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特征_一、开放互动：公民话语权的释放

第二章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特征

虽然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渗透到网民的生活，对于“social media”的翻译，国内研究人员仍然莫衷一是。目前有“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社交网络媒体”、“共同媒体”等不同的叫法，但关于其特征，学者则一直认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性，由于社会化媒体终端设备的便捷，诸如微博、sns等不同载体中，参与和利用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因而，社会化媒体鼓励人们评论、反馈和分享信息；二是互动性，传统媒体采取的是信息“播出”的形式，内容由精英向大众传播，信息由媒体向用户单向流动，而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公开、参与的自媒体平台，内容在“传受”之间双向交流，形成强烈的互动关系；三是移动泛在性，社会化媒体依托移动终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针对某一事件发表与分享信息；四是圈群化，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用户可以基于教育背景、兴趣爱好、工作性质等不同属性，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形成一个交流的社区，从而使得社会化媒体呈现出圈子、群体的特性；五是连通性，大部分社会化媒体都具有强大的连通性，通过链接，不同的社会化媒体能够融合到一起，如bbs中的话题可以链接到微博、博客中去。

社会化媒体因其开放互动，使普通公民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因其移动泛在性，促使普通公民方便快捷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极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公民意识；因其圈群化与联通性，对转型期中国困境中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

一、开放互动：公民话语权的释放

“话语权”一词原本是语言学领域的词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又向政治学领域渗透，成为具有政治意涵的词语：不仅仅指“说话的权利”，还包括“行为的权利”，如上访行为、投诉行为等等。概括而言，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以及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权利，是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也是公民选举权和参政权等其他政治权利实现的基本前提，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着社会舆论的走向。

（一）话语权及其政治意涵

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城邦，还是现代的文明国度，民主与自由都是人们追求与向往的终极政治目标。一般而言，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是民主与自由的体现，公民话语权的行使，除主张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外，在本质上会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的发展，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1）民主与自由：话语权的本质要求

在传统社会里，统治者牢牢控制着社会的主导权，控制着社会的话语资源及话语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是缺失的。现代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卢梭在其人民主权理论中指出：民主意味着人民拥有发言权，即人民拥有话语权。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人民逐渐拥有言论自由，实现社会话语权有了可靠前提。民主和话语权之间存在这种本质的必然联系。

自由也是话语

权的必然前提和本质要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而不被别人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捍卫公民的话语权，就是捍卫公民言论自由权。

（2）权利与权力：话语权的二重属性

在现代社会里，话语已成为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公共政策及政治决策的重要工具。就其属性而言，话语权首先是权利，其次是权力。

首先，话语权是一项重要权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美国社会学家福柯也指出，话语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和独立性的语言命题，既具有语言意义，还具有非语言意义”。在福柯的话中，话语权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知，话语不仅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项本能，更日益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符号。

其次，话语权也是一项重要权力。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就指出：“权力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与被动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其相似的是德国近现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指出，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可见，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和制约他人的强制力。在现实生活中，行使话语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综上所述，公民话语权即是指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每个公民不分身份、地位、背景、民族等都平等地享有话语权，在法律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歧视公民的这种表达话语的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

（二）精英垄断下的公民话语权缺失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从受众方面来讲，信息的流向、信息传播的源头尤其是传播的渠道很容易被控制，这种环境下，导致政府的公共决策公众没有可以发表演说的平台，没有监督的力量，仅仅只是私下讨论而已，政府公共决策缺少合理监督，出现的问题也很容易被掩盖。传统媒介环境下，普通公众的话语权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与普通公众的经济水平较低相关。而普通公众话语权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普通公民政治话语贫困。由于政治精英传统管制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普通公众感受到政治领域的压力，从而在话语表达方面遭致重重障碍，特别是公众对政府批评性的话语难以有机会进入政治系统，久而久之，导致了普通公民对政治的普遍挫折感，从而窒息了公民表达政治话语的欲望和能力。当政府运用各种自由支配的权力，不让批评家说话的时候，政治自由就不存在了。

其次，普通公众缺乏表达真实话语的环境。在实践中，许多话语表达成为了利益的附属品，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牢牢掌握着社会利益的分配权，普通公众的真实话语很容易对其造成冲击，从而招致报复与打击，因此，普通公众宁愿选择保持沉默或者成为虚假话语的附庸。

最后，话语表达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很多公民认为社会管理乃执政精英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对于话语权不甚重视，再加上各方面的限制，普通公民实现其话语权的机会就更少了。此外，普通公民话语诉求能力相对于在公共平台长期发声的精英而言较弱，从而在话语表达中收到不平等的待遇。显而易见的，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其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拥有较多的话语表达的机会；但掌握资源较少的普通公民话语表达的机会就很少了，其话语也较少的受到重视。

（三）社会化媒体对普通公民话语权的释放

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 提出特定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而偏向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媒介的物理特性。按照传播的偏向理论，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有精英偏向，它们传递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而论坛、微博、sns网站（人人网、开心网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其开放性、互动性、匿名性使“传受”一体化，再加上其低门槛、廉价、方便、快捷等特性，使其受众群中也纳入了边缘人群，或者说是草根阶层。所以，社会化媒体一定意义上是大众偏向甚至是草根偏向的。

随着社会化媒体平台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精英语境伴随着社会化媒体的特性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草根解构精英、甚至否定精英的态势。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精英和大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帕累托的“精英”一词指那些在其活动领域“能力”水平最高者。而“大众”指作为人口多数的普通人。他们“原子式”地存在于各种社会中，处在社会的中下层。

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和大众发生了交汇，网络精英大致由两个群体组成：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用户在网络中难免会带入现实身份的影子，包括各种社会关系、职务、知识结构等。二是部分大众或草根意见领袖，社会化媒体的草根偏向使得草根易于发表意见，其草根性和庞大基数壮大其话语权。

图2-1 精英演变模式

而网络精英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呈现了相互博弈的状态。草根意见领袖不断解构着传统精英文化。草根文化的自由、接地气和江湖侠义使得这种文化比大众文化更为“极端”。在新媒体平台上，草根既可以制造内容，又能加工、传播、消费内容。从消极层面看，草根的“被剥夺感”和基数庞大的气势使得这一群体在对抗的时候颇具杀伤力。当草根偏向演变到极端时，就会造成草根阶层独揽天下，使得精英不敢轻易发声，一旦发声，则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对。从积极层面看，草根的接地气性使得其可以搜集一手资料、又可以通过“联盟”的形式及时发起“抨击”活动，以势不可挡之状来增强话语权，解构传统精英的“软弱”，这时候草根就否定了精英，草根就变为了精英。社会化媒体下精英语境已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呈现一种独特的草根解构精英、甚至否定精英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普通公民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