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猝死的妇人
第1章 猝死的妇人
李察·佛毕学先生（《伦敦邮报》的记者）对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实在情有可原，宝莉一点儿也不怪他。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颇具男儿气概，反而让她更喜欢他，毕竟他所说所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现，恰恰满足她的虚荣心。更何况，宝莉对整个事情分明感到内疚。她答应了迪克（也就是佛毕学先生）两点整在皇宫剧院外头见面，因为她打算去看莫德·爱伦的午场表演，也因为他自然想跟她一块儿去。
可是两点整了，她还在诺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对一个把弄细绳的丑怪老头，啜着凉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记得莫德·爱伦或是皇宫剧院，甚至因为这些事而想到迪克？已经讲起那件地铁的神秘命案，使得宝莉忘了时间，忘了她置身何处，也忘了有事要做。其实她今天很早就来吃午饭了，对于下午那场皇宫剧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进面包店时，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终一语不发，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饼奶油。这人多么粗鲁呀，连个早安也不道一声——她正这么想着，他突然冒出的话，却引她抬起头来。
“能不能请你，”他突然说，“描述一下刚才你用咖啡、点心时，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宝莉不情愿地把头转向远处的门，一个穿着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过那扇门走出去。宝莉刚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时候，旁边桌子确实坐着那个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帐，然后走出去。对宝莉来说，这件事看来一点也不重要。所以她没有回答那粗鲁老人的话，只是耸耸肩，要女服务生拿帐单来。
“你知道他高还是矮，黑还是白吗？”继续说，看来丝毫没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儿？”
“当然可以，”宝莉不耐烦地说，“可是我看不出来，我描述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儿，紧张的手指在宽大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找那条缺不得的细绳。当他终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维辅助器”，眼光再度透过半闭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说：“不过假设这事情绝顶重要，需要你对坐在你身旁半个钟头的人做个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头？”
“我会说，他高度中等——”
“五?八时，九?，还是十?？”他静静地打断她的话。
“差一时或两时，我怎么看得出来？”宝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肤色也是中间色。”
“那是什么意思？”他又问，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样儿？你画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艺术家。他的鼻子蛮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浅；他的头发也是特别得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他带着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没错，”她反唇相讥，“他看起来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的人群里再见到他，比如说明天吧，你认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他确实没那么特别，让别人会特别记得他。”
“那就对了！”他说，同时激动地把身子向前倾，完全像个从盒子里蹦出来的弹簧玩具小丑，“完全对了！你是个记者，至少你自称是个记者，注意别人、描述别人应该是你专业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显撒克逊血统特征，有漂亮的蓝眼睛、高贵的眉毛、古典脸庞的达官贵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说，一般中产阶级的英国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个色泽不深也不浅，可是盖过他嘴巴的胡髭，戴着一顶把头型和眉毛都藏得进去的大礼帽，一个事实上穿得像他几百个同胞穿的一样，动作一样，说话一样，没有特色的普通人。想办法去描述他，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内，把他从另外八十九个替身里指认出来；更坏的情况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认就可以让他上绞架，去宣誓作证，去结束他的性命。”
“试试看，如果你怎么样都做不到，你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也会了解为什么地铁谜案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为警察指点迷津，让他们好好利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虽然我欣赏那畜生的好头脑，可是我觉得他没被绳之以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地下铁道和各种交通工具这样普遍，曾经号称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线常常没人要搭了，老旧的大都会铁路车厢无论什么时候都算不得太挤。不管怎样，当那一列火车在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约四点钟驶入爱得格街这一站的时候，头等车厢非常空。”
“列车员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节车厢里看看，心想或许有人会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报纸可以看。他打开一个头等车厢的门，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头朝向窗的那边，显然忘了这条路线上，爱得格街是终点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说。”
“那位女士没有动，于是列车员走进车厢，心想她可能睡着了。他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细看她的脸。用他自己文绉绉的话说，他那时是‘吓得呆若木鸡’。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双颊，僵硬的头，是死掉的模样，绝不会错。”
“列车员小心锁上车厢门，急忙招来了两个搬夫，叫其中一个到警察局去，另一个去找站长。幸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北上月台不太挤，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车。当督察和两位警官随同穿着便衣的探长和一位医官到了现场，围在一节头等车厢时，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围拢过来。于是这消息在晚报版面上就刊出来了，还带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地铁神秘自杀事件’。医官很快就下了结论，说列车员没有弄错，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经完结。”
“那女士很年轻，而且在惊慌害怕还没有严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着高雅，几家肤浅的报社竟然还为他们的女性读者对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详尽的报导。”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脱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着一个小提包，警方打开来，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线索，却只发现几个散放的银币，一些嗅盐，还有一个小空瓶。这瓶子后来交给了医官去做分析。”
“就是这个小空瓶，使得地铁谜案原是桩自杀案件的传言甚嚣尘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车车厢表面，都毫无挣扎甚至抵抗的痕迹。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显露出突如其来的惊吓，描绘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间景象，全部经过可能只需一秒钟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脸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要不然那脸庞会是多么安静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当然，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认出她来，或是对这件萦绕她的死亡之谜，提出一点线索。冲着这情景，一群闲着没事做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借口说走失了或错过了亲戚朋友，获准去看尸体。大约晚上八点半，一个年轻人，穿得很讲究，乘着一部有篷的小马车来到警察局，把名片递交给警察长。他是贺索定先生，航运代理商，地址有两个：东中区皇冠巷十一号，和肯辛顿爱得森街十九号。”
“那年轻人看来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紧张地拿着一份《圣·詹姆斯公报》，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报导。他没有向警察长讲什么，只说一个他非常亲密的人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半个小时之前，他还不怎么着急，那时他突然想到看看报纸。报上对那位死去的女士虽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却让他变得非常紧张。他跳上一部马车，现在请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惧。”
“你当然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继续说，“那年轻人的悲伤实在令人同情。贺索定先生指认出，那太平间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抬起头看着宝莉，嘴角带着浅淡而温和的微笑，紧张的手指头卖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细绳上再打上一个结，“恐怕这整个故事都带有廉价爱情文艺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认，而且无疑你还记得，那真是非常悲伤而戏剧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轻丈夫没有受到什么问题询问的困扰。事实上，他的状况还不适合做有条有理的叙述。直到第二天在法官的侦讯下，一些事实才被揭露出来，那些事实似乎暂时解开了贺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谜，可是后来却让这同一团谜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侦讯庭上的第一个证人，当然是贺索定先生本人。当他站在法官面前，努力为这谜团提供线索时，我想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他穿得很讲究，像前一天一样，可是他看来非常不适和忧虑，连胡子都没刮，无疑使得他的脸有一种饱经忧患，备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结婚六年了，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没有小孩。贺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轻微的感冒，由亚瑟·琼斯医生为她治疗。琼斯医生那时也在场，一定会向法官和陪审团解释，贺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让她突然致命的心脏病宿疾。”
“法官当然对丧妻的丈夫心怀体贴。他绕了好大的圈子去问他想问的，也就是贺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状况。贺先生好像不想谈这个问题，使得法官不得不拿出贺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来提醒他。”
“‘就我看来，’他终于不甘愿地承认，‘我太太有时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兴很开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着，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显然不愿意跟我说。’”
“法官还是坚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回答说，发出沉重的一声短叹，‘您的意思是——自杀的问题……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来无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时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看起来又很正常了，我提议晚上一起去看戏。她很高兴，我知道，还告诉我她下午要去买点东西，拜访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铁，要到哪里去吗？’”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贝克街出来，走到庞得街去买东西。可是，有时候她也会去圣保罗教堂广场上的一家店铺，如果这样，她就会买票去爱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说。’”
“‘好，贺先生，’法官终于说了，以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你能不能设法告诉我，在贺太太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心情沮丧，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可能使贺太太内心痛苦？有没有任何朋友——与贺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经反对过的？事实上，’法官又说，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时刻总算过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暗示，哪怕是最轻微的，来确定我们的疑虑，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阵心情焦虑或精神错乱之下，可能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静了好一阵子。在每个在场的人眼里，贺索定先生那时正遭受极度道德挣扎的煎熬。他显得苍白而惨淡，两度开口想说话，最后终于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没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我太太有她自己独立的财务——她也没有奢侈的嗜好——’”
“‘也没有任何你曾经反对的朋友？’法官追着问下去。”
“‘没有，没有任何我……曾经反对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显然说得很吃力。”
“侦讯庭上我也在场，”继续说，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场最笨的人都知道贺索定先生在说谎。再钝的脑筋也明显看得出来，那不幸的女人落入情绪低落的状态，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或许有位第三者比这位忧郁、遭丧妻之恸的年轻鳏夫，更能对她怪异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线索。”
“很快，她的死现在显然变得比刚开始更离奇。不用说，你那时一定读过这案子的报导，也一定记得那两位医生的证词给群众带来的**。亚瑟·琼斯医生是贺太太的一般治疗医生，他才刚医好她最后一次非常轻微的疾病，最近也以专业的身分看视过她。琼斯医生以充满同情的语气说，贺太太身体上没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还协助地方医官安得鲁·松顿先生验尸，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死亡是氢氰酸引起的。可是这种会立刻造成心脏衰竭的药是怎么进入她体内的，他们两个目前都没法解释。”
“‘那么，琼斯医生，死者是被氢氰酸毒死的，我这样说对吗？，”
“‘我的看法是如此。’医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里，有没有氢氰酸？’”
“‘当然，曾经有过一点。’”
“‘那么，依您的意见，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剂药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喽？’”
“‘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暗示。贺太太是被药毒死的，但是药是如何使用的，我们没办法确定，不过当然是以某种注射方式。药确定不是吞下去的，因为胃里没有一点药的残余。’”
“‘对的，’医生又回答了法官另一个问题，‘注射之后很可能紧接着就死了，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很可能身体忽然快速地**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是绝对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当时在法庭上没有人真正明白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顺便说一句，他证词的细节都被主持验尸的地方医官——加以确认了。贺索定太太是因为突然被注射进氢氰酸而死亡，怎么注射进去或是什么时候注射的，没有人知道。她搭乘头等车厢的时候正是白日繁忙时段。这位年轻高雅的女人，如果真当着大概两三个人的面将致命的毒药注入自己的身体，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气和镇静。”
“请注意，我刚才曾说那时法庭上没有人了解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我说的不对；其实有三个人马上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也了解到整个案子的惊人发展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