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清朝(5)
甲午之战，较之其他部队，北洋水师无疑士气最高，战斗力最强，他们不畏强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开战后不久，旗舰“定远”首当其冲遭到敌人密集炮击，舰体多处被击中，原本在飞桥上指挥的丁汝昌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号，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50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的管带林永升也力战阵亡，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光绪帝还亲自给邓世昌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挽联。当然，也有一些败类，如“济远”一开火便挂上白旗逃亡，中途撞上业已搁浅的“扬威”号，将其撞沉，并第二次逃回旅顺，此后管带方伯谦被论罪处斩。
致远舰
双方战到下午5点，都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7艘兵船，5艘沉没，伤亡600人左右。日本方面仍是11艘兵船，包括旗舰“松岛”在内的5艘军舰遭到重创，伤亡239人。入夜后，日本海军先行撤退，北洋舰队也返回旅顺。这一仗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少见的拼死抵抗的恶战。
黄海一役，北洋水师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不过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可谓主力尚存。而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可惜，北洋水师从未主动追击，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他们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主动放弃了制海权，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更为严重的是陆上作战的节节败退。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旅顺、威海两大海军基地最终陷于围攻之中。
越过鸭绿江后，日本陆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却得不到其他将领的响应，还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11月7日，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命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龚照屿，开战前就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0000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激战数日，因后援不继而失败。22日旅顺失守，北洋水师失去了修理基地。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1月30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苦守刘公岛，陷入绝境。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身也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却遭到多数将领的反对，只有刘步蟾沉舰后自杀。2月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之下，自杀身亡。第二天，洋员浩威盗用其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至此，苦苦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水师，仅半年就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中清朝投入财力最多的一项，特别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并引以为傲。1884年，北洋水师建成后，成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一时间令海内外刮目相看。李鸿章一度志得意满，派舰队驶往日本耀武扬威了一番，令日本举国上下颇为惊惧。可惜好景不长，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因慈禧太后、翁同龢等人的阻扰，海军经费被长期挪作修造颐和园等其他用途，连炮弹都十分缺乏，更别说购置最新的舰艇。这个海军技术大跃进的时代，被中国不幸错过了。日本则自天皇以下发愤图强，以举国之力添置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舰，因而日本海军在吨位、航速、炮弹射程及频率等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是改变东亚格局和改变中日历史进程的关键。甲午的战败，使得清廷得支付两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台湾澎湖被割让，曾经的中兴与自强顿时化为云烟，中国逐渐被列强瓜分。日本则凭借此役获得的丰厚掠夺，迅速实现富国强兵，并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东亚和世界局势随之改变。从1885年至1895年，短短10年的风云变幻，彻底改变了历史。你一定会想，如果当初清朝没有将3000万海军费用挪用，如果清军都像邓世昌一般拼死抵抗，历史也许是另一番模样吧？
链接：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级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
十、戊戌变法
甲午的战败酿成巨祸，也深刻地教训了国人。空前的危机，让中国人普遍觉醒，如同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后，全民性和多形式的救国潮流风行全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国人，战胜我们的是两千年来一直被我们蔑视为倭奴的东洋岛国——日本。在1895年春夏间，在清廷战和失据、惊慌失措之时，举国上下群情激奋。由康有为发起，当时在北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全国举人1300多人聚集起来，给光绪帝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和变法。虽然上书受到阻扰没有送达皇帝手中，不过依然震惊全国，史称“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考上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一职。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的很多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组织了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一时间，京城大臣名士争相入会，震动朝野。由于受“后党”的阻扰，这些活动很快被禁止。此后，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要求维新变法。不过前几次的上书如石沉大海，并无反响。
链接：《万国公报》
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刊物，同时也是一份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之一。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也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从46期开始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
转机在1897年末终于到来。这一年10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举国群情激奋，清廷再次陷入统治危机中。康有为从上海赶往北京，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变法，否则皇帝与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次的上书依旧没有上达，不过在京城辗转传抄，还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影响颇大。年轻的光绪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康有为深感变法有望，于是连续给光绪帝呈递《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特别是全面论述变法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俄国，推行新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风潮应声而起。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推行变法，随后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的措施和步骤，而且准许他专折奏事。从这一天开始，根据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光绪帝锐意改革，先后下达了100多道谕旨，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变法的，内容广泛涉及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这些措施大多是欧美及日本等国行之有效的治国法宝，切合实际的良策。若能切实推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后来，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说，这两三个月推行的变法措施，虽然是在位数十年中外贤德明君，可圈可点的政绩也不及其十之一二。
纵观历史上的改革，其成功无不依靠明君权臣的强力推动，而失败则大多因反对派力量过大，主政者中途改弦更张之类，因为改革势必改变某些局面，危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戊戌变法所遭遇的反对更是空前强大，特别诸如废除科举、取消对满人的供养等，更是招致普遍的抵制。另外，掌控中央实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并无实权；地方总督巡抚们的权力也空前膨胀，因此对于变法措施大多置若罔闻，或者交章辩驳。全国各地仅思想开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新政，执行了部分措施。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就在康有为兴致勃勃地鼓吹“全变”“速变”的时刻，问题纷至沓来，最大的危机来自中央。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下令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同时收回用人权，新任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并任命亲信荣禄出掌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另外，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光绪帝也不甘示弱，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反击。比如将一些反对改革官员革职查办，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这些举动让守旧势力大为恐慌，他们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请求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七八月间，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趁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康梁毕竟是书生，毫无实权，无计可施，接到密令，只能失声痛哭。
危急关头，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袁虽出身异途，不过为人机灵果敢，办事能力很强，得到李鸿章的青睐，被视为接班人。不过在甲午年间，李鸿章失势后，他却落井下石，改投帝师翁同龢麾下。此刻，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统帅了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7000余人。袁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获得了维新派的好感。危急关头，康梁等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他们的举荐下，9月16日、17日，光绪帝接连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示以隆恩。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慈禧太后也似乎预感事情不妙，19日一大早提前从颐和园赶回宫，把光绪帝控制起来。次日，袁世凯在向太后请安后，连忙赶回天津，向荣禄把谭嗣同等的计划和盘托出！21日，慈禧太后“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对外宣称皇帝生病——这是中外篡权者最常用的借口——然后堂而皇之地再一次临朝听政。另外宣布废除变法，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史称“戊戌政变”。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则拒绝逃亡，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在菜市口被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新政措施，除设立京师大学堂、裁撤湖北巡抚等少数措施外，其他全部被废止。
从6月11日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政变发生，维新运动共进行了103天，因而也称为“百日维新”。它虽然是昙花一现，却灿若晨星，指引着国人探求真理的道路。3年后，在遭遇八国联军的空前侵凌后，慈禧太后发动了“新政”，将维新派的很多措施重新来过，不过再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而接连背叛李鸿章和光绪帝的袁世凯，在大权在握之后，彻底地背叛了清王朝，将皇帝赶下了台。这实在是莫大的历史讽刺，让人唏嘘不已。
致远舰
双方战到下午5点，都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7艘兵船，5艘沉没，伤亡600人左右。日本方面仍是11艘兵船，包括旗舰“松岛”在内的5艘军舰遭到重创，伤亡239人。入夜后，日本海军先行撤退，北洋舰队也返回旅顺。这一仗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少见的拼死抵抗的恶战。
黄海一役，北洋水师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不过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可谓主力尚存。而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可惜，北洋水师从未主动追击，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他们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主动放弃了制海权，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更为严重的是陆上作战的节节败退。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旅顺、威海两大海军基地最终陷于围攻之中。
越过鸭绿江后，日本陆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速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却得不到其他将领的响应，还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11月7日，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命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龚照屿，开战前就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0000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激战数日，因后援不继而失败。22日旅顺失守，北洋水师失去了修理基地。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1月30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苦守刘公岛，陷入绝境。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水陆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身也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却遭到多数将领的反对，只有刘步蟾沉舰后自杀。2月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之下，自杀身亡。第二天，洋员浩威盗用其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至此，苦苦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水师，仅半年就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中清朝投入财力最多的一项，特别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并引以为傲。1884年，北洋水师建成后，成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一时间令海内外刮目相看。李鸿章一度志得意满，派舰队驶往日本耀武扬威了一番，令日本举国上下颇为惊惧。可惜好景不长，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因慈禧太后、翁同龢等人的阻扰，海军经费被长期挪作修造颐和园等其他用途，连炮弹都十分缺乏，更别说购置最新的舰艇。这个海军技术大跃进的时代，被中国不幸错过了。日本则自天皇以下发愤图强，以举国之力添置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舰，因而日本海军在吨位、航速、炮弹射程及频率等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是改变东亚格局和改变中日历史进程的关键。甲午的战败，使得清廷得支付两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台湾澎湖被割让，曾经的中兴与自强顿时化为云烟，中国逐渐被列强瓜分。日本则凭借此役获得的丰厚掠夺，迅速实现富国强兵，并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东亚和世界局势随之改变。从1885年至1895年，短短10年的风云变幻，彻底改变了历史。你一定会想，如果当初清朝没有将3000万海军费用挪用，如果清军都像邓世昌一般拼死抵抗，历史也许是另一番模样吧？
链接：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级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
十、戊戌变法
甲午的战败酿成巨祸，也深刻地教训了国人。空前的危机，让中国人普遍觉醒，如同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后，全民性和多形式的救国潮流风行全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国人，战胜我们的是两千年来一直被我们蔑视为倭奴的东洋岛国——日本。在1895年春夏间，在清廷战和失据、惊慌失措之时，举国上下群情激奋。由康有为发起，当时在北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全国举人1300多人聚集起来，给光绪帝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和变法。虽然上书受到阻扰没有送达皇帝手中，不过依然震惊全国，史称“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考上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一职。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的很多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组织了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一时间，京城大臣名士争相入会，震动朝野。由于受“后党”的阻扰，这些活动很快被禁止。此后，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要求维新变法。不过前几次的上书如石沉大海，并无反响。
链接：《万国公报》
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刊物，同时也是一份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之一。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也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从46期开始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
转机在1897年末终于到来。这一年10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举国群情激奋，清廷再次陷入统治危机中。康有为从上海赶往北京，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变法，否则皇帝与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次的上书依旧没有上达，不过在京城辗转传抄，还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影响颇大。年轻的光绪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康有为深感变法有望，于是连续给光绪帝呈递《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特别是全面论述变法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俄国，推行新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风潮应声而起。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推行变法，随后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的措施和步骤，而且准许他专折奏事。从这一天开始，根据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光绪帝锐意改革，先后下达了100多道谕旨，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变法的，内容广泛涉及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这些措施大多是欧美及日本等国行之有效的治国法宝，切合实际的良策。若能切实推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后来，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说，这两三个月推行的变法措施，虽然是在位数十年中外贤德明君，可圈可点的政绩也不及其十之一二。
纵观历史上的改革，其成功无不依靠明君权臣的强力推动，而失败则大多因反对派力量过大，主政者中途改弦更张之类，因为改革势必改变某些局面，危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戊戌变法所遭遇的反对更是空前强大，特别诸如废除科举、取消对满人的供养等，更是招致普遍的抵制。另外，掌控中央实权的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并无实权；地方总督巡抚们的权力也空前膨胀，因此对于变法措施大多置若罔闻，或者交章辩驳。全国各地仅思想开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新政，执行了部分措施。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就在康有为兴致勃勃地鼓吹“全变”“速变”的时刻，问题纷至沓来，最大的危机来自中央。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下令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同时收回用人权，新任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并任命亲信荣禄出掌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另外，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光绪帝也不甘示弱，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反击。比如将一些反对改革官员革职查办，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这些举动让守旧势力大为恐慌，他们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请求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七八月间，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趁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康梁毕竟是书生，毫无实权，无计可施，接到密令，只能失声痛哭。
危急关头，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袁虽出身异途，不过为人机灵果敢，办事能力很强，得到李鸿章的青睐，被视为接班人。不过在甲午年间，李鸿章失势后，他却落井下石，改投帝师翁同龢麾下。此刻，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统帅了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7000余人。袁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获得了维新派的好感。危急关头，康梁等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他们的举荐下，9月16日、17日，光绪帝接连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示以隆恩。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慈禧太后也似乎预感事情不妙，19日一大早提前从颐和园赶回宫，把光绪帝控制起来。次日，袁世凯在向太后请安后，连忙赶回天津，向荣禄把谭嗣同等的计划和盘托出！21日，慈禧太后“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对外宣称皇帝生病——这是中外篡权者最常用的借口——然后堂而皇之地再一次临朝听政。另外宣布废除变法，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史称“戊戌政变”。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则拒绝逃亡，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在菜市口被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新政措施，除设立京师大学堂、裁撤湖北巡抚等少数措施外，其他全部被废止。
从6月11日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政变发生，维新运动共进行了103天，因而也称为“百日维新”。它虽然是昙花一现，却灿若晨星，指引着国人探求真理的道路。3年后，在遭遇八国联军的空前侵凌后，慈禧太后发动了“新政”，将维新派的很多措施重新来过，不过再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而接连背叛李鸿章和光绪帝的袁世凯，在大权在握之后，彻底地背叛了清王朝，将皇帝赶下了台。这实在是莫大的历史讽刺，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