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一个北京来的律师带着他的使命来到了小县城。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小城镇，一条道路通往西宁市，道路的两旁分布着几百米的临街房，临街房的背后还有一两排房子，这里的居民不超过一万人。县政府所在的四层小楼是全县最高的建筑，其他房子大部分是当地人用土坯盖的，有的房子墙外甚至没有刷石灰，**着土的颜色。这样的房子已经时兴了几千年，可见当地生活节奏的缓慢和落后。
北京来的律师在县城汽车站下了车。汽车站就是一个大院，院门口摆了张桌子，就是售票处。律师下了车，到售票处打听了一下县政府怎么走。
“就在旁边。”女售票员指了指旁边四层的小楼说。
律师出了汽车站直奔县政府而去。他向传达室递上了名片，说明自己的来意。传达室不敢怠慢，倒了杯水，请他坐下休息，打了个电话。三分钟后，一个中年人从楼上下来，他戴着眼镜，留着中分的头发。
“你是钱律师？”他客气地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做了自我介绍：本县李县长。西部高原的小县由于人口很少，官员们并没有太大的架子，见县长比较容易。
律师来之前已经和县里联系过，因此，他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了正题。“你来修学校？”李县长好奇地问道。
“这事情有些复杂，我是作为委托人的律师前来的。”律师说。
李县长把律师请进了办公室。他对北京来的律师心存感激，也带着敬畏。对于小地方来说，很少能接触到从北京来的客人。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幅书画和几张照片，但客人仿佛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在意，而是直奔主题而去。
“我有几个朋友，以前是教书的，后来下海经商，他们在深圳、海南赚了不少钱，现在加起来资产已经上亿了。有了钱的他们想做没有钱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事……”
“就是修学校？”县长问。
“对，修学校。”
“具体怎么做？”
档案“他们委托我这个律师，也就是说，我负责直接把钱交给需要的学校，并监督工程的实施。”
“他们委托你多少钱？”
“五百万，按照每所学校二十万的额度，大约可以修建二十五所学校。以后可能还会追加捐款。”律师说着，拿出一张存折，存折上跟在数字五后面的六个零个个闪闪发光。存折显示，钱是在几天前在北京存上的。县长先看了存折，律师又拿出一份协议书，上面证明有六个人出资建学校，额度也写着五百万，并写着只要需要，可以追加捐款。
“你找了多少个地方？”县长问道。
“就从你们县开始，如果需要，这些钱会全部用在你们县。”
县长兴奋地“嗯”了一声。对于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每年只有几块钱的西部小县城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了。
之前，县长的态度与其说热情，不如说客气，但听了五百万之后，他甚至有些讨好律师了。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县？”他好奇地问。
“因为这些捐款人有共同的背景，他们是学经济学出身的。”
“这和我们县有关系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这个老师已经去世。为了纪念这个老师，他们希望让这儿成为首批捐款地点。”
县长马上想到这位老师一定是本县人，他奇怪为什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人挖掘出来宣扬一番，甚至还可以搞个旅游景点。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本地人吗？”
“不是本地人。”
县长失望了，他不清楚律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律师接着说：“这个人有个儿子，他的儿子死在了这里。”
县长的脸上随即又带上了忧伤的表情，甚至“哼哼”了两声，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他儿子在光明农场插队，后来被冤枉入狱，逃跑途中死在了野外。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吗？是因为他谈论经济。我的委托人决定帮助这儿修学校，是希望人们不要再这么愚昧，把好事当做坏事。”
“我一定帮助你们。”县长保证说。
但他又充满了疑惑，仿佛还不相信对方这么轻而易举地把钱捐出来。他希望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你们还要我做点别的吗？比如，我们这里有石棉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还有不少农牧产品，像羊毛……你们要不要我批个矿给你们？”
“不用。”
“你们真的什么都不要吗？”
律师面露难色：“说实话，他们的确需要新的商业机会，也委托我考察，如果可以就做投资。不过那是商业上的事，和学校无关。如果你们需要招商引资，等把学校的事说好了，以后我给你引荐他们。”律师做了个手势，“别误会，把这两件事彻底分开，是为了防止经济犯罪，他们不想和经济犯罪有任何关联。”
“我明白，我只是想感谢你们。”
律师突然犹豫了一下，仿佛临时想起了什么事情：“如果你真想帮助我们，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人和他的儿子，看你们还能不能找到关于他儿子的记录，比如人事档案或者公安局记录什么的。那些老档案都没用了，对吗？”
“你们想要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的档案？”县长问。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谁还会关注一个死去二十年的人？这份档案毫无用处，但最大的问题是，经过历次混乱，这份档案是否仍保存着。
“一个人死了也总会留下点东西，对吧？”
“真很难办。”县长说。
“这只是我临时想到的。不过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我回去跟他们说，这里的人很重视，所以把钱全投到这里。他们问我，这里怎么重视了？我该怎么回答？”律师站起身，准备往外走，“对了，这里的车站还有车吗？我想去相邻的几个县看一下，做个候补。”他谢绝了县长请客吃饭的好意，也拒绝再多留一会儿。出门前，律师突然想起来还没有留名片，于是递给县长一张名片。而县长显然没有准备名片，只是尴尬地站着。
“我走了。后会有期。”
看得出，县长想把律师留下，却不知该说什么。他生怕这笔钱从本县溜到了别的县。显然，如果律师今天赶到了别的县，并且由于天晚住在了那儿，那儿的官员们一定会找出种种借口请客吃饭，给他灌酒。只要律师喝醉了，就会答应把钱留在那儿。到时候，自己想争取都晚了。更何况，如果和这群有钱人搞好关系，可以争取他们来本县投资，这是更大的买卖。
一直等律师下了楼，他才跟着冲了下去，“等一等，在这儿住两天吧。”他喊道。
“不用了，我去赶车。”
“有些事情还没有办。你不是要查档案吗？你得留在这儿才好查，有些事情只有你能说清楚，我可以找人带着你去查。”县长说。
他下了楼，拉住了律师，又把他拉回了办公室。他给几个人打了电话，首先在县城还像样一点的宾馆安排了律师的住处，又打电话询问了档案的情况。
“人死后，人事档案都销毁了。”他遗憾地说。
“好吧，那我还是离开这里。今天赶快办事。”
“别着急，”县长急急忙忙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查：公安局。你不是说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吗？公安局说不定会有记录，我记得公安局的档案都乱七八糟塞在一个房间里，几十年都没有清理，到那儿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太好了。”律师说。
“我现在就打电话，你先坐下喝口水。那个人叫什么？”
“方以民。方圆的方，以前的以，人民的民。”
“光明农场对吗？”
律师又等了半个小时，听见县长在电话里不停地吼叫着，一是为了告诉下属这件事情很着急，二是为了让律师听见，他在尽最大努力帮这个忙。最后，满头大汗的县长走过来，对律师说：“今天公安局太忙了，明天早上公安局会派人过来，带你去查档案。”
“好的。”
“不过，我先说好，我们一定尽力查，能不能查到只能看造化。年数太久了，很多都毁掉了。”
“我知道。我会给他们打电话说的，就说你尽了多大努力。不光是打电话，他们要求我写报告给他们，我领了他们的钱，就得尽力去做。”
他谢绝了县长晚上一起吃饭的提议，这让县长更加诚惶诚恐。不过律师随即提出想见教育局长，了解一下全县的学校情况，这又让县长心中充满了希望。
晚上，律师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县长给他安排的宾馆，把手中的学校分布图扔在了**。“真是个疯子，为了这事愿意花五百万。”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过，建学校总比干别的要好得多，这个县长是个不错的人，很负责。”
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沉思。总台的服务员告诉他，有个人打电话给他，问他接不接。“好的，接上来吧。”他说。
服务员把电话切了过来，一个老人用当地话说：“喂喂……”
“你是谁？”律师问道。
“喂，你是北京来的律师吗？找一个叫方以民的人的档案？”
律师不清楚对方是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你是谁？”
对方也显得很慌张，可能是以前没有打过电话的原因，这里有很多人还没有用过电话：“你是不是那个律师？”
“是的。”律师勉强承认说。
“我想见你。”
“你有什么事？”
对方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期期艾艾半天，终于说道：“我叫王刚，和方以民认识。”
律师的眼睛迅速扫过手中的一份名单，在名单上列着几个可能知情的人的名字，单子上第一个名字是王刚，第二个名字是王石林，注明“父子”。
“太好了，赶快上来。我会告诉总台带你上来，快来吧，越快越好。”律师兴奋地说。
王刚已经七十多岁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眼睛浑浊。不过身体还不错，虽然身材矮小，可除了有些驼背之外，看不出有其他的毛病。他提着个破旧的公包。“你为什么来找方以民？”刚上楼，他就开始问律师了。
律师已经抛弃了小心谨慎的做事原则，对王刚颇有推心置腹的味道。“为了还他个公道。”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告诉王刚，方以民的父亲有一群学生还活着，他们为了纪念老师，希望能够洗清方以民的冤屈。“那些活人都平反了，那些家属健在的死人也平反了，可还有一些没有了亲人的受害人，因为无人过问被搁置起来，这说不过去。”
老人的嘴唇颤抖着：“这是我这么些年来听到的最像人话的话了。老天爷总是要开眼的。”
“你从哪儿听说我的？”律师好奇地问。
“今天公安局有车来找我，问我是不是把旧档案都烧光了。那时候我在公安局帮他们打扫房间，是他们让我把旧档案都烧掉的，现在又来问我烧光没有。我问为什么问这事，他们说北京有个律师来查人，查一个叫方以民的，如果找到了，律师给大钱。”
律师听了大笑起来，感慨着事情的凑巧。
老人也张开嘴笑了，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说话漏风：“方以民和我儿子是好朋友。”
“你儿子呢？”
“别提了。”老人说，“我儿子越活越不像话。”
他花了半个小时讲他儿子王石林的事。通过他断断续续的叙述，律师知道王石林陷入了麻烦，他在农场撤销后丢了工作，在公安局打过一段时间临时工，后来长期待业在家，想干个体户，没有本钱，于是开始走歪门邪道，迷恋上了赌博，梦想着靠手气发大财，结果反而债台高筑。为了还债，又干起了打手。
“我现在已经不见他了，没出息。他和老婆也离婚了，不过他给我生了个孙子，让我带着。如果不是孙子，我都不想活了。”老人说。
接着他谈到了方以民的事情：“我儿子在公安局打临时工的时候，我常常去他们公安局，他们有时也让我给他们打扫打扫房间什么的。有一次，他们准备把几十年的旧档案给处理掉，叫我搬到院子里烧掉。那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心说看能不能找到熟人的档案，心里琢磨了十几个人，专门留意。其中就有方以民的。”
“你找到了吗？”
“那当然。”老人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大概有十几页，接着又掏出一本书一样的东西，递了上来。那十几页纸已经发脆变黄，有几页上还有褐色的污迹。“一份是举报材料，是裴新利写的，两份报告是魏伟写的，书是罪证。还有些别的东西，你都可以看看。上面介绍得清清楚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律师翻看着那份举报信，写信的人字迹潦草，激动慌乱的心情从笔迹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内容，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充满了时代造就的大话和套话，但意思非常明确，举报方以民私下写反动书籍。最后的落款是“革命青年裴新利”。律师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几份影印材料，上面是搜集到的裴新利的字迹，凭借经验，他相信老人给他的材料是真实的。
魏伟的报告一共有两份，第一份有三张纸，是没有抓捕方以民时写的，强调了方以民对于社会的危害，特别提到方以民组织的经济学讨论会实际上是反动聚会。第二份材料有五张纸，是方以民逃脱的经过和他的尸体发现过程。魏伟把方以民的逃脱描写成蓄谋已久，如果不是他拼死抵抗，会被方以民刺死。还给“方以民”的尸体拍了照片，那是一幅残缺不全、已经半干的尸体。这张照片把这个人从世界上抹去了。
在第一份件中，写裴新利时，魏伟说他积极配合揭发方以民，而对赵永坚则说他坚持不配合，建议多观察此人。事情过了二十年，这份件仿佛成了对赵永坚的一封表扬信。
而那本书没有装订，在第一页，用正楷写着《中国经济目前如何转型》。律师翻着这本书的目录，这就是他的老师方叔夜留下的遗物啊！上面的政策建议到现在看了都不过时。裴新利那份著名的政策建议无非就是在抄袭这本书，也就是说，裴新利先举报了这本书，等改革开放后，又抄袭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摇身成了著名经济学家。真正应该被授予荣誉的人都死去了！
“你有办法吗？”老人关切地问，“他们现在都是大人物了。”
“这不是我管的事，我只是受人委托，把档案拿回去。”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有别的事吗？”老人问。
“等等。”
律师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交给了老人。“这是我的委托人的心意。”老人接过存折，打开，上面的数额是十万元。
“这么多！就这么点事，值这么多钱？”他高兴地说，“到底是谁让你来查的？”
“这不能告诉你。不过，如果他们知道你还活着，会感到高兴的，能够帮助方以民的朋友是他们最大的荣幸。”
“听我说，我做过梦，梦见方以民没死，他只不过是躲了起来，躲到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难道是他叫你给我钱？”
律师沉默不语，盯着老人，又摇了摇头。
“哦，不是他。”老人失望地说，“我儿子也惦记着方以民呢。可不管怎么说，你来总是好事。你告诉他，我把钱带回去给儿子还赌债，把债还清了，我儿子就能好好做人了。”
“去吧，去吧。”律师高兴地说，“记住，如果你有什么需求，或者你儿子还有困难，都来找我，我相信我的委托人会帮助你们的，他希望好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律师在县城又待了几天，不出所料，公安局没有找到档案，律师也并没有再问这事。他选定了十几处需要修缮和新建的校舍，安排了施工事宜。他坚决要求一个叫王刚的老人当监工。当县长李建国问起老人的情况时，律师回答：“他是一个正直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