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朝鲜坎坷(上)
wed jul 08 19:00:55 cst 2015
胜鬼神之惧-人心，胜人心之惧-己心
我言
朝鲜篇·事大主义·开篇
古代朝鲜分为四个阶级-两班贵族(亦称士大夫)中人(官员的良妾所生的儿子，良妾是平民百姓嫁给官员作为妾侍的称呼)平民，贱民；大家在韩剧中必然经常看到“两班”的字样；“两班”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世族阶级(相当于士绅阶级)；“两班”一词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文武两班”，之后，两班由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古代朝鲜对贵族或官员的尊称也是“两班尼”(???，相当于汉语的“大人”)
“事大”在刚听到这个两个字时；首先的反应就是有事没事都闹出点事...然后无事生事，小事化大大事化....反正有一个老大撑着就不怕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最开始对所谓“事大主义”的理解..当然，只是没有查阅任何资料前的光看字面的揣测罢了...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岂不闻古有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历史之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的“人情世故”之法已深入人心...然，岂不知古之人情世故之礼仪人伦，堪比性命....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亦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而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半岛
事大主义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礼曹中“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也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的有关文书中；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数千年之历史，而统一的新罗，高丽和朝鲜三朝亦曾对中国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事大”；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的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受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之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事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事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确立事大主义为基本国策的朝鲜太祖李成桂《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不可为”((￣▽￣)也是有够胆大的了...很想知道结局..如果没有回军的话...会不会朝鲜直接就被朱元璋同志解放了呢？)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于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即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国号“朝鲜”；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
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原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时(今韩国首尔)，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迎恩门-古代朝鲜的一座牌楼，朝鲜文化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象征；现址在韩国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岘底洞，是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亲自迎接中国明朝和清朝使臣的场所；始建于1407年(朝鲜太宗七年)，1895年2月被朝鲜亲日政府拆毁)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欲创制谚文(训民正音，与今日的韩文有所相似)，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由此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就是违背祖宗章法，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早期的小中华思想是出于对中国的仰慕，即追随中国并自居“中国第二”的思想，以此来将本国与不同文化的“蛮夷”相区别；但到了后期，小中华思想则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摄政宰相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避难(就鸭绿江那边)，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
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被迫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彻底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并在觐见皇太极时行下跪之礼；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转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并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是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时的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思潮(即学习清朝)，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此即“院君时期”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曾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太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注意..以往都是来传旨宣旨的...这次还变成了主动来吊祭)，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在袁世凯的强迫下不情愿的前去“迎恩”；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但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的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由此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或者只是人心之历史必然的叛逆因素所造成的吧)；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则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相较之下犹如“咎由自取”，反而连一个作为独立政权的存在都没了....(相较韩国偶像剧下的事实上，韩国人的骨子里就有“事大”的传统，谁有力量，谁强大了，他就追随谁，交际善于投机，八面玲珑；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毕恭毕敬，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则可以刻薄无情...诸此种种..在那些有明显孔孟儒道佛遗留下来的“有阶级门槛”的工作机构或教育机构，公关机构，军队机构随处可见.....可见事大主义已深深植入韩国人之民族灵魂中，很深的影响着韩国人之为人处世的方式...)
朝鲜篇·院君时期·中兴格局
同治二年(1863)-先王哲宗驾崩，哲宗无嗣并没有继承人，而太祖李氏血脉全部的子嗣此时尚存不及三十;兴宣大院君李罡应与赵太妃联合对抗权势倾天的外戚金氏一门，最终保住李氏血脉-由其子李命福继承王位并改名李熙(史称高宗)，受封“大院君”由于其是朝鲜五百年来唯一一个生前受封此称号之人，故又尊称“大院位大监”或“国太公”，亦由其居所名曰“云岘”又被称为“云岘宫”;三年后-高宗满十五岁亲政;大院君不顾约定联合儿子高宗-逼退了赵太妃于朝前议政之资格后又大肆排除安东金氏和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于同治五年大权独揽(1866)并且铁腕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譬如一次性抓捕了七八百外来洋人;诛杀了上千天主教徒以及在当地较为富绰的洋人和数十名传教士;其后又击退了法国的进攻，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西方资本主义卷入朝鲜的浪潮..史称“丙寅洋扰”同年，开始大修早已毁坏的象征着李氏王朝君权的景福宫和附近数宫;期望借此以重振王室威严-并颁布了新规十八律一百三十四条法典;一方面实施闭关锁国 一方面对朝鲜的文化，经济，政治进行全面的改革(大院君时期的政策虽极其保守但其本人并非冥顽不化之人..亦对开化之事持期待观望，试想在大院君下台的1873年...清朝的洋务运动尚未见效而日本亦刚刚明治维新的潮流下人家怎么改革？若是到1890年大院君都还当政的话我可以百分百的相信...朝鲜一定一定能在军事方面改革开化，加强军队之精良...最多最多只是在制度方面有点旧的趋势....自幼在百姓堆中长大的大院君对于民生疾苦可谓是极其了解，纵观其一生所有的针对百姓的政策...都是为民着想也确确实实的有效，他是1898年去世的...要是操劳点说不准更早死...=_=你中国都是1912年才进入民国的，朝鲜再在制度上持续旧的一段时间会死吗？而且不同于清朝的连年战乱...光绪年前的朝鲜百姓生活到现在都被公认是朝鲜近代一百年中最好的时期...况且处处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大院君必会改革军队，那样的话似乎怎么看都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啊？，只是思想之意识形态方面偏向原本之那时的古时候；且其为极其坚定的“事大主义”者)
同治七年(1868)日本明治维新，幕府轰然倒台..新政府向诸国通告“王政复古”，由于日本一直属中原政权之属藩，其后亦是清朝臣国，突然由原先本是幕府将军主导一切大小国政的格局变成由天皇亲自掌权的内政在日本皇权被限制了整整两百多年后的亚洲众国看来完全就是懵哔状态;要不是有一些留下来的唐宋古籍上有一点关于“东洋倭国夷王擅称天皇”的字样，朝鲜和清朝都不知道什么是“天皇”...本来就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日本皇族估摸着也是闲的，让驻各国的领事馆大使将复古通告统一抄印一遍传发各国...这一下就炸开了锅了，本来日本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再擅权没事也得哈着皇族，说一些主子万岁的话来哄哄天皇，自然也就不在意在外面再多一个主子爷了，但天皇不一样，好不容易夺过被抢了近千年的大权，一招得势难免有些飘飘然...在对各国的通知书里也是毫无避讳，通告中到处都是“皇”“勅”“藩国”“王”等清朝皇帝才能用的字眼，俨然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殊不知属国即为诸侯国-朝鲜连同日本的地域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被清朝纳入地图范围，如同汉朝分封的众诸侯国，只是历史就是这样分分合合，人心交织-你怎么确定这个分合的正统之名分关系呢？如同你怎么说为什么现在的历史课本对清朝的疆土版图死活不概括日本朝鲜而给我们造成我们自古就是三家没关系的国家呢？那么为什么现在历史课本又要在古时候汉朝的疆域版图那画辣么大一个范围呢？按道理也去掉汉初的诸侯国的话我估计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初地图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半多点吧≧▽≦，说来说去朝鲜的王府其实还比不过清朝的那些亲王府呢，连清朝的一个亲王都算不上，这是实话..在“壬辰兵乱”后清朝一度打算接受大院君的请求“废国置省”谴朝鲜高宗大王入关内京都行在;由清朝供养，一切按亲王级别对待...诸侯与天子之间的诸多暧昧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唉...史书是当下的国家在三十年前本着历史旁观者的角度聚集了数百名历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初步定写的，却又无处不存在着争议(比如爭论元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建文帝生死之谜，成吉思汗的下葬地，朱三太子之谜，崇祯太子朱慈烺南逃真假...蒋介石..算了，老蒋的就不说了);也难免有些地方不能尽言，毕竟发生过的过去，是没有真相的....说远了..日本这一纸“皇文”可把大院君给惹恼了，好家伙..劳资“御前小弟”天天跟在老大哥身后的都没你辣么放肆，你居然敢这么牛哔哄哄？朝鲜上下几乎都视日本为叛逆;大院君宣布与日本断交并斩杀了所有日本驻朝鲜的官员...如此铁腕的手段，加上举国上下的全力支持..也许说不准真的可以中兴朝鲜吧~不过命运这东西就是爱开玩笑-从他为儿子李熙选定了妃子之后就注定了他的政治路途连同朝鲜在内..将由内而外的土崩瓦解并赤.裸裸的暴露在列强面前...
同治十年(1871);美国再次出兵朝鲜-期望像日本的“黑船事件”一样..一次性再次敲开朝鲜的国门，但又被内无忧外图强的大院君率军击退;史称“辛未洋扰”同年，大院君下令在各地立起“斥和碑”不谈判-不议和..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这个国指的是清朝而不是朝鲜..卖国等同叛国..叛国罪可以上疏清朝皇帝请诛九族，虽然只是台面上的过场...而大院君本身就曾不止一次上书清朝请废朝鲜为行省)
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五日;在大院君摄政治国的第八个年头-那天的早朝上，大院君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以“王满二十有二之年可以亲政”为理由，糊里糊涂的就被联合逼退了中央的政治中心..大院君始料未及，本来就有点懵哔的他在高宗拉着手十分诚恳的劝说下...本身父子之间就有着直接的亲情，加上国家本身就是他们父子的，儿子想当政他也不能一直总拦着吧？不然他这么多年来究竟是为的什么的？还不就是为了给高宗创造一个较好的国家...虽然突如其来的夺权动作让他有点不爽..但亲爹毕竟是亲爹，看高宗那一脸的坚毅和诚恳的拉着自己言语真切的恳求到，大院君也是感慨万分-觉着儿子长大了...然而马上他就不是这么想了，而朝鲜的厄运也悄悄地拉开了帷幕...“高宗”这个谥号本身就取的很准，挺名不副实的..和唐高宗李治一样-同号同姓同性格还特么同经历！本来就无所事事天天美女美酒的享受，国家就交给自己的老爸管反正以后都是自己的跑又跑不掉;老爸死后国家再交给自己的儿子打理..很简单的思路;李熙多半就是个娶了媳妇忘了爹的主，自从有了闵妃之后就彻底的沉浸于她的怀抱之中，啥都听老婆的..最要命的是这个闵妃还是个野心勃勃自比“武则天”的人物;好说歹说离间父子之情;这俗话说的好“世界上最强的风就特么是枕头风！”这男人嘛~ 在嗨咻了过后(→_→虽然我没经历过..)心情大好之时就很喜欢夸大话..唱大诺=_=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征服感的自尊；这李熙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毕竟是亲生的，这货多多少少的还是有点畏首畏尾..但闵妃更毒-直接就跟高宗说大院君在外面有了私生子云云...这下可大大的挑了一下高宗的神经了-开玩笑高宗这么相信他爹还不就是因为大院君就他一个儿子;要是还有一个的话...这高宗也不知道是“奶水”喝多了还是嗨咻昏了..不先高兴高兴自己都二十好几了好不容易有了个弟弟居然倒先怀疑起自己的爹来了..而且话又说转来 这大院君都特么五十三的人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子嗣你说有就有啦？高宗居然就特么信了...同样都是依赖老婆的人，人唐高宗李治就比他强多了...只是武则天本身更厉害，这才掩盖了唐高宗的光辉..要是唐高宗没有威望的话试问在他指认的太子李显即位又被废了之后何来的辣么多乱子最后国家还是传到了李显手上...说到李显..都是怕老婆的，这哥们也是衰..被老婆和女儿先下毒，眼看没毒死又联合掐死...李显虽懦弱却也重情重义，只是他不知道..在长年的苦难中过来的亲人在享受了荣华富贵之后...对他的亲情早已被繁华所腐蚀最终而因他不立公主为太子最后害死了他....唉..
最先遭殃的就是大院君手底下的三十多位中央官员...在大院君这个唯一在大义正统方面可以和高宗制衡的人默认退让之后，中枢上下几乎没有人能反抗王旨...而后闵妃将中央权力大部分关要都用自己“骊兴闵氏家族”的人替代并且纠集了被大院君赶下台多年的金氏和赵氏..大院君也是惊愕万分之余后悔不已..这几乎就是几天内就完成的，而且全是以他的儿子-李熙的王命所任免..很快，大院君就意识到 这都是他的儿媳-闵妃在操纵着高宗而高宗则坚定不移的站在了闵妃的一边..彻底的为了美人和他爹决裂...同年，上疏清朝册封了他和闵妃刚刚满月的儿子李栝为王世子(后来的纯宗)自此，朝鲜开始进入名义上是国王亲政，实是闵妃的外戚集团当权的时代..这里稍带一提大院君的妻子-高宗李熙之母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其与闵妃同出一族..这女的一直充当两派之间的调解人...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这女的就不该存在，半死不活的一下帮大院君一下帮闵妃，要不是她总坏事说不准朝鲜的命运就会大变....这货先是帮着闵妃和高宗逼退大院君，又是在壬午兵变中保护闵妃跑路最终导致大院君被清廷抓捕而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而后又是帮大院君防止被闵妃等人暗杀....真是看看大致经历都恨不得撸死这货←_←
朝鲜篇·闵妃当权·举朝乱政
然而，闵妃的路数和兴宣大院君的几乎完全相反，其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一改大院君时期厉行的锁国政策，以开放为中心国策...大开国门，引各国顾问和洋人重新入朝;大院君辛辛苦苦建立的朝鲜之威望和一切的“链条”全被打乱..经济呀军事啊官僚制度啦等等..最根本的还是对西欧诸国的外交政策...果不其然，闵妃的开放政策如同一个又一次“敞开心扉”的美人..又开始引起了列强们的欲望;最先动手的就是刚刚维新“勃.起”未受挫折的日本于光绪元年以军舰“云扬号”兵临朝鲜西海岸并炮击江华岛炮台...朝鲜全国愕然-举国愤怒，一时间 到各州各府报名参军的人数达到二十万之巨(大院君时期的政策..外敌入侵举国皆兵)就像每一个近代王朝一样..朝鲜的经历和清朝是何其相似...最终还是由内而外慢慢溃烂;闵妃一方面以王命传于各地全力压制国内的激动情绪，一方面和日本全面议和合作..并聘请日本顾问...签订江华岛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如同清朝的南京条约一样..最开始扣开国门的条约都是相对公平和理性的...然后..再是一个个将国家沦为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在闵妃为首的中枢外戚的打压和外国复杂势力的渗入下..八百万之朝民慢慢的失去了大院君时代的热血和斗志...以及希望;如果闵妃当初能延续大院君时期之铁血政策，最开始便给予日本最重最严厉的迎头痛击的话也许日本的野心根本就不会扩张的如此快也不会那么的肆无忌惮吧？跟每个政权的内斗一样..不可能出现你咬我一口而我还有余力却不还击的情况...大院君李罡应亦是如此..虽然中枢一次性失了手..但除去京畿道的其余各道各地的闵妃还没来得及换的大小数百之官员皆唯大院君是瞻...自此，他和自己儿媳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斗争便开始了...朝鲜的国力和元气也在这场斗争之中慢慢消失殆尽..
先是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大开国门..而后又分别与美国英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自此..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还效仿清朝“洋务运动”中的机构-设立统理机物衙门，并分别派使团赴中原和日本访问..光绪七年(1881)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聘请)日本人充任教官...以闵妃为中枢政权核心的外戚集团们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兴宣大院君及众多平民之内心的不满..此外，闵妃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往外推至地方政府..均任扶植亲信任人唯亲...大肆罢免地方官员..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均窃弄威权，贪污腐化..随意任免的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朝鲜的政治逐渐腐如朽木，且闵妃集团的诸外戚们不愿牺牲自己拥有的既得利益...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极其有限..在我看来几乎都算不上改革..最多只能算是“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权力”而所做的防御措施...不但没达到富国强兵之效果反而使朝鲜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社会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官场已然至此，王室生活自然更是腐败堕落...(→_→简直是穷尽人间“好事”..)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后，更是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的壬午兵乱后，高宗李熙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亦不得不承认“玩好以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外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由此可见..高宗李熙和闵妃为首的朝鲜中枢之失政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之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大院君亦在长期伏枥收集残余势力后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光绪七年(1881)也就是别技军设立的前几月...大院君的部下安骥泳联合中枢禁军预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他王-但最后事泄失败，安骥泳被凌迟处死...然外戚集团除了设立新军“别技”外并未有所收敛-依旧照常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鲜国库几近空虚， 以致出现了“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最后竟致军队连续13月没有领到分文军饷，外戚集团甚至欲找日本贷款;而日本商人亦利用《江华条约》中的一系列特权在朝鲜大肆廉价掠夺粮食...
胜鬼神之惧-人心，胜人心之惧-己心
我言
朝鲜篇·事大主义·开篇
古代朝鲜分为四个阶级-两班贵族(亦称士大夫)中人(官员的良妾所生的儿子，良妾是平民百姓嫁给官员作为妾侍的称呼)平民，贱民；大家在韩剧中必然经常看到“两班”的字样；“两班”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世族阶级(相当于士绅阶级)；“两班”一词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文武两班”，之后，两班由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古代朝鲜对贵族或官员的尊称也是“两班尼”(???，相当于汉语的“大人”)
“事大”在刚听到这个两个字时；首先的反应就是有事没事都闹出点事...然后无事生事，小事化大大事化....反正有一个老大撑着就不怕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最开始对所谓“事大主义”的理解..当然，只是没有查阅任何资料前的光看字面的揣测罢了...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岂不闻古有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历史之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的“人情世故”之法已深入人心...然，岂不知古之人情世故之礼仪人伦，堪比性命....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亦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而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半岛
事大主义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礼曹中“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也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的有关文书中；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数千年之历史，而统一的新罗，高丽和朝鲜三朝亦曾对中国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事大”；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的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受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之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事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事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确立事大主义为基本国策的朝鲜太祖李成桂《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不可为”((￣▽￣)也是有够胆大的了...很想知道结局..如果没有回军的话...会不会朝鲜直接就被朱元璋同志解放了呢？)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于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即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国号“朝鲜”；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
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原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时(今韩国首尔)，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迎恩门-古代朝鲜的一座牌楼，朝鲜文化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象征；现址在韩国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岘底洞，是朝鲜王朝时期国王亲自迎接中国明朝和清朝使臣的场所；始建于1407年(朝鲜太宗七年)，1895年2月被朝鲜亲日政府拆毁)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欲创制谚文(训民正音，与今日的韩文有所相似)，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由此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就是违背祖宗章法，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早期的小中华思想是出于对中国的仰慕，即追随中国并自居“中国第二”的思想，以此来将本国与不同文化的“蛮夷”相区别；但到了后期，小中华思想则出现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背离的趋势，即认同中国文化而不认同中国地域上的政权，甚至有对抗中国王朝的意味；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均认为中国已沦为夷狄，而本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夷秩序崩溃，朝日越各国也先后以民族主义取代小中华思想)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摄政宰相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避难(就鸭绿江那边)，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
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被迫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彻底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并在觐见皇太极时行下跪之礼；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转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并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是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时的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思潮(即学习清朝)，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此即“院君时期”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曾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太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注意..以往都是来传旨宣旨的...这次还变成了主动来吊祭)，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在袁世凯的强迫下不情愿的前去“迎恩”；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但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的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由此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或者只是人心之历史必然的叛逆因素所造成的吧)；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则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相较之下犹如“咎由自取”，反而连一个作为独立政权的存在都没了....(相较韩国偶像剧下的事实上，韩国人的骨子里就有“事大”的传统，谁有力量，谁强大了，他就追随谁，交际善于投机，八面玲珑；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毕恭毕敬，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则可以刻薄无情...诸此种种..在那些有明显孔孟儒道佛遗留下来的“有阶级门槛”的工作机构或教育机构，公关机构，军队机构随处可见.....可见事大主义已深深植入韩国人之民族灵魂中，很深的影响着韩国人之为人处世的方式...)
朝鲜篇·院君时期·中兴格局
同治二年(1863)-先王哲宗驾崩，哲宗无嗣并没有继承人，而太祖李氏血脉全部的子嗣此时尚存不及三十;兴宣大院君李罡应与赵太妃联合对抗权势倾天的外戚金氏一门，最终保住李氏血脉-由其子李命福继承王位并改名李熙(史称高宗)，受封“大院君”由于其是朝鲜五百年来唯一一个生前受封此称号之人，故又尊称“大院位大监”或“国太公”，亦由其居所名曰“云岘”又被称为“云岘宫”;三年后-高宗满十五岁亲政;大院君不顾约定联合儿子高宗-逼退了赵太妃于朝前议政之资格后又大肆排除安东金氏和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于同治五年大权独揽(1866)并且铁腕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譬如一次性抓捕了七八百外来洋人;诛杀了上千天主教徒以及在当地较为富绰的洋人和数十名传教士;其后又击退了法国的进攻，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西方资本主义卷入朝鲜的浪潮..史称“丙寅洋扰”同年，开始大修早已毁坏的象征着李氏王朝君权的景福宫和附近数宫;期望借此以重振王室威严-并颁布了新规十八律一百三十四条法典;一方面实施闭关锁国 一方面对朝鲜的文化，经济，政治进行全面的改革(大院君时期的政策虽极其保守但其本人并非冥顽不化之人..亦对开化之事持期待观望，试想在大院君下台的1873年...清朝的洋务运动尚未见效而日本亦刚刚明治维新的潮流下人家怎么改革？若是到1890年大院君都还当政的话我可以百分百的相信...朝鲜一定一定能在军事方面改革开化，加强军队之精良...最多最多只是在制度方面有点旧的趋势....自幼在百姓堆中长大的大院君对于民生疾苦可谓是极其了解，纵观其一生所有的针对百姓的政策...都是为民着想也确确实实的有效，他是1898年去世的...要是操劳点说不准更早死...=_=你中国都是1912年才进入民国的，朝鲜再在制度上持续旧的一段时间会死吗？而且不同于清朝的连年战乱...光绪年前的朝鲜百姓生活到现在都被公认是朝鲜近代一百年中最好的时期...况且处处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大院君必会改革军队，那样的话似乎怎么看都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啊？，只是思想之意识形态方面偏向原本之那时的古时候；且其为极其坚定的“事大主义”者)
同治七年(1868)日本明治维新，幕府轰然倒台..新政府向诸国通告“王政复古”，由于日本一直属中原政权之属藩，其后亦是清朝臣国，突然由原先本是幕府将军主导一切大小国政的格局变成由天皇亲自掌权的内政在日本皇权被限制了整整两百多年后的亚洲众国看来完全就是懵哔状态;要不是有一些留下来的唐宋古籍上有一点关于“东洋倭国夷王擅称天皇”的字样，朝鲜和清朝都不知道什么是“天皇”...本来就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日本皇族估摸着也是闲的，让驻各国的领事馆大使将复古通告统一抄印一遍传发各国...这一下就炸开了锅了，本来日本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再擅权没事也得哈着皇族，说一些主子万岁的话来哄哄天皇，自然也就不在意在外面再多一个主子爷了，但天皇不一样，好不容易夺过被抢了近千年的大权，一招得势难免有些飘飘然...在对各国的通知书里也是毫无避讳，通告中到处都是“皇”“勅”“藩国”“王”等清朝皇帝才能用的字眼，俨然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殊不知属国即为诸侯国-朝鲜连同日本的地域范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被清朝纳入地图范围，如同汉朝分封的众诸侯国，只是历史就是这样分分合合，人心交织-你怎么确定这个分合的正统之名分关系呢？如同你怎么说为什么现在的历史课本对清朝的疆土版图死活不概括日本朝鲜而给我们造成我们自古就是三家没关系的国家呢？那么为什么现在历史课本又要在古时候汉朝的疆域版图那画辣么大一个范围呢？按道理也去掉汉初的诸侯国的话我估计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初地图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半多点吧≧▽≦，说来说去朝鲜的王府其实还比不过清朝的那些亲王府呢，连清朝的一个亲王都算不上，这是实话..在“壬辰兵乱”后清朝一度打算接受大院君的请求“废国置省”谴朝鲜高宗大王入关内京都行在;由清朝供养，一切按亲王级别对待...诸侯与天子之间的诸多暧昧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唉...史书是当下的国家在三十年前本着历史旁观者的角度聚集了数百名历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初步定写的，却又无处不存在着争议(比如爭论元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建文帝生死之谜，成吉思汗的下葬地，朱三太子之谜，崇祯太子朱慈烺南逃真假...蒋介石..算了，老蒋的就不说了);也难免有些地方不能尽言，毕竟发生过的过去，是没有真相的....说远了..日本这一纸“皇文”可把大院君给惹恼了，好家伙..劳资“御前小弟”天天跟在老大哥身后的都没你辣么放肆，你居然敢这么牛哔哄哄？朝鲜上下几乎都视日本为叛逆;大院君宣布与日本断交并斩杀了所有日本驻朝鲜的官员...如此铁腕的手段，加上举国上下的全力支持..也许说不准真的可以中兴朝鲜吧~不过命运这东西就是爱开玩笑-从他为儿子李熙选定了妃子之后就注定了他的政治路途连同朝鲜在内..将由内而外的土崩瓦解并赤.裸裸的暴露在列强面前...
同治十年(1871);美国再次出兵朝鲜-期望像日本的“黑船事件”一样..一次性再次敲开朝鲜的国门，但又被内无忧外图强的大院君率军击退;史称“辛未洋扰”同年，大院君下令在各地立起“斥和碑”不谈判-不议和..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这个国指的是清朝而不是朝鲜..卖国等同叛国..叛国罪可以上疏清朝皇帝请诛九族，虽然只是台面上的过场...而大院君本身就曾不止一次上书清朝请废朝鲜为行省)
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五日;在大院君摄政治国的第八个年头-那天的早朝上，大院君被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以“王满二十有二之年可以亲政”为理由，糊里糊涂的就被联合逼退了中央的政治中心..大院君始料未及，本来就有点懵哔的他在高宗拉着手十分诚恳的劝说下...本身父子之间就有着直接的亲情，加上国家本身就是他们父子的，儿子想当政他也不能一直总拦着吧？不然他这么多年来究竟是为的什么的？还不就是为了给高宗创造一个较好的国家...虽然突如其来的夺权动作让他有点不爽..但亲爹毕竟是亲爹，看高宗那一脸的坚毅和诚恳的拉着自己言语真切的恳求到，大院君也是感慨万分-觉着儿子长大了...然而马上他就不是这么想了，而朝鲜的厄运也悄悄地拉开了帷幕...“高宗”这个谥号本身就取的很准，挺名不副实的..和唐高宗李治一样-同号同姓同性格还特么同经历！本来就无所事事天天美女美酒的享受，国家就交给自己的老爸管反正以后都是自己的跑又跑不掉;老爸死后国家再交给自己的儿子打理..很简单的思路;李熙多半就是个娶了媳妇忘了爹的主，自从有了闵妃之后就彻底的沉浸于她的怀抱之中，啥都听老婆的..最要命的是这个闵妃还是个野心勃勃自比“武则天”的人物;好说歹说离间父子之情;这俗话说的好“世界上最强的风就特么是枕头风！”这男人嘛~ 在嗨咻了过后(→_→虽然我没经历过..)心情大好之时就很喜欢夸大话..唱大诺=_=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征服感的自尊；这李熙就是其中一个不过..毕竟是亲生的，这货多多少少的还是有点畏首畏尾..但闵妃更毒-直接就跟高宗说大院君在外面有了私生子云云...这下可大大的挑了一下高宗的神经了-开玩笑高宗这么相信他爹还不就是因为大院君就他一个儿子;要是还有一个的话...这高宗也不知道是“奶水”喝多了还是嗨咻昏了..不先高兴高兴自己都二十好几了好不容易有了个弟弟居然倒先怀疑起自己的爹来了..而且话又说转来 这大院君都特么五十三的人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子嗣你说有就有啦？高宗居然就特么信了...同样都是依赖老婆的人，人唐高宗李治就比他强多了...只是武则天本身更厉害，这才掩盖了唐高宗的光辉..要是唐高宗没有威望的话试问在他指认的太子李显即位又被废了之后何来的辣么多乱子最后国家还是传到了李显手上...说到李显..都是怕老婆的，这哥们也是衰..被老婆和女儿先下毒，眼看没毒死又联合掐死...李显虽懦弱却也重情重义，只是他不知道..在长年的苦难中过来的亲人在享受了荣华富贵之后...对他的亲情早已被繁华所腐蚀最终而因他不立公主为太子最后害死了他....唉..
最先遭殃的就是大院君手底下的三十多位中央官员...在大院君这个唯一在大义正统方面可以和高宗制衡的人默认退让之后，中枢上下几乎没有人能反抗王旨...而后闵妃将中央权力大部分关要都用自己“骊兴闵氏家族”的人替代并且纠集了被大院君赶下台多年的金氏和赵氏..大院君也是惊愕万分之余后悔不已..这几乎就是几天内就完成的，而且全是以他的儿子-李熙的王命所任免..很快，大院君就意识到 这都是他的儿媳-闵妃在操纵着高宗而高宗则坚定不移的站在了闵妃的一边..彻底的为了美人和他爹决裂...同年，上疏清朝册封了他和闵妃刚刚满月的儿子李栝为王世子(后来的纯宗)自此，朝鲜开始进入名义上是国王亲政，实是闵妃的外戚集团当权的时代..这里稍带一提大院君的妻子-高宗李熙之母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其与闵妃同出一族..这女的一直充当两派之间的调解人...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这女的就不该存在，半死不活的一下帮大院君一下帮闵妃，要不是她总坏事说不准朝鲜的命运就会大变....这货先是帮着闵妃和高宗逼退大院君，又是在壬午兵变中保护闵妃跑路最终导致大院君被清廷抓捕而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而后又是帮大院君防止被闵妃等人暗杀....真是看看大致经历都恨不得撸死这货←_←
朝鲜篇·闵妃当权·举朝乱政
然而，闵妃的路数和兴宣大院君的几乎完全相反，其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一改大院君时期厉行的锁国政策，以开放为中心国策...大开国门，引各国顾问和洋人重新入朝;大院君辛辛苦苦建立的朝鲜之威望和一切的“链条”全被打乱..经济呀军事啊官僚制度啦等等..最根本的还是对西欧诸国的外交政策...果不其然，闵妃的开放政策如同一个又一次“敞开心扉”的美人..又开始引起了列强们的欲望;最先动手的就是刚刚维新“勃.起”未受挫折的日本于光绪元年以军舰“云扬号”兵临朝鲜西海岸并炮击江华岛炮台...朝鲜全国愕然-举国愤怒，一时间 到各州各府报名参军的人数达到二十万之巨(大院君时期的政策..外敌入侵举国皆兵)就像每一个近代王朝一样..朝鲜的经历和清朝是何其相似...最终还是由内而外慢慢溃烂;闵妃一方面以王命传于各地全力压制国内的激动情绪，一方面和日本全面议和合作..并聘请日本顾问...签订江华岛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如同清朝的南京条约一样..最开始扣开国门的条约都是相对公平和理性的...然后..再是一个个将国家沦为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在闵妃为首的中枢外戚的打压和外国复杂势力的渗入下..八百万之朝民慢慢的失去了大院君时代的热血和斗志...以及希望;如果闵妃当初能延续大院君时期之铁血政策，最开始便给予日本最重最严厉的迎头痛击的话也许日本的野心根本就不会扩张的如此快也不会那么的肆无忌惮吧？跟每个政权的内斗一样..不可能出现你咬我一口而我还有余力却不还击的情况...大院君李罡应亦是如此..虽然中枢一次性失了手..但除去京畿道的其余各道各地的闵妃还没来得及换的大小数百之官员皆唯大院君是瞻...自此，他和自己儿媳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斗争便开始了...朝鲜的国力和元气也在这场斗争之中慢慢消失殆尽..
先是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大开国门..而后又分别与美国英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自此..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还效仿清朝“洋务运动”中的机构-设立统理机物衙门，并分别派使团赴中原和日本访问..光绪七年(1881)又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聘请)日本人充任教官...以闵妃为中枢政权核心的外戚集团们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了兴宣大院君及众多平民之内心的不满..此外，闵妃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往外推至地方政府..均任扶植亲信任人唯亲...大肆罢免地方官员..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均窃弄威权，贪污腐化..随意任免的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朝鲜的政治逐渐腐如朽木，且闵妃集团的诸外戚们不愿牺牲自己拥有的既得利益...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极其有限..在我看来几乎都算不上改革..最多只能算是“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权力”而所做的防御措施...不但没达到富国强兵之效果反而使朝鲜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社会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官场已然至此，王室生活自然更是腐败堕落...(→_→简直是穷尽人间“好事”..)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后，更是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的壬午兵乱后，高宗李熙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亦不得不承认“玩好以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外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由此可见..高宗李熙和闵妃为首的朝鲜中枢之失政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之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大院君亦在长期伏枥收集残余势力后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光绪七年(1881)也就是别技军设立的前几月...大院君的部下安骥泳联合中枢禁军预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他王-但最后事泄失败，安骥泳被凌迟处死...然外戚集团除了设立新军“别技”外并未有所收敛-依旧照常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鲜国库几近空虚， 以致出现了“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最后竟致军队连续13月没有领到分文军饷，外戚集团甚至欲找日本贷款;而日本商人亦利用《江华条约》中的一系列特权在朝鲜大肆廉价掠夺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