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由于这种美德，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不管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始终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和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他认为，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客观因素。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政务治理的办法，以招贤养民为根本。至于辖地风气正不正，则完全归于自己的心是不是正。自己的一举一动，说话或沉默，别人都会加以仿效并形成风气。所以作为父母官的人，一定要重视修身，这是因为仿效他的朋艮多，而且仿效他的速度很快。
以身作则，居官严明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由于这种美德，让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不管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推崇孔子的学说。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官场上，大部分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非常痛恨。他觉得，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越来越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渐渐出现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们禀报后，没有否定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非常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让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很多，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觉得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特别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由于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非常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由于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如此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不容易，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此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所以才把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例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觉得陈国瑞率曾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将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倍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非常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就有所知，调查清楚了火拼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大为生气，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让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如此，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就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却没有兴趣。曾国藩的日常生活非常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200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非常叹服，转赠400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和普通家庭没有什么两样。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10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寥寥数语，不苟不懈、为民服务的精神，跃然纸上。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从来都是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如和珅之流，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推诚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宇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平直。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予大戾，免于大败。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直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觉得用兵之道，最关键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别人。驾驭将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耍权术。湘淮各军，若真的纪律严明，气节凛然，华尔的心中也必会赞许。依附强大而不依附弱小，这在人与万物都是相同的，中国与外国也是一样的。以自立为根本，以推诚为运用，慢慢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就算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诚这两条为根本，而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就算是驾驭来自同乡的将官也无法长久，何况再去驾驭外国人呢?
用兵的时间太久了就自然会产生骄惰之心，产生了骄惰之心，就一定会失败的。“勤”字就是用来医治怠惰的，“慎”字就是用来医治骄傲自满的。不过，在这两字的前面，还必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下定决心，把这事了解透彻，看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回避，重点在于自己要立诚意。
人生性就是直爽的，与武官交往，更要重视直爽。官的心，弯曲处太多，大多不坦白，所以，往往与武官不能水乳交融。必须完全去掉不直爽的私心，事事推心置腹，让武官粗人坦然无疑，这就是待人接物的诚实。以诚为根本，以勤、慎二字为运用，大约就可以避免犯大的过错与大的失败。
军营中应当多用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心计的人，如此，风气就容易纯正。如今，国家有了大难，却无一兵一卒可真正供调遣使用，这实在是由于官气太重，心计太多，淳朴荡然无存，真心实意缺失。湘军组建起来之后，只要是官气重、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难免沾染上不良习气，一定要严加防范。
将领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圆滑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因此，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今天说的话，不可由于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很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明白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词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只要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时间长了，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击别人当做直话，特别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兵将相亲，万人同心
曾国藩觉得，对付集中而强大的太平军，定要有一支强悍敢战的军队。有了它，太平军返回湖南，可以据城抵抗，守卫桑梓；太平军不来湖南，则可以出省作战，主动进攻。而这支军队的来源，就是自己募勇训练。
曾国藩打造的湘军中，第一个精神就是万人同心。这是鉴于国家正规军的**至极而“改弦更张”的。
本来，清朝的武装力量即国家的“经制额兵”，主要由八旗兵与绿营兵两种构成。在编制与待遇等方面，二者有许多区别。八旗兵在许多方面优越于绿营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争之实。所以，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后主要是通过绿营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后，八旗对绿营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
但因为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所以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走向衰落。
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这种兵始自雍、乾，但当时“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即，它只是权宜之计，是对正规军的一种补充与应急。但因为乡兵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有战功，更主要的是因为八旗、绿营的衰落，乡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避免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如此，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立意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所以，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非常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两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变通”的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即朝廷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这一体制的转变造就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不管怎样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并使之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丰帝的“练”字招牌，开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
团练是保甲法的遗意，用于防守地方小股盗寇还勉强称职，倘若用来防御强敌就变得无能为力。多少年后，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总结曾大帅成功时还非常有感触地说：“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他还指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言官们，都觉得团练可以成功，因为没有筹饷之难，没有募兵之劳，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说非不美也”。但作为思想家的薛福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事没有实际意义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务虚名的多留后患。”他举出三个例证：一个是罗绕典，当时在籍“丁忧”，闻诏后即赴长沙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另一个是前刑部尚书陈孚思，在南昌与江西巡抚办军务。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因为二人与巡抚同在城中，又时间非常短，因此虽然没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于互相倾轧。后来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吕贤基，以工部侍郎在籍办团练，但当皖北危急时，却无兵又无饷，赤手空拳，最后殉难舒城。
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也就是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因此薛福成说：“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
曾国藩属于帮办团练，咸丰帝在接连发下的办团练谕旨中，一再申明办兵原则，也就不能取代正规军：“著各该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故技的重演，妄图以此遏制太平军扩大兵力，“驱民为寇”，因为团练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所以团练大臣则只是帮同办理。
但曾国藩对这样办团练并没有兴趣。他要另立新军。
曾国藩带领湘乡练勇赶到长沙后，就向湖南巡抚张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于是一拍即合。所以，曾国藩到达省城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他早已拟好的奏折。
曾国藩通达政务，对清廷政治的运作过程非常清楚。所以，对于回乡之后的第一份奏折，他写得很委婉，第一层讲了自己遵照皇帝谕旨，前往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第二层讲团练虽然好，但今昔不同，由于嘉庆年间是官给发饷，现在需要乡绅自己出钱，弄不好会走向反面。第三层讲长沙现今空虚，必须练兵才能缓急可恃。最后则抛出自己的练兵计划，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清廷急于平定太平天国，所以只要对此有利，就都开了绿灯。所以咸丰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的练兵计划获准通过。
曾国藩的政治眼光确实比清政府还有同时代的官僚们高出许多。他看到了问题所在。他的计划通过后，给朱孙诒的信中说，“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难可遽镇也。”他还在批给手下人的批牍中，将本来并没有二致的“团练”一词，“谬加区别”，一分为二。他说：“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团也就是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花费非常多，所以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团，庶几有益而易行。”
曾国藩是章高手，更是通达时变的人。他改造“团练”，让他与当时的四五十位团练大臣分道扬镳。而且，因为“改图之速”，所以“立竿见影”。当然，艰辛的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破。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意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
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非常痛恨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所以，他觉得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这是一支“士卒精强”，“制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
对于这事，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如此，才能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建军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招募勇丁、挑选军官、还有军官对勇丁的控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破二人帮，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
勤劳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
治军之道，以勤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来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共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
自古圣贤豪杰，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习为劳苦为第一义。
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廉则银钱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
该将官阶日大，责任日重，须常记勤恕廉明四字，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故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功夫。该将立志成名，四字中又惟勤字最要紧也。勉之!勉之!无忘!无忘!
引自《曾正公全集》
练兵之道，必须是官兵昼夜苦练，才能越来越熟练，就像母鸡孵小鸡，火炉炼金丹一样，一刻也不能停歇。
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艰难困苦，就可以壮大、长久的。所有的弊端，都是从懒惰产生的。懒惰，就会迟缓；迟缓，治人就不严，处世就不迅速，一个地方迟缓，就会处处懒惰。
治军的方法，首先是要勤。身体勤劳，就会健康，贪图安逸则会生病；全家勤劳则家业兴盛，懒惰则衰败；全国勤劳则天下大治，懈怠便会大乱；全军勤劳则获胜利，懒惰便会失败。懒惰，就是沉沉的暮气，应当常常以鼓舞军队的朝气为重要任务。
治军以“勤”字为先，从我的经历中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变的真理。没有平时不早起，而临敌时忽然能早起的人；没有平时不习惯劳苦，而临敌时忽然能习惯劳苦的人；没有平时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时忽然能够忍饥耐寒的人。我们都应当习惯勤劳，开始时要使人有惭愧之心并惕励，继之以痛加惩戒。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农民忙于农事，如商人去追求利益，如划船的人下河滩，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处理具体事务以外应辅之以冲和的气象，这两者同时并进，那么勤劳中辅以恬淡，这是最具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骄和惰，这两个字对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为挽救危局的英雄，应该把习于劳苦作为首要任务。
带兵之道，廉、明、勤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廉洁了，就不会贪图银钱，士兵们自然心服；见识高明，就不会混淆是非，实施赏罚也会公道；勤劳则军务整肃，下面的士兵自然不敢懒惰误事。这三个字中，明不能强求，廉和勤则是可以靠个人努力而达到的。
将官的职位越高，责任也越大，必须常常牢记勤、恕、廉、明这四个字，勤于处事，宽于待人，以廉明服众，聪明应对，这四个字兼备了，既可成名将，也可成好官。无论是官武官，大官小官，只要具备这四个字，就什么地方都能行得通。勤恕廉这三个字，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只是明字学起来不太容易，必须对每件事都精细考察，多看、多做、多问、多想，才能渐渐具备这个明字。所以，想要找到明的诀窍，仍然离不开个勤字。作为将领须立志成名，在这四个字中就必须特别注重这个勤字，千万要记住不忘。
脱胎换骨，打造湘军
为避免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钿，或扣下大多数的银存入公所，等士斗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规银以免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
第一是千磨百折。曾国藩经常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非常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还要多。他自己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素来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闿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此沉痛”的慨叹。
曾国藩的磨难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然而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的原因，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叙团练大臣》)。因为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出征时间不长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汗颜多多。
然而湘军这条船实在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特别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第二是厚饷养兵。曾国藩深刻明白，打仗是要死人的，特别是战时状态。所以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
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四两多。他觉得，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入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四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和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还可维持生活，但200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哪还有什么战斗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时，规定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已是绿营兵的近三倍。湘军比此还要高。然而，曾国藩讲究“技巧”，把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其实绿营兵很难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不能保证了。也就是说，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他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为了让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只要是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还有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倘若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特别是绅士、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时间长了，形成风气，士兵也习以为常。
如果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如此，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曾没有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避免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
峻法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十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达到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决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也要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严格的两方面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礼法结合，以法为主
曾国藩觉得，倘若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夫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札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觉得法执行得怎么样，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正不阿用法。
曾国藩熟读春秋诸子百家学说，他非常推崇法家思想，在为官的生涯中，他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要清除**之风，对民众则要用严刑、惩治奸猾之徒。曾国藩在湖南时，处理在乡间不做好事的恶霸奸猾之人，轻则立毙杖下，重则处以斩首，决不手软。对于罪不致死的刁民，关押起来之后少不了一顿鞭子。也正由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国藩一方面提倡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也重视传统思想教化，主张礼法结合，礼治在先，施用严法是为了保证礼治的实际。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与影响。如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请求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觉得，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并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官吏掌握着执法权，有可能利用法律谋取私利、毁坏法制，破坏法律的执行；军队是国家机器，可能用武器破坏法律的执行，甚至违法乱纪。所以，曾国藩要求以法整顿约束官吏和军队，保证法律的真正实行。
曾国藩提出以法治吏之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国藩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一视同仁，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即刻斩首，就地正法。中国历史上，《汉律》、《唐律》还有以后立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都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入“六赃”。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觉得，倘若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视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觉得法执行得怎么样，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民”、“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曾国藩非常痛恨审判冤案。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避免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只要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让大家都知道。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示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觉得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保证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
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马上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不管是对案件的慎重处理，对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都是曾国藩的创见。
治军是曾国藩的重要事务，他注重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觉得，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
他得出结论说：若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夷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不是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重要的是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为了加强军纪，曾国藩规定了种种禁令：“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综合上述禁令，是曾国藩为了严肃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与依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第一要义。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严肃法制，以保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唯有如此的军队，才能“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勇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严曰营规不严，必然骚扰害民，因此爱民最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恩威并用，以法治军，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和规定，还有为使军士能够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歌》，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军的重要方面。曾国藩的法治思想中，包括着严法与慎用的平衡之道。施用严刑峻法，倘若过分苛刻、反而失去震慑力，所以，在严刑的同时，讲求仁厚。同样，如果过分讲究仁厚，则会放纵奸恶，姑息养奸，因此，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仁爱
求仁别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咸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哉与民物，其大本仍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已，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已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别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予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粉饰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觉得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倘若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明白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门教人，最关键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如果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若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觉得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如此，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若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让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即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犹如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不管人多人少，不管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无意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就算是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由于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倘若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当成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饰。
天下之大，百姓最大
天下之大，民最大。这种学问只有大家才能明白。民本思想，当然是曾国藩做人学问关键之所在，换句话说，即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为他们谋得利益。
曾国藩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说道：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条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自救之矣。昨信无本不立，无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地方官绅多有出钱出粮给湘军者，因此曾国藩大都敬之。而对于贪官污吏，他主张查办。比如严丽生在湖南农村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败坏名声，他便主张调查其劣迹，或者前科记录，如有，便抄一份送到京城，以上奏弹劾。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嘱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敬绅”能树信，信树则路广，是每一位当官者所必不可少的为官之法。既然曾国藩自己不能够“稍隆外之仪”，则他必不能“获于官场”，然而他的这番见地，却足为诸多掌权者鉴。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并愿“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他深刻明白“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因此；他教育军队官兵，除了激励他们的士气，指导行军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骚扰百姓作为头等关键内容。
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即：“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强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入驻江西建昌大营的时候，做了一首《爱民歌》，歌中对于军队爱民的事宜，论说得尤为详尽。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理由，他自己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白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因此不能不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曾给刘詹崖一封信，信中说：仆家世寒素，深知一丝之要。近年从事戎行，每驻军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故每与将官委员苦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这里是从阅历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给吴竹庄的一封信里也说：“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这里说的是爱惜军队的荣誉，害怕士兵骄横。因此不能不爱护百姓，这是从名誉方面论述的。
对此，蔡东坡评价说：“古今名将用兵，无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违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自于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恨，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这一番言论和曾国藩的论述相互启发，世上掌握军权的人实借之一思。
救世于嚣尘，苦于移风俗，是曾氏处世哲学的又一方面。
曾国藩志在救世助人，不仅体现在家书里，而且也体现于他平素所写的诗章里。
癸卯年间他曾写过《感春》诗几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陈子昂)”。
曾国藩曾经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他的意志也是如此，他为了救济贫民，曾经有购置义田的动意。道光29年7月15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人，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上两首诗中就有此意。，
“仕官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量!那些一朝做官，只思索取，只知道去填足自己的钱袋，而对于民生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若看了这些，会有何感想呢？
戒傲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争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百思信，行骂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如谨慎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自古以来由于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由于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但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相似，但说出话来特别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色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在面貌上反映。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且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爱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人，还是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吗?只由于“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谆谆告诫诸弟，务必要以此为戒。
我们家现在虽然兴旺，但切不可忘了寒士家的风格，子弟们应该努力戒除傲和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人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为第一。对于我不要忘记当初在蒋市街卖菜篮的情景，弟弟你则不要忘记当初竹山坳拖碑车的情景。过去吃苦的景况，怎么能知道以后不再品尝，这样一想，就会知道谨慎了。
宦海沉浮，保持清醒
权力是一把两面刀，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怎么做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要害，觉得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无论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常常是因为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觉得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难以想象到的。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缺点错误，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如此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若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国藩字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忑忐心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并不多见，我非常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因此曾国藩才有这样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哲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非常有启发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防止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经常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从始至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度过了宦海的风波，防止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而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因此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倘若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思危
捐务公事，余意弟总以绝不答一言为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唱百和；然闲言即由此兴，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以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处理公事时，我的意思是你以一言不发为好。凡是官运享通的时候，自己的子弟参与公事，都会格外顺手，一呼百应，然而闲话也会因此而生，怨恨和毁谤也会由此而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应该预先考虑衰败的事，当兴盛时事事顺利的时候，要预先考虑衰败时事事拂逆该怎么办。你以后去长沙、衡州、湘乡等地方，总要首先注意不干预公事。
怕的是不能通达，不怕不能立足；怕的是不稳妥，不怕不露头角。以后一定要安身于风平浪静之中，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轰动效应。我也不甘心做平庸的人，只是近来看了许多的变化，所以一味提倡平实。这不是我心情萎靡，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声名太重，不这么做，都是危险之道。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驭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
权高位重，如履薄冰
曾国藩觉得，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好比东家把银钱货物投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像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
中国人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求得一官半职是大部分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大凡作了官的人，还想追求高官，做了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官场上很多事情难以预测，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顺畅的仕途呢?曾国藩以自己多年身居高位的体验，对居官之道作了一个总结。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一点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就怕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帝做皇帝，处处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考事情的原委，导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是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惨败的结局也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所以，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不同的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来做比喻，绳索如果已朽，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觉得，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好比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像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还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把此类话略作改动，说：“偷人家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的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即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方面要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何原因就得到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处于困难的时期，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有些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便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无论哪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自己不成功，都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然而，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旦夕祸福，并不是人们所愿意的。社会的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
曾国藩通过细心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他觉得“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他进一步做了解释说：“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怎样才能够避祸呢?曾国藩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诚、明、仁、信。
所谓诚，就是诚实不欺，虽然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就索然无味，若能够以诚待人，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明”，“明”就是心胸开阔、坦荡，即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态。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曾国藩具体阐释了“明”可避祸，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被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细微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就像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就像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
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位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非常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就像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好比捣击熟透了的米。总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称为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非常之深。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奸，是诈，是过于精明。若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曾国藩非常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篇章，好像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就算仓促苟且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前；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曾国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申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五十岁时，他痛加反省，说：“我年纪五十岁却早衰到如此地步，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这都是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加上百般忧愁和多年精神抑郁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以恢复身体健康。”
曾国藩还将养生之道和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牢记这四字，就可以祛除疾病。这种见解可以写成是健身，也可以看成是避祸之见。
高位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事，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引自《曾正公全集》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驶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
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崇耳，不择交别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差不多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而身居高位的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分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据说当时投降曾国藩的李秀成在狱中写了五万多字的自供状。李秀成投降，实属没有办法，天京攻陷以后，他保护洪秀全的儿子逃出包围圈，在换马的过程中，被清兵追上，寡不敌众而被俘。在供状中，李秀成力劝曾国藩称帝，自成一代霸业。曾国藩看了供状以后，对其中做了删减修改。
曾国藩深刻明白自己的实力，也明白自己权力过大会引起清政府的猜疑，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让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曾国藩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言谈中多次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他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又加深了想法，即“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然而，他还没有等到“辞荣避世”的平世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让他成了千夫所指，最终郁郁而死于两江总督的官位上。
曾国藩“辞世避位、功成身退”的想法，是总结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而形成的。汉高祖刘邦称帝，怀疑曾立下显赫战功的异姓王居心不良，一个个都消灭殆尽；朱元璋建朝以后，手刃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将。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忠臣亡。”这些经验对后世成就事业者有所警诫。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自我意识很明确，自己觉悟得较早，主动裁减湘军，完成了他终善其身的明智做法。
曾国藩始终有自己的官场哲学，他从不和人争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在曾国藩家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曾国藩就曾国荃与曾少荃抢功一事，寄书说：“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而应“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以图更为长远之计。他说：“窃意居今之也，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计，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以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二道。”
综上所述，都是他“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一生受后世人敬服，很少受朝廷弹劾、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之所在。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应事，遵循“勤俭谨信”四个字。他说：“‘勤’就像天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才会兴旺，懒惰才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即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敬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时间长了，人人都可以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履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在给王叶亭的信中，曾国藩说：“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货也。”
曾国藩在给欧阳泉太守的信中说：“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则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所知，不能者将渐能；‘廉’则临财不苟；‘信’则说话不欺。凡上司用人，称其结实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三句。‘慎’者，心则敬畏，而言则退让也。有是四端，小则谨身寡过，大则有守有为。愿切记之!”
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廷拜旨，命曾国藩统辖江、皖、赣三省，并管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管制。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诏授他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三月后授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二月，诏授曾国荃为浙江布政使。这对别人实属求之不得的隆遇，然而他却怕树大招风，在致国荃的家书中说：“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连奉运察谕有十四件，倚异太重，权位太尊，虚位太隆，可悚可畏。”
果然，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相当激烈，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讲官蔡寿祺因为内监的授意，上万言长书，痛陈时政，借助流言，对曾国藩的攻击不遗余力。三月初四，蔡寿祺又上奏劾恭亲王揽权、纳贿、营私、骄盈四大罪状。
蔡寿祺在十天之内连上两奏，除了嫉贤妒能以外，目的还在于翻肃顺倚任曾国藩诸人公案，企图搞一场重为旗人争取军权的阴谋，希望能将曾国藩与湘军将领一网打尽。
曾国藩亲眼看到当初保举他的二位朝廷大员肃顺、恭亲王先后被攻击，在日记中记道：“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国藩的部属得到消息，朝廷相信蔡寿祺捏造的莫须有罪名，都非常愤恨、伤心，摇头叹息，甚至暗暗决心拥立曾国藩问鼎天下。当时，依照曾国藩的力量，有条件夺取满清天下，但曾国藩始终以传统的忠孝思想严格要求约束自己，不愿被后世人戴上乱臣贼子的恶名，最终隐忍让步保全晚节。
曾国藩裁撤湘军，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可以看出他规划周详，准备充足。取而代之的淮军依然势力雄厚，这是他在战事紧张时帮助其门生李鸿章组建的。后李鸿章向皇帝上奏，称剿除捻军非曾国藩不可，这才让曾国藩保全名位，也让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洞彻往高必危的道理，惊恐历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常游玩于秦淮河畔，以示及时行乐，并无雄心大志，从而使政敌不致再虎视眈眈，也乐得半生闲散，免受风摧晚年，可见，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能保全性命，保全名节，其为官智慧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