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另起炉灶后的风雨征程
另起炉灶，“baby”盈科的诞生
1993年，李泽楷开始了其辉煌的创业之路，并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李泽楷从李嘉诚的儿子，脱胎换骨成为香港科技界的世纪新霸主。李泽楷的创业之路并不好走，期间经历的酸甜苦辣。成功失败，使他成为一个更为冷静和理智的生意人。
李泽楷与默多克的卫视交易，一下赚了4亿美元，向老爸和家族证明了自己经商的才干和拼打天下的实力。
尽管有李家财富大树的庇护，但李泽楷却不愿意在李氏家族的卵翼下长大。再好的巢穴，小鹰不会久恋，总是要飞走的。李泽楷决定离家独立门户，只身闯江湖、打天下。
李泽楷在荣升和黄副主席之前，向世人宣布，他将成立私人公司“盈科拓展”。不日，李泽楷荣升的消息正式公布。舆论纷纷议论：小超人是专心做和黄的副主席，还是致力于管理私人公司？
李泽楷选择了后一条路，他决定自立门户，用出售卫视赚取的4亿美元，投资在高科技项目，创立盈科集团（pacificcentury）。
但是不管怎样，李泽楷的这个决定事先还是要经过父亲同意的。这一天，一直令李泽楷难忘。
199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泽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父亲的书房门外，借着虚掩的大门，他见到已经显得有点老态的父亲正戴着他那副商标性的黑框老花眼镜在阅读件。借着柔柔的灯光，李泽楷第一次仔细地看着父亲的脸。“他的确老了，我在这时候提出自己创业，合适吗？父亲会同意我离开和黄吗？要是他断然拒绝我的话，该怎么办呢？”带着种种担心与猜测，李泽楷推门而入。
既然决定了，就不再拖拉。他开门见山，说道：“爸爸，我想自己出来做生意。”
李嘉诚心里打了一个咯噔，小儿子不是在和黄干得好好的吗？但李嘉诚还是平心静气地听完了李泽楷的创业计划。
商场老手李超人深知，自立门户不比打理家族生意，在自己家族里面，重大的决策有经验老到的太傅们辅助，独立在外，商场上的陷阱实在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儿子，虽然初露锋芒，但总是好出风头，心高气盛，一不小心就会摔大跤。
不过深知小儿子性格的李嘉诚知道，李泽楷既然做出了决定，就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了。反对不如静观其变，而且李家输得起金钱，李泽楷也还输得起青春，让他出去闯闯，失败后他还是会回来的。
李嘉诚对李泽楷说：“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足够的人手，我不会强迫你留下来的！不过你要记住，树大招风，最好保持低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百分号)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百分号)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百分号)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人生目标的达成是一个漫长的、充满艰辛的过程，需要将各种能力，包括好奇心、想像力、创造力、进取心、潜力和行动能力等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小企业每样事情可以亲身处理，而中型或大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令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领导能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总司令等同是一个集团的统帅，最重要的是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了！这在整个组织最为重要，对机关枪手及炮兵的工作不应插手，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未必对每一种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熟练，但最重要的是首领亦十分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是明白整个局面，才能做出出色的统筹和指挥，使下属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
“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及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糅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以后，你在自己的企业的管理中，一定要切记我说过的这番话。”
李嘉诚的一席话仿佛一场“商业培训课”，可见他栽培儿子的迫切之情。
带着父亲的一番殷切教诲，李泽楷离开了和黄，踏上了人生的又一个辉煌的新征途。
在盈科开业之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关于李泽楷的章，开头这样说：“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青才俊。在芸芸众生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起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这段颇带揶揄味道的话，意思似乎是：自命不凡的“小公子”，且看你有多少能耐！
创业途中，风雨兼程
李泽楷一直都想只做自己，而不是以李嘉诚的儿子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或许也是他离开和黄，另起炉灶的最重要原因。
1993年8月初，李泽楷宣布成立私人公司。李泽楷为了不与父亲扯上商业上的关系，盈科集团的总部设于鹰君的万国宝通银行中心，虽然，其父的长江中心没有多久便落成，但他也不愿搬入，连中心的招牌食府“天山阁”当年一次也未去过。
1994年1月，盈科正式开业，并乔迁到中区万国宝通广场写字楼。写字楼是在万国宝通任助理经理的大嫂王富信帮助下租用的，面积近2万平方英尺，月租逾百万港元。
经过卫视一仗功成，李泽楷对于媒体的兴趣更浓。然而，他想，如果连卫视这个创举也实现了，他总是没有理由退回传统的媒体世界吧，那么，索性重新探索好了！
盈科成立首年，他每天都在寻找新的业务构思，范围总不离科技、通讯及传播等。他以出售卫视后所得减去投入成本所得利润的一半作资金，即约31亿港元发展他的事业梦想。
至于另一半，因为是和黄股东的投资，他已悉数交回。1994年3月，和黄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向小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每股49仙（1993年8月派发之中期息为19仙），就是李泽楷为他们赚来的。“小超人”这个承袭自父亲却又带有赞美含义的别号，也得以真正落实。
虎父无犬子，信焉？
只是，在如雷的掌声之中，又有谁料到，掌声背后潜藏隐伏的浪涛，原来也是一样的澎湃，甚至汹涌？
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李泽楷，心情就似捧着自己优异的成绩单，上面不单有老师的嘉言赞语，更有父亲的签名说是认同也好，是赞赏也好，均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是他近3年来奋斗的成果。
有了这份信心，“盈科拓展集团”的成立，仿佛也就有了基础。然而，谨慎的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以“盈科”为名，或多或少正展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孟子《离娄下》
盈：充盈、注满之意；科：洞穴、空隙也。“盈科”的寓意，乃川流四海，胸襟壮阔。表面看来似是谦虚，个中却隐隐然有与长江遥相呼应之意。
而李泽楷藉此言志，以孟子这位儒家宗师之言来为自己迈向“独立”的第一步表明心迹，说实在的，倒是有点别扭的。他年少离家，中不见得好。但他怀念母亲。印象中他的母亲总是手不释卷的。小时候的他总是觉得，母亲无论是气质还是姿容，本来就是个典型的中国女子，绝非一般庸脂俗粉可比。他说过，她仿佛是个从中国古籍中走出来的神仙。
1993年10月，盈科拓展集团正式成立，以中环万国宝通银行大厦38楼为办事处。据当年曾经造访过盈科的人忆述，那里的装潢与陈设，竟予人罕见的厚重沉凝之感，与主事人的年龄相距极远。有人甚至觉得，盈科办事处看来像极了律师事务所。由此可见，仅以26岁之年已尝到成功甜头的李泽楷，大抵已感受到年轻的压力，故也得自动自觉地“老化”自己，以争取世人的认同。对于这个向来我行我素的青年人而言，这，是否又是一种妥协的表现？
“盈科”成立之初的表现，无独有偶，仿佛也是在不住地探索，以求争取各方认同似的。
由于在售卖卫视一役中，李泽楷曾承诺7年内不参与电视行业，这令他不得不毅然放下他对电子传媒一直存有的梦想，转而向他熟悉的其他范畴斟酌，譬如说，高科技通讯基建，以及金融财务项目等。
其实，以高科技通讯基建为例，在1994年，李泽楷曾经有一个“先行者”（pioneer）的构思先向香港电讯租用高容量的专线群，由盈科设立的录像带数据库中心开始，连接至由丰泽（丰泽全名为丰泽卫星服务，乃九仓有线电视网络的骨干，本为和黄旗下，1993年中售予九仓，以便其开发有线电视。丰泽的网络可进入全港55万户家庭）所建立，以大厦为单位的卫星电视网络。而李泽楷为了壮大自己与九仓就此合作建议讨价还价的筹码，早已争取到邹怀的支持，当其节目供货商，以嘉禾之庞大片库做后盾。当时，全球电讯与电视势力的结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尤其是在电讯及电视业蓬勃发展的美国本土，已出现多项大型的商业收购及合并计划。李泽楷深信此风很快便会吹来，将电视业的经营模式来个彻底革命。因此，盈科首项投资计划发展电话录像业务，正是体现了电讯与电视结合的革命性趋势。
那阵子，由于维珍尼亚洲法院的一宗裁决，使美国电讯商得以顺利进入有线电视市场，实力雄厚又先知先觉的美国电讯商，遂纷纷展开其寻宝游戏，开始收购有线电视、节目制作商及提供视讯传送科技的计算机公司，或研究与上述公司合作的可能性，譬如uswest向电影发行及制作商时代华纳注资25亿美元（195亿港元）；曾经与九仓合作竞投本港第二固定网络的nynex，nynex在1992年为美国七大小贝尔（babybell）之一，为美国东北部提供电讯服务，当时网络容量为1570万条电话线，截至该年底止。其营业额为13155亿美元，（约1026亿港元。），也与派拉蒙通讯（paramountchannel）合资12亿美元（936亿港元），拓展本身的电讯网络以提供更优质的电视服务。当时电讯商收购有线网络经营商，涉及金额最大的一宗，就是美国贝尔大西洋（beuatlantic）收购全球最大规模的有线电视tci，该项超级收购价值118亿美元（约920亿港元）。稍后，贝尔大西洋更与香港上市的冠军科技及美国休斯网络（hughesworksystems）合资，参与竞投第二网络。
当时，香港的电讯网络已全面数码化，只要能够成功提升视讯节目的传输速率，本地电讯商将很快便能够跟随美国同业的步伐，向电话用户提供电话录像一类的电视服务。根据当时英国的情况，电讯网络商可在单点对单点（即pointtopoint，有别于传统地面电视，如无线电视的单点对多点pointtomultipoint的传送）的传送方式下，作为视讯节目的经营商（carrier）。然而，在公司架构及持牌守则上，则禁止其兼营电话录像。那时候，香港电讯管理局（ofta）仍就电话录像所导致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原则上本港法例容许香港电讯进行视讯节目的单点传送，但是否有需要跟随英国方面加上限制电讯商兼营此类服务的条，有关方面当年只能以典型官方答案表示：由于未接获电讯商就提供这类服务的申请，暂时不愿意过早评论。
这之后，李泽楷又于1994年11月成立“工商专线”（corporateaccess），进军亚洲电讯市场。“工商专线”是一种直接由卫星联系，使客户与其海外办公室之间能够随时互通信息的电讯服务，包括国际及国内线路，传递、话音、数据和影像信息。由于拥有卫星电视的专长和经验，盈科这项投资，很快便得到广泛认同，生意滔滔，吸引了名牌客户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联邦快递等。
时值香港回归前夕，人心动荡不安，政治生态异常，根本没有人愿意为将来投资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信心上。李泽楷虽然洞悉先机，最终却是空有抱负，仿佛在此过渡期内，什么也做不来，什么也不能落实。于是，在盈科的企业历史中，为其赚钱最多的，竟然都是李泽楷眼中最为传统的地产项目。而那正是其父以至其他华资财团赖以起家的连李泽楷自己也无法不感到异常讽刺。
比如说，1995年年底，盈科从英之杰太平洋手中以675亿元购入位于香港东区鲗鱼涌皇冠大厦，8个月不到，便转售予置地集团，净赚135亿港元。又譬如现时被归纳为电盈旗下基建项目、估计资产净值逾27亿港元的北京盈科中心；甚或由盈科母公司持有、市值逾624亿港元、傲立于日本东京市中心的东京盈科中心，都是盈科时代的投资。
而这等基建项目的幕后功臣，乃是曾任和黄副董事总经理的杜彼得。杜氏乃地产界资深业者，曾任职港府及参与多项公职。他在1997年出掌盈科基建部到2002年退休，专注国内慈善项目，如“希望工程”。杜氏退休前乃电盈副主席，至今仍保留电盈基建顾问一职。
至于当时的李泽楷是否早有盘算，藉着这些基建项目来落实，从而壮大盈科在区内的国际形象，已是后话。
然而，当年李泽楷并没有因为坊间众人俱纠缠于过渡期内的不安而停滞下来。1994年，他的目光和视界，已越洋游走，落在新加坡这个区内最安定的岛国之上。是年，又通过收购海裕亚洲（1994年5月9日，盈科拓展以每股145新元，折合约78港元的价格，共斥资2900万新元，约15600港元收购海裕亚洲13(百分号)股权。7月27日，又以7720万新元，约41528港元全面收购持有海裕亚洲327(百分号)股权的安格兰公司。此举令李泽楷成为海裕亚洲最大股东，占457(百分号)），盈科拓展集团名下的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遂成为新加坡第一板上市公司。在上市资格比香港更严谨、缜密的新加坡，由一个外国人及外国公司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太容易。
通过收购海裕，及至它旗下的鹏利保险，李泽楷同时涉足保险业，似要令他个人名下的事业王国更加多元化，就像他父亲打下的江山一样。
不过，在现实五彩缤纷的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拥有成功，不拥有失败。其实，成功和失败在同一轨迹上。
李泽楷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
在盈科成立两年后，事事如意的李泽楷遇到了从商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幸亏有老爸撑腰，他的盈科才不至于寿终正寝。
习惯了做大生意的李泽楷刚开始创业就一心想做大买卖，1995年底他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鲗鱼涌皇冠车行大厦，作价675亿港元，短短8个月后即售予置地，净赚135亿港元。
初次买卖地产尝到甜头后，李泽楷雄心勃勃，希望乘胜追击。
1996年，他决定盈科的重点是进军地产市场。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滑坡，写字楼较高峰期跌了八成，李泽楷认为投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重锤出击，出资58亿港元向日本国家铁路局购入一幅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接连东京火车地铁站的地皮，面积达5万多平方英尺，兴建盈科中心，成为10年来单一外国投资者在日本的最大投资，连建筑费在内，总投资高达80亿港元，较整间盈科的股本还要高出多倍。李泽楷打算在短期内以较高价分层出售部分单位，先赚取一笔。
但战无不胜的李泽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投资使他面临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危机。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坏消息一浪接一浪，李泽楷购入的地皮价格一落千丈。由于投资过于急功近利，盈科在资金运作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陷入财政危机，公司前途未卜。李嘉诚看到儿子有难，又岂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他及时解围，通过旗下的和黄集团买入盈科的东京地皮四成半股份，价钱是盈科买入价的一成半，再加上期间的开支，以及给予盈科17亿港元的手续费，明摆着给盈科许多优惠，让它暂渡难关。虽然有老爸拔刀相助，但李泽楷还是亏了不少。
日本成了他的滑铁卢。
这一役，盈科元气大伤，许多人推测李泽楷可能会就此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实守本分地做他的“太子仔”算了。但是，他们实在是低估了李泽楷。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就能放得下，又怎能为了一时的挫折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呢？更何况有“超人”作后台，李泽楷怎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地价继续下降，盈科及和黄再在所购地皮的隔壁以较低价增购地皮，一来可以将地盘面积增大，二来可以弥补在此之前的损失，减低平均成本。这幢大厦已于2001年落成。
而北京的盈科中心也是李泽楷投资地产时期的一件作品，现在看来，这项投资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失败，但是硬要说它有多么成功，恐怕也很难说服人。
当然，要评价李泽楷投资日本地产的功过不能一刀切，毕竟，盈科原本在日本一无所有，但在一两年间就能购入15栋物业，占集团总资产的三分之一，也实属不简单了。
进军新加坡，涉足保险业
1994年5月，李泽楷收购海裕，正式进军新加坡。
促成李泽楷作出这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盈科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发展亚洲的高科技项目，向客户提供通讯技术建设，如铺设光纤网络。这些业务与家族公司、和黄旗下的和记电讯有冲突，为避免自家人打自家人，他必须离开香港。
二是要真正摆脱父亲的荫庇。他觉得，在香港发展，不论他怎样努力，始终难以摆脱父亲的影子。他在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亦承认这一点。他说：“我来狮城发展，就是要摆脱父亲的荫庇。”
三是李泽楷相信世界经济光辉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于亚洲，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他指出，这些国家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本需要基建、无污染食物、房地产及娱乐，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及服务，将会有利可图。
他又认为，在亚洲投资，亚洲人比西方人占尽优势，“我们比较了解亚洲的化，我们投资西方，就不会那么成功了。”这可能是他在加拿大投资失利的经验之谈。
此外，香港与新加坡相隔不太远，交通方便，容易照应。新加坡治安良好，环保较佳，设施先进等，都是他选择新加坡而不选择美、加的原因。
李泽楷进军新加坡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小闹剧。
有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打小报告，说李嘉诚80年代透过长子走资加拿大，现在又以次子的名义走资新加坡：已持有新加坡护照的李嘉诚，终究不可能与北京同心。
不过，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新华社官员对这些流言并不介怀，他们相信李泽楷的行动，不会对香港构成任何损害。
李泽楷进军新加坡打了三个小战役，第一仗是1994年5月，透过盈科斥资5亿多港元，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海裕亚洲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股权，成为海裕最大股东，借壳上市，改名盈科（亚洲）拓展，原由海裕控股的香港鹏利保险同时收归盈科旗下。
第二仗是盈科和日本首富堤明义携手与政府三方合作，发展狮城白沙浮商业城。
第三仗是1994年底，盈科拓展签了4个中国内地项目：一是投得北京地铁一幅地皮，后来建成北京盈科中心；二是投资2亿元，兴建广东省高要市电厂。
除了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之外，盈科还在中国香港、加拿大、越南及东京等地投资一些地产项目，小有斩接；其中，香港币鲗鱼涌皇冠大厦由买入卖出，8个月间赚了1亿3千万港元。
整体而言，李泽楷进军新加坡4年，尽管他港新两边来回飞，没有假日，不分昼夜，辛辛苦苦，频频扑扑，但成绩并不理想。
没有在地产界有所大作为，李泽楷立刻转变经营战略，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盈科集团于1997年正式涉足保险业。
1997年6月9日，李泽楷将他最得力的助手袁天凡派往鹏利保险担任主席，令这个强势架构锦上添花。
香港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说，袁天凡兜兜转转，终于可重投挚爱，更获小超人重用，委以重职，出掌鹏利保险主席。
为什么说袁天凡“重投挚爱”呢？
原来，袁天凡曾是鹏利的“救命恩人”。鹏利保险原来叫新西兰保险，虽然成立了许多年，但是业务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及至最后，全公司只剩下五六名营业经纪，几乎奄奄一息。
1991年，已加盟海裕控股的前联交所主席袁天凡，力主收购新西兰保险，并易名鹏利保险，旋即得到当时位居香港保险业“二哥”的国卫保险行政总裁杨梵城的支持，带领近千名营业经纪和数万客户跳槽助阵，袁天凡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杨梵城为鹏利保险行政总裁，全权打理公司业务。
多年后，杨梵城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动情地说：“frantis（袁天凡的洋名）原来对我毫不认识，却能对我委以重任，并对我完全信任，给予我和几位管理层绝对自由度，所以说他识用人。”
可是，袁天凡却因收购鹏利而与大股东反目。大股东蔡世亮对保险业没有兴趣，当袁天凡、杨梵城等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蔡世亮却擅自主张，将鹏利保险卖给了盈科。
袁天凡气得六窍生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袁天凡唯有与蔡世亮分道扬镳。
离开了海裕，离开了心爱的鹏利，袁天凡曾一度意兴阑珊。后来，获李超人起用，出任“锦兴”主席。1996年，转投李泽楷旗下，任盈动集团副主席。
李泽楷知道袁天凡与鹏利这段因缘，决定让袁天凡重掌盈科保险（前称鹏利保险），出任悬空多年的主席一职，可以说是一个甚有人情味的决定。
业界称这是一个“三赢”任命：一是加强了盈科保险的领导；二是成全了袁天凡之美；三是实现了香港保险业罕有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全华人班子。
杨梵城对这个老、中、青组合非常满意，其中，他最感骄傲的是这个组合属全华班组合，是全港十大寿险公司中唯一的全华班。
盈动收购鹏利时，鹏利是一个烂摊子。那么，打理这个烂摊子的头，要不要撤换？
李泽楷的决策是不但不撤换，而且委以重任。总公司不派人，由原来的行政总裁继续掌舵。
这个掌舵人便是杨梵城。
杨梵城在香港保险界是个传奇人物。这个“名人”，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号：一是“烂仔”；二是“教父”。
别人骂他是“烂仔”，杨梵城一笑置之；对赞他是“教父”，杨梵城也不领情。虽然，称他为“教父”，是肯定他在香港保险界的声名显赫，地位超然，但这个称号多用于黑道，他杨梵城是正当生意人，对这个黑道称呼，自然不会照单全收。
杨梵城在香港保险界已干了43年。1957年，他投靠友邦保险，16岁的他，从信差做起，其后升为员、会计员、寿险营业员，1973年升为营业经理、助理副总裁、香港区副总裁；1982年，杨梵城转投国卫保险，出任董事总经理。其后，由于战绩彪炳，多次升职，直至擢升行政总裁，成为这个香港第二大保险公司的“打工天王”。
但是，据说由于受不了老板的气，他一怒之下，毅然辞职，带了一大批经纪，跳槽到一家只有五六名职员的小保险公司，从头做起。
李泽楷虽然年纪还轻，但他对人才的重视，绝对不逊于老前辈。他认为，单凭杨梵城在两大保险公司的彪炳业绩，以及过档时一下子带走近千名营业经纪这两点，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至于他过档半年，公司未有起色，这不能怪他。
李泽楷坚信，只要给予支持，放手让他发挥，用不了多久，他必能创造奇迹。
杨梵城非常敬佩这位新来的“少帅”老板，倒不是因为李泽楷留用自己，而是佩服他的眼光，他的胆识，他的创业精神。
杨梵城说：“香港有钱的人很多，但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投资亏损经年的保险业，则个个耍手拧头，唯独这个后生仔没有知难而退，他就是有这种创业家的冒险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杨梵城为他赴汤蹈火，“我完全欣赏他，以他的家庭，他还搏命创造自己的事业，没他这样富有的人岂非要更勤力。”
正当鹏利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蔡女事件”，公司的形象经受了一场考验。
1997年，31岁的酒楼女侍应蔡巧玲，工作时不慎跌倒，扭伤腰骨。她在意外发生前已向鹏利保险购买了意外伤亡赔偿保险。跌伤之后，她向鹏利索取1万5千港元的意外损失赔偿。但鹏利以她“无表面伤痕”，不符合保单条件为理由拒绝赔款。蔡女便向保险业索偿投诉局申诉。投诉局认为保险公司应发放保金，于是，盈保申请司法复核。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指示，保险业内的章程或守则，并没有授权保险业索偿申诉局偏离合约条款来仲裁，因此，裁决推翻其决定，盈科保险获得胜诉。
法官裁定，保单好与坏不应由法官来决定，是投诉局和业内的事情，但投诉局处理这宗案件的保单时，却不理会合约条款是否违反守则，反而“同情”真正受伤而根据保单得不到赔偿的投诉人，是考虑了不应考虑的事情和作出了不合理的判决，因此，判该局决定被推翻。
然而，法院的裁决，非但引起投诉人的不满，也受到索偿投诉局及消费者委员会的批评。
本来，当投保人向索偿投诉局申请时，盈科保险就已表示，愿意向事主发放抚恤金而非赔偿，但要求投诉局声明盈科保险处理手法没有错，但遭到索偿投诉局的拒绝，双方对簿公堂。
高院判决盈保胜诉以后，盈保还是决定向蔡巧玲发放抚恤金。盈保行政总裁杨梵城表示，盈科保险会尽快发放1万8千多元给女事主，金额与投诉局所裁定的赔偿额相同。但是，他强调下不为例。
盈保的处理，有情有义，获地市民的认同。盈保在李泽楷的得力亲信杨梵城的掌控下蒸蒸日上。
1999年6月9日，即鹏利保险被收购5周年之日，盈动宣布将鹏利保险改名盈科保险，并筹组上市。
对公司在上市前易名，行政总裁杨梵城说，知名度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由于本港上市公司中亦有鹏利食品，担心投资者有所混淆。
至于对公司即将上市，杨梵城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上市，应该是港人的骄傲，一般保险公司要5年至7年才会有盈利回报，但盈保在第3年已开始赚钱，第5年便可筹备上市，的确比预期为早。一来他们成立之时已有逾千名经纪，二来他们亦有把保余收入分出再保，以更佳的方法利用资金，而不用每年向股东集资。
负责促销盈保上市的怡富证券的报告估计，盈保的市值约52亿元，较5年前收购时的5亿元，增加了近10倍。若主要股东按比例出售两成八股权，即盈科由55(百分号)，减至40(百分号)；中保由20(百分号)，减至14(百分号)；鹏利管理层由25(百分号)，减至18(百分号)：而公众股份，则由零增加至28(百分号)。那么，预计上市后，盈科拓展就可套现2亿5千万元至3亿2千万元。
杨梵城认为，现时的盈保，虽然不是香港最大的寿险公司，却是最好的寿险公司。上市后，将全力进军中国内地及亚太区保险市场，向国际保险业“一哥”的目标前进。
据加怡证券透露，上市之后，盈保以1亿元成立一间与中国内地合营的寿险公司；另外，以3至4亿元作为扩展亚洲业务，包括收购香港和泰国的寿险公司。
盈保的有利条件，是有个中资背景的股东中保集团：另外，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三间办事处。中保集团副董事长王宪章表示，中保会尽力帮助盈保申请国内寿险牌照。而中国近日又宣布再开放4个寿险市场作为试点，有助于加强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杨梵城对进军中国国内保险市场信心十足。他说，虽然要令盈科成为中港以至国际保险业的“一哥”，“尚有很远的路程，这只是目标，但我们有机会，亦有市场，我们拥有强劲的管理层。中国有13亿人口，单是沿海地区就有3亿。外国保险公司想在香港做生意都有困难，要我们港人帮助，何况中国？”
在杨梵城的心中，若能打开中国内地市场，便可称雄于世界保险业。
对于这一诱人的愿景目标，杨梵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正如他办公室所挂的四个字那样：“谁与争锋？”
两次“跳槽”风波
上节提及杨梵城这位“保险教父”曾经有过跳槽的事件，在商业社会，“跳槽”和“挖角”都是平常的事。不过，“教父”的跳槽绝非与常人的“跳槽”一样，“教父”一人“跳槽”，竟然带走千人“过档”，这样的事，却是极其罕见的，而这样的事儿，就发生在杨梵城身上，而且不止一次。他的两次“跳槽”风波都在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第一次发生在1993年杨梵城跳槽鹏利后的两个月内，共有9百多名的经纪跟着他过档，数以万计的保客也跟着转投另一间保险公司。业界形容，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挖角”战。
3年后，又有任职友邦保险23年的李国华，带同140多名手下过档鹏利，令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风云再起。
两次挖角，规模大，人数多，影响大，杨梵城被奉为“教父”，其缘于此；而被骂为“烂仔”，其源亦在此。
不过，杨梵城不承认是“挖角”。他说：“挖角足错觉。我们开门做生意，一定会招募人才，假如有人慕名而来，我又觉得合适，便没有理由不收留他。但我不会挖空心思去挖角。”
他的许多理念跟李泽楷颇接近，他认为，要留住人才，最低限度有两个条件：首先要做得开心，第二是赚到钱。他解释说：“跳槽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员工与老板纵然相处融洽，但生活成问题，最后仍要离开。”
不过，鹏利于1998年底也发生过二百多名经纪集体过档事件，当时有人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对于鹏利先后发生的经纪跳槽事件，李泽楷均视为公司内部的事，并未对杨梵城施加任何压力，这使杨梵城更增强了对公司的归属感。
他发誓要更加精益求精，做到最好：（1）人客方面，要做到最满意；（2）公司方面，要培养出最有效率和最快乐的营业队伍；（3）要令股东有回报，公司业务有最佳增长。
平息“哥顿”混乱
在盈科风生水起之时，李泽楷又遇到了一个“麻烦”。这便是他于1989至1990年在加拿大有份投资的哥顿资金公司。
自李泽楷回香港，冷落了哥顿后，该公司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在盈科集团成立的期间（1993年），哥顿创办人康纳查，因为商业丑闻，被多伦多证券委员会勒令暂停买卖9天，加上在债券上投资失利，出现巨大亏损，导致元气大伤。康纳查受到很大的打击，自此变得意志消沉，判若两人，一切已难复当日之勇。
翌年，哥顿在管理上进行大规模改革，试图力挽颓势，行政管理由过去康纳查一人执掌，变成由一个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哥顿是以对市场反应快、行动迅速而称誉同业，但现在管理核心变了辆“3头马车”，反而事事要3人一同决定，有时真的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才对，自然落后于人。
李泽楷对哥顿出现混乱，并非无动于衷，只是认为时机未到而已。他于1995年秋天，决定行动，把在哥顿资金的股权，由原来的50(百分号)增至501(百分号)，取得了控制权后，立即将之并入自己一手创办的盈科集团内。
有消息指出，当时哥顿的合伙人包括康纳查在内，都愿意让李泽楷由小股东变成大股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希望借助他的资金及商业关系，大力发展商人银行业务。李泽楷也表示有此计划，他曾对传媒透露，要把哥顿发展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商人银行之一，并会引入亚洲概念。他说，哥顿资金是他在北美洲投资的桥头堡，而在每笔投资中，至少投入5千万美元。
要使哥顿恢复过去的活力，该公司的领导层必须作出整顿，尤其是始创人康纳查更应退下来，但由谁人来接班呢？始终是一个令李泽楷头痛的问题。
1996年，李泽楷终于找到人选，他聘请了加拿大国家商业银行著名的企业重组顾问戴维信，接替退休的康纳查，出任行政总裁。戴维信上场后，哥顿上下都寄希望于他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可是，戴维信对证券业的运作不太熟悉，而且当年的股市行情不好，公司内亦没有人提出大胆而可行的计划，帮助戴维信改革。
戴维信对证券行不太熟悉，且恰逢股市吹淡风。戴维信可谓生不逢时。
戴维信之后，哥顿高层一再换马，始终无法扭转公司的局面。鹏利保险自1994年6月被在新加坡上市的盈科亚洲拓展收购以来，主席的位置一直悬空着。李泽楷的用意是：虚位以待，公司的业务由行政总裁杨梵城全权负责。
由于杨梵城在保险业打滚多年，经验丰富，与下属关系融洽，因此，公司业务不断发展，由第1年亏蚀1亿1千万，第2年减至亏蚀3千万，第3年开始盈利7百30万，第4年盈利增至超过3千万，第5年盈利增至4千5百万，第6年，即1999年盈利7千5百60万，成为香港第四大寿险公司。
事实证明，杨梵城被称为“保险教父”，并非浪得虚名。
那时期，哥顿资金的高层不停换马，出入有如走马灯，但仍然无法把哥顿的困局扭转过来，哥顿曾是加拿大第三大证券包销商，但这时连十大也没进入。至于新发展的商人银行业务，虽然有不少美国投资项目，但是一个也没有成功。
当年，有很多人认为，哥顿的失败与李泽楷没有直接指挥有关，如果这是事实，倒不如说是与李泽楷转移了投资兴趣有关，相信会更为正确。事实上，盈科集团自1993年成立以来，业务趋向多元化，有电讯、基础建设、物业发展、金融服务及保险等等。哥顿经过挽救无效后，试问李泽楷哪有时间，去理会这间仅占盈科集团业务不足5(百分号)的小公司呢？不久，市场上果然传出哥顿放盘的消息，而李泽楷也公开证实此事。往后，李泽楷也淡出哥顿，把精力集中在盈科业务的发展。
李泽楷相信，世界经济发展的辉煌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处亚洲，尤其是在发展中地区。”
“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本需要基建、无污染食品、房地产及娱乐。”他指出：“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与服务，将会有利可图。”
1995年年底，李泽楷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鲗鱼涌皇冠大厦，作价6亿7千5百万元，8个月后即将其售予置地，账面值赚了1亿3千5百万元。
李泽楷乘胜追击，1996年开始再重点进军地产市场，虽然当中有起有落，但最终也发展了极具潜质的项目，并获利不少。
李泽楷再次通过超凡的经济头脑，让自己化险为夷。“小超人”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硅谷概念现脑海
香港的顺利回归是一个明史的里程碑。一个礼仪之邦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并以创造性的智能解决了不同制度、化在一个国家内部平等相处的难题，从而为全世界在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这也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明作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李泽楷也是4千多名列席嘉宾之一，他亲眼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对于这个年方30岁，少年离家，成长在美、加等地的“港产”“青年才俊”来说，所谓“国家民族”，真的是很遥远很抽象的一回事。然而，不知怎的，这一夜，当他有机会亲临其境地参与这个盛大的庆典，见证着中、英双方交接的一刻，又目睹了23位特区主要官员一起宣誓……有那么一刻，李泽楷真的觉得自己跟这片土地上另外的6百多万港人一样，有了一种新的身份。
在彻夜不歇的滂沱大雨中，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李泽楷突然有种冲动，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而那阵子他一直穿梭往返于港、美之间，停留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的硅谷。他的脑海中已经升起了一个校园模式的建筑模型：类似合金的银灰色综合写字楼，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一种超然世外的独立光芒。
20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在赶上发展市场经济列车这一步上，成绩确实不俗。1998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已占全市总产值的35(百分号)，论地理条件、人环境等，深港之间极为相似。在当地，一个叫“数码城”的基建计划，早于1997年间已经动工。而在上海兴办“科技信息港”的计划也已落实。这时候的香港，无论与国内还是与国外相比，似乎都是“落后”了。
玩地产有得有失，难以显示李泽楷非凡的“小超人”本色。善于创新求变的他正想努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支点”。
“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呢？如何才能走得漂亮？”某日，李泽楷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思考这个问题。
快临近凌晨1点钟的时候，李泽楷回忆起1993年11月底，曾经与刚卸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教授会面。其时，吴教授应香港学者协会之邀，以杰出华裔学者的身份到香港访问。李泽楷从朋友口中得悉此事，遂为吴教授设宴接风。那顿饭看似平常，对李泽楷的影响却绝不简单。吴教授以台湾为例，指出基础科学投资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有份出席饭局的，都是香港的学者及化圈中人。学者计有张信刚、吴清辉、王赓武、谭风仪等教授，而化圈中人则有李怡、戴天等。
当时，李泽楷在卫视一仗上赢得不少国际间的认同，吴大猷教授也指出，这是科技界的一个创举。然而，李泽楷也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只是以他在这盘生意上赚到了多少钱作为量度标准。他一直因为其在背后所坚持的信念没有得到关注，颇感有志难抒。此番听到吴大猷教授的一席话，面对这位年龄是他三倍的前辈学者，一时间不但拜服，更有伯牙遇上子期之感。
此时此刻，李泽楷仿佛又再次面对吴教授银发掩映下那双敏锐的学者的眼睛，他忽然怀念起fredhalverson以及异国他乡的少年岁月来。
“是呀，那段青春激昂、勇往直前的斯坦福岁月，那段‘混’在硅谷的岁月。”李泽楷默默地念叨着。
自从1983年入读斯坦福大学开始，李泽楷已经对硅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且自己曾经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他当年最要好的同学，其中不少也已投身该处，在这个被称为“世界科技摇篮”的地方发展他们的理想。李泽楷每次重返校园，看到不少年轻学弟也像自己当年一样，一旦相信机会来了，便迫不及待地跳进硅谷去，什么都抛诸脑后，他几乎失笑了。而正在这时，一个绝妙的设想出现在李泽楷的脑海中：“为什么不在香港也建立一个‘硅谷’呢？”
李泽楷对硅谷成功的秘诀自是了如指掌，所以，聪明的他立刻有了在香港开拓“数码港”的思路。用高科技包装香港的房地产是“数码港”计划的独特之处，其推行的是硅谷概念。那么，硅谷概念到底是什么？这要从硅谷的发展史开始讲起。
硅谷原本是一块种植桃子、西梅的农田，20世纪30年代，邻近的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fredericktennan鼓励学生留在硅谷工作甚至创业。他的学生，惠普的创办人wlliamhtewett与davidpackald于1939年设计出一部“声音振荡器”，与迪主尼合作拍成电影《幻想曲》，成为科技创业的第一代。
tennan成为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后，于1951年成立斯坦福研究院，当时美国政府正大力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以低廉的租金，吸引企业家在硅谷投资，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硅谷终于成为全世界高科技工业中心。
硅谷的一大特色就是鼓励创业，因此硅谷不断有新公司诞生，1955年只有7家，1960年增至32家，至今已聚集了超过7000家电子和软件公司，每星期还有大约11家新公司诞生。不少在大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跳出来创业。康柏电脑的前身tandemputer及silicongwtics的创办人都曾经在惠普工作，后来都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硅谷或是与硅谷紧密相关的人和公司身上？为什么这么多的精英聚集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知识经济的端倪首先通过硅谷显现出来？为什么硅谷的商业竞争代表了新的竞争规则？
美国《商业周刊》撰，对硅谷40年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回顾，他们认为，硅谷是思想和冒险者的天堂。完善的投资环境和风险投资机制使一个个奇思妙想和技术发明变成产品，换成金钱，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创意和企业精神是硅谷成功的要诀。1995年的yahoo！1996年的hotmail都是其典型代表。
硅谷崇尚创新，只要有好主意，这里的风险投资家们就会创造一切条件，让这些好主意孵化出来。有人说：“硅谷就像一个爆米花机，‘扔’进一把冒险创业者，再加上风险投资，就看到了今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好戏。”
不过，别以为硅谷只是简单地把一些工程师、风险投资家。船头公司和电子器件商店混在一起，再大撒一堆金钱就可以了。硅谷乃是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人才济济，拥有第一流的大学。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及6间工程学校每年都提供1400名毕业生，其中有1000名硕士，400名博士，源源不断地向硅谷输送新鲜血液。
此外，随着硅谷的腾飞，它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工业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此从事高科技产业，使硅谷的房地产供不应求，价格暴涨，成为世界房地产价格最昂贵的地区，一个小房间每月的租金就达到1万港元。许多在硅谷的打工一族虽月收入2000至3000美元，但都无家可归，成了流浪汉。他们有的每天在通宵营业的巴士上过夜，运气好的则可以在政府为无家可归人士提供的庇护中心得到一张床，睡上一个安稳的觉，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庇护中心只能提供3000个床位。
在这种情况下，硅谷的房地产业出现空前的繁荣，升值的空间无限。不过，由于硅谷是先有高科技，后有房地产，大量人才涌入但却没有足够的房屋供应。在供不应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发展商才匆匆赶建住宅和写字楼。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局面，是硅谷的房地产开发商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有损于这块科技天堂形象的一面。
风流人物看今朝：建立香港硅谷数码港
1999年，对于新经济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年；对于李泽楷这位标志着香港新经济的人来说，也是一样。
何谓“新经济”？
新经济，指的主要是由资讯科技，尤其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及普及所引起的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经济与管理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经营效率，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并且正在对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周期、资本流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其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资本市场率先快速调整，融资结构、股市结构均出现带有新经济特征的转变。据统计，从1999年底至2000年初，香港市场的新股上市及配股集资活动中，高科技公司占了90(百分号)，而且许多公司均以高倍数的超额认购上市。
（2）传统产业加速应用资讯科技，积极尝试转换经营及管理方。
（3）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资讯科技产业迅速崛起。
（4）it快速发展成为时尚化。
当时，便有经济学家这样分析：“以香港目前的发展势头，再经若干年的努力，便很有机会在亚太区资讯科技资讯产业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成为区内主要的资讯科技服务中心、it人才及资讯交流中心、电子商贸中心、资讯科技产品的物流中心以及跨国资讯公司建立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基地。”
自从年初china在美国成功上市之后，华网站的热潮即时爆发。经过1997年金融风暴**的港人，眼下既有幸见证由美国科技界掀动的经济狂潮，又怎会不心动呢？他们知道，如果能够有人在港牵头，那将会带领他们在此后过渡期中，恢复经济上的失地。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召开十五大期间，**主席及朱基总理分别提出“科教兴国”的时候，身处2000公里外的李泽楷，当下竟感到知音难遇，精神上振奋无比。
其实，早在china未上市之前，李泽楷已就互联网方面展开研究。对这个fourthmedia（第四媒体，是指互联网站，继报纸、电台及电视之后的第四个媒体）那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早已了解透彻。凭着他早年经营卫视时积累的经验，他明白到掌握先机的重要性。
他知道，香港已经错过了软件的年代，现在是万万不能连硬件的年代也错过了。
1998年初，李泽楷开始策马扬鞭了。汲取了硅谷的经验，李泽楷计划把高科技和房地产相结合，在香港建立一个像硅谷一样的工业城，高科技和房地产同时推进，既发挥香港的优势，又弥补硅谷的不足。
那段时间，他亲自带领盈科的高层到香港各个地区视察。
冒着早春的毛毛细雨，李泽楷独自开车来到太平山。俯瞰被烟雨笼罩的香港高楼林立，似乎已没有一块立足之地了。他开始静静地踱步，思索了一会儿，发出深深的感叹：到底哪里才是香港的科技天堂呢？
踏遍港岛，李泽楷终于觅到了理想中的科技天堂：紧靠香港大学又邻近香港中环（香港的商业中心）的薄扶林碧遥湾最有条件成为香港硅谷。
“数码港”要想像硅谷一样成功，人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试想一下，硅谷如果不是位于斯坦福等著名大学的附近，有它们输送人才，怎能发展成今天这般规模？因此，李泽楷在选择“数码港”的位置时，十分注意它与香港学府的地理关系。最后把“数码港”的位置确定在香港大学附近，就是考虑到人才的问题。
选址确定以后，李泽楷开始向香港政府展开漫长而艰辛的游说工作。
所谓“数码港”，其实有点类似于国内的“高科技园”。“软件园”，包括资讯科技广场、办公大楼、服务式住宅、高层住宅及独立洋房。预计建成后可容纳雇员100至500人的大、中型资讯科技公司以及100间雇员少于50人的小公司。香港政府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提供土地，由盈科开发，然后用相对低廉的房租吸引高科技公司在此经营。而应用各种新资讯科技进行多媒体创作，如电影、立体图表和动画制作以及发展软件应用系统是“数码港”未来的蓝图。兴建“数码港”需要动用130亿港元的庞大资金，其中香港政府出地，作价60亿港元，盈科则斥资70亿港元建上盖，兴建总面积逾578万平方英尺的楼房。130亿港元，令原本杂草丛生的碧遥湾，摇身一变成为集世界顶尖科技的数码天堂。
写字楼租金低廉是“数码港”的一大特色，港府计划用每平方英尺65港元的低租金吸引高科技公司来港投资（香港其他地区的写字楼租金每平方英尺平均都要2030港元），以带动香港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住宅收益来补贴建写字楼的费用。“数码港”建成后，住宅收益港府占四成六，盈科占五成四，余下的写字楼及酒店，由港府拥有作出租之用。李泽楷表示，“数码港”只容许“肩增值”公司或部门租用，他会与港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批租户是否符合条件。
“数码港”项目刚提出，已经有一大批高科技公司表示会租用“数码港’’的写字楼，如康柏展立信、微软、数码通。香港联想、摩托罗拉、awi、朗讯科技。苹果电脑。globmone。acer电脑等，而ibm、赛贝斯、惠普、甲骨、虎、华为、pacificconvopnce、软件银行等更签订了意向书。
李泽楷提出“数码港”计划，为香港的科技事业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这种创新意识和风险投资意识正是硅谷以至全世界所提倡的。
从“数码港”计划，一方面，可以看出李泽楷的眼光的确独到。香港的房地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降温，只有注入新的元素，拓展新的发展潜能，香港的房地产业才能较快地出现第二个春天。而香港的高科技业当时刚刚起步，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宝藏，很需要一个像硅谷这样的发展基地。于是，李泽楷抓住机会，瞄准了香港房地产和高科技的结合点，企图通过硅谷概念推动香港房地产和高科技的双向发展，可见其创意。
另一方面，李泽楷敢于承担风险的意识也确实令人钦佩。因为对于香港发展高科技，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就连香港政府也是再三犹豫后方才决定利用高科技救港。而李泽楷奋勇当先，足见其超凡的魄力。李泽楷曾经说过，他看问题不是看眼前的，而是看10年、20年以后的。正因为有这种超前的眼光，李泽楷比别人看得更远，也就能够先走一步。
1999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李泽楷成功地向特区政府争取筹建“数码港”，希望能以硅谷模式吸引海内外的高科技公司进驻香港，藉以提高就业岗位，训练人才。
也是这一年，李泽楷以刚满33岁之龄，夺取了《南华早报》每年举办的商业奇才大奖，是历届得奖者中最年轻的。在那个初冬的12月晚上，李泽楷高举手中的奖座，明言这并不是属于他的，他只是代表盈动的所有同事来领这个奖这个属于他们全体同仁的奖。
1999年，对于李泽楷而言，是梦想得以实现、努力得到认同的一年。
好事向来多磨
“数码港”计划由李泽楷首先提出，由于观点创新，它也遭受到与历史上许多新思想、新发明一样的命运。在开始的时候，“数码港”计划不被看好，许多人更冷言讽刺李泽楷的想法荒唐，觉得香港根本不适宜搞高科技，况且当时香港的经济还没有从金融风暴中苏醒过来，人们普遍认为恢复经济才是当务之急，各种因素致使一块美玉无人问津。
当科技以一日千里的步伐前进，并显示出无可限量的前景时，发展高科技产业振兴香港经济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在李泽楷的不懈努力下，“数码港”计划终于重见天日，得到港府的赏识。这时，越来越多的地产商希望从这块宝藏争到一杯羹。李泽楷作为“数码港”策划的首创者，获得了港府赋予的发展权，其他发展商无法将令人垂涎的肥肉弄到手，于是，向李泽楷和港府展开了猛烈的“炮轰”，试图作最后一搏。
整个开发“数码港”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矛盾此起彼伏，李泽楷应付得一点也不轻松。
与港府的较量是对李泽楷韧性的考验，也是李泽楷在建立“数码港”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
为了获得港府的支持，李泽楷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期间，他反复修改自己的建议，以求打动港府的芳心。
1998年初春，万象更新，生意盎然，李泽楷的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春风满面地开着他心爱的奥迪a6房车来到香港政府办公大楼，拜访刚刚上任的资讯及广播事务局局长邝其志。行事果断的李泽楷开门见山地介绍了自己的“数码港”计划。但邝其志似乎不买他和李嘉诚的账，态度冷淡，还没等他说完，邝其志就拒绝了他的建议。
虽然碰了一鼻子灰，李泽楷并没有气馁。3个月后，李泽楷再接再厉，向港府提交第一份正式建议书，建议港府负责所有兴建“数码港”的资金，而他的盈科集团负责牵头介绍其他公司租用‘数码港”的楼宇。港府毫无兴趣，反应依然十分冷淡。因为当时的香港政府正忙于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无暇顾及什么“数码港”计划，更何况香港正值经济低潮，实在不宜花这么多资金储备搞如此庞大的投资，同时，港府也怀疑香港发展高科技能否成功。
李泽楷见港府对自己的计划毫不热衷，便自己出资400多万港元聘请数间顾问公司，就香港发展成为软件工业中心的财务及工程等问题写成可行性报告，一份接一份地送给港府参阅，这招果然奏效，港府高层开始重新考虑他的计划。
金融风暴过后，港府在反思香港受亚洲金融风暴拖累的原因时，感觉到香港虽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其科技的发展步伐明显慢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增加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港府有意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入，并制定了一些吸引高科技人才和投资的优惠政策，李泽楷的“数码港”计划自然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虽然如此，离真正达成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好的开始已经让李泽楷大悦，毕竟，前面的工作没有白费。
至1998年10月，事情变得明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发表施政报告时强调香港要推行资讯高科技。不过，港府对“数码港”计划态度依然审慎。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又到了1999年春天，对李泽楷来说，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春天。
世界科技界顶尖人物盖茨为了推广“维纳斯”计划来到香港，李泽楷哪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李泽楷再次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主动找上盖茨介绍自己的“数码港”计划。盖茨对这位曾经力战国际老姜默多克的香江“小超人”也略有所闻，听完李泽楷的完美构想，他不得不佩服他的头脑：这怎么像是一个超级富豪的儿子呢？
盖茨感到，在李泽楷的身上似乎有着自己年少时的影子，同样流着创业者的热血。
盖茨说：“印度有30万人口从事电脑软件出口工作，而中国还不到1万人。其实，香港可以充当桥梁的角色。”
出于对好主意的推崇和对李泽楷的欣赏，盖茨决定助其一臂之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盖茨在之后的公开演讲中免费给李泽楷的“数码港”计划“卖广告”，要知道，盖茨的听众几乎清一色的是香港的头面人物，这比所有的宣传效果都要好。
1999年1月底，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
行政长官董建华出访以色列，考察当地的科技发展，李泽楷以科技界人士获邀，与其他商界人士随团。李泽楷的机会终于到了。
深得其父做生意之道的李泽楷异常珍惜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积极与港府高层搞好关系。他知道只要董建华点头，事成的机会颇大。所以途中，李泽楷不断地向董建华游说。
这三天以色列之旅，造就了一次董建华与李泽楷的“蜜月”，扭转了盈科和港府谈判的僵局。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月初出访归来，“数码港”的谈判便出奇的顺利，港府在地价上也不再那么强硬。最重要的障碍消除后，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李泽楷再提交一份新方案，这次他作出了让步，按原来的方案，盈科只充当中介的角色，不用注资。在新方案中，港府将作主要投资，而盈科也要负责70亿港元的投资。换句话说，盈科可以出钱，但港府要以免费批地的方式把“数码港”区内的住宅发展权交给盈科。港府这次没有拒绝李泽楷的建议。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不至于很费纳税人的金钱。一方面，港府自聘顾问公司，深入地了解“数码港”计划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港府在香港和外国物色财团参与，可是经过一番接触后，没有任何一间公司愿意承担整项发展的风险。
经过详细的研究，港府最后决定自己与盈科合作，并在1999年3月宣布财政预算时公布了该计划。在这项总计130亿港元的投资中，港府负责出地，作价60亿港元，盈科则要斥资数10亿港元建上盖的物业。两者共同兴建总面积逾578万平方英尺的“数码港”。
1999年3月3日，当天的主要新闻，都是关于财政预算案的。其中好几份报章不约而同，均以“香港将兴建‘迪士尼乐园’以振兴经济”为题。当天下午，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发表了题为《强本节用，共创新猷》的19992000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在长达188段的预算案中，他在第55至第62段介绍“数码港”这个耗资130亿港元的计划。至于万众期望的“迪士尼乐园”，他则在预算案中第65至第70段提及。
3月5日，港府派出掌管资讯科技的官员邝其志就“数码港”计划会见传媒，深入解释。会上更闹出一段小插曲，邝其志在进行有关项目的演示期间，器材出错，出现少许混乱情况。邝其志乘机藉“墨菲定律”（murphy’slaw：涂了牛油的那一边面包，跌向地面的机会与地毯的价值成正比）指出此乃属于正常现象，不必过分担心，又补充说由此足以证明香港实在有必要加速“高科技化”。
可能是邝其志的解释赢得了媒体认同，恒指在3月5日大升超过300点，收报10，241点。
当然，这种种的状况不过是此番波折中的小插曲，因为，没有变奏，哪来美妙、圆满的乐章呢？李泽楷在与香港政府一年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他终于可以好好地喘口气了。可“数码港”的工程真的会按照李泽楷的愿望顺利地进行下去吗？
新一轮的较量：与“十兄弟”对决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事多磨”，新一轮的较量果然接踵而来。
“数码港”计划港府事前保密功夫十足，到计划公布后，10大地产商方如梦初醒，这时李泽楷早已捷足先登。
在“数码港”项目中，李泽楷的原意是只建一座结合办公室楼群，附设小型地下商场及服务式住宅的综合建筑。模式一如他在东京及北京建造的盈科中心。然而，特区政府认为这并非可行之方，害怕有利益输送之嫌，反过来向盈科提议批出相连“数码港”的一幅住宅用地，邀请盈科作为发展商，而政府则以此方式“入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大部分的地产商，却以为李泽楷以建造“数码港”为名，发展地产项目为实。他们面对这块肥肉，心痒难耐，遂群起而攻之。名义上以英资太古地产为首，暗地里则是一华资地产商最卖力，更延聘公关公司出谋献策，务求借助海内外之力量向特区政府施压。一夜之间，猛烈抨击港府的匿名信四处飘扬，远至海外国际媒体，“李家天下”之说也由此间接确立。
由于参与的地产商共10家，媒体便为之冠以“十兄弟”的别号。1999年3月18日，“十兄弟”派出代表前往政府总部约见曾荫权及陈方安生正式做出投诉。可是，曾及陈不但未为所动，更详列数据，力陈他们对“数码港”的由衷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备受争议的基建项目，却是他俩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难得一致的决定。陈方安生曾经为“数码港”风尘仆仆，四处解释，争取公众的支持。这个项目因为地产商之间的争执，扬名海外变成了国际媒体的宠儿，一时间风头无人可及。
就在这时，许多人都希望找到李泽楷更多的把柄，以打击盈科的声誉。
正如李嘉诚所言，树大招风，就算你没有犯错，别人都可以说你错，更何况“数码港”这块肥肉落到了一个黄毛小子身上，很多事情已经发展到不是可以由李泽楷个人控制的地步。
在此期间，更是冒出了李泽楷曾经向港府漏报1997年曾出售过和黄的股份这一条爆炸新闻出来。此事一被曝光，“十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对付李家的大好机会。他们乘机煽风点火，市场不满情绪高涨，对李泽楷不按规矩办事的批评一浪紧接一浪。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1997年的3月18日，和黄公布业绩前8天，身为和黄副主席的李泽楷，于当天出售所持119万股和黄、36万股香港电灯及25万股橙电讯，套现约8000万港元。然而，他在出售股份以后，却没有依例申报，结果违反了两大规定。（1）按照由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联交所）执行的《证券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公布周年业绩或中期报告前一个月内，除特殊情况（如应付一项紧急的财务承担）外，董事不得买卖公司股份；在正常情况下，未通知公司主席及接获注明日期确认书前，董事不得买卖股份。（2）按照由香港证券以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执行的《证券（披露权益）条例》规定，主要股东若买卖公司股份，须于5天内以书面方式向联交所申报。而李嘉诚控制的长实，是和黄最大股东，李泽楷是家族一分子，却没有依例在5天限时内申报，而是两年后补办。这种违规行为当然要受到各界的指责。
当然，这件事情并未影响李泽楷推进“数码港”的工程计划。
“十兄弟”眼见发难未果，心情更像是火上浇油。也许是因妒成恨之故，吃不到的葡萄竟把他们的胃酸提升到前所未见的水平，“李家天下”之说，遂更显得有说服力。然而，谁又料到，在李泽楷多年经营的努力之中，所面对的最大反对力量，并非来自别人，而是他的父亲。自从母亲猝逝那一刻起，他已立定志向脱离家族的阴影。
“十兄弟”这一招，连那位从来都是让人三分，一向不愿意与人为敌的李嘉诚，也动了真气。他想，小儿子这些年间，在他软硬兼施重返和黄的要求下，竟有这番韧劲，打拼出一个新天地来，倒是连他自己也不能不啧啧称奇。难得的是，他嘴里从来没有流露出半点辛苦，也从来没有半句要求帮忙的话。每周一晚上的家庭饭局，他更是越来越少出现。每次“有幸”见着他，总是觉得他又消瘦不少。
在饱听各界揶揄李泽楷凭借李家关系而争得“数码港”这块“肥肉”之后，为人世故练达的李嘉诚，也忍不住抛下这样**的一句：“一个人只食香蕉肉，不理香蕉皮，可以吗？”（这是1996年5月4日，李嘉诚在主持佛教宝静安老院重建落成之揭幕仪式，被记者问及有关十大地产商就“数码港”项目上书一事时，所说的话李嘉诚不愿多提，只表示“公道自在人心中”。）
虽然种种的指责令“数码港”计划蒙上了阴影，但李泽楷仍然处之泰然，他坚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等“数码港”竣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数码港”带给香港，以至整个亚洲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了。
李泽楷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生活的困难，是因为生活充满了坎坷与挫折。只有那些不畏生活坎坷与挫折的人才会觉得充实；相反，那些畏惧困难与挫折的人，才会觉得生活很平淡乏味。
人生的快乐在于战胜困难的过程。战胜困难的过程实际上是挑战的过程，只有你是永远的挑战者，生活才会向你微笑，才会被你折服。
果不其然，在不久之后，全世界再次被李泽楷折服！
携手英特尔
1999年，又是三月，这几乎成了李泽楷的幸运月份，他接过搞“数码港”的棒子后，经常笑口常开，因为，好消息不止一个，还有接着而来的与英特尔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盈科决意要走出香港，以整个亚洲区为进军的目标。
差不多在“数码港”出炉的同一时期，李泽楷为盈科登上亚洲区高科技“大哥”地位先前所做的铺垫，终于有了回报，英特尔公司愿意投资5千万美元，把较早前与盈科合作成立的pacificconvelgence，改组为新的合资公司pacificcenturycyberworks（简称pcc），主力开发亚洲高速互联网络服务。
与英特尔的合作，一来可以帮助李泽楷在美国的科技界打响名声，建立威望，有利于日后为盈科搭桥，牵引国际高科技公司来香港投资；二来向港府推销‘数码港”这一宏图大计也变得更有说服力。
英特尔与盈科这项合作，英特尔负责提供芯片、软件及系统，用于建设传播及互联网络的基础架构。虽然他们投入盈科的资金不算太多，但却有助于双方占有亚洲区的互联网市场。对李泽楷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盈科可成为这间国际超级计算机公司的战略伙伴，并肩打天下，盈科也就升格为国际级的高科技集团了。
其实，英特尔在美国亦有类似的投资，例如，该公司与美国电讯业hwtesworksyst，ms公司签订的协议，也是为他们提供结合卫星电视与高速互联网络的视讯设备，以及其所需的芯片。这项合作使公司名声大噪。
英特尔指出，与hughes，orbsyst，ms的合作是针对美国市场，而与盈科的合作则着眼于亚洲市场。亚洲市场很大，且成长快速，英特尔与盈科的合作将有利于彼此的发展。改组后的pcc会有更大胆及更创新的业务，因为，他们要把电视与互联网结合，目的是使亚洲数亿个无法购买个人计算机的家庭，能够接触到互联网，感受其带来的便利，提升信息的触觉。
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一向有意让互联网服务走出计算机世界以外，而李泽楷就认为，亚洲区既然已有15亿电视用户，这15亿部电视机，正好可以用来上网。将电视作为媒介，提供上网服务，两人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共同的利益使两家公司走到了一起。包装科技形象为了建立个人的“海科技”形象，李泽楷经常接受国际杂志采访，出席高科技研讨会，并作专题演讲，把自己包装成科技界精英：斯坦福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数码港”和卫星电视的创始人、李嘉诚的儿子、30来岁的“钻石王老五”这一切因素合在一起，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概念。
这时，李泽楷的大幅照片开始出现在财经和科技杂志的封面，各种媒体都评他为风云人物，在1998年10月，声势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精英之一，名列第30位（盖茨名列第一，杨致远名列第六）。
推动香港追赶高科技浪潮是李泽楷的一大心愿。在李泽楷的心目中，最出色的科技人物是微软主席比尔盖茨。他私下透露说：“我很欣赏盖茨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他19岁便创立微软公司，凭着独特的眼光和商业头脑，成为资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微软的产品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识英雄，重英雄，当盖茨亲自撰写的描绘及预测未来世界的新书《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全球同步发行时，李泽楷主动为其香港中版写序，他在“序言”中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称许它有助于企业跨越世纪。
在路上
幸运之神总是在眷顾李泽楷，也许，李泽楷就是自己的幸运之神。
1999年3月，继比尔盖茨访港，1999年4月中，虎创办人杨致远也访问香港，由于曾经同时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彼此又是同样的对高科技趋之若鹜，于是，仿佛顺理成章的，在香港陪同他的正是李泽楷。
3日后，英特尔行政总裁craigbarret访港，与他一起出席论坛的，也是李泽楷。
1999年6月中，陈方安生以政务司司长的身份访美，推介“数码港”，同行的商界成员之中，也有李泽楷。
10月25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港，在出席一个晚宴，发表对香港的看法之时，与之相邻而坐的，又是李泽楷。
李光耀是亚洲少有的政治家，无论个人识见及经历，在区内均没有几人能望其项背。新加坡在他的治理下，繁荣安定。而李光耀当时对李泽楷的印象相当不错，他岂会料到，这次聚会后不到4个月，在竞逐香港电讯一役上，他的儿子李显扬竟会因为争夺香港电讯一役，与身旁这位年轻人交手？
李泽楷呢？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已认定了身旁这位同宗的老先生，才是他心目中最敬佩的人（李泽楷在公司内曾多次对董事们表示，当今世上他最敬佩的人，就是李光耀）。他一直深信，若非凭借超凡的意志及决心，断然不可能把新加坡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至全球瞩目的金融中心。
至于其后与新电讯就香港电讯之争，李泽楷当时也有点无奈。毕竟，他觉得那并非商业争执那么简单，而是带点民族尊严的比拼。然而，如果因此而令这位久经风浪的伟人不高兴甚至介意的话，那可绝对不是他的原意。他只希望李先生有一天终于可以谅解此事。
事实上，李泽楷曾经不止一次在人面前表示过对于李光耀的尊崇。少年时期在脑海中孕育的“理想国”，其实就是今天的新加坡。他那根深蒂固的“理想的公民”的概念，也只有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长治久安的国家，才能实现。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发展至今，历经无数风浪，不但屹立如故，更愈见茁壮，“治大国若烹小鲜”恐怕只是说说而已。看见今日世事纷乱，尤其是经历一场“**”风暴，李泽楷更加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绝对取决于他们今天的素质。
千禧年的热潮，似乎并没有因为世界各地太多太滥的庆祝节目而达到饱和，还在不住地冒升。
6月里，北京正值炎夏，日间温度尤其升得快，人们已经感到很热。
23日午后，人民大会堂一个偌大的接待厅里，来自香港的30名商人，很规矩地排成3行，就像小学生等待校长大驾光临似的。
负责安排此项活动的工作人员，充当了临时纠察队，很认真地安排记者站好，不要挤在通道上，还不忘加上一句“保证人人都有机会见到总理”。
语音未落，朱基总理已踏着轻快的步伐进场。接待厅内的人群，随即起了一阵**。大家都很兴奋。朱总理趋前与访问团各成员逐一握手时，瞥见排在第二行的李泽楷，除了跟他双手互握外，又腾出右手来轻拍其肩膀，并竖起大拇指，说道：“后起之秀！”
平常对儿子极其严苛，有点喜怒无常的李嘉诚，刚好站在第一排，看见如此一幕，竟然流露出前所未见的由衷喜悦，满脸充满笑意。
这音节铿锵的4个字，落到记者耳中，他们也仿佛受到感染般，比起李泽楷这位主角，更显得兴奋。一时间，李泽楷被朱总理青睐、当众称赞的消息，传遍京城之后，再传遍香港。
多年过去了，朱总理已经结束了他的任期，返回上海老家去了。
3年前曾经因为他金口品题而大乐的李泽楷呢？则仍在埋首苦干，企图收复失地，为他的事业打开另一片天空。
李泽楷在前进的道路上。
任何的困难都不能阻挡李泽楷通往实现“数码港”目标的道路。然而，这条路上的障碍都被清扫干净了吗？
非也，在“数码港”的建设当中，最大的弊端和潜在的“拦路虎”就是人才的匮乏问题。
有专家担心，大的科技公司只会把“数码港”当作一个“陈列柜”，真正做科技研究则只会在硅谷，因为硅谷的众多名校培养了数不清的博士、硕士，人才非常充足。
至于香港的科技人才，在现阶段难以和美国相比。1999年，来自香港三大名校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中大学的工程系毕业生有2300多人，但是真正了解和懂得运用新科技的人并不多，而且新科技讲求创新和研究的精神，香港人大多讲究眼前利益，缺乏钻研精神。
虽然香港政府也了解这一点，并有意从国内输入优秀人才，但由于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实施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和快捷。
人才的确是困扰香港科技界的重要因素，李泽楷也意识到这一点，而早在争取港府支持搞“数码港”期间，李泽楷便秘密探访了位于深圳的华为这家专门研究生产通信设备的公司。最令李泽楷感动的是，华为最初只是一家民营企业，可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四大通信器材生产商（其余三家分别是北京的巨龙、大唐及深圳的中兴），而且父亲李嘉诚的和记电讯也是华为的客户。这一切都有赖于华为的员工，数百名员工中，有六成是有学位凭的专才，博士有近200名，人才的优势是华为成功的主要因素。华为给了李泽楷很好的启示：大量的人才是发展香港高科技的本钱，而香港的高科技人才显然不够，引入优秀人才和挖掘香港本地人才是势在必行。
所以，对真正以开发技术为主的国际公司而言，香港“数码港”虽然能够提供廉价的写字楼，但由于人才的匮乏，吸引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需要大量便宜写字楼的只是那些以销售产品为主的跨国高科技公司，例如，与盈科签约租用“数码港”的软件公司塞贝斯，但该公司已表明其研究部门还会留在美国及在新加坡设立的分公司。可见，发展“数码港”必须与吸纳人才相结合，香港政府只有加大人才的投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引入质优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数码港”才能有一个稳健的人力基础。
不管怎样，但愿李泽楷一路走好！
成功并非偶然
为什么李泽楷在“数码港”的推广计划中能排除万难，最终笑傲江湖呢？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等重要因素，而更重要的是，李泽楷有过人的经营头脑。
种种因素结合起来，成功自然是尽在李泽楷一手掌握之中的。
李泽楷倡建“数码港”获得港府批准，高科技包装可以说是一个关键。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之下。香港经济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数码港”如以其他名义发展，很难有机会上马。即使上马，也未必有李泽楷的机会，唯独以高科技包装，李泽楷才能成为大赢家。
“数码港”开宗明义就是要建设“香港硅谷”，就是要发展以资讯科技为主的高科技。而在当前，只有发展高科技，才能赶上世界潮流，才能发挥香港的优势，才能确保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目前，发展资讯科技已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新平台，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现时亚太区内，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均希望能在发展新经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成为亚太区的资讯科技中心。香港在这一激烈的竞争中拥有多方面的优势，除了干预最少和资讯流通自由外，还有融资优势、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营商网络。
但是，在看待“数码港”时，港府部分高官却患了短视病，他们因经济困局而心急如焚，只求“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及时敲响了警钟：少数官员的短视行为，将贻误香港的前途。在田长霖的帮助下，董建华特首改弦易辙，提出了“高科技救港”的路线。事实证明，由于高科技的带动，股市大幅反弹，香港经济再现活力。
高科技包装，令李泽楷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令他成为带领香港高科技潮流的“龙头”。
李泽楷的优势是：毕业于硅谷发源地的斯坦福大学的电脑工程专业“有学识”，亚洲卫星电视的创始人“有经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小儿子有“实力”。
但这些“优势”，若不是用来发展“高科技”，便不成其为“优势”。只有以之发展以高科技为诉求的“数码港”项目，便可得到充分发挥；有学识，有经验，有实力，再加上有著名高科技公司英特尔的合作，“微软大帝”盖茨的支持，另有“数字英雄”的荣衔，李泽楷理所当然地成为承办“数码港”、领导高科技众望所归的人物。
而李泽楷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他没有因为有了高科技的包装，就躺下来睡大觉，等着港府把批准书送上门来。自从确定发展“数码港”、发展互联网两大目标之后，他和一班助手的废寝忘餐，出尽法宝，全力造势，全力催谷，终于得偿所愿。
李泽楷的造势手法，主要有六种：
（1）做足功夫。在确定项目之前，李泽楷多次前往硅谷考察；在项目确定之后，他斟察并选定了“数码港”的地址，又与著名高科技公司英特尔签订合作意向书，然后，才向港府提出科技城的建议。当遭到官员的冷遇，他没有责怪对方，而是反求诸已，补足功课。第二次仍遭对方冷落，他又根据对方反应，花费“重金”聘请顾问公司做调查、写报告，并一份接一份地送交政府官员，可见李泽楷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2）屡败屡战。为了得到“数码港”项目的承建权和经营权，李泽楷先后上交了不下十份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虽然港府一次又一次地泼他的冷水，但他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地呈交新方案，一次又一次地递送可行性报告，一次又一次地向官员游说。终于，感动了“上帝”。
（3）把握时机。李泽楷做事有远见，亦善于把握时机。在争取承办数码港项目的过程中，虽然困难重重，但他能抓住时机，加快成功的到来。1988年**月间，科技局局长邝其志既找不到人承办，又不愿让李泽楷独家承办，令计划搁浅；就在这时，董建华特首提出第三份施政报告，提出“高科技救港”，同时，李泽楷被选为“科技精英”，双喜临门，李泽楷抓住这个时机，向董建华特首及财政司提交了几份香港应成为软件工业中心的建议书。而稍后，在陪同董建华特首访以的过程中，他又抓紧此机会，对董建华特首及香港工商及科技工业局主席钱果丰游说，终于扫除了计划的所有障碍。
（4）名人效应。港人崇拜名人、偶像，一般市民如此，港府高官的心态也大致如此。李泽楷利用官员这一心态大力造势，效果甚彰。“数码港”项目出现转机，名人效应作用不小。除了田长霖的游说，李泽楷成“数字英雄”身价倍增，促使官员对其印象改观，李泽楷还利用全球科技精英之首盖茨访港大肆造势，在盖茨访港期间，李泽楷答应为他的新书《数位神经系统》写序，两次会见盖茨，并共进晚餐，还传达盖茨对数码港项目的支持，给港人一个鲜明的印象：“盖茨与李泽楷”是英雄识英雄，惺惺相惜。
（5）打“台新”牌。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亚洲四小龙”中属于华裔的三条小龙，但台湾已有“新竹高科技工业园”，新加坡拟建“智慧岛”科技工业岛，香港则没有。而今，有人提出要在香港兴建高科技工业城，如果反对，那么，将来新加坡的“智慧岛”建成之后，三条华裔小龙中就只有香港没有，岂不为中国人所诟病。
（6）随机应变。高明的企业家，是善于随机应变，随时调整策略，争取最有利的筹码。李泽楷就是属于这类企业家。最初他向港府提出的方案，是由港府投资建科技城，由盈科来包销。但当时的形势，这是行不通的；第二个方案，他便改为要港府交出住宅发展权，由盈科投资兴建；这个方案令港府真动了心。另外在收益分成上，港府作出让步之后，李泽楷亦作了相应的让步，这就促成了一个“三赢”方案的诞生（三赢：盈科、港府及租客）。
“数码港”项目非但是香港经济的转折点，也是李泽楷事业的转折点。中间虽然波折重重，但最后还是令李泽楷所愿得偿。有“硅谷教父”之誉的格罗夫曾说过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虽然不能说李泽楷是偏执狂，但如果他不是抓住不放，锲而不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数码港”。
李泽楷决意在香港发展“数码港”和高科技业务之时，正值金融风暴发生不久，香港整体经济处于历史低潮，金融、地产、股市、贸易、旅游、货运等行业无一幸免，经济前景一片黯淡，连李嘉诚本人也于1997年底1998年初多次坦言从未见过香港经济如此萧条：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何李泽楷如此进取，锐意斥巨资发展“数码港”等高科技项目呢？这除了李泽楷视野广阔，充分了解美国等地高科技的蓬勃发展势头和前景，认识到新经济将主宰世界潮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看好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市场，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1997年6月，也就是李泽楷矢志于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年前，他应邀出席了第三十九届associationbisteintenational国际会议；会上，李泽楷发表了题为《香港与中国机会及风险》的演说，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李泽楷对中国香港和中国现状及前景的认识。李泽楷说：“种种迹象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取得进展，这种开放的趋势将持续下去。
同样感人至深的，是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并在目前国际商业环境中成功运作。
同样在过去20年来，香港展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光辉范例，《财富》杂志1997年5月26日发表的一篇章，说明香港当今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12条理由。中国香港和大陆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必定直接促进相互理解，并加深两地唇齿相依的强烈感觉。”
在与负责香港事务的主要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李泽楷发现他们明确地了解到香港的这种特点，并决定要让董建华特首拥有高度自治，以依照本港居民的化和风格来管理香港。
李泽楷强调说，无人会否认，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任何机会都隐含着风险。懦夫在21新世纪无立足之地；我们以警戒和谨慎的远见，而非鲁莽和疏忽的姿态，迎接大挑战。只要研究我上述有关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分析，你就会意识到我的看法是获得许多有经验投资者的认同，他们不仅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而且有许多还是来自世界各地并已在这个充满着高度机会和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中押下重注的外商。
在这篇演讲稿中，李泽楷认为香港成功的因素，一是有“足以保障个人表达、结社和信仰自由的社会”；二是有诚实和廉洁的政府，以及在这种体制下以服务而非奴役公众为首要责任的公务人员队伍；三是有“法治精神”；四是“香港的国际化”。李泽楷认为：“工作和生活在香港环境中，我见证了上述四个条件的优越性，它们是香港的生命力，是它充满生气活力和保持繁荣强盛的主要因素。”
李泽楷在“数码港”一役中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超人”气质，有时候，机遇可以是偶然的，但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人捕捉机遇的勇气和智慧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