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现实篇_第八章 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发展现状
第八章 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发展现状
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步进行的，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大背景下，道德文化建设也取得斐然成绩，但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总的来讲，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根据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发展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从神圣理想走向现实主义；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从“绝对集体主义”走向“新集体主义”；从中华传统道德走向改革开放新道德。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以下五个阶段。
（一）从1978年至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恢复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伟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掌握政权，很快形成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极大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可惜的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出现了严重挫折，最终导致“**”，社会秩序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遭受严重曲折。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开启道德文化建设新篇章。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在道德文化建设领域，党和政府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重新恢复和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从1981年开始，“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全国火热开展。改革开放后，道德文化建设开局良好，走向正确轨道。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也就是说，人民不但要物质生活好，而且要精神面貌好，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命题，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都要抓紧抓好。1980年12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说道，“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4月，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显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这些论述明确了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全面阐述精神文明建设，并主张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划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并进一步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是思想道德建设，这表明我们党对道德文化建设的认识越发深刻。
在党的有关道德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如火如荼。1981年，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在全国开展。198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教育活动，这几项活动统称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很快，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专门指导活动的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从1981年到1985年，每年3月为“文明礼貌月”，全国各地都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道德活动。这一阶段，涌现了一生追逐光芒的蒋筑英，时代榜样张海迪。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从1986年至1991年，全面改革开放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曲折发展阶段
随着20世纪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持续开展，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开局良好。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审议通过，标志着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方案，道德文化建设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达到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道德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专门部署，“道德建设”成为文件的关键词，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并指出：第一，“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在道德建设上，应当肯定分配上的合理差别，鼓励发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第三，道德建设要注意层次，要求要区分度，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先进性与广泛性要结合。第四，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第五，加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建设，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关爱需要帮助的人，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等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成为本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把“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之后，主要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一是学习江泽民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讲话，这篇讲话使人们看清了前进的方向。二是学习五四运动71周年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爱国主义与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号召知识分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三是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这是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1990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提出要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渗透到各个方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同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强调，“中央和地方都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发展规划，逐渐增加必要的投入，使之与国家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保持适当的比例”。1991年，中共中央倡导，中宣部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推动和繁荣精神产品的生产，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上一年度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这五个方面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或电影）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首好歌。“五个一工程”的倡导实施，对各地、各单位精神产品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那就是“三个必须，三个不允许”，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贯彻落实基本要求，全面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个阶段，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载体是诸如博物馆、纪念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形式是运用大众传媒和榜样示范，维护了社会稳定，推动了治理整顿。但是，总体而言，道德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还不够突出，只是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建设当中。
（三）从1992年至2000年，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探索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必然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所决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性突破。经济的突破必然带来道德的巨变，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党的十四大就思想道德建设的方针原则、内容、途径等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1993年，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道德文化建设有了新突破：道德文化建设领域拓宽，要求“开展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基本国情的教育和普及法律基本知识的教育”。强调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注意区分层次”，同时注意思想教育同行为规范的培养相结合。1994年6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学校德育的根本任务。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对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社会氛围以及必要的礼仪等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拓宽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强调群众实践活动，着眼建立长远的教育机制，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果。
本阶段，道德文化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于1996年10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新形势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四方面为我们党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市场经济，引导人们树立共同理想和正确的观念，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道德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决议还提出五项阶段性任务：一是坚决制止消极腐败，进一步树立优良党风政风。二是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大力培育敬业精神。三是坚决扫除社会丑恶，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四是坚决禁止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的行为，初步呈现文化市场繁荣。五是坚决治理好社会治安，创造文明村镇和文明城市。这是会议之后五年内道德文化建设要着重抓好的阶段性任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感召力。
此阶段，我们党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规定了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构建了道德规范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基本要求是“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些基本内容按照层次形成道德规范体系。
此阶段，我们党第一次鲜明指出了社会主义义利观。决议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是对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只顾个人、小团体的本位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恶劣行径的彻底否定，也是对那种简单地、机械地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否定个人正当合法物质利益追求、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的严肃批判，切中时弊，现实针对性非常强。
此阶段，我们党确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全会指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新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这个道德要求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发展市场经济要求每个市场主体更加自觉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当然，对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应当充分体现层次性，不能一刀切。“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的革命优良传统，既体现先进分子的要求，又吸引不同层次的广大群众，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气，充满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全国道德文化的实践取得长足进展。一是成立道德文化建设组织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道德文化建设。二是群众性道德文化建设活动掀起新**。“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和“文明城市”等创建活动效果显著。三是职业道德建设活动惠及百姓，如“青年文明号”活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社会服务承诺制”活动和各行业的特色道德实践活动等。四是涌现出先进典型和光辉榜样，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孔繁森、王启民、李国安、韩素云、李素丽等。此外，在1998年特大洪灾中抗洪英雄铸就的抗洪精神，为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注入新内涵。
（四）从2001年至2011年，新世纪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21世纪之初，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完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并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他认为，“法治”与“德治”要紧密结合，才符合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才是完善的治国之道。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突出道德文化建设作用，增强道德文化建设意识，推动“以德治国”。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纲要系统阐述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全面总结人民群众在道德实践中创造的经验、成果。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目标，突出了道德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就明确了构建道德体系的具体要求，揭示了构建道德体系的内在规律，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而且，十六大强调道德文化建设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开展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非常必要，非常迫切。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印发两周年之际，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从2003年开始，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印发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公民道德宣传日”设立后，社会各界都参与道德文化建设，公民道德文化建设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接地气”，有实效。紧接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突显诚信在道德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突出学校、家庭、社会活动的道德教育，善于发挥少先队、共青团的作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氛围，注重创新形式进行道德实践。2005年把9月定为“诚信兴商宣传月”，倡导诚信兴商、共建和谐社会。突出强调诚信是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认为食品安全是衡量道德的一杆秤。
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此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成为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道德文化基础。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2007年，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评选表彰首批全国道德模范，产生强烈反响。3月，中央文明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工作的决定》。道德模范的评选，推出了吴天祥等一批批道德榜样，成为人们学习的生动教材，大大推动了道德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大，不但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且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基础上增加“个人品德”的“四德”建设，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配合做好道德模范选拔工作，2008年，经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中央文明办秘书组组织中国文明网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专题活动，分别推荐表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方面的好人，推动社会形成学习、关爱、崇尚、争当道德模范的良好风尚。这项活动有利于推动道德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华道德文化自觉和道德文化自信，有利于提升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有利于支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道德力量。2008年我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弘扬了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体现“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凝聚起抗震救灾的强大合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体现了中国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勇气概。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体现对人民的关爱、对科学的尊重。“生命高于一切”，尽力抢救了人民生命，运用科技战胜地震灾害。这一年，举办了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形成了“以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奥运精神”。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拥有奥运史上最多的志愿者。他们默默地付出，真诚地微笑，热情周到地服务。志愿服务是“赠人玫
瑰，手留余香”，是快乐服务，是提升自我。志愿服务既传播“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理念，又弘扬“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精神”。伟大的“志愿精神”与“奥运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道德文化发展。另外，200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旨在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立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结合“四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即感动中国双百人物的评选。感动中国双百人物全面再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通过这些鲜活的形象，全国人民受到精神和道德的洗礼。新中国60年的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和精神动力，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也是越挫越勇，凝聚起强大的民族力量。面对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对揪心的突发事件，中国人民展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担当起维护祖国根本利益的责任。2009年是爱国主义教育年，2009年也是少先队成立60周年，胡锦涛向全国少年提出争当“四好少年”，即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为此，争当“四好少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实践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活动以“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他人”为主题，评选和宣传了“最美少年”。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品德优良的少年不但是同龄人的榜样，而且是无数成年人用以修身自省的镜子。年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百万空巢老人关爱志愿服务行动”在全国开展，使广大空巢老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尊老风尚的形成。
2010年，我国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中央文明委倡导“做文明有礼中国人”，宣传实践文明礼仪，提高公民文明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营造文明和谐氛围。同年，玉树地震发生，宣传抗震救灾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凝聚精神力量，成为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进行文化创造，共享文化成果。要求全党同志“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忘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等重要论述是道德文化建设，特别是党员干部修身、理政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10月，召开了专门针对文化建设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该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该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政风、行风建设，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坚决反对歪风邪气，并突出诚信建设。
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英雄模范层出不穷、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十年，我国道德文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车道。
（五）从2012年至今，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
2012年召开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一中全会后，党中央实现了领导集体的大交接，在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十六大以来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道德文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在学雷锋活动月之际，2012年3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授予郭明义同志“当代雷锋”荣誉称号。这是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是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新进展，是学雷锋的与时俱进，更加有利于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郭明义是鞍山钢铁集团的职工，之前，胡锦涛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批示，称赞郭明义同志是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是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要求大力宣传和弘扬郭明义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力量。我国道德文化建设在2012年开局良好，风气和谐，不断涌现时代楷模，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美的中国人”。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到“最美教师”张丽莉，从“最美战士”高铁成到“最美司机”吴斌……他们虽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美就在身边，引导着人们崇德向善。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2012年5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发出号召，要求紧紧抓住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意义重大，是顺应民意、回应各方关切的重要举措；是道德建设的一项新探索，要遵循道德文化建设规律，探索常态化机制，把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中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和管理规章，促进公民道德文化建设持久深入发展。活动开展以来，各地道德文化建设针对性强，实效性强，取得一定成绩，推动形成文明道德风尚。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大会对道德文化建设又有新论断、新思想，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24个字：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要求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是党的十八大对道德文化建设的新的指导方针。2013年2月，中宣部在长沙举办第十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总结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经验，寻求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办法。2013年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学习雷锋、雷锋精神研究、志愿服务活动掀起新热潮。关于雷锋的主题书籍、电影广泛传播，全社会形成一股学雷锋热，比如微电影《热血雷锋侠》在网络热映。4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委启动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通过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推动道德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9月，评选表彰结果揭晓，习近平总书记接见54名全国道德模范及265名提名奖获得者，强调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另外，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拿出专项资金，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进行帮扶。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媒体“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载体。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来抓，就全党全社会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给出了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具体方法和实现路径，引起强烈反响。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弘扬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基础。现在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活动生动开展，社会文明风尚正在形成。
2013年6月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更是道德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道德文化建设，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与时俱进，推动道德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二、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总体上，道德文化建设是崇德向善的，通过许多实实在在的努力，推动了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文明和谐，公民素质提高。30多年的道德文化建设，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一）科学定位道德文化建设
立足于什么起点，这是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指出：一方面，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可以胜利结束。现在重要的是，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大困难。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账和留下的毒，如果不搞好党风建设，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乱子，使现代化建设起步时就遇到严重障碍。因此，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讲到社会风气问题时，邓小平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十多年的社会风气和青少年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但又强调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
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当代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最大的实际，同样，道德文化建设也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做到科学定位，有效部署，方能取得有效成绩。
（二）战略部署道德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实际和方位，作出正确决策，做好战略部署。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我国道德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他强调，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随后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继续强调高度的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突出道德文化建设问题。越是改革开放，越要高度重视、越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980年，中共中央领导人肯定无锡第34中学开展语言、仪表、行为美的审美教育活动，指出：思想、政治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五讲”。共青团中央对其做了综合、加工的工作。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个单位联合倡议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大兴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之风。此后又与共青团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活动相结合，“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迅速开展。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着重阐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任务和指导方针。
道德文化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因而，道德文化建设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开展。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了道德文化建设的层次性，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更全面地指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说，道德文化建设主要就是“三个主义”“三德”和“三观”的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实现共产主义。1997年，专门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的领导，明确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内容，突出基层道德文化建设，加强道德文化实践活动，营造道德文化建设氛围，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战略任务。2004年，针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具体指导道德文化建设。2006年，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之一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第1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三）道德文化建设实现战略创新
道德文化建设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为此，道德文化创新要根据改革开放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变化需求，创新道德文化观念、道德文化规范和道德文化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文化建设实现了战略创新。
（1）道德文化建设模式创新。改革开放后的道德文化建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前的道德文化建设的经验，汲取了改革开放以前的道德文化建设的教训，展示出不一样的道德文化建设新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道德文化建设的“破旧立新”性质，我们更加注重道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建立和培养起一批专职德育工作队伍。在建设新道德文化过程中，彻底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愚昧和资本主义道德的腐朽，强调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先进性。在建设新道德文化过程中，不但重视道德文化建设内容的先进性，而且突出道德文化建设对象的“全民性”，道德文化建设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人人参与，全面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保障道德文化建设的社会普遍成效。在建设新道德文化过程中，以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道德楷模作为社会榜样，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推动更多的社会成员向他们学习，促进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这些都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这一时期，道德文化建设也存在不足，必须吸取教训，必须“扬弃”。对照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或者不能适应当今的道德文化建设，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实现道德文化建设的创新。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在：道德文化建设有神圣化的倾向，强调道德文化建设内容先进性的基础上，往往人为拔高道德水准，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先进分子，而忽视了社会公德的陶冶，不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道德文化建设的运动化，把革命战争时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某些经验不当地引入和平建设时期的道德文化建设中，形成了道德文化建设的“运动化”和“口号式”的道德文化建设的形式主义局面。道德文化建设的政治化，还是革命思维作怪，强调阶级斗争觉悟是最高道德标准，道德问题往往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混淆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道德文化建设资源开发的片面化，强调革命道德，忽略中华传统道德资源的开发，完全否定资本主义道德，只批判不借鉴。
综合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在道德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模式创新，主要表现在四方面。第一，针对道德文化建设神圣化的缺陷，新时期注重实事求是的道德文化建设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开始重视道德理论的研究，为道德文化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道德文化建设正在走出道德至上的误区，确立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都强调，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第二，针对道德文化建设资源开发的片面性缺陷，新时期注重综合开发新道德资源。革命道德传统要继承和开发，对中华道德文化要善于积极继承和开掘其中的精华，努力延续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风尚，实现传统道德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积极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吸收人类共同的道德资源，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资源也应当积极借鉴，为我所用，推动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第三，针对道德文化建设“运动化”和“口号式”的缺陷，注重更新道德文化建设的途径、方法和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道德文化建设的手段需要实现多样化、情趣化和现代化。信息时代，我们借助科技力量，注意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第四，针对道德文化建设领域的单一化政治化和“一刀切”的高标准等缺陷，注重拓展道德文化建设空间。过去，由于我们对道德文化建设的层次性认识不够，学校道德文化建设相对比较发达，社会成人道德文化建设相对薄弱；美德教育得到倡导，公德教育反而忽视；职业道德教育明显不足。在新时期的道德文化建设中，我们充分区分道德文化建设的层次，夯实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这个基础定位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方面，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提出“以德治国”方略。“以德治国”的方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国家治理中，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要紧密结合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在总结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3）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200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抓好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邓小平理论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实施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配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任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求所有公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遵循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培养“四有”公民。
（4）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2006年3月，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丰富精辟，既覆盖各个利益群体，又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既与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又是时代精神的汇聚和体现。荣辱观使人们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指导人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荣辱观为人们提供基本规范，践行荣辱观，有利于提高公民素质，培育良好道德风尚，创造和谐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5）把道德建设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全会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精神和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会认为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全会强调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显然是道德文化建设的目标。党的十八进一步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以上五部分内容，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是我国道德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的创新。
（四）社会文明风尚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根据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阶段性进步，社会文明风尚正在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奠定利益基础。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倡导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利益基础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消灭私有制决定自私自利道德原则的彻底丧失，这是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历史性的大变革。党的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毋庸置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主旋律，这还是源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既剧烈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又催生紧跟时代潮流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全社会选择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必将不断改造人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培育出对未来美好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平等、向善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正在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同时，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崭新道德，为社会的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道德文化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绝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奔小康、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总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优秀的道德榜样激励人。从五四宪法明确提出“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到20世纪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21世纪的“以德治国”战略和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文化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党的十八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是我国重视和加强道德文化建设一个个新的里程碑。社会主流道德观和主流价值观积极、进步、向善。人们对社会公德的更高标准，对个人品德的更高准则，对公民道德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的更紧迫期待，对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之外，道德文化建设还涉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道德文化建设领域大大拓展。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从王进喜到许振超，社会道德榜样的类别、层次愈加丰富多样。从普通战士到平凡个人到人民干部，从主人翁责任意识到无私奉献精神到坚守品格到敬业精神等，始终代表着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另外，道德理论的发展进步也为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指导。实践证明，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文化建设的成就，在特大灾害面前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面前，检验了道德文化建设状况。
（五）公民道德素质正在逐步提高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通过激发公民热情，民众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一是公民道德实践多元化。针对不同公民群体，公民道德建设分类实施，效果明显。通过评选表彰社会道德模范，让更多的人学习道德模范，用感人的先进事迹引领社会道德风尚。2007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委评选表彰了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有力促进了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形成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针对青少年特点，创新方式探索青少年道德教育。青少年容易接受新事物，我们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青少年道德文化建设。比如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微博后，人气飙升，微博等新媒体成为青少年践行道德的新载体。青少年好动好表现，我们采取多种活动参与的方式提升小公民的道德情感，培养小公民的道德认知，比如，举办“最美少年”评比、“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有力促进了青少年成长，让青少年养成“在家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他人”的美德。针对我国农村实际和农民的特点，通过惠民工程，提升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农村人口多，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娱乐活动少，因此，增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下乡促进农村人口的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共识。新闻广播户户通、农家书屋、中央电视台“心连心”以及地方传统项目等都是有效途径和方式。
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特点，21世纪之初，党中央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使广大领导干部不但接受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加强了领导干部队伍的道德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之后，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开展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并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于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理念。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亲历亲为，从严治党，发挥党员干部的躬身垂范的作用，以党风促政风促民风，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二是公民道德意识增强。公民道德意识是指公民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理论体系的总和，即人们共同承认和遵守的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人的许多公民，有着多元化、世俗化的价值观，功利化趋势明显，诚信意识缺失。一些公民缺乏公德意识，言行不一，缺乏政治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一些年轻公民情感脆弱，不能正确对待失败与挫折等。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从实际出发，正确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而不是自私意识，竞争意识而不是攻击意识，公正意识而不是弄虚作假，引导公民正确对待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培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意识，形成新型集体主义。增强公民道德自律意识，培养公民的道德情感，提高人们的荣辱观念，使之转化为行为规范。通过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公民有了爱国情感、社会主义信念、团队合作精神等，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就有了宏伟的价值目标、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正确的价值准则。
现代公民意识最核心的理念是公民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解放，也就是公民争取维护自身权益的强烈意识，公民对于权益的关注、尊重与维护。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促使公民意识的不断提升。随着道德文化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公民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等意识正逐步增强。
三是公民道德素质总体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逐年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总体提升。当国家面临特大自然灾害时，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表现出空前团结共患难的精神。在汶川特大地震等几次灾难中，中国人民的自觉表现，赢得了抗震救灾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当我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国际赛事时，中国人的那种拼搏精神、志愿精神在世界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进行一届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时，展现着中国公民道德形象，引领着社会道德风尚，也为公民道德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路。被誉为“新时期的雷锋”的郭明义就是一个道德模范典型，他通过微博发起公益善举，他的微博成为新时期雷锋精神传递的阵营，书写着无数的感人故事。目前，郭明义爱心团队遍布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有170余支队伍，注册志愿者达到6万多名，参加活动的志愿者遍布全国，并且每天都有志愿者加入。在模范们的带动下，社会各界各行业涌现出了大量的好人好事，促进了我国公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
三、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
相对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还不够，道德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很不协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向道德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没有道德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举步维艰。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要正视当前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的严重不足，对症下药，辨病论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我国社会道德问题和道德文化建设的不足
总体上，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易发和表现于某些时间节点、领域和人群，呈现道德文化建设的功利化、形式化、知识化、片面化等缺点。第一，道德问题主要易发和表现于某些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旧道德规范可能出现冲突，接着就是旧规范失效，新规范尚未建立。我国道德领域出现问题易发和表现于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时，很多现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建成，于是无所适从，道德问题就产生了。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时，多数人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还没有认识，反而把它的弊端放大了，调整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还来不及建立，道德问题就产生了。第二，道德问题主要易发和表现于某些领域。与市场经济有关，容易唯利是图，导致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诚信缺失；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导致腐败、脱离人民、失去党性和失职读职。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现有道德难以适应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社会公共道德领域，问题易发频发。第三，道德问题主要易发和表现于某些人群。官员人群的道德缺失，即弄权谋私、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钱权交易、奢侈挥霍、贪图享乐、贪污腐化等。官德败坏，危害最大、影响最大。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即诚信缺失、制假贩假、招摇诈骗、高价宰客、怠慢“上帝”等。文化名人道德缺失，即沽名钓誉、恬不知耻、抄袭剽窃、生活糜烂、低俗炒作等。公民道德缺失，即不守公德、卖**嫖娼、见危不救、拐卖妇女儿童、以怨报德等。尽管败德形象只发生在局部和少数成员中，但是绝大多数民众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多数人认为道德出现滑坡。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存在不足，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道德文化建设的功利化。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为道德文化建设带来新机遇。但与此同时，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道德文化建设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谓，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好办了。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错误地认为，搞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自私的基础上，市场经济与道德文化，特别是与集体主义原则格格不入。市场经济只能讲法治，不能讲德治。“道德无用论”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必要进行道德文化建设，人为降低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已经超出了经济生活领域，功利化蔓延到道德文化建设等领域。对于经济单位，没有兴趣去抓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道德建设；对于学校，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单纯追求升学率或就业率的教育目标让学校某些领导和老师认为德育可有可无；对于领导干部，首先要抓看得见的政绩，至于道德教育、文化建设就不愿意下大力气，因为在他的任期很难看到现实政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道德修养在生存压力和物欲的驱使下显得苍白无力。总之，只顾眼前、只看实用，道德文化建设功利化。
第二，道德文化建设的形式化。毛泽东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时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方法，影响了运动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人们在重建道德时，要继承传统文化，本是无可厚非。但由于对时代的深刻变革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出现了形式主义做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道德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经”书，其中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有定儒教为国教、用经典教育替代各种社会科学教育等各种声音，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但由于使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根据道德文化建设的时代性需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给道德文化建设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应当“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要有所辨别和选择，做到“古为今用”。他认为应当赋予传统文化的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源泉。既要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重点是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克服形式主义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才能真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第三，道德文化建设的知识化。目前道德文化建设，尤其是学校道德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思想品德教育重在实践的理念和特点。理论与实践要相结合，知行要统一，这是基本原则。因此，要掌握道德文化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环节，改进道德文化教育方式方法，全面提高道德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第四，道德文化建设的片面化。法治是刚性治理，效果显著，德治相对较“虚”，从而忽视德治在调节市场经济过程中法治所没有的独特作用，因此，割裂法治与德治的有机联系，道德文化建设必将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被边缘、被片面。改革开放后，人们渴望法治和民主。渴望之切，难免走至极端，那就是只认可法治，将法治视为国家治理的唯一选择。用法制建设来取代道德建设，道德建设失去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谈何道德文化建设？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功能和特点，国家治理应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譬如一体两翼，相辅相成，不能偏废。
（二）我国公民道德问题和道德文化建设的不足
总体上，我国公民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道德失范、道德评判标准模糊、道德环境恶劣。
一是我国公民道德失范涉及社会各行业、各领域。2011年《辽宁日报》推出“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判断”系列报道，记者梳理归纳出公众最痛恨的道德失范行为7类：人心冷漠，见死不救排在第一位，小悦悦案例触动公众的道德底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和医患矛盾问题分别排列为第二位和第三位；后面四位排序分别为不孝敬父母、利用他人善良骗取钱财、公民缺少文明意识和当“小三”傍大款、傍富婆。此报道虽然只是《辽宁日报》的调查结果，但具有普遍性。
二是由于社会深刻变革，道德深刻转型，我国公民道德评判标准模糊。道德本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社会主流的、正直的价值取向是判断道德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道德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同时也受特定时代的社会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由“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这样对公民个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不但要有良好的个人品德，还要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同时，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新时代，而外来的多元道德标准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评判标准。
公民道德实践迫切需要主流的道德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随着公民道德意识的增强、主体意识的提高，每个公民参与活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评判标准，但是由于中国古代道德、西方国家礼仪，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道德的反省之间产生激烈的碰撞，公民道德评判标准变得模糊起来。运动员周洋荣获金牌后发表感言，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但是有领导指出，没有首先感谢国家，有些不妥。于是引起了“感谢门”的道德评判讨论。老人倒地，到底扶还是不扶？以前不是问题，现在都变成了问题。
三是由于道德评判标准的模糊，公民道德环境相对恶劣。江苏司机救倒地老人反被老人子女诬告撞人，后有摄像监控才确认为救人好人。可是天津司机因为搀扶老人被告，撞人救人各执一词，无法取证，法院审判赔偿10万元，彭宇案再版，彻底击溃公民道德底线。这样的道德环境，看你还救不救老人？道德环境恶劣还表现在社会诚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迅速下降。由于诚信缺失、公信力下降，违反道德的行为成本过低，风险过低，助长了这些违反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任其自由蔓延，就会大大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公平公正，阻碍社会文明进步。道德环境恶劣，伤害公民道德情感，公民道德文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公民道德问题的出现，原因在于公民道德建设存在几方面的不足，包括道德文化建设滞后、道德文化建设动力不足、道德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完善、舆论引导不够等。第一，公民道德文化建设滞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向的，但没有同步，明显滞后。传统的旧道德长久地指导人们，而现代新道德要转化为公民的言行准则，将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第二，公民道德文化建设动力不足。虽然我国实行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是公民的权利由于受到条件的制约，享受还不充分，在建设公民社会过程中，动力还不足。这个条件的制约来源于中国传统道德重身份、按等级等观念的影响，来源于现代新道德不成形，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全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公民社会发育不充分，公民道德建设动力明显不足。第三，道德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完善。道德问题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官德问题反映监督制约机制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诚信缺失反映的是信用体系的缺失，公德失范是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的弱化，仇官仇富是社会分配制度期待完善。道德文化建设自身没有具体的规范要求、具体的目标体系等相关制度的支撑。第四，舆论引导不够。新闻舆论就是要寻找“人咬狗”的事，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炒作放大事实，提高点击率，甚至制造假新闻。所以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持续深度地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铺天盖地地传播开去。“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因此，要加强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引导，激励和引导公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