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曾国藩觉得：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曾国藩认为，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与运用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就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衡才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堤也。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正公全集》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倘若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
现在天下很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情与自己无关，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坏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却不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若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遇到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重点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开朗活跃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就算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则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明白学习没有尽头，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只要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并无可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觉得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不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即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因此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关键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修心养身，道理不必很多，所知道的也没有必要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只要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因为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若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此乃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还有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诵读《孟子》中养气章，好像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就算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国藩说：“如果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空子?”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鼓，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何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长处避免短处。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由于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在怎样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不可否认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所以，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关键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不易寻取，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因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如果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若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但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即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特别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在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事实上，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只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看成“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定然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
曾国藩本人非常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细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才德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冲可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觉得才与德，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润下，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辑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倘若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倘若德是树木的根，枝叶就是树木的才。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世上的人大部分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因此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方法，都可以从此入手。
采访宜多，用人唯才
曾国藩觉得：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求“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
曾国藩觉得，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与运用人才。他曾从战国时期白圭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白圭，战国时期周人，为人头脑机灵，尤其善于经商，往往用很低的价钱买进东西，再用很高的价钱卖出东西。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他称自己“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
曾国藩觉得，求得人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只要确定目标，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平时非常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求得人才后，曾国藩能量才用人，知人善任，他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
曾国藩觉得，选用人才定要慎重，则对人的使用得当，一旦使用得当，就有利于事业，更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
曾国藩广招天下人才，由于求才心切也有不慎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假装校官，前来拜访曾国藩，言谈间海阔天空，议论风生，大有天下唯我至尊的架势，曾国藩惜才如金，对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心相接，但是非常讨厌言不务实之人。见这个人口齿过于伶俐，心中非常奇怪，想要试探一番。于是，谈话中故意主张，用人必须杜绝用隐瞒事实真相的人，那人一听，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说：“受欺骗与不受欺骗，全在于自己是一个如何的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为人真诚，德高望重，别人都不忍心欺骗；像大臣宗棠大人，为人正直，威仪严肃，别人不敢欺骗他。当然，别人没有欺骗他，而他却怀疑别人骗自己，或者，已经被骗了还不知道的人，也处处可见。”曾国藩观察别人向来注重条理性，看见这个人连讲四种欺骗方法，且非常有道理，忍不住大喜，连忙对他说：“你可以到军营中，去看看我所任用的人才。”此人立即答应。到第二天，那个人将军中武各官一一拜会，而后假装神秘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很高兴地对他称赞不已，待为上宾，并想重用此人，但时间过于急促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时间不久，突然有一天士兵来报，对曾国藩说那人挟千金逃走，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一时黯然失色，沉默半天，说：“停下，不要追。”兵卒撤回，这时，曾国藩用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说起前日发生的事，幕僚们忍不住问他，怎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胜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这则故事确实可笑，但此后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更加慎重，注重实地考察。曾国藩觉得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乏，则足为国家腹心之用”。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能由于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而应看到别人一方面的长处，量才用人。他说：“衡量人才，只要有一方面可取就很不错了，不能由于对方有一点小缺点就嫌弃他不加重用，若太过苛求，资质平庸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曾国藩招来的人才，并非都是全才，他们有的原来在家耕种农田，有的招自营伍，但是他们却都有各自的长处。在招来的人才中，有些人还曾犯过错，曾国藩并不嫌弃，多加鼓励劝他们痛改前非，为国立功，李世忠、陈国瑞便是很好的例子。李世忠，原是太平军将领，投降清军后不服上司管束，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与李世忠共事后二人经常发生纠纷，时间长了，在湘军中他们都以“绿贪蓦诈”闻名，但曾国藩不像一般人那样对他们，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缺点，并力劝他们改掉，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发扬自己的长处。
曾国藩就是如此“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招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他常说：“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又说，“人才既已访求，势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长，未能尽善，自不能将所有搜罗之人才，不予别择，悉数任用。故访求人才之道，固宜讲求；任用人才之方，亦须斟酌。”曾公知人善任，于任用人才之方，自有其独特见解。然按诸《书札》一则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
曾国藩一生，深切明白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治理国家政治，治理粮饷、厘金，全在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有正人。”
用人如用器。为了在用人上做到量才器使，奖优汰劣，曾国藩对府、州县主要官员还有推荐来的幕府的人员都进行亲自考察，识别其德行、政绩、才能、气质等方面的情况，拟出考语。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专有《人过闻见日记》，根据闻见得来的情况，将其部属分别列入“闻可”、“闻否”、“见可”等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非常关心人才问题，注重量才器使。
曾国藩一生为官，探明人才的重要性，能够量才用人关系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然而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最重要的就在于怎样地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兼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世上好的人才实在难得，弟弟要留心察访。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我们清楚，一个人有才不用是浪费，大才小用也是浪费，小才大用则会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倘若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若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没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所以不必担心没有人才，而应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识才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又苦口叮嘱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择取人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办事的方法，关键是要做到“五到”，也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即身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分析它的头绪，又综合它的不同。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勤作笔记，以避免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还要苦口叮嘱。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雇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已经不容易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
曾国藩广求人才，又不能博收杂进，这就决定他必须有一个选择人才的标准。他主张德才兼备，而他更注重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觉得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他又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求，皆以此为衡可矣。”凭着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博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疏必疏。”所以他特别看重禁大言而务实。，在确定选择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官气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身体大行。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不可否定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两者相比较，曾国藩更不喜欢那些爱摆官架子，处事应酬圆滑，没有一点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倡导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也就是“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塔齐布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本是旗人。刚刚进入湘军时，塔齐布只是个绿营守备一样的小官，后来升为参将，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操练湘军时，在军场上时常见到他，且见他次次都特别早来到练兵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每次检阅步兵，都看见塔齐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检阅，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威严之气简直没有办法形容。
曾国藩察看之后，感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曾国藩将塔齐布传入营中问话，交谈中曾国藩对塔齐布的见解非常赏识。在后来的了解中，曾国藩发现他治理军队严格认真，并且能很好地团结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将清德自己无才无能，不提拔重用塔齐布也就罢了，反而特别嫉恨塔齐布的才勇，三番两次在提督面前讲他的坏话，提督也听信谗言，经常没有理由地羞辱塔齐布。曾国藩听说后，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并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在后来的湘潭大战，岳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军恶战中塔齐布屡建奇功，被人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湘潭大战是湘军性命攸关的一次战役。战事结束，立下大功的塔齐布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
塔齐布做了大元帅后，遍赏提标兵，收拢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尊崇。
每到深夜，便与亲信兵卒言谈家事，说到悲痛的地方，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和士卒同甘共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都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命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由于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非常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被一个乡夫带回家中。次日，各军因塔齐布没有回来，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夫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光脚出去迎接，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从此可知曾国藩选人才特别注重德行，觉得选的人才要朴实、不浮滑，能吃苦耐劳。
他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是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并不是只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识。他劝勉曾国荃说：“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这四条，皆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觉得：“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
例如，对被他参劝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
又如，左宗棠才能超群，但常与曾国藩闹别扭，然而曾国藩佩服他的才能，在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此人。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在湖南，赞襄军事，肃清本境，克服邻省，上年‘石逆’大股窜湘，邦同抚臣骆秉章，指挥调度，不数月间，逆发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德镇，驻扎未久，一闻贵溪敬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或跟踪追剿，计十日亡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使狼奔家突亡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巢败后，即有池洲小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中。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入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
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
综上可知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在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很不容易，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不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毕生追求德才兼备择人标准的一个深刻反思。
求才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求别人辅佐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并不容易，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一视同仁，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很难求得的。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就算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猎才精准。用人老到
成熟的人都是老到的人。曾国藩用人之老到在于如他所说：“用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品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白圭，战国时周国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仿。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引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最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常常入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3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亲信有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任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2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然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得知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遂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仍然长身玉立，英迈娴，十分敬佩。于是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到咸丰4年(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2年(1852)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逐渐多起来。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正之大营中者，不下200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叙曾正公幕府宾僚》一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20年，但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26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共83人，而且“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89人。
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相同，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89人中，湖南籍21人，占23(百分号)，属第一位；江苏籍17人，占第二位；安徽籍16人，占第三位；浙江籍10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书、刑名、钱粮的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为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除此之外，“凡法律、算学、天、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史事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蔚、甘沼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许多贤达之人，他们多是学界泰斗。曾国藩被他们的名声所震动，所以千方百计把他们都罗致到自己帐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经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国藩幕府因为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因此“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用才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加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就算有好的药物，若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若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能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其效果不如斧子；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如何用人才。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他很懂得孝德，但不懂得打仗胜负的谋略，您怎么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乱时，如果不是掌握胜负之数的人，虽然有大德，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生平喜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了，才明白世上药物虽多，但大多不对病症。
集思广益，成就大事
《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汉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料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本见也。”
曾国藩深渊明白英才是制胜之本。在两军对垒的十二年中，湘军起先不过两三万人，由小到大，由弱转强，直至胜利；太平军则勃然兴起，雄师百万，却慢慢由强转弱，直到失败。是不是因为武器悬殊?不。双方的武器没有太大的差别。运输工具，太平军起初还占优势。是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统观全局，应该说，双方在战略战术上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误之处。兹事体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双方在“人”这个因素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与反差。从广西出发时，洪秀全周围有东、南、西、北王和翼王，猛将如云，士气高涨。然而，一场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元老丧失殆尽，不得不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将领。洪秀全本人深居宫闱，疑神疑鬼，“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对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专”，时常掣肘，重用他的兄弟洪仁发、洪仁达，导致“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奸佞之人发达炫耀，而英明贤达之士却四处散避，各方豪杰都不投门下，所以最终失败。与太平军相反，曾国藩起事于湖南时，不断受到湖南巡抚以下官员的嘲讽、排挤与打击，好友刘蓉在办团练一事上与他若即若离，好友郭嵩焘兄弟并不应召，握有兵权的王鑫时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在江西，当地的军政大吏也很有些与他过不去，让曾国藩常常有形孤影单的感觉。然而，发展到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虽然他们与曾国藩都存在很多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军这一点上，曾国藩基本上能号令如一。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失人才”，一个“得人才”，太平军与湘军在同治元年前后己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说：“致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是入木三分之论。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往很深。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会友，他除了师理学事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主动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做人。此四君者，皆闻子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还有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由于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
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陈士杰。
曾国藩交游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借助友人来指出自己之缺点。他说：有师友的扶持鼓励，即使懦夫亦能立志。
所以，他后来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由于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关键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不管好事坏事都一样。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所以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功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养才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引自《曾正公全集》
今天应当讲究的特别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
人才是锻炼出来的，眼光不可过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合众之私，成己之公
赵烈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人都知道。逸者可无论，仁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迅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觉得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如此，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刚从军时，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
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只有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觉得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开始，曾国藩还觉得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慢慢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因为这事，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缜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促，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己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土，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的话讲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荐才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色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悦，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引自《曾正公全集》
忠武公李续宾统兵上万，号令严肃，所经之地秋毫不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人民，想依靠他。李续宾临阵时安详严肃，镇定自若，碰到别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不容易做的事，他都会毅然引为己任。他的军队扎营之处，百姓欢乐，不妨碍耕种，军营不喧哗，不惊扰地方。这不是因为他靠法令来约束部下，而是靠他的明察秋毫。他做什么事全靠自己的至诚之心，其勇武冠盖三军，常常是从危难中解救士兵。他待人接物时，也平和正直，不骄不矜。
为国求才，不避嫌疑
曾国藩的保单，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各不相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素，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根台、素、善后诸务的幕僚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没有人才，他觉得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由于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就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都是因为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主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主宽恕也。
按照以往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黜陟”，所以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几乎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由于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由于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因此，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须的。在封建社会中，荐举人才曾是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此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与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特别兴起，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慢慢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没有一丝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楷书竹亭老人长联晚清以来，内忧外患没有间断过，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堂时就是这样。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称自己为“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霹，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还是多次举荐。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所以，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令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马上照准。
果然，左宗棠在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曾国藩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书信，如他在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中所写：总揽大纳主人，拟请伯符、莲妨、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也非常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也留意承允。
咸丰三年九月初三日《与骆秉章》中所写：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千、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的书中可以不再保奏。
因为封建科举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所以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