平、青岛两个特别市。后来，政务管理委员会主任黄郛辞职，王克敏便代理了主任一职。正是鉴于此，喜多诚一才看上了王克敏。

再说七七事变后，王克敏跑到大连躲了起来。他虽然人在大连，却一直关注北平城里的动向，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当喜多诚一派人来到大连，找到王克敏，向他说明来意后，王克敏没有半点犹豫，马上答应下来。

喜多诚一听说王克敏答应出山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飞机，把王克敏送到日本福冈。

王克敏到达福冈的当天，日本军方小林光一告诉他说：“我们准备在华北设立临时政府，想请曹汝霖出来任主席，但曹先生因身体不大好，不肯出来。你是曹先生的老部下，到了北平后，先与曹先生接上头，帮忙做做工作，希望你们能合作好。”“是，我一定尽力，劝说曹先生出来。”王克敏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小林光一一连鞠了三个躬。

在福冈没住两天，当官心切的王克敏就急着要回北平，于是，日军又派飞机把他送回了北平。

一下飞机，王克敏就直奔天津曹汝霖家而去。一路上，他想：“日本人如此看重自己，真是没有想到。不过，在日本人手下干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再说，凭自己的声望，组织临时政府也有一定困难，最好请曹汝霖出来当个挂名的主席，由我来负实际责任。这样，权力在我手里，出了什么事情还可以推到曹汝霖身上，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来到曹汝霖家里，曹正躺在病**。王克敏把他在大连和日本福冈与小林光一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曹汝霖：“日本人想请曹公出面组织临时政府，您要是身体不好，挂个名也可以，由我来做一些实际工作。”

曹汝霖摇了摇头，苦笑着对王克敏说：“王先生，你有所不知，日本人是最不讲信义的，他要你做事的时候，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一旦上了钩，就不那么好说了。我主意已定，不会出来组织临时政府的。”

这一番话，说得王克敏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独自一人出面，将来局面难以应付，有曹汝霖在前面当个挡箭牌，有了什么事情也好办一点。

想到这里，王克敏便对曹汝霖鞠了一躬，央求道：“曹公，我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求您帮我这个忙，我已答应日本人办妥这件事，您总要给我一个面子吧。”

曹汝霖说道：“你不用再劝，我身体一直不好，高堂老母也需要我照顾，我肯定不会出面组织政府，你还是另找他人吧。”王克敏见曹汝霖态度如此坚决，知道再说也无用，便退而求其次：“如果曹先生实在有困难，我也不好勉强，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曹先生能不能赏光当一个顾问呢，我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好来请教呀。”

曹汝霖正好经济拮据，这只拿钱不做事的差事，让他心动了。当一个顾问，也不会遭人骂，他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下来了：“王先生如此看重老夫，我也只好从命了。不过，我这个顾问，可是只拿钱不干活的哟。”

大难不死1937年10月，王克敏经过四处奔波，终于拼凑了一个汉奸班子。他们是王揖唐、董康、朱深、俞家骧、祝书元等人。这些人在六国饭店设置了“政府筹备处”，以俞家骧为军师，祝书元主持日常工作，开始了伪“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

既然是“政府”，就要有一套行政机构，于是，王克敏亲自挂帅，起草了所谓宪法条文，设立了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内政、财政、治安、教育、法制各部。王克敏占据了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同时，还兼任了行政部总长。

他们草拟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权是：（一）在中央政权获得国际承认、而能充分发挥中央政权机构以前，照旧维持原临时政府现状。

（二）以原临时政府之行政区域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行政区域。

（三）外交权属于中国，但保留与日满两国处理地方问题之权限。

（四）货币暂为银券，俟中央成立，再考虑必要对策。

（五）关于思想，华北向以新民主主义为基本思想，应积极使其浸润和新民会之普及。

（六）关于纯正之国民党及修正之三民主义将不助长其流入。

（七）华北关盐机关由华北管辖，收入方面以关余50%、盐余70%及统税全部归华北，以关余50%、盐余30%归中央。

王克敏组织的这套汉奸人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草台班子，没有什么硬角。日本人也深知这一点，担心王克敏上台后，没有什么威望，压不住阵脚。于是，喜多诚一带着王揖唐、朱深等人专程到天津，把曹汝霖、靳云鹏约到利顺德饭店吃饭。席间，喜多诚一举着酒杯，说：“临时政府马上就要成立，诸位都是华北要人，等新的政府成立之后，还得请大家多多关心、指教。中日只有共同努力，打赢大东亚战争，最终达到一致反共，实现两国亲善的目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临时政府”在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在以王克敏为首的一帮大小汉奸的筹备下，准备开张了。伪政府正式成立的时间定在1938年元旦。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占，日本军事当局临时改变主意，认为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溃败之时，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于是通知王克敏，将伪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2月14日。

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等一群汉奸，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并发表了卖国“宣言”，公布了所谓五条施政方针：一、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二、开发产业资源；三、敦厚友邦睦谊，藉图真实之亲善提携；四、从前政府所负之对外义务，本政府当代之负一切责任；五、绝对排斥容共政策，与防共国协力确保东亚之和平。

伪政府仍以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卿云歌》为“国歌”。因“临时政府”缺乏一流人物参加，所以主席一职空缺，实际上王克敏为第一号首领。

伪政府成立不久，北平、天津、青岛、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也都成立了伪政权。

1938年5月，日本政府派出了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3名顾问，同时还派出15名日本军官，驻伪政府各部。凡成立了伪政权的地方省、市，派出顾问各1名，辅佐官各4名。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华北各地伪政府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谓“临时政府”，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为日军操纵的傀儡“政府”。

王克敏组织成立伪政府不久，1938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叫到办公室，铁青着脸对他说：“华北的王克敏实在是不像话，竟胆敢成立伪政府，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你马上派人对王克敏进行严厉制裁，这种人还留着他干什么！”

“是！一定完成任务。”从蒋介石办公室出来后，戴笠马上给军统局天津站陈恭澍拍发密电：速赴北平，即刻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

当时国民党军统局下属的北平区，下辖有好几个情报站，但却没有行动组。离北平最近的天津站有行动组。天津站站长是陈恭澍，所以暗杀王克敏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身上。一接到密电，陈恭澍当晚带着天津行动组的人来到北平，找到军统北平站毛万里，复兴社华北分社的齐庆斌等特务，商量暗杀王克敏的行动计划。

陈恭澍传达了戴笠的指示精神，然后说：“兄弟此次来北平，是想听听二位老兄的高见，商定行动计划，希望二位多多配合。”齐庆斌对陈恭澍说：“王克敏老奸巨猾，神出鬼没，我们曾试图掌握他的活动规律，都没有成功。看样子，得想办法打通内线。”

“你们现在有没有可以接近王克敏的关系人？”陈恭澍问道。

毛万里与齐庆斌摇了摇头。

“我们能不能下点功夫，分别去找一找呢？”陈恭澍自言自语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