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琉球灭国
李旭和徐世昌相谈甚欢，问及徐世昌的日后打算，见其有意赴京赶考但川资拮据，便慷慨解囊给予资助并修书一封给王闿运，嘱其关照徐世昌在京生活等事。徐世昌大为感动，认为义勇侯不愧人中豪杰，相见恨晚！
和徐世昌谈话的次日，李旭便赶回了开封，连夜召开农业部、农业公司等相关人员的讨论会，商讨粮食结构调整和推广高产农作物种植，并发展经济型农作物。会上决定了几个重要决策：
一是建立科学院下属的农科院，同时在各地建立农科所，加强农业科技研究。金陵大学开设农学院，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各地农业公司向农科院购买农业科技成果和接收农学院毕业生，提高天朝农业科技技术水平。
二是以朝廷名义在全国大力推广马铃薯、玉米、番薯等补充性粮食作物，改善大清国的粮食结构，缓解粮食压力。
三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适合当地地理环境特点的经济型农作物，提高农村收入和改善乡村生活，同时为工商企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比如在新疆等地就可以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为棉纺厂提供原料。
四是要求朝廷明谕天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而义勇军控制下的地盘则由官方组织兴建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农业公司负责中小型水利设施的修建，农行负责资金支持。李旭要求用五年时间基本建立起义勇军辖区内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确保抵御百年灾害的侵袭！为此，李旭指示财政部和人行必须确保专项资金的建立和发放。
五是再次明确了农业生产和发展是国家战略性问题，是首要问题，今后每年政务院的首发文件必须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
这次史称“开封农业会议”的讨论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农业发展的几个重要原则，对天朝未来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影响着天朝的农村经济！
1879年还发生了两起震撼大清国的大事，也让欧美的西洋人和东瀛的东洋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满清政府的无能！这第一起事件就是数百年来的藩属国琉球被日本人彻底地吞并了。这年3月，日本悍然派出军警部队直接接收了琉球国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东京，琉球国宣告灭亡，成为日本政府管辖的“冲绳县”。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清流纷纷要求朝廷维护琉球国体，拒绝日人吞并甚至不惜对日开战。
上海的申报率先刊登了大量议论文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议厚屏藩以固根本》一文即认为保琉球其实是保朝鲜、保东北。“琉球并于日本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五月中旬，琉球逃
亡官员向德宏化装抵达天津，向主管大清国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援，恳请满清朝廷保护属国，使琉球免遭灭国之惨。在请愿书中，向德宏有感于国恨家仇，悲愤地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一连几天，向德宏都在李鸿章的居所之外“呼号泣血”，可是却没有得到结果。
这一幕令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朝中大臣也是意见纷纷。时任大清国派驻日本的公使何如璋根据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建议朝廷先发制人，武力求和平。在给国内的公函里，其一再强调先发制人，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并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
李鸿章的意见是“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其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
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日本既改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概而言之，其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
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相对于保琉球情绪的高涨
，弃琉球的声音虽小，但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是年四月申报也刊发了社论文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张对琉球问题置之不理。理由如下：
一、琉球素来贫弱，长期受日本控制，即使其继续朝贡中国，实质上也仍然是日本的属地和势力范围。
二、中国向来以含忍为立国之道，何妨将琉球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视作蛮夷彼此间的冲突。针对有人称“国体所关，琉球之于中国恭顺如是，不得不发兵往援”，文章反驳道：近年俄国强占我伊犁，我们尚且含忍至今，更何况琉球这种鞭长莫及的海外藩属？
三、日本吞并琉球乃不义之举，其他国家自会抗议，琉球也不会坐以待毙。
光绪五年从年初直到年中，琉球灭国一事吵吵闹闹地持续不断，意见纷纭。朝廷也始终没能定下主意。此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日两国，到达天津会晤李鸿章，“慨然以调处自任”。
五月上旬，大清国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反对废琉球改置冲绳县。五月中旬，日本政府向格兰特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不愿第三国过问。格兰特劝中国“宽让”，并以“中日失和交战”威胁清廷。
洋人势力的介入更让中日之间围绕琉球的纠纷错综复杂，不要说当事者难以厘清头绪，就是旁观者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爽---大清国举国上下都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站出来说了，否则大家除了吵闹根本没法统一意见！
忽然，人们意识到还有几个重量级的大佬没有发声，其中总督大西北的“西北王”左宗棠和实际管辖东南五省的“江南王”李旭都还没说话呢！这两位的意见可谓对朝廷的决策举足轻重，他俩不吭声，军机处的大臣们也得小心翼翼地挠头。
朝野内外开始关注左宗棠和李旭的态度了，朝廷也密旨垂询两位的看法。一些和左李关系密切的人士更是信函不断，纷纷就琉球事件咨询，其中王闿运也密函义勇侯请示机宜。
人们不知道左宗棠和李旭也信函往来密切，商讨对琉球一事的共同态度---在对外问题上，左宗棠认为李旭年轻有见识，比自己更清楚洋人的情况，所以每每涉及外交表态，他都会征询李旭的看法以保证左李的意见统一。
不久，左宗棠上奏朝廷坚决主张维护琉球的藩属国地位，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扬言愿意在新疆平稳后帅兵出征琉球，不惜武力保护琉球！在国人和洋人的眼里，这位左大人就是典型的鹰派人物、好战分子，总是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问题。
（本章完）
和徐世昌谈话的次日，李旭便赶回了开封，连夜召开农业部、农业公司等相关人员的讨论会，商讨粮食结构调整和推广高产农作物种植，并发展经济型农作物。会上决定了几个重要决策：
一是建立科学院下属的农科院，同时在各地建立农科所，加强农业科技研究。金陵大学开设农学院，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各地农业公司向农科院购买农业科技成果和接收农学院毕业生，提高天朝农业科技技术水平。
二是以朝廷名义在全国大力推广马铃薯、玉米、番薯等补充性粮食作物，改善大清国的粮食结构，缓解粮食压力。
三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适合当地地理环境特点的经济型农作物，提高农村收入和改善乡村生活，同时为工商企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比如在新疆等地就可以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为棉纺厂提供原料。
四是要求朝廷明谕天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而义勇军控制下的地盘则由官方组织兴建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农业公司负责中小型水利设施的修建，农行负责资金支持。李旭要求用五年时间基本建立起义勇军辖区内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确保抵御百年灾害的侵袭！为此，李旭指示财政部和人行必须确保专项资金的建立和发放。
五是再次明确了农业生产和发展是国家战略性问题，是首要问题，今后每年政务院的首发文件必须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
这次史称“开封农业会议”的讨论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农业发展的几个重要原则，对天朝未来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影响着天朝的农村经济！
1879年还发生了两起震撼大清国的大事，也让欧美的西洋人和东瀛的东洋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满清政府的无能！这第一起事件就是数百年来的藩属国琉球被日本人彻底地吞并了。这年3月，日本悍然派出军警部队直接接收了琉球国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东京，琉球国宣告灭亡，成为日本政府管辖的“冲绳县”。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清流纷纷要求朝廷维护琉球国体，拒绝日人吞并甚至不惜对日开战。
上海的申报率先刊登了大量议论文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议厚屏藩以固根本》一文即认为保琉球其实是保朝鲜、保东北。“琉球并于日本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五月中旬，琉球逃
亡官员向德宏化装抵达天津，向主管大清国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援，恳请满清朝廷保护属国，使琉球免遭灭国之惨。在请愿书中，向德宏有感于国恨家仇，悲愤地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一连几天，向德宏都在李鸿章的居所之外“呼号泣血”，可是却没有得到结果。
这一幕令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朝中大臣也是意见纷纷。时任大清国派驻日本的公使何如璋根据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建议朝廷先发制人，武力求和平。在给国内的公函里，其一再强调先发制人，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并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
李鸿章的意见是“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其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
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日本既改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概而言之，其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
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相对于保琉球情绪的高涨
，弃琉球的声音虽小，但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是年四月申报也刊发了社论文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张对琉球问题置之不理。理由如下：
一、琉球素来贫弱，长期受日本控制，即使其继续朝贡中国，实质上也仍然是日本的属地和势力范围。
二、中国向来以含忍为立国之道，何妨将琉球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视作蛮夷彼此间的冲突。针对有人称“国体所关，琉球之于中国恭顺如是，不得不发兵往援”，文章反驳道：近年俄国强占我伊犁，我们尚且含忍至今，更何况琉球这种鞭长莫及的海外藩属？
三、日本吞并琉球乃不义之举，其他国家自会抗议，琉球也不会坐以待毙。
光绪五年从年初直到年中，琉球灭国一事吵吵闹闹地持续不断，意见纷纭。朝廷也始终没能定下主意。此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日两国，到达天津会晤李鸿章，“慨然以调处自任”。
五月上旬，大清国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反对废琉球改置冲绳县。五月中旬，日本政府向格兰特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不愿第三国过问。格兰特劝中国“宽让”，并以“中日失和交战”威胁清廷。
洋人势力的介入更让中日之间围绕琉球的纠纷错综复杂，不要说当事者难以厘清头绪，就是旁观者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爽---大清国举国上下都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站出来说了，否则大家除了吵闹根本没法统一意见！
忽然，人们意识到还有几个重量级的大佬没有发声，其中总督大西北的“西北王”左宗棠和实际管辖东南五省的“江南王”李旭都还没说话呢！这两位的意见可谓对朝廷的决策举足轻重，他俩不吭声，军机处的大臣们也得小心翼翼地挠头。
朝野内外开始关注左宗棠和李旭的态度了，朝廷也密旨垂询两位的看法。一些和左李关系密切的人士更是信函不断，纷纷就琉球事件咨询，其中王闿运也密函义勇侯请示机宜。
人们不知道左宗棠和李旭也信函往来密切，商讨对琉球一事的共同态度---在对外问题上，左宗棠认为李旭年轻有见识，比自己更清楚洋人的情况，所以每每涉及外交表态，他都会征询李旭的看法以保证左李的意见统一。
不久，左宗棠上奏朝廷坚决主张维护琉球的藩属国地位，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扬言愿意在新疆平稳后帅兵出征琉球，不惜武力保护琉球！在国人和洋人的眼里，这位左大人就是典型的鹰派人物、好战分子，总是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