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合法抢劫
fri oct 07 06:10:24 cst 2016
陶丽华是个倔强的人，只要她认准的事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性格用在事业上，表现为执着，顽强，出类拔萃；用在工作上，表现为争强好胜，认真负责，追求完美；用在生活上，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必定主导家庭事务；但是，这种性格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常常是飞蛾投火，幼稚可笑，难免不头破血流。
陶丽华躺在床上，胸口的这股恶气让她胸闷，气短。她绞尽脑汁想办法，突然灵光一闪，想起甄处长曾说跟肖大夫是朋友，也是急中生智，打电话请肖大夫给求一下情，没想到被拒绝，心里更堵了。
陶丽华重又躺在床上，晚饭也不吃，自己生闷气。
常哲送蜂蜜水进来，陶丽华不理；送削好的水果进来，陶丽华还是不理。有一团灼人身心的烈火在她体内燃烧。
陶丽华退休七年多了，退休的人被社会边缘化。她对社会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和报纸老人的闲聊等有限渠道。
电视里，尤其是每天必看的《新闻联播》里，到处莺歌燕舞，繁荣昌盛。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世界地位越来越提升，科学技术越来越领先；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美国都得跟我们借钱才能维持政府开支……伟大的民族复兴指日可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和谐社会。
电视里以法治国，执政为民，简化办事手续，一切为老百姓增加幸福感，云云。好不让人热血沸腾，浮想联翩，多好的时代，多么伟大的时代，几千年的大国梦，强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这么好的时代，怎么能容得下明目张胆的骗人勾当？肯定是法律太多了，甄处长不知道那部法管这个事儿；会不会是甄处长太年青，业务不熟？
善良的本性让陶丽华坚信，一定有一条法律法规保护她，电视上天天播着一则公益广告，广告语就是：
我是法律，我就在你身边，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请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陶丽华突然想起了秋红，秋红是她的一个学生，因为家在农村，父亲体弱多病，家里经济条件极其贫困，秋红的求学路异常艰难，几次面临退学。是她无私的，对待女儿般的资助，才使秋红完成学业，最后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秋红去美国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现在北京当律师。
秋红没有忘记她这个教师，每年过春节回来，都特意带着礼物来看望过她，对了，有她一张名片。
想到这，陶丽华翻身爬起来，拉开书桌的抽屉，找出一个棕色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陶丽华激动的手臂发抖。
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陶丽华还是在客厅用座机给秋红打了电话。因为是长途电话，座机的费用比手机低很多。
振铃只有两声，秋红就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陶老师，是你？你好吗？陶老师。”
陶丽华还没说话，就被秋红这两句“陶老师”叫得心里热热的。
“是我呀，秋红，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哦，陶老师，我存着你的电话呢。来电显示呀。”
“对呀，对呀。来电显示，你看我，都糊涂了。”
“陶老师，你好吗？身体怎么样？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我还行，一直吃降压药，不着急不上火的血压就正常。你怎么样？还在北京吗？”
“陶老师，我在北戴河疗养呢。”
“秋红，你怎么了？怎么还疗养了？有病了？”
“哦，陶老师，你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就是睡眠不太好。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就好了。”
“看大夫了吗？”
“在北京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我是抑郁症。现在，大夫的话也不能太认真。他们能把耗子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轰炸机。嘻嘻，陶老师，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秋红，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呀。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得保重身体呀。你还是一个人吗？有对象了没有？”
“陶老师，你放心吧。我没事儿的。对象正在找，处着呢，要是处成了领回去看你。陶老师，你这么晚打电话是有事儿吧？有什么事您说。跟我可别客气呀。”
“是呀，秋红，你说对了，我是有点事跟你咨询一下。”
陶丽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
半分钟后，陶丽华对着话筒问：“秋红，你在吗？”
“在呀，陶老师，我在呢。”
“哦，我的问题难住你了？”
“陶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你的问题没难住我，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不知道从那儿说起哟。”
“秋红，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
话筒那边又陷入了沉默。半分钟后，终于听到了声音。
“陶老师，你知道的，法律只是一个工具，比如说，是一柄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剑。不过，这柄剑平时是挂在墙上的，有授权的人才可以使用它。”
“秋红，你不用这么绕，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我现在就想用这柄剑来维护我的权益，你给我拿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做？你是法学博士，又是律师，肯定有办法。”
“陶老师，我就跟你直说，我们的法律有时不管用，就你这件事，现在法院未必能受理。解决问题主要还得靠当地的主管部门。就是卫生主管部门呗。”
“是呀，我也知道呀。我找过他们呀，可他们说无法可依，不好判定，这可怎么办呢？”
“陶老师，你别上火，这事儿最好是行政干与，陶老师，法律有时没有权力好使。”
“行政干与，权力？你是说找大官吗？我退休这么多年了，上那儿去认识大官呀？”
“陶老师，你别着急，我来想想办法。很多事儿，只要有领导重视，或者领导指示，或者领导授意，比到法院管用呀。”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在北京，离我们这么远。”
“陶老师，你的学生现在都长大成人，都是社会的骨干了，你别着急，让我想想，看看谁能帮上忙。好吗？”
“好吧。试试看吧。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这样骗人，得不到惩罚，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这能和谐吗？”
这一夜，陶丽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她想不通，医院就是卫生局管，怎么说管不了呢？医院明明在骗人，怎么就没有人管呢？张口法律，闭口法律，法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怎么毫无用处了？有理有据的事儿，法律没用，必须找领导。我现在没有领导呀。
秋红能有什么办法呢？
陶丽华成长，工作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她们的成长是在斗私批修，无私奉献，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思想改造中完成的。那时没有这么多的法规，也没有这么多的执法人员。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思想品德有问题，你在单位吃不开，在社会受歧视，大环境逼迫你提高思想品德，主动进行思想改造。争做社会主义新人。
那时各级领导对本单位职工，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喝、拉、睡什么都管，有事儿找领导。两口子吵架，闹离婚先找领导；房子漏雨，老婆生病都是找领导；领导像个大家长，群众和领导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时没有这么多法，但有公道，有良心，有传统道德公理，有人民公仆的责任心。
那时的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群众认可和支持，必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如果今天这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用不着法律依据，领导一句话，骗人的医生，老板肯定先抓起来再说，警察一审，为什么骗人，骗了多少钱？不仅钱能如数返还，骗子还得受行政处罚或者蹲大牢。
不，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绝对不能！那个时代，人与人诚实可信，没有这么多的欺骗，防范，腐败??????日子虽然穷，但上街买什么都放心，都货真价实。
媒体天天宣扬法制社会，一切要依法行政，法是有了，行不行政鬼知道。行政有行政的理由，不行政有不行政的理由。老百姓又不清楚这个法，那个法，就像不知道那盘菜里是地沟油，那块肉里有瘦肉精，那袋奶里有三氯晴胺一样。老百姓纳税养活着你们，老百姓遇到伤害无动于衷毫无作为。依旧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能和谐吗？
陶丽华胡思乱想了一夜，天傍亮时打了个盹，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物价局。她要搞清楚，物理治疗这么高的收费是谁批准的，是不是漫天要价。
市物价局是一栋高大雄伟的独立办公楼里，进得楼来，走廊长而曲折，螺旋上升，就像市场的物价一样，一步比一步高，拐来拐去你就忘了自己是怎么上来的了。
陶丽华东打听，西打听，费尽周折找到了主管领导。领导的办公室宽敞豪华，整排的红木书柜，宽大的老板台，巨大的水族箱里游动着两条一尺多长，银光闪闪的龙鱼。
领导挺忙，冲陶丽华点点头示意请坐，一边听她陈述一边接电话，陶丽华耐着性子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领导心不在焉地答复说：“北方专科医院是营利性医院，按照有关规定，营利性医院的收费由市场定价，不受国家规定的限制。他们的服务性收费只是到我们这儿备个案，不需要我们审批，一切按照市场需求协议收费。说白了就是愿者上钩。”说完领导就忙别的事儿去了。
陶丽华目瞪口呆地站在物价局走廊里，说了半天不就是他们随便收费吗？病人看病一切听医生的，医生可以随便收费，心存不良的医生不就可以随便要价了吗？这不就成了合法抢劫了吗？这是什么政策？制定政策的人的脑袋是让驴踢了吗？
陶丽华心里的火腾腾地狂爆起来。
卫生局推给物价局，物价局说人家收费合理。还有讲理的地方吗？陶丽华越想越气，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窝，她流着泪走出来，坐在马路边上一筹莫展。
雪停了，阳光直射下来，雪光戳得眼睛酸疼；寒风翻卷吹落雪粒，如一阵烟雾飘过；天空依旧那样宽广而宁静，积雪覆盖的街道陌生而恍惚，陶丽华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自己要做什么？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陶丽华漫无目地走在大街上，哈出白色的气雾，雪粒落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她全然不觉，双脚机械地向前迈动，沿着街路，踏着溜滑的积雪，步态蹒跚，为似乎随时会倒下去，身体却一直往前，往前??????
陶丽华是个倔强的人，只要她认准的事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性格用在事业上，表现为执着，顽强，出类拔萃；用在工作上，表现为争强好胜，认真负责，追求完美；用在生活上，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必定主导家庭事务；但是，这种性格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常常是飞蛾投火，幼稚可笑，难免不头破血流。
陶丽华躺在床上，胸口的这股恶气让她胸闷，气短。她绞尽脑汁想办法，突然灵光一闪，想起甄处长曾说跟肖大夫是朋友，也是急中生智，打电话请肖大夫给求一下情，没想到被拒绝，心里更堵了。
陶丽华重又躺在床上，晚饭也不吃，自己生闷气。
常哲送蜂蜜水进来，陶丽华不理；送削好的水果进来，陶丽华还是不理。有一团灼人身心的烈火在她体内燃烧。
陶丽华退休七年多了，退休的人被社会边缘化。她对社会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和报纸老人的闲聊等有限渠道。
电视里，尤其是每天必看的《新闻联播》里，到处莺歌燕舞，繁荣昌盛。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世界地位越来越提升，科学技术越来越领先；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美国都得跟我们借钱才能维持政府开支……伟大的民族复兴指日可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和谐社会。
电视里以法治国，执政为民，简化办事手续，一切为老百姓增加幸福感，云云。好不让人热血沸腾，浮想联翩，多好的时代，多么伟大的时代，几千年的大国梦，强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这么好的时代，怎么能容得下明目张胆的骗人勾当？肯定是法律太多了，甄处长不知道那部法管这个事儿；会不会是甄处长太年青，业务不熟？
善良的本性让陶丽华坚信，一定有一条法律法规保护她，电视上天天播着一则公益广告，广告语就是：
我是法律，我就在你身边，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请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陶丽华突然想起了秋红，秋红是她的一个学生，因为家在农村，父亲体弱多病，家里经济条件极其贫困，秋红的求学路异常艰难，几次面临退学。是她无私的，对待女儿般的资助，才使秋红完成学业，最后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秋红去美国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现在北京当律师。
秋红没有忘记她这个教师，每年过春节回来，都特意带着礼物来看望过她，对了，有她一张名片。
想到这，陶丽华翻身爬起来，拉开书桌的抽屉，找出一个棕色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陶丽华激动的手臂发抖。
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陶丽华还是在客厅用座机给秋红打了电话。因为是长途电话，座机的费用比手机低很多。
振铃只有两声，秋红就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陶老师，是你？你好吗？陶老师。”
陶丽华还没说话，就被秋红这两句“陶老师”叫得心里热热的。
“是我呀，秋红，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哦，陶老师，我存着你的电话呢。来电显示呀。”
“对呀，对呀。来电显示，你看我，都糊涂了。”
“陶老师，你好吗？身体怎么样？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我还行，一直吃降压药，不着急不上火的血压就正常。你怎么样？还在北京吗？”
“陶老师，我在北戴河疗养呢。”
“秋红，你怎么了？怎么还疗养了？有病了？”
“哦，陶老师，你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就是睡眠不太好。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就好了。”
“看大夫了吗？”
“在北京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我是抑郁症。现在，大夫的话也不能太认真。他们能把耗子说成大象，把蚊子说成轰炸机。嘻嘻，陶老师，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秋红，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呀。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得保重身体呀。你还是一个人吗？有对象了没有？”
“陶老师，你放心吧。我没事儿的。对象正在找，处着呢，要是处成了领回去看你。陶老师，你这么晚打电话是有事儿吧？有什么事您说。跟我可别客气呀。”
“是呀，秋红，你说对了，我是有点事跟你咨询一下。”
陶丽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
半分钟后，陶丽华对着话筒问：“秋红，你在吗？”
“在呀，陶老师，我在呢。”
“哦，我的问题难住你了？”
“陶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你的问题没难住我，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不知道从那儿说起哟。”
“秋红，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
话筒那边又陷入了沉默。半分钟后，终于听到了声音。
“陶老师，你知道的，法律只是一个工具，比如说，是一柄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剑。不过，这柄剑平时是挂在墙上的，有授权的人才可以使用它。”
“秋红，你不用这么绕，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我现在就想用这柄剑来维护我的权益，你给我拿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做？你是法学博士，又是律师，肯定有办法。”
“陶老师，我就跟你直说，我们的法律有时不管用，就你这件事，现在法院未必能受理。解决问题主要还得靠当地的主管部门。就是卫生主管部门呗。”
“是呀，我也知道呀。我找过他们呀，可他们说无法可依，不好判定，这可怎么办呢？”
“陶老师，你别上火，这事儿最好是行政干与，陶老师，法律有时没有权力好使。”
“行政干与，权力？你是说找大官吗？我退休这么多年了，上那儿去认识大官呀？”
“陶老师，你别着急，我来想想办法。很多事儿，只要有领导重视，或者领导指示，或者领导授意，比到法院管用呀。”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在北京，离我们这么远。”
“陶老师，你的学生现在都长大成人，都是社会的骨干了，你别着急，让我想想，看看谁能帮上忙。好吗？”
“好吧。试试看吧。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这样骗人，得不到惩罚，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这能和谐吗？”
这一夜，陶丽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她想不通，医院就是卫生局管，怎么说管不了呢？医院明明在骗人，怎么就没有人管呢？张口法律，闭口法律，法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怎么毫无用处了？有理有据的事儿，法律没用，必须找领导。我现在没有领导呀。
秋红能有什么办法呢？
陶丽华成长，工作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她们的成长是在斗私批修，无私奉献，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思想改造中完成的。那时没有这么多的法规，也没有这么多的执法人员。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思想品德有问题，你在单位吃不开，在社会受歧视，大环境逼迫你提高思想品德，主动进行思想改造。争做社会主义新人。
那时各级领导对本单位职工，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喝、拉、睡什么都管，有事儿找领导。两口子吵架，闹离婚先找领导；房子漏雨，老婆生病都是找领导；领导像个大家长，群众和领导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时没有这么多法，但有公道，有良心，有传统道德公理，有人民公仆的责任心。
那时的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群众认可和支持，必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如果今天这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用不着法律依据，领导一句话，骗人的医生，老板肯定先抓起来再说，警察一审，为什么骗人，骗了多少钱？不仅钱能如数返还，骗子还得受行政处罚或者蹲大牢。
不，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绝对不能！那个时代，人与人诚实可信，没有这么多的欺骗，防范，腐败??????日子虽然穷，但上街买什么都放心，都货真价实。
媒体天天宣扬法制社会，一切要依法行政，法是有了，行不行政鬼知道。行政有行政的理由，不行政有不行政的理由。老百姓又不清楚这个法，那个法，就像不知道那盘菜里是地沟油，那块肉里有瘦肉精，那袋奶里有三氯晴胺一样。老百姓纳税养活着你们，老百姓遇到伤害无动于衷毫无作为。依旧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能和谐吗？
陶丽华胡思乱想了一夜，天傍亮时打了个盹，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物价局。她要搞清楚，物理治疗这么高的收费是谁批准的，是不是漫天要价。
市物价局是一栋高大雄伟的独立办公楼里，进得楼来，走廊长而曲折，螺旋上升，就像市场的物价一样，一步比一步高，拐来拐去你就忘了自己是怎么上来的了。
陶丽华东打听，西打听，费尽周折找到了主管领导。领导的办公室宽敞豪华，整排的红木书柜，宽大的老板台，巨大的水族箱里游动着两条一尺多长，银光闪闪的龙鱼。
领导挺忙，冲陶丽华点点头示意请坐，一边听她陈述一边接电话，陶丽华耐着性子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领导心不在焉地答复说：“北方专科医院是营利性医院，按照有关规定，营利性医院的收费由市场定价，不受国家规定的限制。他们的服务性收费只是到我们这儿备个案，不需要我们审批，一切按照市场需求协议收费。说白了就是愿者上钩。”说完领导就忙别的事儿去了。
陶丽华目瞪口呆地站在物价局走廊里，说了半天不就是他们随便收费吗？病人看病一切听医生的，医生可以随便收费，心存不良的医生不就可以随便要价了吗？这不就成了合法抢劫了吗？这是什么政策？制定政策的人的脑袋是让驴踢了吗？
陶丽华心里的火腾腾地狂爆起来。
卫生局推给物价局，物价局说人家收费合理。还有讲理的地方吗？陶丽华越想越气，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窝，她流着泪走出来，坐在马路边上一筹莫展。
雪停了，阳光直射下来，雪光戳得眼睛酸疼；寒风翻卷吹落雪粒，如一阵烟雾飘过；天空依旧那样宽广而宁静，积雪覆盖的街道陌生而恍惚，陶丽华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自己要做什么？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陶丽华漫无目地走在大街上，哈出白色的气雾，雪粒落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她全然不觉，双脚机械地向前迈动，沿着街路，踏着溜滑的积雪，步态蹒跚，为似乎随时会倒下去，身体却一直往前，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