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见风使舵，魂断老虎桥2

周佛海与汪精卫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秋，周佛海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联络了中山大学右派分子，领衔起草了《反汪反共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对汪精卫进行攻击。当时，汪精卫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称自己为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对周佛海叛变共产党的行为，进行了指责。

在一次会议上，汪精卫对周佛海的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不是个东西，个人品质不好。他以前参加共产党，现在又宣布脱党。其实脱党也没有关系，他却又大骂起共产党来了。这种人怎么能跟他交朋友。”说完这些话，汪精卫似乎还不解恨，又对周围的人说：“你们以后切不要跟这样的人共事，没有一点人格。”

这些话，很快传到周佛海的耳里，他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所以一到南京，周佛海就以牙还牙，报复起汪精卫来。

周佛海写了一篇文章，送到南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党员，却要去做共产党的工具，甘愿被共产党利用，攻击国民党，攻击蒋先生，是个不折不扣吃里扒外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以后怎么能够和他共事，应该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开除国民党。”

汪精卫看到这篇文章后，冷笑道：“周佛海胆子不小，以为有蒋介石撑腰，便如此放肆，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汪精卫说这番话时，只不过一时气起，他绝不会想到十年以后，他还会与周佛海联手反蒋投日。这当然是后话了。

臭味相投就在周佛海与汪精卫对骂没过多久，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先是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清党，宁汉合流，汪蒋走到了一起。接着，汪精卫因又与桂系之间矛盾加剧，不得不于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蒋介石则趁机东山再起，把持了国民党。汪精卫一向瞧不起蒋介石，如今见蒋介石捡了一个便宜，当然不服，回国后便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联合地方反蒋势力，对抗蒋介石的统治，并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正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东北皇姑屯的爆炸声，才使得各派暂时停下争吵，重新坐在了一起。于是，南北合流，蒋汪重新合作。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职务的分配上，达成协议。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务；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管军事。

周佛海这时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民众训练部部长，他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周佛海过去与汪精卫打嘴巴官司时，被汪精卫辱骂过，他也骂过汪，并且双方把话都说得很绝，现在又要在汪精卫的领导下工作，他觉得很别扭，多次流露出撂挑子不干的想法。一次，汪精卫视察江苏，召集省政府成员开会，听取汇报。周佛海称病拒不出席会议。

蒋介石听说这件事后，把周佛海叫去，给他上了一课。

“佛海呀，你听说过韩信受**之辱的故事吗？堂堂男子汉，还值得为一两句气头上的话去计较！”蒋介石边笑边开导周佛海。

“汪先生骂过我，我也骂过他，这本没有什么。但双方把话说得太绝，现在真是不好收场。”周佛海笑着说。

“有什么不好收场。两人见了面，拉拉手，一切都成为过去。汪精卫是你的长官，姿态要高一些，我想他是能够做到的。你呢，也应该做到。”说到这里，蒋介石压低了声音，“搞政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何必太认真。”

周佛海“嘿嘿”笑了两声：“委员长说得对，我一定照办。”周佛海是个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不惜牺牲一切的小人。当年他为了不交党费而背叛共产党，叛党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又大骂共产党，吹捧国民党，丝毫不为此脸红。在周佛海的眼里，只有**裸的个人利益，没有什么正义与朋友。这次与汪精卫闹别扭，也只是他使用的一个小手段，为自己与汪精卫的和好找个台阶。

其实，蒋介石何尝不知周佛海的心思，他此次找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才是此番谈话的真正目的。

“佛海，汪先生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老是纠集一帮人，跟我过不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把我搞倒而后快。你以后与汪先生共事，要多注意他，自己周围要有一班人，必要的时候还要制阻他，不能让他太得意了。”说这话时，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一丝冷光。

“我一切听委员长的。”

这次，蒋介石与周佛海密谈了近两个小时，蒋介石留周佛海吃了晚饭，周才离去。

打这以后，周佛海主动与汪精卫接触，两人的联系慢慢多了起来。

1935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国外治疗枪伤的汪精卫闻讯匆匆回国。国民党中央派出周佛海到香港迎接汪精卫夫妇。

1月12日上午，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游轮抵达香港，周佛海带着一帮国民党的大小官员在码头迎候，气氛十分热烈。当天下午，游轮启航前往上海。周佛海上船陪同汪精卫继续前行。

“波茨坦”号在湛蓝的大海上航行。海风阵阵，碧波滚滚。汪精卫与周佛海走上甲板，就国内的形势交换看法。

此时，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调停下已经圆满解决，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终于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对周佛海说：“张学良一定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如果蒋先生答应抗日，共产党势必会乘机坐大，将来的局势会很不好收拾啊。”

“是啊，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

在反对抗日，主张剿共的态度上，周佛海与汪精卫臭味相投，这对昔日互相谩骂、互不买账的冤家，今天走到了一起。两人推心置腹，越谈越深入，越谈越投机，大有相互了解太晚的感觉。

“波茨坦”号航行了两天两夜，周佛海与汪精卫的谈话也几乎进行了两天两夜。他们商谈了回国后应该怎样阻止蒋介石抗战，应该如何加强与日本人联络。他们还列出名单，商定联系哪些人可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放弃抗战立场。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发表演说，鼓吹和平，反对抗日。周佛海跟在后面，一唱一和，大谈和平的重要，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对日作战。对于这个谈话，周佛海颇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中国军队是打不过日本人的，全面抗战只会造成无谓牺牲，是死路一条。

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家。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红墙黄瓦，铁门深院，显示着主人不凡的身份。花园里开着四季不败的鲜花，四周茂林修竹，杨柳依依，更显示着主人不俗的文化品味。

这栋楼房是周佛海1932年请人建造的。当时，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特地在花园中间设计建造了一座地下室，以备日后战事使用。如今，这座地下室果然派上了用场。“七?七事变”没多久，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西流湾一带都是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空袭警报一响，许多人都跑到周佛海这个地下室来避一避。经常来这里的有熊式辉、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高宗武等人。这些人，多是反对抗日，主张与日本人和谈的一班文臣武将。他们常常在地下室里发表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言论，交换各自的感受，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有人便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当然就是这个“低调俱乐部”的主任了。

一天傍晚，日机又飞临南京上空，凄厉的警报响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等人纷纷躲进了周佛海家的地下室。

周佛海愁容满面，唉声叹气道：“日机来袭，我们竟无还手之力，这仗还怎么打。我们只有用外交方式，与日本人交涉，用政治而非军事来解决冲突，这才是我们目前应该加紧进行的。”

周佛海的一番话，得到了在座所有人的附和。

梅思平说：“其实，日本人也未必真心想打，你总得给个台阶让它下吧。”

高宗武接着梅思平的话道：“我们还是应该与日本人多联络沟通，消除误会，避免战事扩大。”

罗君强忧心忡忡地说：“共产党乘抗战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将来这局面不好收拾呀。”

众人的一席话，说得周佛海更加不安。他暗想：蒋先生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中日之间的冲突，决不能用战争来解决。双方打下去，共产党就会坐收渔利。我一定要向蒋先生申明我的观点，这仗不能往下打了。

防空警报一解除，周佛海便驱车来到汪精卫的官邸，在去找蒋介石之前，他想听听汪精卫的意见。

汪精卫听了周佛海来意后，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佛海呀，蒋先生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没那种广纳百川的胸襟，你去找他进言，怕是想去找骂挨吧。”

冷静下来的周佛海一想，汪精卫的话有道理，蒋介石一旦做出决定，是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

见周佛海不语，汪精卫小声地对他说：“我已派人与日本秘密作过接触，日本人态度很好，表示愿意谈判，但前提条件是，谈判对手不是蒋先生的政府。”

“那不是要蒋先生下台吗？”周佛海不解地问。

汪精卫不语，点了点头。

周佛海一下站了起来。

关于抗战问题，周佛海一直对蒋介石不满，但他从来还没有过背叛蒋介石的想法。此时听汪精卫这么一暗示，他神情既紧张又激动。

汪精卫把周佛海按在沙发上，对他说：“蒋先生下台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可以另立政府，与日本人谈判，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周佛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也拿不出什么意见，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考虑周全。”

这天，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谈到深夜。

掌握实权1937年8月，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副主任。接着，又任国防部参议会议员，同时，兼国民党大本营政治部副部长。周佛海职务的变动，使得他与汪精卫的接触更为方便。

同年底，日军占领南京。

次年４月初，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这之后，周佛海利用职权，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来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协商和谈条件。后来，在汪精卫的指派下，梅思平也投入到这一工作中。

经过接触与谈判，梅思平与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人密签了《重光堂协议》。

紧接着，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策划了叛逃河内的阴谋。当蒋介石听说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出逃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我待周佛海不薄，他竟然背叛我。我要把他抓起来，送他下地狱！”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力的人物。他虽任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负有财政经济职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多由他完成。

周佛海两次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同日本政府谈判，签订秘密条约，有几次日汪双方讨价还价，谈判陷于僵局，最终周佛海出面，打破了僵局。所以，周佛海不仅深得汪精卫的信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日本天皇授予周佛海一等旭日大绶章。周佛海不仅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他手中还掌握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多次与新四军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运动。

周佛海还利用设立于上海的特工总部，残酷镇压在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迫害抗战人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逐渐发生变化。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最能见风使舵。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他高叫“抗战无用”、“和平谈判”。在中国人民顶住了日军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周佛海以其投机家的政治**，预感到日本的失败将不可避免。眼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周佛海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为了个人前途，周佛海决定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先是偷偷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正使蒋介石感到头疼，看到周佛海的自首信后，他喜上眉梢，马上打电话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周佛海现在向我们自首，我准备接受他的自首，要他戴罪立功。我想，命令周佛海利用一切机会竭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你看怎么样。”戴笠马上回答说：“委员长英明，我立即命令上海的工作人员，与周佛海接触。”

经过上海军统特务与周佛海秘密联络后，军统便向他交待了任务。

此后，周佛海就按照重庆方面的命令，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周佛海还安排了一部秘密电台与戴笠保持着经常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日军重要情报。

杀李士群周佛海与戴笠联系上后，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他借日本人之手，干掉了大特务头子李士群，读来颇具故事性。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李早年到上海求学时参加革命，后遭国民党中统逮捕，在严刑之下，自首变节。李士群投奔国民党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中统头子陈立夫认为他不过是共产党的叛徒，始终不重用他，使得他郁郁寡欢，一直在另寻靠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认为机会来了，他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