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见风使舵，魂断老虎桥3

一到香港，李士群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的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于是，李士群又来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士群满口应允。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又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在1939年正式成立后，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外，为了确保汪精卫伪政权，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双方的特工人员，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里干过，他手下的那一帮喽也多出自军统或中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行动方式十分熟悉，在争斗中，屡屡得手。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经过李士群软硬兼施，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逞。

就在这时，戴笠收到了周佛海请他转交蒋介石的自首书，表示要将功赎过。

接到信后，戴笠大喜过望。他给周佛海下了一道密电，命令他务必设法剪除李士群，掩护军统地下人员。戴笠也想借此考验周的自首诚意。

周佛海接到重庆方面的密电后，便开始积极准备。为除李士群，周佛海可谓绞尽脑汁。他先是指使李的对头罗君强下毒，李没有上钩。接着又让丁默向外散布谣言，逢人便讲李士群清乡毫无成绩可言，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发了大财等等，企图以此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干掉李士群。恰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中将对李不听使唤、骜不驯早就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说李士群不仅贪污军饷，而且有暗中与重庆方面勾结的嫌疑，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

冈村满口答应下来。

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说是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洗尘，也借机调解他与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

李士群知道自己结怨很多，且生性多疑，总怕别人算计他。所以，一般在外边的应酬，李士群很少参加。这次李本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去之前，李士群做了一些准备。他与随从相约，到了冈村家，什么都不吃，连香烟也不抽。还跟一块去的保镖打了招呼，如果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冲进去。

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刚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一边与李说着话，劝他与熊剑东和好，一边与熊劝酒吃菜。

席间的谈话似乎很投机，熊剑东坦诚相见，向李承认了自己的不对，希望今后能携起手，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对外。说着说着，冈村给李敬了一支烟，又给他打开了汽水瓶。

熊剑东的一番话，使李士群很受感动，他觉得老这样坚持，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不快。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拿起酒杯高兴地与冈村对饮起来。

这时，有个日本女人从厨房捧出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我太太，擅长做这种牛肉饼，今天听说李部长来了，特地下厨。请赏光尝一尝，味道如何。”

端上来的牛肉饼只一碟，李顿时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便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

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来，笑着说：“冈村太太是专门为你做的，我怎敢掠美。”

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的老婆用盘子又托出三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随李士群一块去的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因为四个人面前都有了，李也就不好再推了。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四人，所以分成一、三作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我们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冈村的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都笑起来。

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席上，其他三人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吃了三分之一。这时的气氛十分融洽，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李士群要夏仲明下去给楼下的保镖打招呼，楼上相安无事，时间过了，也不要上来。

李士群赴宴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钟，他忽然觉得今天在冈村家吃的东西太多，有些怀疑，连忙跑进卫生间抠喉咙，想把吃的东西吐出来，可能是时间太长的缘故，吐了半天也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泄，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中了阿米巴菌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十一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到了三十六个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泄，症状如同霍乱。病人到了这时，就无法挽救了。因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泄，排泄殆尽，所以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第三天，李士群已气息奄奄，临死前他对人说：“我干了一生特务，没想到到头来却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士群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死其实是周佛海的主谋。

李士群死后，尸体已缩得像只猴子，可汪精卫还是派人用一口硕大的楠木棺材，装殓后移灵至上海，葬在万国公墓。

美梦破灭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蒋介石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介石还通过戴笠命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接到戴笠命令后，周佛海开始神气起来，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又是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汉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抗战胜利后，舆论界的首要话题，就是如何惩治卖国汉奸。周佛海因反共、“接收”有功，蒋介石想极力保他。但周佛海投敌当汉奸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等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舆论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经过与戴笠的一番密谋后，蒋介石决定先让周远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将他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蒋认为这是一个两全之计，对周佛海，就说是避开舆论中心，送他到重庆进行保护；对外则宣称，把大汉奸周佛海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政府的处理。

去重庆，是凶是吉，周佛海摸不到蒋介石的底。周知道，不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戴笠故意用商量的口气将这一决定告诉周佛海时，他只好将信将疑地答应了。

1945年9月30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周佛海、丁默、罗君强等汉奸，戴笠随机陪同。

中午十一点半钟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

在白公馆，毛人凤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满满一大桌。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地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逗乐，可周佛海一行知道自此走进牢笼，前途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气氛颇为尴尬。酒吃到一半，戴笠的秘书走进餐厅，故意大声地对戴笠说：“局座，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您马上去。”

戴笠站起来与周佛海打招呼：“抱歉，不能奉陪，我先走一步了，有话我们回头再说。”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从此，周佛海就被软禁在白公馆里了。

白公馆依山而建。山上树木繁茂，风景宜人。

白公馆内的条件也不错。周佛海住在二楼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间房曾关押过叶挺将军。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齐全。周佛海在这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与同来的丁默、罗君强等人相互串门、打牌。可以与家里人通信，但须经特务检查。生活待遇也好，有专人做饭，顿顿荤素不缺。只是限制到楼下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便感到这种不自由的日子难熬。加之听说白公馆原是看守所，里面死过不少犯人，更是心生烦闷。他便向戴笠反映，要求调换住所。戴笠虽然对周佛海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

这是一排十来间的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草地，鸟语花香。免除了那种与死人为伴的感觉，周佛海对这个地方，甚为满意。

优裕的生活，使得周佛海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他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院子里有一株桃花，春天来了，桃花含苞待放。触景生情，周提笔写了一首咏桃诗：春来无酒也微酣，绿树苍烟映碧岚。

忽见桃花羞欲笑，心随流水到江南。

因为戴笠曾向周佛海允诺过，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心想只要有他在蒋介石面前斡旋，蒋介石对自己不会怎么样。

哪知此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的“桃花梦”便化为泡影。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已经鸦雀无声，大汉奸周佛海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各界人民，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只得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1946年9月16日，南京明故宫机场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民党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飞机降落后，武装警察列队机门两侧，严防发生意外。

周佛海身着派力司深灰色长衫，最后一个走出机舱。他站在舱门口，呆了一会儿，便低下了头，神情十分沮丧。随后，周一行钻进早已安排好了的汽车，驰向宁海路23号军统看守所。

一周后，周佛海被移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自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

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金、陈都是当时有名的刀笔吏,他们也都认为，根据掌握的证据，周佛海是非死不可的。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周佛海请了三位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

在法庭上，周对起诉书称他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行，一一加以辩驳。诡称：我参加南京政府（汪伪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有利本国”。周佛海的狡辩，遭到了法官的驳斥。

老蒋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抗告。最高法院驳回抗告，核准原判。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戴笠生前曾对周佛海拍过胸，说已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保证周的身家性命安全。可是如今，法院一再驳回申请，维持原判，这使得周佛海陷入了绝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