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敏：服毒自杀，罪有应得2

第二天，陈恭澍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钱庄老板，在北平城内四处活动，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寻找有没有可能接近王克敏的内线人物。

功夫不负苦心人，这关系还真让陈恭澍找到了。

原来，陈恭澍有一个老朋友叫张作兴，曾在某县当过警察局局长，他告诉陈恭澍，他有一个邻居姓武，曾在东北军中当过旅长，现退伍在家。此人颇有爱国思想，痛恨日本人侵占东北家园，他曾在一次喝酒时告诉张作兴说，过去在他手下当过连长的一个人，现在给王克敏当警卫队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作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

这个消息使得陈恭澍十分兴奋，他对张作兴说：“你马上再去详细了解一下，武旅长与那个警卫队长的关系如何，能不能胜任我们交给他的任务。”

没过两天，张作兴给陈恭澍回话说：“武旅长的那位部下虽然在王克敏手下当警卫队长，但有名无实，只是给王克敏看家护院。王克敏另有两名贴身警卫，是王的心腹。为此警卫队长在一次喝酒时，还对武旅长表露过不满的情绪。”

听到这些情况后，陈恭澍决定亲自去找武旅长。他在张作兴的带领下，来到皇城根武旅长家中。

武旅长大约50多岁，个子魁梧，声音洪亮，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一见面，陈恭澍便对他产生了好感，直接向他说明了来意，希望他劝说昔日部下，刺杀王克敏。

武旅长当即表示可以试一试。

谁知武旅长找到老部下，向他说明来意后，这警卫队长却连连摇头，表示不敢下手。任武旅长怎么开导，就是不答应。末了，他只是对武旅长透露说，每星期二下午2点钟，王克敏要去煤渣胡同52号日军俱乐部，与喜多诚一商谈政务。

这正是陈恭澍想要知道的情报，他大喜过望，连忙带人侦察地形，做好暗杀前的准备工作。

经过一番侦察，陈恭澍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以及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陈恭澍又从天津调来几名杀手，连同陈本人，共有八人参加这次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陈恭澍召集这些人开了一次会议。这几乎也是军统行动组的惯例。每次暗杀活动前，都要召开会议，一方面对行动方案进行详细的研究布置，另一方面，为行动人员打气，同时宣布纪律：一旦有人遭到逮捕，绝对不许做出背叛军统的事情，违者要进行严厉制裁。

会上，陈恭澍布置说：“这次行动，我们共出动8人，7支短枪，两部脚踏车。王克敏每次到煤渣胡同有两辆汽车，6名持有武器的随车警卫，以及数量不等的日本武装宪兵。此外，煤渣胡同一带还有伪便衣巡逻队。我们8人中，6人担任警戒，2人行刺。当王克敏的车队到来之际，听我的号令动手。王克敏坐在第二辆车，车的前排有一警卫人员，他坐在后排的右边。”说到这里，陈恭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支香烟，点上火后，稍作思考，开始下达命令：“整个行动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王文为组长，带上两名行动队员集中火力，事先进入胡同，等王克敏的坐车进入胡同后，迎车而上，将他杀死在车上，然后骑上脚踏车撤退。其余人员为第二组，组长王文璧，你们埋伏在胡同外，当第一组人员的枪响后，马上用火力压制住王克敏的警卫人员，不让其抬头，相互掩护撤退。”

最后，陈恭澍补充说：“虽然对方人多，火力强大，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们是有谋而来，出其不意。所以，这次行动，一定能取得成功。”

1938年3月28日，星期二。

这天，天气阴沉，阵阵北风卷起的黄沙，弥漫着整个北平城。街上行人以巾掩面，遮挡着风沙，个个来去匆匆。下午，大约2点，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在此之前，行动组已实地演练过几次，怎样行刺，怎样撤退，都有详细的安排。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陈恭澍坐在煤渣胡同对面的一个小吃摊上，这里可以纵观胡同前后的过往车辆，便于指挥。天色开始暗淡下来，朔风渐起，卷起漫漫黄沙，发出呜咽之声。

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的老杀手陈恭澍，今天竟有些紧张，手心沁出了一层汗。他感到一股浓浓的杀气弥漫在四周。没过一会儿，王文带着第一组两人，装作卖香烟和糖葫芦的，走进了煤渣胡同。

紧接着，王文璧带着第二组几个人，装成路过的行人，慢慢跟在后面。

２点10分，王克敏的座车从南疾驶而来。

前面一辆警卫车进了胡同口，后面王克敏的车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行下车布置警戒。正当司机减速准备左转的时候，坐在街对面的陈恭澍马上起身，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这是动手的信号。

装扮成小贩的两名杀手迎面快步走来，边走边从怀里掏出手枪，举手向正在转弯的那辆汽车后排上坐着的人射去。只听“叭—叭—叭—”，枪声响起，后排座椅上的那个人应声倒了下来。

等到前边的警卫人员回过神来，进行还击时，陈恭澍早已下了撤退命令。第二组人马随即用火力封锁住了胡同口，第一组人马很快跑得无影无踪。

这次行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正当陈恭澍得意洋洋，准备向戴笠请功时，传来消息说，当天打死的不是王克敏，而是他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点轻伤。原来，那天王克敏邀山本荣治一起乘车到喜多诚一处汇报工作，为了讨好山本荣治，表示对他的尊重，王克敏自己坐在了前排。山本荣治就坐在王克敏常坐的位置上。就这样，王克敏捡了一条命，山本荣治糊里糊涂当了替死鬼。

王克敏大难不死，受了一次惊吓，大病了一场。

粉墨登场王克敏虽然资历不深，但官瘾却很大。他知道，“临时政府”毕竟有“临时”两个字，而且还要看日本人的眼色，说不定哪天日本人不高兴了，把这“临时政府”给废了，也是很容易的。南京沦陷后不久，他见南京也成立了一个汉奸“维新政府”，便想如果将这一南一北的“维新”和“临时”政府，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去掉“临时”两个字，自己来当“中央政府”的老大，这样不就成了一国之君吗。

想到这里，王克敏好不兴奋，于是把王揖唐、朱深等人叫来商量，最后由朱深执笔，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给日本驻华北军事当局，提出了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进行合并的构想。

王克敏的这个材料，很快转到了日本陆军那里，并得到了陆军当局的支持。因为，日本侵略军是以陆军为骨干，以华北为基地，逐步向华中、华南扩展。如果建成统一的伪政权，总部设在华北，对实现其侵略意图更为有利。

但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却不同意把伪政权建在北平，他们认为，如果“统一政府”放在北平，华中派遣军就不能控制全局，丧失既得利益。

南京“维新政府”一号人物梁鸿志，听说王克敏要在北平搞“统一政府”，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也表示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们分成了两派，互不相让，争执不休。

1938年5月，王克敏专程为此事去东京访问，以求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因为日本侵略军南北方面意见不一致，日本板垣陆相也拿不定主意，在会见王克敏时，他故意避开了这个问题。会见结束的时候，他对王克敏说：“你回去后，还是好好与梁鸿志协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王克敏回国后，约梁鸿志到大连商量成立“统一政府”之事，梁鸿志态度不冷不热，提出了一个“分治合作”的办法，即先不忙成立统一的政权，先设一个中介机构，作为过渡阶段，为将来建立统一政权做准备。

这年的9月22日，经过日本批准，两个汉奸傀儡“政府”在北平达成妥协，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由“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各派出三人作为委员参加。“临时政府”派出的三人分别是王克敏、王揖唐和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三人分别是梁鸿志、温宗尧和陈群。

别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牌子很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一南一北两大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着谁。

就在这一南一北政权相持不下的时候，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日。

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汉奸政府，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日本政府决定由汪精卫牵头，组织统一的“政府”。按照日本政府的安排，次年6月27日，王克敏与汪精卫在北平日军杉山元司令官邸进行了首次会谈。

在成立“统一政府”的事情上，横插进来一个汪精卫，这是王克敏没有预料到的。他明白，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他都不如汪精卫，如果成立统一政府，其主要职务，非汪莫属。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将手中的权力拱手交到汪精卫手里。在会谈中，王克敏以守为攻，主动表达了三条意见。他说：“第一，希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北平治安相对好一些，建议大会在北平召开。第二，召开中央政府会议时，我本人一定参加，但不接受委员一职。临时政府可派三四人担任委员。第三，关于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可以暂不讨论，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最后，王克敏说：“我年近七十，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还家。如果汪先生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能留在北平，哪儿我也不打算去。”

王克敏所提的这几条，看似姿态很高，但其潜台词是：与汪精卫合作，应以华北“临时政府”为主体，否则，将不予配合。听了王克敏的几点意见，汪精卫知道他是个难缠的角色。

王克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汪精卫一清二楚。于是汪故意谦虚道：“王先生德高望重，我们都希望您能出来工作。您今天所提三点意见，我们将会认真研究。”

王克敏原以为他所提出的几条，汪精卫会给他一个答复，哪知汪精卫态度暧昧，没有直接表态。为此，王克敏非常不满，汪精卫一离开北平，王克敏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汪精卫进行攻击，宣布“临时政府”不会支持汪精卫。

汪精卫的北上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1939年9月，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动下，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又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王克敏抢先发言，他故弄玄虚地说道：“我最近得到可靠消息，关东军准备让满洲皇帝移銮北平，而且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只等一声令下，宣统就要进京了。”

王克敏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然后将杯盖揭开，轻轻地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到桌上，接着说：“我还听说，关东军要扶吴大帅吴佩孚先生出山，吴大帅已经答应，择日即可上任。”

说完这些，王克敏意味深长地朝汪精卫投去了一瞥。

王克敏此番话的意思是，你汪精卫不要神气，北平城里一旦有了宣统和吴佩孚，你也算不了老几。

这一番似是而非、亦真似假的话，汪精卫听了十分恼火。但他忍了下来，装出笑容，说道：“外面流言蜚语很多，我们不要轻信。今天的会谈，是土肥原贤二先生提议召开的，我们还是按照会议的议题进行吧。”

接下来，汪精卫阐述了成立统一政府的意义。他说：“只有建成统一的政权机构，才能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达到我们的初衷。希望三方能够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真实合作，向着和平反共的目的携手前进。”

说完，汪精卫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一、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二、取消“临时”与“维新”政府；三、暂定在一个月以后，即10月9日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汪精卫将手中的方案宣读完毕，王克敏与梁鸿志马上表示，没有接到华北、华中日军机关的通知，不能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

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正在王克敏准备回北平的时候，日本国内传来消息，日本平沼政府垮台，由阿部信行组成新内阁。阿部信行上台后，马上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很快向有利于汪精卫的方向发展。

于是，三方再次坐下来，继续进行谈判。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和建立新的政府；二、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三、中央政治会议人选，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由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占三分之一；四、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方式，重要之事，须经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情，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五、关于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应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

1940年1月24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的策动操纵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可以“独立”处理华北政务。南京“维新政府”取消，其政府成员原则上为汪伪中央政府吸收。

但是，在悬挂“国旗”问题上却又出现了波折。侵华日军认为，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又出现青天白日旗，日军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拒绝汪伪政权这个方案。而汪伪集团则认为，只有悬挂青天白日旗才能显示其正宗的地位，免去傀儡嫌疑。于是日、汪双方多次磋商，吵来争去。最后决定，采取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允许汪伪集团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但要在旗杆上方加一黄色飘带，上面书写汪伪集团的政治纲领“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于是，这个黄色的三角飘带，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醒目的汉奸标志。

1940年4月1日，王克敏及大小汉奸们，再次粉墨登场，宣誓就职。王克敏得到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丢官复职华北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除了王克敏外，就是王揖唐。说起这王克敏与王揖唐，两人曾经是一双死对头。王克敏属直系政要，王揖唐是皖系的骨干。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两人各司其主，成为政坛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