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记（三十四）道德改革

本身就是大士族出身的司马炎，对于自己登基后的社会风气是很清楚的。他清楚的知道，靠着吹牛皮和高雅可是治理不了国家的，新王朝就得有新的道德思想体系，就要树立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通过来控制舆论和人们的思想。

所以，司马炎决定首先要从改变大臣们的思想来抓起。

曹魏帝国时期，不光对皇族想囚犯一样严防死守，对领兵在外的将领和在外任职的官员，也同样的严加防范，这些人的家属，要统统留在首都，不能跟随外派的官员一起走，其实说白了就是防止那些官员叛变的人质。司马炎登基之后，马上接触了曹魏帝国实行了近五十年的外派官员人质规定，这一招，即表示了皇帝对官员们的信任，也解决了所有外派官员无法和妻子儿女团聚的问题，可谓是大快人心。估计很多外派官员终于可以天天见到原先一年到头不能见的老婆孩子，头一句话就是：“这在前朝可是想都不敢想啊！”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马炎对于增进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感情所做的努力。

司马炎在老爸盖棺定论不久，打算要去皇家宗庙祭祀一下，当时主管皇家宗庙的人叫许奇，而这个许奇的爸爸，就是当年因为和曹魏皇帝曹芳站在一条战线上、被司马师流放到朝鲜结果死在半路的许允。可以说，司马炎的大伯杀了许奇的老爸，许奇伺候的是杀父仇人的亲侄子。许多大臣就劝司马炎，您看许奇和您是这种关系，万一您到了宗庙里头，他起了复仇的念想，您可就危险了，所以还是先把许奇换到别处，您再去宗庙吧！司马炎听到这些议论，马上下命令，不光把皇家宗庙仍旧交给许奇掌管，还把包括宗庙在内的整个皇家园陵都交给许奇，把他直接提了一个级别。

然后，针对当时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司马炎也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勤俭节约的表率。

在准备去宗庙的祭祀活动的时候，主管祭祀的单位向司马炎报告，祭祀用的御用牛的青丝缰绳断了，因为青丝比较昂贵，司马炎就命令，用麻绳来替代。

针对当时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平民百的社会风气，司马炎在登基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257年，他亲自到洛阳城南的皇家祭祀宗庙御用农田里做了一会农民，结结实实的拉了三回篱笆，对农民兄弟和农业活动表示支持和鼓励。

而司马炎做的最隆重也是最长期的一项道德工程，就是在孝道上面做文章，自己做出官方的表率，对孝做一个正大光明的解释和示范。

司马炎在登基的第二年的1月8日，就将原先曹魏帝国的祭祀祖先用的宗庙全部腾空，把自己爸爸司马昭、大伯司马师、爷爷司马懿的牌位放了进去，同时搬进去的还有司马懿的爸爸、爷爷、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爷爷，让全国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让全国人都知道司马炎十分崇敬和缅怀他的祖先。

没几天，司马炎又将大伯司马师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大妈羊徽瑜尊为景皇后，当做妈妈一样养在后宫。

对爸爸的丧事，司马炎尤其重视，并且严格执行儒家对于丧事的规定。

儒家的开山祖师爷孔子认为，父母死了以后，当儿子的要守三年的丧。守丧主要有两项内容：一项就是要隆重的办丧事，并且穿孝衣孝帽，也就是丧葬要有一套礼仪程序，这也很好理解，毕竟表示一下对死者的思念和尊重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另一项就十分不尽人情了，孔子先生认为办完丧事以后，还要真心的

表现出痛苦哀伤的行为。

打个比方，如果死了父母，子女在丧期之内就应该做到：1.不许洗澡；2.要痛苦的面色发黑、身体憔悴；3.在给父母办丧事的时候要拖长声音哭，尽量苦的上气不接下气；4.尽量少说话，和丧事无关的事情尽量不谈；4.父母去世头三天什么都不吃，三天后可以喝粥，三个月以后可以吃粗粮，一年以后才可以吃水果蔬菜，等到丧期过后，才可以吃肉喝酒；5.住在草棚里面睡草席、枕木头；6.一切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都不许做，比如不许和他人聚餐狂欢、不许结婚、甚至结了婚也不能和老婆睡觉；7.有官职的人必须辞去官职。而且孔子认为，办丧事多豪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在办丧事之后的三年内不断的哀伤痛苦，这才足够表达子女对父母去世的悲伤之情，血缘关系越远的人，就越可以减少这种糟践自己的程度。

其实在孔子这个时候，守丧只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东西，可是到了秦朝的时候，给死去的皇帝守丧就成了强制性的规定，到了西汉汉武帝的时候，给五代之内的亲人守丧也成了强制性的规定。而且为了表示全国人民对皇帝的爱戴和敬意，只要皇帝死了，全国人民都要像给自己的老爸守丧那样整整糟践自己三年。到了后来，这种变态的规定已经越来越不能被接受，很多地方的百姓干脆就根本不理这个碴儿，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把皇帝当成自己的亲爹。

西汉汉文帝的时候，他认为守丧三年这种排场实在没有必要搞，本着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就规定以后百姓们替皇帝守丧以一天顶一年，朝廷和皇宫以一天顶一个月，这样，三天以后，全国百姓就可以照常生活，而朝廷和皇宫也最多三十六天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样过了几百年，到了司马炎这里，他就非要坚持按照近千年前孔子实际守丧三年的规格来祭奠自己的爸爸。当时司马昭死的时候，全国上下按照规定都要陪着一起白衣白帽，以表达对司马昭去世的哀思。

按照惯例，三天过后，全国就一切照旧，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儿了。司马炎先生别出心裁，在三天之后，虽然也脱了孝服，可是仍然带着孝帽、只吃素不吃肉，还是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等到公元266年8月，司马昭将近周年祭日的时候，司马炎要去祭奠老爸，突然提出要再次非要穿孝衣戴孝帽。这个时侯，当时的尚书令（国务院总理）裴秀就劝司马炎，按照惯例，大臣们都是服丧36天就够了，您本来已经脱了孝服，现在又要穿上，完全没有必要。再说您这一穿孝服，我们大家伙是陪不陪您穿呢！司马炎听完以后，觉得确实没必要为难大伙儿和自己一起死老爸，就不再坚持了。

祭奠回来以后，司马炎虽然不穿丧服，可是仍然戴着孝帽，天天吃和尚餐。大家伙又一起劝司马炎没有必要这样死心眼儿，可是司马炎这回死活不听，对大臣们说：“每当想起老爸，而我不能完成穿三年丧服的礼仪，就为此伤心，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难过。我本生在儒者之家，几辈子人都信礼法，对自己爸爸怎么能不尽孝道呢！听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多说了。”大臣们一看劝不了，也只好任由司马炎穿了三年丧服，享受了三年的纯健康素食。

可是司马炎的苦行僧生活，并没有这么就结束，因为在他好不容易快要服完司马昭三年之丧的时候，在公元268年3月22日，司马炎的母亲、皇太后王元姬也去世了。4月3日，心情悲痛的司马炎把母亲和父亲司马昭合葬，同时计划接着给母亲也服个

三年之丧。太常（祭祀部）向司马炎汇报说，既然已经合葬完毕，祭祀仪式也已经完成，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就应该注意身体，不要再连续做苦行僧了，但是，司马炎用诏书拒绝了这项提议，太常再次坚持，司马炎仍然不肯停止服丧。最后，文武百官不断请求，司马炎这才脱下孝服，但是仍然戴了三年孝帽，吃了三年素食，一直到公元271年，他才结束这种苦行僧的生活。

通过司马炎建设西晋道德新风尚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炎实际上想要继承他前辈的愿望，重新恢复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树立成西晋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提拔许奇，就是力图改变当时君臣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关系，想要恢复早已不复存在的儒家希望的君君臣臣；他严格遵守儒家礼仪为父母守孝，就是意图恢复早已淡漠的儒家认可的父父子子。

那么司马炎为什么非要恢复儒家道德的权威呢？

虽然同样是士族阶层，但一直做大官、并且很早就控制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司马家族，本身代表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利益。和当年曹魏帝国的皇族一样，司马家族是绝对不会允许那种鄙视权威、鄙视官场的玄学思想泛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大臣们如果都真的逍遥了，那谁还给皇帝打工效力？大臣们如果都真的都不相信伦理道德了，连爹娘都不鸟，那谁还鸟皇帝？

西晋王朝建国初期的国家重臣，像王祥、何曾、裴秀、贾充、荀顗、荀勖，他们全部都出身在坚信儒家伦理道德的家族里，他们对司马家族的思想纲领，是完全拥护的，而且他们对逍遥虚无的玄学思想，普遍都是排斥的，像何曾就曾经当着司马昭的面，狠狠的骂著名的玄学家阮籍是条危害国人思想的大毒虫。总之一句话，在当时来说，司马炎希望在人们心中树立这么一种理念：拥护儒家思想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的正统人士，拥护玄学思想的就是以家族利益、个人利益为第一的危险分子。

我们说，司马炎想给自己的新时代树立新的意识形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重新确立来整合当时已经混乱的人心，对于抑制由于崇尚虚无思想而醉生梦死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意图和当时代表着士族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的玄学虚无思想是相违背的，所以，司马炎想要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道德改革，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这场实质上意图重新恢复国家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树立儒家道德新风尚的运动是要注定失败的。实际上，司马炎最后也被奢侈和糜烂的社会风气彻底控制，变成了醉生梦死的败家子皇帝。

我们举个例子，司马炎刚即位的时候，当时的建议官傅玄（爸爸傅干做过东汉末年曹操的后勤部长），针对士族政治的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向司马炎建议，挑选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其实主要指强调道德万能的儒家知识分子），排斥崇尚虚无和奢侈的小人（主要指崇尚虚无思想的知识分子）。司马炎非常欣赏这个建议，马上颁布了诏书，结果因为很多士族都崇尚玄学思想，这个建议根本无法实行，成了一纸空文。

所以说，在司马炎登基以后，士族阶层已经强大到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从思想和行动上，皇帝想要违背整个士族阶层的意愿，是根本行不通的。

于是，士族阶层就在玄学虚无思想的指导下，继续醉生梦死和纸醉金迷，社会道德风气的沉沦并没有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而结束，这个王朝真正全面性的腐烂，才刚刚开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