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和、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同心协力，共扶大厦于将倾。曾国藩深悉骄兵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他以大局为重，兴办洋务，挽救国难，渐图自强的思想，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
恒常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连月奔走应酬，还能坚持既定的课程，当能每天大有进步。人生只有守常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也曾苦力探索，终于没有什么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不间断，就感觉到月新年异。由此可见，年龄不管老少，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会像种树养家禽一样，天天看着它长大而意识不到。勇猛精进，坚持不懈，用不了一二年，自然有觉察不到的长进。言语迟缓，举止端重，则品德就会有长进。章有峥嵘雄快之气，则学业就会有长进。
治国以勤，恒常为美
曾国藩从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古时当政之人通常都以“勤政爱民”为训，常常告诫自己不可懒惰，要勤于政事，观民间疾苦，为民谋利。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民必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馀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当政者大多以“勤政”要求自己，因为只有勤政，才能知民间之所需，急民间之所苦，体恤民情。一个懒散的当政者不阅公，不察民情，不了解地方民风，又怎么能与民众连成一片，同甘共苦呢?
三国蜀相诸葛亮为千古贤相，他从刘备自帝托孤之后，“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以报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在《出师表》中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要治理政事，外要带兵作战，为后人奉为勤政榜样。
后世有所作为的帝王，也多以勤政启勉，如清军刚入关时，康熙、雍正都以勤政著称。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以勤奋自励，包含了一种倔强的精神。他不敢预料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只要他努力做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尽人事听天命”的思想。咸丰九年十二月，他在给好友吴廷栋的信中说：“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但课每日之勤惰。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即以此语卜之，自揣此后更无可望。但当守一“勤”字，以终吾身而已。”
用他对自己两位兄弟的话说：“吾唯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对他来说，勤奋是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就算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曾国藩从小所受家训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详”中的“勤致详”、“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为本”，都是教导后辈子弟不可偷懒，要以勤治家。
曾国藩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他说：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平“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椎勤者可以遏其疏。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己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己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可以说，这种“忠”和“勤”的精神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缘由。同时，曾国藩认为，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
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每天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大约吏事、军争、饷事、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年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以上是成名之后的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下面是晚年的曾国藩对自己的日常要求。
他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下半日：阅本日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账目。夜间：温诗、古，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到了同治四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一段话：阅汪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日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酉刻，幼泉来谈，阅本日件。夜阅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气势之属》。四点睡。因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曾国藩早年身体非常好，对幕僚的依赖并不多，“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然而到了晚年，特别是由直隶回任两江后，目疾加剧，“看写字深以为苦”，甚至“除家书外，他无一字亲笔”，对幕僚的依赖越来越多，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亲阅“忠王”李秀成“亲供”，他在家书中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李秀成不以才见长，其供词中当有不少笔误或错别字，这阅读供词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劳，亲为之，可见其勤!
梁启超评曾国藩屡获战功的原因时也谈到“勤”，他说：“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雷，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勇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庸庸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反而得全，疢疾生其德术，荼蓼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泥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无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速遽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
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荣誉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兵)，则应以勇为唯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贻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大概有职事在身的人，并不可能只有人诋毁而没有人称赞，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要大节不亏，不能因为有人讥刺，就泄了沉毅之气。选拔人才，只要他有一长，就可以任用，不能因为稍有不足，就将有用之材抛弃。如果对有出类拔萃之才的人过分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就反而会侥幸被重用。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由于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制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贤达之人刚刚产生时，起初大部分都经历了许多磨难。不断的挫折和惊惧，反而成全了他们；各种灾难疾病，反而造就了他们的品德；困苦的遭遇，反而使他们筋骨强健。所以，能够居安思危，欢乐而不荒**。
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所有人都崇尚“中庸”之道，听说谁有激烈的行动，便诋毁说太过了，有的以不能成功的借口加以阻止。等到结果真的没有成功，奸诈的小人就会幸灾乐祸。作为忠臣、孝子，何必要求每件事都成功呢?为形势和计策所迫，义无返顾，也好死而后已。事情成功了，也是天命如此；事情失败了，自己心中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诞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让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屈辱的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所以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勇敢有狭义和广义的、瞬间的和持续的区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生死关头不苟且偷生，义无反顾，这就是狭义、瞬间的勇敢。在事业的成败利弊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广义的、持续的勇敢。前面的勇敢，即孟子曾经说过的“小勇”，后面一种勇敢，就是孟子所说的“大勇”，也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上面所论述的，多数是指“大勇”，也就是所谓的勇毅。
高级军官除了勇敢之外，特别要在“毅”字上痛下工夫，抱着一往无前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勇气，荣辱毁誉生死都置之度外，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用我的“大勇”，做无数“小勇”的榜样，这种力量就很强大，作用也很广泛。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应当以勇敢为唯一的天性，以便各尽其职，不仅仅在战场上勇敢，就是在平日的所有事情上，也不应当稍示怯弱，从而使军人蒙受羞耻。世上所谓的无名英雄，就是我们这些人。
谦忍为先，大局为重
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同心协力，共扶大厦于将倾。
晚清时期，列强虎视眈眈，想侵我国土，夺我主权，经济体制崩溃，吏治**，怨气冲天。
曾国藩一生熟读经，时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要求自己精忠报国。但清廷吏治**，官员大部分是碌碌无为之人，多为谋私利而忘国家。曾国藩为国家大计着想，胸怀天下苍生而忘个人得失。他以谦下宽容、忍耐退让来争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持，以扶大厦将倾。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兑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大事、用兵谋略等。国事、军事为大，个人言语的相撞、观念的冲突为小。
若于国于民有利，曾国藩主张容忍一下来兼济天下。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没有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认为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应改变处世方法以求更好地成事：“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非常厌恶。为此，他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如他说：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客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脏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罘、不痛不痒、牢不可破词，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通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刻地感觉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果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宫，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由于他觉得，“苟利于国，或益于乡，往往攘臂从事，越俎代谋，心之无暇，岂遑多恤”?他说：“为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争论，空言无益。”他还说：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也可得出曾国藩为了国家大局而谦忍。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然而曾国藩不与计较，还去屈求。
战国时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避免和廉颇发生冲突，不惜自己被人骂作懦夫。当廉颇明白蔺相如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之后，羞愧难当，负荆请罪。将相于是齐心合力，共保国土，结果列国都不敢再侵犯赵国了。
为了国家大利着想，曾国藩“打落牙和血吞”，这份不计个人得失的胸怀就值得今人思量啊!
自强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别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外国人占据我国的地盘再请求停止作战，令人十分愤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国家大事如此艰危，遭受的忧患正越来越深。至于叫别人敬畏我们，全靠我们自立自强，而不靠装模作样。在面临危难的时候，有不屈不挠的气概，面对钱财有不贪的廉洁之风，这才是树立威信的方法。《周易》中谈到立家之道，尚且说要建立起威望，必须从自身做起，何况要立威于外国，让外国人信服我们，怎么能不从自己做起呢!以上所说的两点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迂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正是简单而真切的理论，它可以在无形中消除祸患。
洋务本来就很难处理，处理问题根本不外乎孔夫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淳厚；敬，就是慎重；信，就是不说假话，然而，要做到却极难。我们该从此“信”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由于小的利害关系而改变。若一定要推我去主持，也不敢推辞。是祸是福，置之度外，但不懂得洋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上海那里如有懂得洋务而又不软弱献媚的，请邀他来安徽一趟。
从正理上说，就是孔子所说的用忠敬来与洋人处事；从机谋上讲，就是用勾践以卑辱的方式来骄吴国人之志。听说以前上海的士兵常被洋人侮辱，自从你带湘淮军到上海后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孔子说，国家能够治理得好，谁敢侮辱。倘若我们整齐严肃，百业兴盛，他们也就不能无端欺侮了。既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自然没什么后患了。以柔致远是如此，自强之道也是这样。
忍辱负重，渐图自强
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把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氏示”。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没有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相差太大，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证明。
它的大致经过如下：
在事发前，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并牵涉到教堂。正好当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瘟疫流行，堂内收养的弃婴中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有人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体的白布包运出城外；还有人看见，郊外义冢被野狗拖出的童尸，胸腔已暴露，没有心肺，且有人指认为仁慈堂的弃婴。于是，天主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的事情越传越真。五月间，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儿童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商人罢市，书院停课。
五月二十三日，仁慈堂外聚集群众达万余人。向来视中国人如草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伤前来调查与劝阻群众的清朝官员，于是民众一哄而起，当场将丰大业殴打致死。愤怒的群众：中人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杀死法国教士、修女、洋职员还有他们的妻儿二十余名。随后又焚烧了教堂、育婴堂和领事署，酿成举世瞩目的大命案。
天津教案令当时“市忠愤之名于天下”的清义派欢欣鼓舞。有人主张马上向法国宣战；有人建议依靠民众的义愤，一鼓作气，闭关绝使，把洋人赶出国境。当时的内阁中书李如松还说，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曾国藩二月接任直隶总督，三月左眼睛失明，四月以后又患眩晕病，请假两个月在家调理。就在这时，他接到赴津查办教案的诏书。曾国藩身为直隶总督，又是久负重望的大臣，自然责无旁贷，立即复命应诏。
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复陈赴津查办夷务折》中阐明自己的认识：办案原则是“立意不与之开衅”，即决不能由于此命案与外国重开兵端，使君国置于危险之中；办案的重点是，“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或确有证据”；办案的落脚点，一旦切实查明，务必“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抵津后，曾国藩心力交瘁，忧思难眠，虽然他历来维护名教，对洋人的异教有看法；虽然他也明白，从根子上看“曲在洋人”；虽然他也知道，只要维护天津民众，就会被举世称为大英雄。然而，此时的境况，却由不得他了。西方列强在磨刀霍霍，各**舰麇集海口。一位法国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一位英国外交官也说：“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论实力，当时中国远不是英法的对手，形势非常急迫。曾国藩致书通商大臣祟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曾国藩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命去查办这一桩大案了。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首先是通过调查取证，认定事实。当时，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药材的传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仁慈堂有坛子装幼孩眼睛。连清廷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说：百姓焚毁仁慈堂时，得了许多人眼人心，交给崇厚，崇厚隐瞒不报，都销毁了。
传闻一定要查证，逐一落实。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表明：王三虽然曾经供认授药给武兰珍，然而时供时翻，其籍贯也和武兰珍说的不同，且并没有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一百五十名，经逐一询问，证实没有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都是因为瘟疫致死，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访之城内外，全系听闻，没有一人能指实。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尤其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入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所以，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其实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还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
对于天津人民反洋教一事，曾国藩最后竟以这样屈辱的条件结案，绝不像他事后辩白的那样，只是偶尔失计或“误听人言”，而是因为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方针决定的。这可以从他的一些信件中看出一些原因。信中说：谓津民义愤不可查拿，府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快外无识之浮议。弟虽智虑短浅，断不至为浮议所摇。
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设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
鉴于这种思想，曾国藩但望同外国签订和约，只是害怕洋人前来寻衅打仗。不料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明知这次事件是教民平日作恶太甚和丰大业对官员开枪激成的，仍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在天津人民头上，必欲多捕多杀，以快洋人之意。如此，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也就发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从而彻底暴露出民族投降派的反动面目，愤怒的官绅民众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曾国藩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曾经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欢呼和赞美，一时被捧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简直成为盖世英雄。不料办天津教案让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本来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清政府的意图的，若说卖国，曾国藩和慈禧都卖国，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当时却没有人敢于直接攻击慈禧，而把卖国贼的帽子单单戴到曾国藩的头上。慈禧似乎也想乘机压一压湘军集团的势头，有意无意地让曾国藩做了她的牺牲品，让曾国藩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有口难言的困境。
曾国藩是八月四日接到调任两江总督的命令的，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才离开天津，先回京陛见一次，然后再从北京经河间一路南下，莅任两江总督。自办理天津教案以来，曾国藩经常受到众人的指骂，一直心情苦闷，回到江宁后，仍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越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让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
曾国藩去天津之前已得有肝病，右目失明，左目迷瞢，时发眩晕之症；回到江宁之后心情郁悒，衰颓日甚，遂成不治之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时年61岁。
清政府闻讯发布上谕，除对他一生的活动大加赞扬外，还追赠太傅，谥正，并准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于原籍和江宁建专祠，在国史馆立传。这在当时对汉大臣来说算是最高一级的嘉奖了。
严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以笠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中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在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漓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
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平?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赏罚之任，视平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方法，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已经溃烂了的病人时，溃烂厉害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若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仅仅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当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以小的恩惠。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厉，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我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导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着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军中的人。古人如此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但若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知道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自己所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治军的关键，尤其是要赏罚严明。小小的仁惠，就足以败坏军纪，贻误国家大事，这是人所共识的。近年来的军队风气不好，军纪非常松懈，赏罚的宽严常常不合乎标准，有的姑息迁就以图讨好，有的故意重罚以树立自己的威严。常以自己的爱憎来确定喜怒，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赏罚，这样，得到奖赏的人不知道感恩，受到处罚的人，也不知道畏惧。这其中的原因，一半是由于人心不古，一半则是由于方法不妥当。
在如今轻侮成风，疲弱不堪的形势下，若不施行严厉的手段，就难以挽回颓败的风气。与其失之太宽，不如失之太严。权威确立之后，人们才会感恩，心中才会震动。用菩萨心肠，实行严厉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时候。希望诸位英雄豪杰，毅然实行，不要有所松懈，那么，军事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若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贷。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为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为：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除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由于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因此他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由于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让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由于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审时度势，育兵有方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别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曾国藩治军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不但从物质上鼓励官兵，更注重从精神上给予安慰。这就是他“精神加银子，训就有主义的军队”的要旨所在。
咸丰四年，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慷慨陈词：“逆匪信天主之教，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听从敌人的谬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学贾氏官田之法，说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职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说这都是天王之货。”中心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伦关系，维护两千多年的封建孔教统治。他在信中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泣于九泉者也。”
即曾国藩自办团练之初便明确认识到，军勇与太平军之间开展的大规模战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同时是两种化之战，两种精神意识之战，两种社会制度之战。
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在湘军刚成立时，他即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以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技、一触即溃的弊病。所以，曾国藩尤其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功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非常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训教必须下苦功夫。用什么方法训教，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兵的方法，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仁，就是促进人成长、促进人发达。对待士兵像对待子弟一样，常希望他成长、发达，那么每人都知晓恩情了。礼，就是所说的不管多少、大小、快慢，伟大而不骄傲。整齐衣冠，遵循礼法，如此人人敬畏他，有威而不勇猛。再持之以崇敬，面容严肃，无形无声之中，常有懔然不可侵犯之相，则人人知道他的尊严。有这两方面，即使是蛮野之国，也不愁士兵不可治服了!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似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此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激涕零的效果。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综上可以看出，训教的内容主要是纪律和做人之道的教育。曾国藩对待部下，好比父兄带子弟一般，特别注重他们的品行，“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鸦片而坏身体”。后来曾国藩在评论自己带兵的长处时说：余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余谅苦衷各将士，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余昔日之微长也。
曾国藩不仅选将时注重“忠义”，而且在成军后还不断向将勇灌输“忠义”、“命运”、“升官发财”等封建意识。
他说：“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强调“训”重于“练”，把向将勇进行封建说教放在首位。曾国藩在每次操演时，总是“反复开说至千酉语”：那位“穷年汲汲，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的罗泽南，“日登将台，与宦兵讲宋五子之学，时或作布帛菽粟之谈”。他的弟子王鑫也如法炮制，“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诵，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
但是带兵打仗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条件。曾国藩在具体实践上，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所以他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让他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觉得，绿营兵**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没有办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蓄”。绿营兵没有办法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苛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基于此等认识，曾国藩在开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
湘军的军饷是非常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人六万金，犹廉将也。”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可贴补家用，所以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由于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苛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阳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湘军成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队伍。
在精神整合作用上，曾国藩远比洪秀全聪明，他依封建血统思想召集、训练湘军，不但利于队伍团结，更得到当时大部分抱有“正统”观念的人的支持和帮助。他手下的一批将领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复名教”，以正统对恃“邪教”，所以精神上就占了上风，加之外有列强提供装备精良武器，自然可以放手一搏了。
曾国藩以忠义和升官发财这两种思想意识作为精神支柱，辅之以丰厚军饷，训就了一支由儒生与农民组成的地主阶级的新式武装军队。
曾国藩企图在湘军内部制造一种如父子兄弟般亲热的气氛，然后在这种气氛中，使弁勇重视“仁”、“礼”这样的封建名分，从而泯灭军队内部的阶级对立情绪与其他不满情绪，巩固体现于“礼”中的封建宗法秩序。
战守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戮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戮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察，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己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夕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夕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仗，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灵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机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
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
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而骄气即此之相连；不可无安详之气，而惰气即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况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艹冖缶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引自《曾正公全集》
关于用兵的主、客、奇、正，人们虽然可以谈论它，却不一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守城的军队是主，攻城的军队是客；守营垒的军队是主，进攻营垒的军队是客；两军中途相遇，先到作战阵地的军队是主，后到的军队是客；两军对垒，先呐喊放枪的军队为客军，后呐喊放枪的军队为主军；两人持矛相攻击，先动手刺对方的人是客，后动手格开对方的矛再刺对方的人是主。中间列阵迎敌的军队称正兵，从左右两侧包抄进攻的军队称奇兵；屯宿重兵、坚扎军营与敌人相持的军队为正兵，分出机动部队，飘忽不定，伺机狙击敌人的称奇兵；目标清楚，以自己有所凭恃抵御敌人的叫做正兵，多布疑兵，让敌人无法弄清底细的叫做奇兵；旌旗鲜明，让敢人不敢侵犯的叫做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其实强大却故意显露弱势的叫做奇兵；树起大旗、擂响战鼓，屹然立于阵前不动的叫做正兵，佯装败退、设下伏兵引诱敌人中计的叫做奇兵。忽为主军，忽又为客军，忽为正兵，忽又为奇兵，变动起来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一定的规律。若对这些变化都能一一加以区别，那么，对于用兵之道就掌握了多半了。
出兵作战，有应当快的，也有应当慢的。应当快的就是我军去寻求敌人作战，先发制人；应当慢的，是指敌人来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是先盛而后衰，主气是先弱而后壮。因此，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喜欢作主，不喜欢作客。休、祁各军，只知道先发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报不确实，地形、地势不清楚，对敌情了解不够，所以只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当仔细研究这两层内容，或者我方寻敌作战，先发制人，或者敌方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总要考虑成熟以后再行动，万不可对这两层内容没有无把握就贸然出兵。
行军所到之处，一定要多询问，多思考。自己独立思考，广泛地询问别人，都是好谋的实际表现。过去璞山带兵，有名将之风，每当与敌军遭遇，在交战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传令各营的长官集合，与他们畅谈敌情地势，还从衣袖中拿出十多张地图，分给每人一张，让他们各抒己见，诸如怎样进兵，如何分派兵力，某营埋伏，某营并不参战，等到战斗结束后专门负责追剿敌人。等大家都说完了，璞山再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每人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的就是已经议定的主意。第二天战斗结束后，若发现谁的所作所为与当初议定的意见不相一致，就算有功也必然受到处罚。在平日无事时，璞山每三天必传召营官们仔细讨论战守的方法。
一是扎营当深沟高垒，就算只住一宿，也必须把营寨建得坚不可摧，只要能把营寨守得安如泰山，即使不能进攻，也不会损于大局。一是哨探必须严明，既然离敌军很近，就要时刻提防敌人前来偷袭，对敌人来袭的道路，我军应敌的道路，可以设埋伏的道路，还有打胜仗后追击敌人的道路，都要很快侦察清楚，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是要清除客气，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经常喜欢主战，带兵的将领也是这样。如果稍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之后，就会认为我军处处都有弱点，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依恃，于是就不敢轻易地主战了。
用兵以渡河为最难，不仅渡过大江大河时为难，就算是偶尔横渡能淹没车辆的河或者阔不过丈二的小沟，也必须再三考虑，唯恐在渡过一半之时被敌军偷袭，背水作战，没有退路，败兵争夺舟船，人马相互践踏溺水，凡此种种，都是兵家所忌讳的。
在狭窄的险路上打胜仗，重点在于打垮敌人的先头部队，若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打垮，即使后面有精兵强将，也会被挤退。
军队是不得已时才动用的。心里要常常想着不敢先动，必须是敌人先打第一下，我才打算打第二下。
打仗时，必须做到半动半静：动时如流动的水，静时如肃穆的山。
打仗时不能没有彪悍的气概，但这样容易产生骄气；不能没有安详的气度，懒惰风气也会随之产生。有上述两种气的好处而没有其害处，就算是有操守的君子，也很难做得恰到好处，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呢?
大凡用兵之道，实力很强却让敌人觉得弱小，常常获胜；其实很弱却让敌人认为很强，常常失败。当敌方进攻时，我方审时度势再应敌的，常常获胜；不加思虑而轻率地进攻敌人的，常常失败。
作战之道，如果在被包围的城池外面，距离城太近，形势过于迫促，又没有埋伏，没有变化，就只有让队伍整齐，驻扎牢固。想要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要离城较远，才能因地因时制宜，在平原旷野之处作战与在深山穷谷之中作战，运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就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则是指大局大计划和粮饷的补充。敌人靠坚忍之气拼死抵抗，我军也只有靠坚忍之气来战胜敌人。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伺机而动，不必急于求胜，白白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很轻易地获得胜利。
凡是与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轻率出战。兵勇由于轻率出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由于我军轻率出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巧妙。用疲乏的我军与敌人的巧妙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因此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不可毫无安排算计地打仗。”
打仗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对这几句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大约用兵并没有别的奥秘，只不过是保存用之不竭之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时，受挫于魏将张辽；诸葛亮打陈仓时，受创于魏将郝昭，这都是由于起初气势太盛，但慢慢就衰竭而造成的。只有攻克逼阳时，原本竭尽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打西陵时，事先便料到难以一下子把城攻破，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的敌人力竭自亡。这是善于利用士气的人。
善于作战的人，就算失算也能获胜；不善于作战的人，则即使算计再好也会遭到失败。
孤军深入而没有后继，是用兵的大忌。
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军队保持士气。孤军无援，粮饷不继，奔突疲惫，都是军心散乱必败之兆。
凡是善于下棋的人，每当遇到棋势危险劫争又急的时候，一面寻求自救，一面考虑破敌的方法，往往会转败为胜，擅长用兵的人也是如此。
凡危急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行，他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据守，恐怕面临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先慌乱起来；依靠他们去作战，恐怕他们不是冒失猛进就是慌乱地退兵。
凡是用兵，应当保持士气不衰，留有余力。
顾全大局，用兵稳慎
带兵打战就如人在社会中竞争一样，一定要看清形势，握准时机。倘若形势发生变化，或时机已过，那么本来应该做成的事是难以成功的。用兵也应该从大处着眼，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要具有战略性眼光。用兵贵在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大局而不计小利，求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多次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所以他用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他曾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方法，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几常行无弊。”
审势又以审力为基础，审力在先，审势在后。所谓审力，也就是“知己彼之切实功夫也”。咸丰五年，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只能自保：陆师攻九江，坚城难下：曾国藩驻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乘机三克武汉。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攻”，便向曾国藩提出赴援武汉胡林翼。武汉得手，则江西战事定能扭转。
多年之后，曾国藩提到这件事时，盛赞道：“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
jp3审明地势，有利于知己知彼，也有利于指挥人员决策。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时，曾国藩对他说：“去古城三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兵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
当安庆战事已至白热化时，曾国藩又教其弟看地势不得带队伍，“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最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包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亏，不战则长贼之气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将官看地垫者，相诫不带队伍。”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对攻太平军讲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倘若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然也能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所以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在上游的屏障安庆。
后来的战局，几乎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部署，没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有西方由于没有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因为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由于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主客观因素，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
曾国藩的这个策略很明显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和安徽之间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因而曾国藩进兵安徽，把攻陷安庆看成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荃围攻安庆，攻守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这以后，安庆被湘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在咸丰十一年被攻陷。曾国藩一生谨慎，修身养性以“谨言慎行，不言人过”为训，处事以“藏锋露拙”为诫，功高震主时以“功成身退”为计。以致于被左宗棠、李鸿章斥之为“胆小懦弱”，却不知道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以明哲保身之举。
曾国藩深悉骄兵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1867年，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觉得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此轻兵急进，所以导致失败。
他告诫湘军将领说：从古共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战争是残酷和现实的，一旦开始便不受任何人操纵，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战前的细心准备，战斗打响后便主要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了。战前的准备是一项踏实认真的工作，来不得丝毫的投机取巧，任何的投机心理和取巧行为都可能会让战斗失败。
曾国藩带兵求稳求谨，追求稳扎稳打，这和他性格中的重实力、求稳重也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以稳为准，不求速进，才能保持冷静，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师夷
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郎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引自《曾正公全集》
凭借自己所有的东西向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炫耀，这也是世之常情；对司空见惯的东西不经意，但对极少见的东西觉得震惊，也是世之常情。轮船的迅速，洋炮的射程之远，在英法两国的人是炫耀他们独有的东西，而我们中国却对这种我们非常少见的事物觉得震惊。我们若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在我们中国就会对它们司空见惯而不会再感到震惊，相反英、法则会逐渐丧失他们的倚仗。买回来这些东西之后，招募那些精思之士，机智乖巧之人，开始时慢慢地操练，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火轮船一定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时的必备物，既可以用来剿逆贼，也可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学习洋人的智慧，用意是在于表面上平定内乱，暗中则为抵御列强的欺侮作充分的准备。列强是几千年来没有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智巧，购买他们的轮船和机器，关键不是为了打击匪寇，而是为了陆续地购买，为我们国家所有。洋人在广东一带非常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的放肆有损于我们的国体，有了轮船机器，仍然可以驯服他们，那样，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外表来看，可以显示中国人的人心，其实也是为了挫败列强的侵华阴谋。各地都仿照着这样做，渐渐推广，这是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所在。
师夷之智，意在御侮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仗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进程。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没有见过的“变局”。
列强对中国广阔的市场早已眼红，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携先进的武器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虎门销烟之后，列强借此机会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晚清政府积贫积弱，八旗绿营子弟又荒**没有才能。英国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精良。战事从一开始就有往一边侧的势态。这时，晚清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主张议和。于是，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是晚清丧权辱国的开始。
1840年的一声炮声，震醒了一些中国人。像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振聋发聩的倡议。然而，在这个初始阶段，中国人还提不出“师夷长技”相对具体较完整的方案来。中国的近代化还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师夷智”方案的，是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轩。他于1859年在《资政新编》中描绘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幅美丽蓝图。它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法”公布，从政治、经济、法制、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虽然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已在走向衰颓，政权渐趋封建化，宗派主义恶性发展，加上战事仍频，这个方案其实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只是纸上谈兵，然而它反映了中国必须变革师夷长技，以跟上世界发展大势的历史要求，它放射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之光。
曾国藩始初从战争中认识到应师夷长技，同治五年二三月间，他给纪泽的书信中也谈到“洋药治病，立时应验”，对洋人避雷之法，“在室则束铜丝于屋顶，引雷入土，在舟则束铜丝于桅颠，引雷入水”很感兴趣。又说“洋人谓高屋长桅旗杆大树最易引雷，不可不慎。”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在百多年前却是曾国藩科学的启蒙。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他感到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应师夷长技，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湘军必须配备大量火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就算是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师夷长技的根本原因。
因为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尽管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振兴清王朝，而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满清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通商
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港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引自《曾正公全集》
就各省海口来说，与外国人通商，恰好与内地的盐务相一致。通商是让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国销售。盐务也是以海滨所产的盐，行销于口岸。通商开始于广东，由闽、浙波及到江苏、山东，最后到达天津；盐务也开始于广东，由闽、浙波及到江苏、山东，最后到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二字立国，西方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打仗的时候，就加重各商人的税赋，没有战事的时候，就顺乎众商人的意愿。商人所请求的事情，他们的君主都是答应的。他们的公使代替商人请求中国，也一定要中国答应才罢休。众商要求开放三个港口，这不仅便利外商，而且对于我国的商务也有好处。中国和外国通商贸易，互通无有，购买外国人的商品，是很名正言顺的事情。
洋务之识，挽救国难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教育的发展。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首先提倡洋务运动，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后来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纵容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剧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认为“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和资本主义列强抗衡的过程中，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左宗堂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还有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所以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始初就有怀着各种目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认同。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非常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囿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他曾倡言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试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派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和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与情况的人才，据容闳说：当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机器等各门专家，无不毕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在《新造轮船抑》中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书”。同治十一年，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意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鉴于“彼此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失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与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凡此种种，表明曾国藩对西方情况的了解，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有了相当进步，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学者姜锋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了其中五项在中国近代过程中均属首创：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北京同馆五是采纳容闳建议，汇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个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
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开支，这些军费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厘金，但从没有向农民摊派过团练费用。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使用非常珍惜，他坚持铢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并谆谆告诫下级爱惜各色物料，他具体地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实践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1868年设翻译馆，招请“通晓中国语言字”的译员，如英国的傅兰、伟烈亚力，美国的林乐知、玛高温和徐寿、华蘅芳、王德钧、李凤苞等，十年中译成西洋书籍近一百种，其中属于自然方面的四十七种，工艺军事方面四十五种，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当时，西学刚传入中国，工人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非常少，这对于引进和消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是个大障碍。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局创办了一个机械学校，名为工艺学堂，注意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这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因为翻译西书，让曾国藩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肆业。他觉得“选募学生出洋肆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把选送学生出洋学习，看成是“当务之急”。他强调西人擅长之技，“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国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国留学。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建立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
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这次留学生虽然中途被顽固派破坏，而二十五年后曾国藩的留学教育事业“枯株复生”，“中国学生陆续到美国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于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觉得“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坚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曾国藩办洋务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动手试制，渐渐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自己的工业基础。这比起李鸿章接手经营江南制造局后放弃了自己动手制造，改为直接从外国购买的做法，在思想上要进步得多。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目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国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伟的造枪、造炮、造船的多功能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都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就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它在客观上相当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除此之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入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1878年收复新疆，甘肃制造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展兴，篝灯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订制的大炮175尊。甲午战争前夕，山东机器局为适应战争需要，扩大了生产，“以前日造枪子弹五万粒，今则日造十余万粒，铜帽、白药等皆十倍于平日”。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