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现实篇_第七章 当代中国对道德文化的呼唤和要求

第七章 当代中国对道德文化的呼唤和要求

社会风气的改善与德育教化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要重视道德文化的作用。家庭教育不应忽视如何做人的正确道理传授；学校教育不该极力推行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和出国至上等错误价值观；社会教育不能公开宣扬急功近利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只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做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一、道德文化：良好社会风气养成的根本

良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文化建设是辩证统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始终重视社会风气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大转型，社会风气陡变，既有积极向上的方面，同时也出现令人担忧的方面。养成良好社会风气，应当多渠道、多举措，但是，道德文化建设才是根本。

（一）我们党历来重视社会风气建设

社会风气就是社会的风尚、习气和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影响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由于社会风气与人的行为或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社会风气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中，人们总是力求按照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行事，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反，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中，往往产生与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相背离的社会行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社会风气，强调道德文化建设在养成良好社会风气中的突出地位和根本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良好的革命风气，主要是党风、政风、军风，对于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极端重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两个“务必”的思想，使共产党人“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大力开展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整风，他指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里，邓小平强调了社会风气的极端重要，并提出改善社会风气的迫切要求。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风气的思想，他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题。应当警惕，如果社会风气败坏，不仅经济建设搞不上去，我们这个民族也不可能兴旺发达。”这里也强调社会风气的重要，没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有民族精神，更不可能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等道德品质，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实现自身健康的发展。2006年，胡锦涛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风气关乎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价值导向，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狠抓党的建设，并着手下大气力解决党的作风问题，通过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不但强调社会风气的极端重要，而且通过整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建设等途径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总结我们党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强调道德文化建设是推进良好社会风气的根本。

（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展与道德文化建设是辩证统一的

社会风气影响道德文化建设的成效，是道德文化建设的风向标，道德文化建设也引导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在某一社会或者社会的某一阶段，良好的社会风气必将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而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必将误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抑制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社会风气的好坏反映了一定时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水准。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至今让人怀念，反映了当时物质贫穷、精神富有的历史。当下的中国，一方面，独立精神、维权意识、竞争意识、效率观念等风气和理念占主流；另一方面“贪”“假”“闹”“黄”“赌”的风气也影响较大，正邪风气在比拼，多元化的思想和理念反映出人们对经济繁荣的欢欣鼓舞和对道德素质下滑的揪心忧虑。

良好的道德文化建设能使人们明辨是非、知荣明耻，自觉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已有的社会风气又对道德文化建设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也会影响道德文化建设的实际成效。社会风气健康良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会成为群体意识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先进文化就得以广泛传播，道德文化建设见效明显。社会风气好，本身就说明人们总体道德水准尚可，能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在这种情况下，“响鼓不要重锤”，良好的道德风尚只须进一步加以弘扬和践行。相反，如果不良社会风气盛行，道德文化建设就会举步维艰、难以奏效。不良社会风气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中道德素质低下、思想觉悟不高的那部分人的言行污染社会空气造成的。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局面，社会风气就会进一步恶化，歪风邪气就会占了上风。特别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个人利益，如果法律不惩罚，道德不谴责，人们就很难判断是非，导致价值迷失。因此，反对不良社会风气、弘扬良好社会风气有利于促进道德文化建设。

不论在中国古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始终是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论语·为政》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反映了孔子“为政以德”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同于法制的作用。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一些青年男女盲目羡慕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外国人交往时甚至不顾国格和人格。因此，必须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党的十八大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三）新时期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与特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新时期的社会风气出现阶段性转变，呈现出全新特点。

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1978—1992年），社会风气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价值观由一元向多样转变。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变革，是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是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决策，也是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有益成分，即西方现代性价值。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现代性包括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个人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重视生活和工作的有计划性；尊重事实和知识；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主张平等相处，追求自由和民主等。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现代性新社会风气，集中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性精神文化的转变。从平均主义到致富光荣，从安分守己到敢于冒险，从重义轻利到讲求时效，从等级森严到勇于竞争，从崇尚权威到自我独立并积极进取，从内向封闭到心理开放，涉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深刻转变，无不体现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社会新风气。随着改革开放中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的市场主体必然以自身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来选择一定的价值取向。从总体看，以效率优先、公平竞争、 自主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进步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不同的市场主体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整齐划一，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要么带有计划经济的时代烙印，甚至带有旧社会剥削阶级价值观的韵味，要么仿效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与人们以前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猛烈碰撞、激烈冲突，从而使我国社会风气领域的价值观初步呈现多样性。

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1992—2006年），社会风气在“爬坡”与“滑坡”中踯躅前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因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会风气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是衡量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显然，社会发展与社会风气不会完全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发生社会风气变迁的社会整体环境呈现越来越多样化态势：积极层面、消极层面与中庸层面并存的复杂场景。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新事物、新风尚不断呈现，新风尚与传统习俗相互碰撞，形成文明新模式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如果没有主导意识形态的介入，社会风气就会在社会价值观念多样中失控。因此，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风气何去何从，必须加强引导，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向上爬坡，否则，社会只能在曲折中发展。

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2006年—现在），社会风气由迷茫转变为向善的主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荣辱观引领风尚。这为人们在价值迷茫状态下，如何形成中国良好社会风气指明了正确方向。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地位，同时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表明我们通过道德文化建设来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决心。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新提法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取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共同思想基础。这样，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广为弘扬和积极践行，良好社会风气不断形成和巩固。

在新世纪新阶段，主流社会风气是向善的，是传播正能量的。人们对思想道德素质的严要求，对道德文化建设的高标准，对向善价值指向的高期待，对败德行为的严谴责，预示着社会风气主流向善的大趋势、好趋势。

梳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风气转变过程，分析社会风气在新时期的全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社会风气价值取向的转型性、价值观结构的变迁性、社会风气的两面性、社会风气的进步性。

社会风气价值取向转型的特性，表现为从整体取向向个体取向的转变，从道义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它能极大激发个体潜能、满足个体需要、促进个体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价值、地位和作用通过商品价值来体现，而商品价值凝结着劳动者的创造并通过交换实现，商品交换要求交换主体的行为完全建立在独立、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这就突出了人的个体价值，培育了人的自主、 自尊和民主的精神。这种高扬个体价值与自我实现的崭新的现代社会的人生价值论冲击了传统的以整体取代个体、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这种变迁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要正确认识与处理个体和集体的辩证关系，否则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要划分“弘扬个体”与“唯我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起以趋利为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把重视“物质利益”，追求“实惠”和“实效”的价值观念奉为基本原则。这是对传统的言义非利、重义轻利、以义代利以及重名轻实、忽视物质利益的倾向是一种背离。当然要指出的是，人不但有物质利益，还有“道义”——人类特有的价值尊严，还有种种政治、经济、法律的规范在约束着人的行为。

社会风气价值观结构的变迁性的特征，表现为从一元到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中国传统社会一元化格局，价值主体多元、经济成分多元，致使社会价值取向多元。“伴随着体制的转型，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纷纷在社会舞台上亮相：有原有信仰所支持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延续，也有回归心理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再现，还有对现代化理解迷失所导致的西方价值观的侵入。传统与现代并存，东方与西方汇流，形成了今天价值观冲突的奇特景观。”

社会风气两面性的特征，意味着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从词性上来考察，“社会风气”这个短语是中性的，既可以说“社会风气很好”，也可以说“社会风气很坏”。其实这样的说法既笼统又偏颇。通常情况下，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存在着“某些好的社会风气”和“某些坏的社会风气”。当人们说“社会风气很坏”时，意思是“某些社会风气很坏”。“社会风气”与“某些社会风气”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评论社会风气，切忌以偏概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风气同样有好、坏两个方面，这也符合辩证法。社会风气中好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三个精神元素：其一，主体意识的觉醒。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是“单位人”，单位包揽了个人的生老病死，个人无后顾之忧。因此，单位提倡“献身精神”和“螺丝钉精神”。市场经济时代，个人是“社会人”，单位解体了，救世主的梦幻消失了，觉醒了的个人突然明白，原来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其二，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人”淳朴的无权利意识的状态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自觉的、拥有强烈的权利意识的状态。其三，竞争意识的觉醒。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平均分配，没有竞争状态和竞争意识的土壤。市场经济时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发竞争，一方面是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为了不被淘汰，个人才干充分展现。竞争状态和竞争意识获得了丰饶的土壤和巨大的动力。与以上三个精神元素相对应的社会风气中坏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利己意识突出。计划经济背景下，人们接受奉献精神教育，也许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他人和集体。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人对自己的关切大大超过对他人的关爱，有的人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现在突然被抛入市场经济旋涡中的个人，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试图以蛇吞象的方式把所有的财富都吸附到自己的身上。其二，责任意识淡化。计划经济情况下，个人责任意识多，权利意识少。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清晰的权利意识，却淡化了与权利意识相一致的责任意识。假冒伪劣商品、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无不是责任事故的外在表现。其三，诚信意识的缺失。计划经济时代民风淳朴，人们通常诚实守信。市场经济时代，民风不再淳朴，人们逐渐淡化了诚信。以前人们购物，关心的问题是物价贵不贵，而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商品是真还是假。淳朴的人际关系正在蜕变成相互不信任甚至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

社会风气进步性的特征，意思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风气的价值观取向是一元与多样并存，社会风气是“爬坡”与“滑坡”的博弈，但是社会风气的主流是向善的，是进步的。其一，人们在反复比较、选择中，“真”“善”“美”好过“假”“恶”“丑”，这是在考虑自身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基本判断。如果不是这样，人们相互欺骗，相互伤害，付出的成本更大，代价更惨。其二，人们追求光明和进步，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个人成长规律的正确选择。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必须不断追求、崇德向善，向着光明的前景迈进。其三，党和政府，正确领导我们建设道德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 自信心，焕发社会发展活力，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四）道德文化建设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种思潮纷然杂陈，个人素质良莠不齐，社会风气是“好”因素与“坏”因素的较量，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是“爬坡”与“滑坡”的博弈。为了社会风气尽可能增加“好”的因素，尽可能地弘扬正气，尽可能地向上“爬坡”，必须加强道德文化建设，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正视道德失范；其次，构建道德规范；再次，树立道德模范；最后，创新道德理念。

首先，正视道德失范，才能对症下药。当今社会，除了“黄”“赌”“毒”，还有严重的贪腐问题、假冒伪劣商品食品问题、瞎折腾的“闹”的问题等，极大地毒化了中国社会风气。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的出台就是在深刻认识社会风气问题严重性的基础上，做出的诊断性决策。比如，对于党员干部我们必须严厉禁止的道德失范、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超标准接待；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比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危害很大，极大损害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不可低估社会风气问题的严重性，不可高估治理社会风气所取得的成效，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下重药治重病，用猛药治大病。

其次，构建道德规范，才能遵德守礼。要减少社会道德失范、厚颜无耻的事，首先要让他们知“范”知“耻”，否则，寡廉鲜耻，恬不知耻。制定合理合情的法律，这是解决违法可耻的规范。解决缺德可耻，还要构建道德规范。法是强制性的，德得靠自律，德是要内化到心灵深处的。比如，“慎独”，“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发挥着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会促使人们加强自身修炼，激发“失范”的人回头是岸，重新做人。在社会政策、宗教教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其他社会规范中注入道德因素，能起到规范人的行为的奇特作用。有这样一个案例，临近两村，一段时间一个村吸毒成风，另一个村无一人吸毒，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因为不吸毒的村子有规定：谁吸毒就禁止谁两年祭祖的权利。该规定适应了当地崇尚祭祖的风俗，净化了社会风气，因而管用。

再次，树立道德模范，起表率作用。有了道德规范，必须要有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社会风气有正风与邪气，有顺风与逆风，有大风与小风，有民风与官风，有清风与浊风，有雄风与妖风，有春风与寒风，等等，它们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之间可以转换，为此，必须要有道德模范引领清风正气，让正风、雄风、春风等传播正能量的社会风气处于主流地位。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当群众的模范，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就是先进典型；另一方面，要从群众中培养模范，雷锋、郭明义、刘丽等就是感动中国的人物。模范和榜样是价值的标尺、道德的标杆。模范是火车头，表达一种鲜明导向，就是向人们昭示正确的价值判断。先进典型、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进行示范，能形成见贤思齐、尊道尚德的浓厚氛围。

最后，要创新道德理念，净化社会风气的灵魂。针对过去忽视人的作用，泯灭人的个性，提出“以人为本”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价值观，把“以人为本”异化为“以我为本”，这就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本来意思。所以，必须创新理念，“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这种理念把“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全了，即社会不以人为本，人难以生存和发展，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人不以社会为本，人就失去社会属性，不能成其为人了，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不成其为社会了。人与社会要相互为本，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这种理念是人类的共识，是社会风气的引领。

二、道德文化：以德治国方略实施的重点

（一）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好国家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说，不但要搞物质文明建设，还要搞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德育教育”，“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性，同时，必须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在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德治”概念。他说：“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阐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他提请同志们注意一个问题。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二者不可偏废。虽然两者范畴不同，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要紧密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作为治国方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集体主义，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通过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德治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第一，“以德治国”，就是要把道德理想融入到我们党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理想之中，这个社会政治理想是真、善、美高度统一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现阶段的具体内容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以德治国”就是要在国家治理中实现道德昌明，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系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第三，“以德治国”最大的“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治国方略上，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四，“以德治国”就是要充分认识道德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运用道德手段调节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德治”的作用。第五，“以德治国”就是要求国家治理者是“德才”，是“德官”，要严格把关干部选拔、任用和考评上的道德标准。第六，“以德治国”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健全的道德人格。

“以德治国”丰富的思想内涵，我们要全面深刻地去理解。首先，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意味着要淡化依法治国，更不意味着取代依法治国。两者都是治国方略，是相辅相成的，要相互结合，相互支持。西方国家依法治国，也强调基督教道德的调控。其次，“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也不是意味着要回到传统德治模式中去。我们只是强调充分发挥道德调控作用来治理社会，这与历史上运用伦理道德手段作为主要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最后，以德治国也不会导致人治。因为人治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不是德治的产物。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存在人治的基本前提。

（二）以德治国的文化意义

“以德治国”的“德”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以德治国”的“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以德治国”体现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彰显中华文明的魅力，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道德文化建设应当是“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重点所在。

“以德治国”体现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价值。第一，社会主义原初意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都反映着道德理想。拉丁文的“社会主义”一词原意是“同伴”“善于社交”等。我国

的《万国公报》将“社会主义”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将其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语源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包含着丰富深刻的伦理意蕴，它重视群体的价值、群体的和谐，主张“安民”“养民”。从“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来看，古人就把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1516年英国的莫尔创作了一部文学作品——《乌托邦》，该书描绘了一个现实中没有，但人们向往的海外孤岛上的理想社会。由此空想社会主义诞生，到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详细描绘了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互相友爱、普遍关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抽象的伦理原则“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实现，是对未来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孜孜追求。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道德手段与和平途径达到目的，他们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因而他们的理想只是纯粹的空想。但是他们天才地预示着人类道德发展的前景。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理论基石，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最高价值。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为人民服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具有了全新的实践的意义。这一实践过程可以合理地理解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也就是说，包括道德文化建设是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路径。从马克思到我们党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上，在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问题上，人的解放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最高命题的最集中、最具实践性的体现。因此，“为人民服务”理应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原点，成为“以德治国”方略实施的出发点和旨归。

“以德治国”彰显中华文明的魅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多方面都要努力，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国家的强大现在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道德标准是否有世界影响力、吸引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也就是说，强国不仅仅是国家富强，而且必须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古代拥有灿烂的文明，在世界上举有具足轻重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拥有追求整体和谐的优秀品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相处，反对物欲横流。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以社会为本，个体服从群体，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关于社会控制和人的发展，主张“德治主义”，把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从人性出发，提出一整套从个人修养到国家治理的道德途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文化的优秀品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处于低谷。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削弱，相反，西方文明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主流文明。西方文明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但是也引发一系列的危机：殖民掠夺、世界战争、强权政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种族歧视，等等，严重危及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呼声，实现整体和谐、重视社会利益、追求道德境界的中国文化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我们将从新的历史条件，从治理国家的高度建设中国道德文化。“以德治国”将极大地推进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促成中国作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三）以德治国迫切需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出现革命性转型，现实表现为传统道德严重缺失，现代新道德还没形成。以德治国迫切需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一方面推进经济社会、民主法制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恶性事件频频发生。这就提醒我们：文化建设尤其是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道德文化建设严重滞后。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当前“社会病”反映在道德上，主要表现为传统道德严重缺失。第一，道德评价标准难辨。道德评价是道德主体对人们行为的认识、理解和看法。一般来说，人们肯定高尚行为、优秀品质、崇高理想，否定丑恶行为、庸俗品质、低级趣味。但是在社会道德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充斥社会，社会评价系统变成双重或者多元标准，价值标准不同，道德评价迥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道德选择的矛盾冲突，导致不道德行为日益滋长。第二，道德自律不力，他律不够。自律和他律是道德监控的主要手段。自律靠内在力量和自觉意识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向，道德他律主要靠舆论监督，也就是批评、针砭和揭露等手段约束不道德的行为。由于没有权威性的道德思想，存在多元的道德价值标准，以致造成社会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知的淡化。第三，道德教育整合力不够，实效性差。在传统社会道德价值观高度一致，整合力极高，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有效的。但如今，理想化的道德教育与残酷的非道德的现实生活产生巨大反差，道德教育方式的不适应性，道德教育内容的不接地气性，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矛盾性，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存在较为严重的道德缺失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市场经济惹的祸。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这是它有利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靠的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但是通过竞争机制作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益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唯一动机，导致人性异化，金钱成为人性价值的尺度。当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时，其负面影响就会特别突出而且特别严重。市场经济以市场需求为经济活动的导向，是通过满足市场的需求来实现利润的。为了赚更多的钱，厂商会满足消费者一切需求，无论正当还是不正当，他们还会努力地去引导、开发人们的需要，这样人的需求结构畸形化。为了节约成本，厂商只要有可能就会滥用自然资源，生产和产品还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第二，唯利是图的文化生态。改革开放后，价值由一元转向多样，加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气息弥漫社会，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带有浓郁的“铜臭”气息。第三，管理不善，监管不力。比如假冒伪劣商品、食品、药品等质量安全问题不但跟无良逐利者有关，与相关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有关，与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而且与管理资源配置不到位有关，与社会监管成本过大、执行力相对不足等管理规模局限有关。另外，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建设，人事体制中的责权机制不合理、不健全等都是造成不良行为的重要根源。

针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缺失和当前较为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为了实现以德治国，必须注重包括道德文化建设在内的多维治理。

一是，继承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现代新道德的建设必须经过辩证的否定才能形成新旧道德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要根据现实的需要，继承传统道德文化，与此同时，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华文化上下五干年，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和独具特色的传统美德。重建新道德必须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继承，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本土道德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果离开传统道德文化，现代道德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缘木求鱼，就会迷失方向。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东西文化激烈碰撞，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大胆吸收西方先进的道德文化，但切忌照搬照套、邯郸学步，必须有机整合、为我所用，做到洋为中用。传统道德文化无疑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面对当代国内外新局势，道德文化建设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运用传统道德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法解决。因此，当务之急是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充分体现时代主题和创新精神，做到与时俱进。

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中改变着人们的道德选择。因此，优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环境能为形成良好道德风尚创造外部条件。正如前文所述，很多道德问题、社会毛病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为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发挥道德环境的导向作用，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正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道德环境至少包含三个道德层面：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倾向、道德示范情况和道德舆论。要正面引导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发挥公众人物道德言行的表率作用，通过舆论监督规制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

三是，综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道德文化建设合力。从道德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三种教育有培养“四有”新人的共同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指导思想，强调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五爱”的基本要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落脚点等共同内容。同时要清楚地看到三种教育侧重点不一样，应善于发挥多种教育形式的优势。家庭教育是人接受教育的最早形式，并贯穿人的一生，影响人的一生。学校教育是针对青少年的，他们正处于身体成长和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学校教育要以人为本，注重道德教育的层次性和针对性。社会教育包括社会各组织、各方面对公民进行的道德教育，要切实发挥好社会教育的作用，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四是，与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与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两大调控手段，各自发挥不同的职能，形成国家治理的综合体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目标是扬善。法律是外在的他律，目标是惩恶。法律是国家意志，有强制性，不管同意与否，都必须遵守。但法律条文之所以成为国家意志，之所以得到通过，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道德上的是非标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因此，公民道德素质提高，违法犯罪率就会降低。法治可以震慑人们的恶行，但不能根除恶行，不能改正人的恶念；德治则能使人抛弃邪念恶念，从而端正行为，如果全社会成员都能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就能彻底消除社会不良行为和社会丑恶现象。但并不是说道德是万能的。道德只是软治理，德治的作用是无形的、缓慢的，而且社会道德素质全面提高是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只有德治而无法治也是不行的。由于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要看到社会存在恶行的严重性、长期性，必须运用硬治理，运用法治来震慑犯罪活动和解决恶意的民事纠纷。目前许多社会道德问题还存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健全和细化各种法律法规。如果设计一套对道德失信行为的责罚机制，缺德者的缺德行为风险和成本过高，他们就会放弃选择失信。有效维护道德取向，抑制不道德言行的社会制度安排迫在眉睫。总之，法治是德治的法律保障，德治是法治的道德基础，以德治国要与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五是，整治道德文化建设市场，建构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生态。彻底根治大众传媒中的低级趣味、拜金主义、学术失范等文化垃圾，坚决打击各种反动、**及非法出版物，严厉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规范商业文化品位，要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演出和广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道德风尚。

（四）建设道德文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有了全新认识。这其中，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道德文化建设不但引领国家治理方向，而且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为国家治理提供不竭动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文化建设关系国泰民安。中国社会长期稳定，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建设密切相关。诚然，现代国家治理与传统国家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德治，突出道德文化建设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的重要方面，值得继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但是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传统国家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紧跟步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道德文化建设就理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德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定向导航作用。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了理论基础、共同理想、精神动力和道德地标。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二十四个字规定了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准则。

道德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当然包括对文化建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国家的文化治理，都要坚持核心价值观。

道德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离不开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资本的重新整合，离不开有共同价值取向与奋斗目标的公民主体。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创新，才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文化治理的灵魂是道德，道德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大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就从战略高度阐明了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治理体系搭建好了，治理能力才会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治理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效能。实现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抓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基本点。核心价值观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有什么关系呢？核心价值观是治理体系的基石，是提高个体、群体、国家的治理能力的体现。

治理体系就是管理制度。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制度，通过文字建章立法，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没有文字记载，多是约定俗成，包括民德和民俗。人们接受教化和社会化，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行为规范外化为人们行为，受社会舆论监督。民德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关爱老幼病残孕，否则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民俗是指导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国家意识，也是社会意识，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成员行为的基本规范和准则。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告诉人什么是应当倡导的，也告诉人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它决定了人们的判断，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规范的基石，是治理体系的基石。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提高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包括治理主体的影响力、凝聚力等，也就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影响力、凝聚力，最终由人来落实，就是公务员、领导干部的影响力、凝聚力发挥作用。比如，是否走群众路线，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清正廉洁决定领导干部个人乃至组织的影响力。面对新媒体，领导干部如何面对挑战，提高治理能力？这其中包括解放思想，有远见卓识，有勇有谋，与群众共享持久的社会价值观。凝聚力是包含价值观、理想、感情的理念形态，是社会成员共同的心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民族凝聚力是民族整体对其民族成员的吸引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三种力量的有机统一，民族整体吸引力决定着民族成员的向心力和民族的亲和力。道德文化建立强大的凝聚力，文化是人类强大的黏合剂，交流是文化的本质，交流后逐步培养人们的认同和社区感，产生情感共鸣和行为趋同。国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它介入到每个生命及其全部历程，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倡导“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价值观，激励了几代美国青年参加和平队和志愿服务，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三、道德文化：提高党的执政成效的关键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一方面明确了我们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另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

所谓党的执政，不仅是党执掌政府行政权，而且执掌全部国家政权，领导全社会。这不同于西方党的执政，我们可以从我们党的文献中确证关于执政的丰富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然后明确了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内容，隐含着党在这几个方面必须执好政。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中国独立公民社会的发育。党的执政就是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如何实现领导权。这就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成效？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提高党执政成效的途径很多，诸如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但是立足于共产党自身性质特点、特殊使命和历史地位，立足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不但要求政治合法，而且要求道德合理；执政党不但是守法模范，而且是道德的楷模。加强党的伦理道德建设，是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必然选择。加强党的道德文化建设，是由党的性质特点和特殊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党自身性质特点和特殊使命决定了全党同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孜孜追求和对于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执政地位，要靠理想和信念，靠自律和党性的实践，靠马克思主义，靠生产发展、人民富足。但是我国某些地方和部门客观存在着党组织软弱涣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不力的现象。有些党员干部甚至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存在着一些道德失范现象。我们党为了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和青春活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执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

加强党的道德文化建设，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是由以前的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执政党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广大党员干部就是执政党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德行将会影响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也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员干部的德行是最具说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力量。焦裕禄式的党员干部，人民会仰慕和学习，会起到很好的道德垂范和道德教化的导向作用。刘志军式的党员干部，人民会嗤之以鼻、痛心疾首，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有更高、更严的要求，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加强党的道德文化建设，是由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的。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全面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其中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不可忽视。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比如基于性善论假定、以治人和自律为特征的道德主义，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以结合时代的需要，实现文化创新，培育新道德主义。新道德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依靠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依靠党员的自律和党性的修养与实践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先进文化、道德思想，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我国已进入力争早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逐步转型，核心价值观正在培育和践行，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正千方百计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扩大自己的道德影响，发挥自己的道德力量，奠定执政的道德基础，争取执政的道德支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在分析我们党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上，下面着重探讨如何发挥道德文化作用，提高党的执政成效。

（一）夯实执政合法性

一个政党执政，政治上要合法，道德上要合理。伦理道德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根本所在。

合法性问题最先就是作为伦理学命题提出来的，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在论证统治集团的统治合理性时，都无一例外地从伦理道德上寻找依据。比如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从理念论出发，把“正义”原则作为最完美的理念，来论证合法性。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在探讨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方面，有突出贡献，他认为合法性来源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意识形态为政治合法性提供道义信任；结构即合法的政治结构，意味着掌权者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典则规范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个人品质意味着凭借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而赢得信任和忠诚。那么，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的合道德性、政治结构的合法律性、个人品质的伦理诉求。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含义就是，政党价值理念、政党制度伦理和政党党员伦理。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含义就是，价值理念上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制度伦理上遵循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员伦理上要求党员遵循党章的规定。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就要把这三方面作为着力点，践行执政理念，遵纪守法。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做了三件大事：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扬“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革命精神，更加关注民生，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夯实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以实现民族复兴。政党制度伦理保证我们党的价值理念正当存在与付诸实施。在权与法、民主与法制方面，我们党应当确立法权高于党权的原则，并具体落实。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要平衡，即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党员是党的价值理念、法律制度的实际承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表现为党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党员道德素质的高低和言行举止的好坏，是价值理念和制度伦理的实践检验。在人民群众看来，我们党执政合法性就是看党员的表现，这是执政是否合法的实实在在的实践基础。

（二）建设执政主体

从道德文化的视角，建设好执政主体，才能提高执政成效。党的执政最终是由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完成的。道德文化是道德观念、道

德情感和道德规范通过风俗习惯、内心信念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道德文化建设有利于良好道德行为的形成，有助于展现德性的光辉，有益于社会主体的成长和进步。对于执政党，道德文化建设有利于党员干部执政道德的培育，有利于党员干部良好道德行行为的形成，有助于展现党的德性的光辉，有益于执政主体的成长和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特殊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员一定要有以下四种基本的道德要求：忠贞不渝、廉洁奉公、不怕牺牲、理性冷静。在中国古代、近代，“忠”是以公灭私，忠于公。作为共产党员的“忠”是对党的根本宗旨、基本章程、价值取向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热忱的服膺、忠心的信服，并作为一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廉”相对于“贪”，因为执政党拥有权力，很容易公权私用，因此，应当廉洁奉公，具体说，就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廉洁奉公的道德规范包含着两层要求，一是道德情感层面的廉耻之心，内在的知耻存己的情感约束机制，是一种内在道德需求。二是道德行为上的不贪，是有效的节制，是美好的人性的展现。廉洁奉公不是要求党员禁欲，而是要正确对待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关系。不怕牺牲、不怕苦，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长征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值得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白手起家，偏向虎山行。兰考治沙的焦裕禄、大庆铁人王进喜等都是道德楷模，值得学习。理性是一种道德能力，作为执政主体道德的理性尤其强调权力的理性。公共行政存在的依据和实现的目标是为社会创造和提供公共利益。因此，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要将权力置于公共理性之下，绝不能因为人情、利益发生执政的偏向。权力理性包含两层基本要求，国家政策制度的创设必须坚持公共理性，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公共权力的使用上应该按照公共理性的限制的要求，也就是按照公民普遍认可的法则行使国家权力。

为把执政主体培育成道德主体，要塑造积极的道德文化。一要发挥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道德榜样是本组织的“英雄人物”，是伦理的理想要求，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道德榜样的示范导向，创造见贤思齐的道德气场。二要遵循伦理准则。当前我国伦理准则主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道德规范，执政党的党员要遵守这些道德规范，要遵守党章。与此同时，各个执政部门还要根据各自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基本伦理规范，或者表现为职业伦理纲要，或者表现为部门规章制度。然后遵循这些具体伦理准则。三要寓道德信条于日常。道德信条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反映执政党组织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形象，为执政党党员提供道德的指向，为党员的日常行为提供文化的陶冶。

（三）优化执政环境

执政就是我们党运用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活动，它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在国内来说，就是创建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外来说，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立和谐世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好内外环境，我们执政就能更加顺利，就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这里摆出了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提出了我们党执政的环境问题。执政环境问题主要体现为风气问题，包括党风、政风、民风，但党风是最根本的。党风是党的作风，具体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表现着党的精神风貌，是党的内在本质和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关系到党的生命，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政风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的作风，主要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民风就是民情风俗，百姓风范，可谓源远流长，包容着历史与现实。党风、政风与民风联系紧密，执政党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风、政风对于社会风气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和带动效应，党风、政风好，社会风气就好，党风、政风不好，社会风气也不会好。同时，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推动党风、政风建设提供良好的氛围。这就要求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树立优良党风，优化执政环境的基本途径。科学执政，强调执政要合乎规律性，就是要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科学界定党和国家、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与边界，科学界定执政党的执政功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进有所退的辩证法。社会迅猛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科学执政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执政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民主执政，就是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要求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执政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进行的。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依法执政，就是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者并举，齐头并进，有利于执政环境的优化。

（四）提高执政成效

道德文化建设有利于夯实巩固执政基础、建设执政道德主体、优化执政民主环境，形成执政道德，发挥执政道德效能。执政道德直接有利于党的正确领导，有利于党的正确执政，有利于良好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尽可能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成效。

执政道德直接有利于党的正确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党的执政是党执掌政府行政权，执掌全部国家政权，领导全社会。如果执政者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就会正确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有效治党、治国、治军，有利于党正确的政治领导；在人事上，就会任人唯贤，选拔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高的年轻人到党和国家的领导队伍中来，有利于党正确的组织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工作的生命线，党员干部自身道德素质高，更有利于党正确有效的思想领导。

执政道德直接有利于党的正确执政。正确执政体现为科学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的贯彻落实，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者的执政道德决定着执政理念、执政制度贯彻实施的深度和水平。执政道德素养高，执政者就会把实践科学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执政者存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执政者的执政道德不高，不能正确对待权力的结果。因此，要增强执政者的道德品质，筑牢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保证贯彻落实好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制度，规范执政行为，做到正确执政。

执政道德直接有利于良好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形成。我们党的神圣特殊的使命、执政者特殊性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特殊态度，决定了执政道德建设相当重要。如果执政者、从政者、为官者甘为公仆、公正无私、勤政为民、廉洁自律、修身立德，那么就会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引领淳朴民风。反之，如果执政者、从政者、为官者飞扬跋扈、 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徇私舞弊，那么就会败坏党风、政风，淳朴民风也将随着党风、政风烟消云散。只有以德为本，以德从政，以德取才，以德养廉，以德治家，才会有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四、道德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初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实力》一文，“软实力”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软实力是指除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能力，“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同化力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力量”。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提出：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在这里，形象的亲和力与道义的感召力，讲的就是文化软实力。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而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2月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显然，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其根基在于中国道德文化。

（一）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正在转型，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社会稳定问题突出，主要涉及经济利益、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

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矛盾表现不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衡，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较混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官商勾结，官员腐败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乏力，调节收入差距能力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是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民主政治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民主诉求与法制不健全的矛盾突出，比如官员腐败，信访无门，甚至遭到报复。二是参政议政的需求与传统制度的滞后性的矛盾突出。社会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增多，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难以满足。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严重冲击“仁”“义”“诚”“孝”等传统价值观，而道德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新的价值观体系没有建立，使人们无所适从，陷入价值迷茫。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利益至上的不良思想也冲击着我国的传统道德，但西方优秀的诚信体系、个性自由、权利本位、人权民主观念却不断被极端化、被歪曲理解。关于社会和谐方面的矛盾，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指出，一共涉及六个方面，也包括道德素质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时暴露得更为严重和充分。一是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居于世界第二位，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以及生态的压力突显，不利因素表现更充分，环境出现危机。二是群众渴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渴盼美丽社区、美丽中国。环境破坏的残酷现实，与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环境的期盼形成深刻的生态矛盾。

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贯穿其中的是道德问题，即道德素质下滑。究其原因，可以做如下分析。社会经济是影响道德素质的根本原因。传统经济生活是熟人圈子，舆论监督有力，人们道德素质高。市场经济生活是熟人和生人环境并存，道德文化建设放松并滞后，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还没有正式形成，这样传统道德与现代新道德有一个空档期，从而导致道德无序和道德滑坡。市场主体的价值多样是影响道德素质的文化根源。传统经济生活中，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遵循集体主义为主流价值观。市场经济生活中，每个市场主体是平等的、 自由的，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呈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个人价值得到肯定，地位提高。解决个人、集体和国家冲突的办法是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相关法律机制，道德功能弱化。部分经济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将道德约束置于脑后。道德失范成本过低纵容道德滑坡。道德失范者初犯时忐忑不安，再犯时心安理得，最后是自然而为。良好的道德行为，应得到鼓励和褒扬；不良行为，应受到谴责和责罚。但是在转型社会，双重经济体制、多重文化影响等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道德共识。如对敢不敢扶助摔倒的老人，到今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无法到达道德行为的共识，从而促使道德滑坡。

（二）道德文化建设属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道德文化建设指的是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建设。道德精神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抛弃假、恶、丑，有一种明荣知耻、立身做人的道德力量，是一种作用突出的文化软实力。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里强调道德文化对培养人的重要作用，彰显道德的力量。前文引用胡锦涛同志关于“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的论述，都是道德文化的力量。道德文化建设，使人们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道德教育和情操陶冶，把社会道德规范自觉内化为理想信念，外化为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文化力最主要表现为“行为上更有规约力”。

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展现的力量之一，道德精神使“形象上更有亲和力”。亲和就是亲切和气、亲近和睦，是合众乐群精神的体现，是展示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一种友好和善形象。道德能产生亲和的特殊力量，原因在于道德精神具有“利他”的优秀品格。“利他”的意思是有利于他人，就是对他人有好处，那就要提倡对他人做贡献。“利他”精神把他人团结起来，大家同甘共苦、和衷共济，具有强烈的亲和力。中国道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形成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第二层是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特有的新道德文化，第三层是共同的道德文化，都以“利他”为灵魂，因而彰显出强烈的“亲和力”。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儒释道蕴含的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都有鲜明的“利他”品格。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体现“利他”的本质内涵。从这个道德理念出发，孔子又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西汉时期编著的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礼记》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深刻的哲理，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利他”的人文关怀意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取向和特殊的“亲和力”，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是佛教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精神，佛教的“五戒”“十善”，主张“亲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如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邪见。知道四种结业、莫做四种恶行、诚心礼敬六方、结交四种益友、远离四种恶友、抛开六种损财，是一套完整的“利他”做人之道。道家思想也包含着“利他”意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显然，老子的无为之道，目标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也是“利他”原则的表现。

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特有的新道德文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根本立足点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主义道德更加突显“利他”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五爱”直接点明“利他”，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利他”才能有效坚持，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立足点非常鲜明地摆出自己的立场，充分体现“利他”精神，显示出强烈的亲和力。对共产党员有更高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利他精神更加突出，那就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奋力开拓，勇于献身。

新时期的共同道德文化，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应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形成利他精神，显示道德文化的亲和力。中国道德的各个层次，都客观存在着强烈的亲和力，都展现了中国精神的美好形象。要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发掘道德文化亲和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展现的力量之二，道德精神使“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古人云：“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烦大臣。”道德力是治国兴邦安民的重要力量，对人而言，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人格、真善美的道德行为是吸引、感召、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能力。对国家而言，道德力不仅对外国有感召力，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的民众有感召力，百姓内心认可并自觉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制度。丘吉尔指出：“一个伟大的国度，一定也是一个道德的国度。”可见，国家道德力对国家的繁荣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牢固精神纽带和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道德精神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所具有的强烈的感召力、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激励中华儿女锐意进取”。这揭示了民族精神所特有的精神感召力和时代精神的精神激励力。民族精神具有如此强烈的感召力、凝聚力，就在于它是道德精神的升华，也就是说，道德精神是民族精神之魂。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除了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外，还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等，这些基本内容抓住了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分析蕴含的内容，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升华。比如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民族精神所彰显的感召力、凝聚力，从本质上说，是道德感召力、凝聚力的特殊表现形式，表明道德确有其不可低估的精神感召力、凝聚力。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所创造出来的时代精神，也是道德精神的体现。例如，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世博精神都是时代精神。胡锦涛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科学概括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把奥运精神概括为“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概括了上海世博会精神，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办博、勤俭办博、廉洁办博、安全办博理念以及志愿精神。综观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上海世博精神的具体内容，它们都是道德精神的体现，都为光荣出色完成任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道德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是客观存在的。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凝聚力，都是通过道德文化建设得来的。因此，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建设。

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展现的力量之三，道德精神使“行为上更有规约力”。“规约力”是指道德文化精神对人的行为的规范约束的特殊力量。这种“规约力”不同于法律制度强加于人，而是人在道德文化的熏陶下、道德精神的鼓舞下，自觉形成自我管理、 自我规约的力量。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真善美，引导人们求真、向善、追求完美。道德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推动人们自觉自律自强，“规约力” 自然产生。

道德文化建设，倡导人们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秩序，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规定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和社会等级秩序，要求“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我国封建社会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因而要求道德主体自觉践行。这些道德规范和要求，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无形的自我规约。但是，自我规约的形成，决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文化建设这样的环节，帮助主体完成内化，使之认可并自觉付诸行动。就以上所说的“三纲五常”，在当时之所以能为人们所奉行，是因为当时的道德教育使人们对“三纲五常”的社会核心价值有了认同感。在君臣关系上，即使面对宋高宗这样的昏君，岳飞最后还是班师回朝；在父子关系上，特别强调孝道；在夫妻关系上，特别突出妻子守妇道，由此，人们产生了忠君、行孝、守妇道的自我规约力。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顺利推行，得益于道德规约力。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当然，要明确这些价值观只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出台了“决定”“决议”“纲要”“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等道德实践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道德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道德规约力发挥着激励和启迪的重要作用。道德文化建设生动说明一个道理，道德精神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的规约力。

综上所述，道德文化建设展现了道德“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行为上更有规约力”的文化软实力。道德文化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三）道德文化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大发展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而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道德文化展现出的道德力量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抓住道德文化建设这个核心。

当代中国道德失范严重，迫切需要拯救，面对复杂浩大的道德文化社会工程，迫切需要国家、社会、公民等方方面面的齐心协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抓住文化核心，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党和政府是道德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这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职能所决定的。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什么事也搞不成。没有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道德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一，党员干部要加强道德文化培训。官德影响道德文化建设，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借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道德文化教育；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要利用培养党和政府干部的优势，开展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轮训；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深入基层，明察暗访，有效监督，对违背道德文化的行为，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党员干部予以党纪政纪处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由于党政机关的重要地位，积极有效地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文化素养，是做好目前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第二，加大德育投入，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各级各类教育中，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党和政府不仅要政治上高度重视，而且要加大德育投入，分类指导，注重道德实践。第三，构建诚信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企业、公民等行为。道德法律化，对道德文化建设十分重要，能推动社会道德重建，规约社会不道德行为。例如，《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该法条将“拾金不昧”的诚信道德法律化了。党和政府应构建有关诚信的规章制度，以提高公信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个人信用、企业诚信等体系。各级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正执法，做道德文化的守护神。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呼唤企业流着道德的血液，企业应当跟公民一样，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道德，做优秀的“企业公民”。

媒体引导舆论导向，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道德文化建设的风向标。因此，媒体应当正确履行自身职责，为社会当好瞭望者，为民众当好代言者，为政府当好监督者，为国家当好捍卫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公民个人应当修身自爱，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国家前途联系起来，把个人梦与中国梦联系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成长进步。

道德文化是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党、政府、企业、媒体和公民个人等主体明确自身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戮力同心，建设道德文化，必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