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日本学者一
“王爷，喜讯，思明州光复了！”沉匡国摇晃着手里的战报，离的很远就叫了起来，“永历三十四年丢掉的思明州和金门光复了！”
朱克臧表情平静的接过战报看完道：“还行，只折损了三百来人，比本王预料的要好一些。”
“王爷，拿下了思明州和金门，之后就该打回福建和两广了吧。”
朱克臧笑道：“不，我们将战场选在他满洲的龙兴之地。南中国只是鞑虏的钱袋子，关外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总想着万一丢了江山就退回去，那本王就要玄烨拿出无数真金白银砸在他的满洲。”
一直到末年，清王朝真正舍得下血本打的还是援朝抗日之战。洋人只要南中国的钱，日本人要的却是东北富饶之地，这是清王朝无法容忍的。
而此时的东北近乎于无人区，江南漕运的粮草辎重绕过大半个中国才能到达战场，耗费巨大。
朱克臧需要大量马匹组建骑兵和骑炮兵，位于辽东湾附近的大凌河牧场，是上驷院下属三大皇家牧场之一，马匹多质量好，又临着将近四百公里长的河道，历来就是辎重运输必经之路，掌控这里，便是隔绝了辽西和辽东。
明末大凌河之战，后金围城打援，击败了明军四次增援，彻底摧毁了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如今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朱克臧决定用满洲人对付明朝的法子来对付清朝。
沉匡国道：“王爷用兵的法子，似乎是要逼的清廷自乱。可末将觉得，福建和两广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我们人太少地太大，土人又多，要压制他们，还得迁徙汉人过去。”
朱克臧笑道：“匡国，你想的不错，这是百年大计。要和清廷交战，就得先削弱它，我们人少，只能用人少的法子。”
管家跑过来，在影壁前躬身道：“王爷，有几个日本人前来拜谒，也没拜帖，说是奉师尊舜水先生命令前来。”
朱克臧才想起来，这位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好像就是这几个月过世的。
朱舜水和黄宗羲观点又有不同，他主张大一统，尊王攘夷。明治维新时，这种思想便被倒幕派推广，用来压制各藩。
承天府已经允许外国人盖了两座教堂，克伦威尔多次要求自由传教，被朱克臧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但最后总归要开放的，这个时代的学者，基本都是神学家，包括牛顿，研究科学也是为了研究神学。如果一棒子打死，会阻碍明帝国与西方的交流。
但自由传教的前提是明帝国国民对本国文明拥有自信心，否则就会沦为教会的精神奴隶。
明末的知识分子信天主教的颇多，但还有一份对本族文明的自信，例如徐光启孙元化。而清之后的知识分子，对西来文明全盘接受，主张彻底摈弃本族文明，主张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鲁迅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瞿秋白则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此时的知识分子，脊梁彻底被西方文明打断了。他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华夏文明是劣等文明，而创造这个文明的人，当然也是劣等种族。
即使当时的中国如此热切的接受西方文明的一切，然而爱因斯坦1922年在中国时写的日记里仍然认为中国人“智力低下，有生物性低劣”，并将其归咎于生物起源，简而言之，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他呆的地方是上海，还不是穷乡僻壤。
然而这是中国人本来的样子吗？
若说清朝之后的中国人有什么特征最显著，大概就是自私，令人齿冷的自私，这一点，几乎所有外国人的记述中都提到过。
朱克臧记得，美国人斯诺的《复始之旅》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斯诺看见一位工人在街头意外被火点燃，周围都是看热闹的，无人帮忙。他脱下新买的驼绒大衣扑火，还喊周围看热闹的工人找水，救下了那个人。事后，给他拿水的工人先是讨走了他烧坏的大衣，然后又找他要水钱，气的他夺回大衣就走，只听见身后看热闹的人嘲讽“这个外国人脑子坏了”。
同样的事件无数次出现在外国传教士，水手，商人，使臣的游记里。
于是爱因斯坦说：“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清末时教民数量飞速增长，一是因为国人自尊心完全丧失，对拥有先进武器的西人顶礼膜拜；二是因为教民有洋人保护，能占非教民的地，这是实际利益。
随着明军数次大捷，明国人的自信心重新回归，此时再开放传教，或许结果不会太糟。朱克臧踱着步子，想到日本的天主教之乱，还是有些犹豫。
来的是山鹿素行（武士道创立者），伊藤仁斋（日式儒道创立者）。明国精通日语的人很多，即使不通，和贵族武士阶级也能用笔谈方式对话，此时，汉字还是东亚通行文字，华夏文明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朱克臧和二人见礼，山鹿素行开门见山道：“奉师尊遗命，将他生平所有书稿著作送至承天府，但有一二能用，于愿足矣。”
朱克臧故作惊讶道：“舜水先生去了？”
山鹿素行道：“回殿下，师尊在四月份因疾去世。”
“可惜了，没能让舜水先生看到绍兴府光复的一刻。”
伊藤静斋道：“师尊已知殿下数次挫败鞑虏水师，驱逐红毛夷，深感欣慰，临终前也是笑着的，想来没有遗憾。我等前来，除了送交师尊手稿藏书，另有一事相扰，还请殿下成全。”
“二位但讲无妨。”
伊藤静斋道：“师尊说过，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明国从七府二城皆丧到如今巨舰连天之势，必是精于实行，精于践履，因此国家得以复兴。我等想留在贵国，体察实学真道。”
“实学？”
伊藤静斋解释道：“我等所学，正是贵国儒家实学。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行之外无学问。贵国张文忠公（张居正），高文襄公（髙拱）便是我辈楷模。师尊不以我等资质鲁钝而鄙夷，从财政税收到种地砍柴无不倾囊相授，不但教书，还教生产，杀猪酿酒刷漆之类，师尊也是样样拿手。到明国后，在下大开眼界，贵国确如师尊所说，乃是实学践行光大之地。”
朱克臧问道：“舜水先生的实学有何独特见解，可否为孤讲解一二。”
伊藤静斋道：“舜水先生毕生心血，总结起来就是二字：践履。真理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悟道要靠亲自实践。”
“舜水先生认为，施政者当如何行事才算悟道？”
伊藤静斋要了纸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仁”字，答道：“师尊认为，施政者当以仁为本。”
朱克臧顿时觉得索然无味，说来说去还是那些空话套话，这个朱舜水也不过如此嘛。
伊藤静斋又道：“师尊认为，仁政以＇利民＇为准绳。皇帝再勤政，国库空乏便是昏君，皇帝再爱民，国民穷困便是暴君。皇帝应当以国富民强为己任，凡能使国家富强增加税收的行当，能使国家进步的器物革新，皇帝就该扶持。因此，皇帝不可不懂经济之道，不可不懂财税之道。”
朱克臧心想，这还有点意思，他又问道：“那舜水先生对士人的责任又是如何看呢？或者说，他如何看待数十年前那群投降鞑虏的无耻文人？”
一直没说话山鹿素行这时才开口：“师尊认为，明朝失中原，首先是经济破产的缘故，其次是教育出了问题。明朝一直重视教育，可最后培养出来的不是伪君子就是书呆子，像国姓爷那样可文可武力挽狂澜的人物极少。因此，师尊提出教育三变：学习目的应当是造福社会，而不是做官免税；学习内容不限于经史子集，还要教授生产知识，如此才能学以致用；学习方法要变，再复杂的内容，也当尽量通俗易懂，师尊甚至将四书五经编成儿歌，三岁小孩也能传唱，此乃普及教育，是强国根本。”
朱克臧只知道，江户时代日本人识字率就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而此时的欧洲，洛克倡导的“绅士教育”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资产阶级新贵力图让更多平民成为识字者，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生产，以摆脱传统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从而向传统贵族夺权。
而大清朝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道路，全副心思都花在愚民上，用文字狱让中国变成了一汪噤若寒蝉的死水。
(本章完)
朱克臧表情平静的接过战报看完道：“还行，只折损了三百来人，比本王预料的要好一些。”
“王爷，拿下了思明州和金门，之后就该打回福建和两广了吧。”
朱克臧笑道：“不，我们将战场选在他满洲的龙兴之地。南中国只是鞑虏的钱袋子，关外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他们总想着万一丢了江山就退回去，那本王就要玄烨拿出无数真金白银砸在他的满洲。”
一直到末年，清王朝真正舍得下血本打的还是援朝抗日之战。洋人只要南中国的钱，日本人要的却是东北富饶之地，这是清王朝无法容忍的。
而此时的东北近乎于无人区，江南漕运的粮草辎重绕过大半个中国才能到达战场，耗费巨大。
朱克臧需要大量马匹组建骑兵和骑炮兵，位于辽东湾附近的大凌河牧场，是上驷院下属三大皇家牧场之一，马匹多质量好，又临着将近四百公里长的河道，历来就是辎重运输必经之路，掌控这里，便是隔绝了辽西和辽东。
明末大凌河之战，后金围城打援，击败了明军四次增援，彻底摧毁了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如今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朱克臧决定用满洲人对付明朝的法子来对付清朝。
沉匡国道：“王爷用兵的法子，似乎是要逼的清廷自乱。可末将觉得，福建和两广是一定要拿回来的，我们人太少地太大，土人又多，要压制他们，还得迁徙汉人过去。”
朱克臧笑道：“匡国，你想的不错，这是百年大计。要和清廷交战，就得先削弱它，我们人少，只能用人少的法子。”
管家跑过来，在影壁前躬身道：“王爷，有几个日本人前来拜谒，也没拜帖，说是奉师尊舜水先生命令前来。”
朱克臧才想起来，这位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好像就是这几个月过世的。
朱舜水和黄宗羲观点又有不同，他主张大一统，尊王攘夷。明治维新时，这种思想便被倒幕派推广，用来压制各藩。
承天府已经允许外国人盖了两座教堂，克伦威尔多次要求自由传教，被朱克臧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但最后总归要开放的，这个时代的学者，基本都是神学家，包括牛顿，研究科学也是为了研究神学。如果一棒子打死，会阻碍明帝国与西方的交流。
但自由传教的前提是明帝国国民对本国文明拥有自信心，否则就会沦为教会的精神奴隶。
明末的知识分子信天主教的颇多，但还有一份对本族文明的自信，例如徐光启孙元化。而清之后的知识分子，对西来文明全盘接受，主张彻底摈弃本族文明，主张废除汉字用拼音文字，鲁迅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瞿秋白则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此时的知识分子，脊梁彻底被西方文明打断了。他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华夏文明是劣等文明，而创造这个文明的人，当然也是劣等种族。
即使当时的中国如此热切的接受西方文明的一切，然而爱因斯坦1922年在中国时写的日记里仍然认为中国人“智力低下，有生物性低劣”，并将其归咎于生物起源，简而言之，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他呆的地方是上海，还不是穷乡僻壤。
然而这是中国人本来的样子吗？
若说清朝之后的中国人有什么特征最显著，大概就是自私，令人齿冷的自私，这一点，几乎所有外国人的记述中都提到过。
朱克臧记得，美国人斯诺的《复始之旅》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斯诺看见一位工人在街头意外被火点燃，周围都是看热闹的，无人帮忙。他脱下新买的驼绒大衣扑火，还喊周围看热闹的工人找水，救下了那个人。事后，给他拿水的工人先是讨走了他烧坏的大衣，然后又找他要水钱，气的他夺回大衣就走，只听见身后看热闹的人嘲讽“这个外国人脑子坏了”。
同样的事件无数次出现在外国传教士，水手，商人，使臣的游记里。
于是爱因斯坦说：“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清末时教民数量飞速增长，一是因为国人自尊心完全丧失，对拥有先进武器的西人顶礼膜拜；二是因为教民有洋人保护，能占非教民的地，这是实际利益。
随着明军数次大捷，明国人的自信心重新回归，此时再开放传教，或许结果不会太糟。朱克臧踱着步子，想到日本的天主教之乱，还是有些犹豫。
来的是山鹿素行（武士道创立者），伊藤仁斋（日式儒道创立者）。明国精通日语的人很多，即使不通，和贵族武士阶级也能用笔谈方式对话，此时，汉字还是东亚通行文字，华夏文明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朱克臧和二人见礼，山鹿素行开门见山道：“奉师尊遗命，将他生平所有书稿著作送至承天府，但有一二能用，于愿足矣。”
朱克臧故作惊讶道：“舜水先生去了？”
山鹿素行道：“回殿下，师尊在四月份因疾去世。”
“可惜了，没能让舜水先生看到绍兴府光复的一刻。”
伊藤静斋道：“师尊已知殿下数次挫败鞑虏水师，驱逐红毛夷，深感欣慰，临终前也是笑着的，想来没有遗憾。我等前来，除了送交师尊手稿藏书，另有一事相扰，还请殿下成全。”
“二位但讲无妨。”
伊藤静斋道：“师尊说过，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明国从七府二城皆丧到如今巨舰连天之势，必是精于实行，精于践履，因此国家得以复兴。我等想留在贵国，体察实学真道。”
“实学？”
伊藤静斋解释道：“我等所学，正是贵国儒家实学。日用躬行即是学，躬行之外无学问。贵国张文忠公（张居正），高文襄公（髙拱）便是我辈楷模。师尊不以我等资质鲁钝而鄙夷，从财政税收到种地砍柴无不倾囊相授，不但教书，还教生产，杀猪酿酒刷漆之类，师尊也是样样拿手。到明国后，在下大开眼界，贵国确如师尊所说，乃是实学践行光大之地。”
朱克臧问道：“舜水先生的实学有何独特见解，可否为孤讲解一二。”
伊藤静斋道：“舜水先生毕生心血，总结起来就是二字：践履。真理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悟道要靠亲自实践。”
“舜水先生认为，施政者当如何行事才算悟道？”
伊藤静斋要了纸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仁”字，答道：“师尊认为，施政者当以仁为本。”
朱克臧顿时觉得索然无味，说来说去还是那些空话套话，这个朱舜水也不过如此嘛。
伊藤静斋又道：“师尊认为，仁政以＇利民＇为准绳。皇帝再勤政，国库空乏便是昏君，皇帝再爱民，国民穷困便是暴君。皇帝应当以国富民强为己任，凡能使国家富强增加税收的行当，能使国家进步的器物革新，皇帝就该扶持。因此，皇帝不可不懂经济之道，不可不懂财税之道。”
朱克臧心想，这还有点意思，他又问道：“那舜水先生对士人的责任又是如何看呢？或者说，他如何看待数十年前那群投降鞑虏的无耻文人？”
一直没说话山鹿素行这时才开口：“师尊认为，明朝失中原，首先是经济破产的缘故，其次是教育出了问题。明朝一直重视教育，可最后培养出来的不是伪君子就是书呆子，像国姓爷那样可文可武力挽狂澜的人物极少。因此，师尊提出教育三变：学习目的应当是造福社会，而不是做官免税；学习内容不限于经史子集，还要教授生产知识，如此才能学以致用；学习方法要变，再复杂的内容，也当尽量通俗易懂，师尊甚至将四书五经编成儿歌，三岁小孩也能传唱，此乃普及教育，是强国根本。”
朱克臧只知道，江户时代日本人识字率就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而此时的欧洲，洛克倡导的“绅士教育”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资产阶级新贵力图让更多平民成为识字者，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生产，以摆脱传统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从而向传统贵族夺权。
而大清朝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道路，全副心思都花在愚民上，用文字狱让中国变成了一汪噤若寒蝉的死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