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变迁_三、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发展与演变

三、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发展与演变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民获取足够的公共信息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电子政务在各级政府兴起并被广泛的推广，各职能部门通过政务平台发布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信息，同时民众也可以通过该平台向主管领导传递自己对相关公共事务的看法，从而搭建起一个社情民意传递的有效桥梁，为公民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发展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曾经说，“社会因媒介成为可能，因新媒介而成为新的可能”

，而麦克卢汉也曾提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而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正在给公民参与带来新的机遇与发展。

社会化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平台，1997年是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端之年，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印尼暴乱中残害华人的真相公之于众，号召全世界华人发起网上声讨的浪潮；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遇袭，数百万网民通过网络贴吧、论坛发表了声讨美国暴行的政治言论；2003年“乙肝歧视第一案”中，网民通过不同社会化媒体平台为推动国家取消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担任公务员的规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彰显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力量；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是网民参与对于中国政治生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极大见证；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民众通过互联网“民意直通车”进行沟通与交流；2008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直接交流，开辟了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与网民在线交流的先河；2009年，在网民的共同监督参与下，推动邓玉娇、躲猫猫等事件取得了较为令民众满意的处理结果；2010年，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我爸是李刚”等一系列舆论大事中，展现出微博用户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参与的积极态势；2011年，公民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进一步加快步伐，中国微博用户呈现爆炸式增长，微博打拐也成为微博在该年的第一声呐喊，被称作“社会化媒体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用户达到5亿，微博用户规模在2012年达到3.09亿，较2011年底微博急速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但年增幅仍能达到23.5%,2013年微博用户规模下降2783万人，使用率降低9.2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用户访问和发送微博的行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上，截至2012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即高达65.6%的微博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

即使在众多移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微博用户、尤其是手机微博用户依然规模巨大。可见，随着互联网迅猛的发展，更是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技术与平台。web1.0时代为公民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web2.0时代则为公民创造与分享信息带来了巨大的空间，随着以web2.0为技术基础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更真实、更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特别是随着微博应用的不断普及，为民众伸张正义、呼吁权利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窗口，通过微博所发出的声音牵引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为实现公民权益提供了新的突进。可以说在当今，微博已经成为社会动员的新力量，

成为了公民参与最便捷的平台和最有效的工具。

纵观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阶段性历程，可以发现，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经历了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的发展，公民参与行为从自发到自觉，参与程度从浅层次参与到深度参与，参与主体从网络论坛特定群体扩展至微博用户个人主体，这些都说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终端的不断普及，借助于社会化媒体平台进行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中国公民

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政治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重构

在社会化媒体不断应用之前，中国的媒体网络有一整套组织机制：中宣部隶属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国媒体的最高管理者，其工作职责远远不止内容审查，其主要功能是为党的政策造势，维护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官方意识形态。

中宣部经常以日常简报的方式给各媒体“打招呼”，以限定媒体的报道内容和范围。从某种程度而言，相对封闭的媒体环境下，即使是对政治生活给予极高关注的社会理性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也是在官方媒体动员的前提下进行参与。社会化媒体出现之前，其组织机构如图1-5。

图1-5 中国的媒体组织结构图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系统是以官方媒体的动员式的内容为圭臬。如上图所示，新华社是传统媒体环境下最大信息提供者，它通过搜集公众舆论和公众需求以及民众对现行政策的反馈，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同时，新华社也是中国重大新闻的正式传播渠道，在重大问题上，领导机构要求新闻媒体把新华社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以此来掌握新闻的尺度。通过媒体确立政策议题，促进公民在某一确定的领域进行有限的参与，诸如通过内参方式、公开报道焦点事件等方式来建构政策问题，同时，还通过方案修补性的论辩、民意试探性的论辩等方式来动员民众参与政策的论辩，当然，媒体也义无反顾地通过舆论监督，特别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舆论监督，来不断改善中国的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中的效果。但毋庸置疑，在“自上而下”的公民参与动员、宣传、引导等方面，传统媒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动员式的他组织方式的参与，注定了参与领域的有限性。

图1-6 传统媒体的公民象征性参与情景

因为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作为个体的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是被动式的接受，绝大多数公民与精英阶层在信息流动的过程中还是处于一种二元的即“传—受”模式。作为个体虽然不是环境问题的专家、食品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法制建设推进的专业人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期中国阶段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的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恶化以及权力机构中的腐败甚至是阶层的“板结化”等现象，让我们为社会的诸多问题担忧，而且，传统媒体的感受又加深了公民群体的这些印象，换言之，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应对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舆论意见。我们的参与是在媒体的宣传下的参与，参与的范围、效果均依赖于媒体的公开、媒体的评估与反馈。传统媒体“意见领袖”的固定性及其政府管制的限制，使得公民参与的作用，随着新闻事件的自然平息或者认为强制性平息，或者是主管机构的“打招呼”而逐渐平息。在传统媒体管制的环境下，参与模式如图1-6所示。

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有四个主要因素：①议题或者情景；②行政组织的结构、制度和参与发生的过程；③行政人员；④国内规模。在传统媒体管制环境下，由于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参与过程的四个因素往往以政策议题为中心加以组织，公民被放置在最外层，行政结构则位居最内层，行政人员是行政体系和公民之间的中介。传统参与模式中，行政人员扮演着专家的角色，在政治、社会条件约束下建构起来的制度活动，他们控制着公民影响政策议题或政策过程的能力，他们也只有在政策问题被确定之后，制度框架才赋予他们表述政策内容的权威。行政人员没有真正的权利重新设置议题，也不能通过改变行政过程使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讨论 。而公民充当专业行政人员的委托人的角色，在行政人员专业权威和技术知识面前，公民总会表现的无所作为，这种传统管制下的公民参与组织模式，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参与。公民的实际作用只局限于阻碍或重新引导行政实践，无法发挥出与行政人员一道确立问题、确立政策参数，开发调研方法以及选择问题解决技术的作用。这也是媒体管制下公民参与的必然结局。

图1-7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真正参与情景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普及与推广，特别是近年来，微博、论坛、博客、bbs、sns社区等社会化媒体的应用，其开放性、便捷性、移动性所带来的意见领袖的草根化倾向，使得意见领袖的舆论意见倚重“圈子”的力量，稳固并放大自己所代表

的公民意见，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可以说，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中，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着互推、共进的叠套传播模式，重新构建了公民参与的方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如图1-7所示。

解决传统媒介环境下参与模式的种种局限，需要公共行政人员卸下专家身份架子，与公民共同参与到辩证的交流当中，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与公民的磨合，而不仅仅是单方面地获取公民的意见。这样，行政人员就会成为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协助公民考察他们的利益并且与他们一起共同制定决策，把公民纳入到公开、公正的协商讨论之中，实现“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对话、而不是一方具有控制另一方的特权，这是真正公民参与的核心要素”。

随着社会化媒体技术与移动终端的发展，公民参与正不断突破传统管制下的象征性参与的巢窠，虽然在可见的将来，媒体的审查和媒体的多样化还将并肩前行，但微博、微信、论坛、搜索引擎、播客、即时通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媒体审查将带来更大的压力，政府不得不重视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的动员力量，同时也不得不通过社会化媒体以整合公众的支持。

正是在社会化媒体社会动员的影响下，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参与能力不断加强、参与渠道不断拓展的公民被置于中心位置紧贴议题，拥有了及时、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行政人员仍然是二者沟通的桥梁，其影响力不再由制度框架赋予的权威所决定，而是由其与公民的密切关系及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影响力而决定；行政系统和行政过程则处于相对外圈，是在公民和行政人员的联系和互动中得以界定。

（三）社会化媒体中公民政治参与系统的变革

由于社会化媒体中公民参与模式的重构，在社会化媒体便捷性、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下，公民由象征性的外围参与，获得真正参与权，并被置于与议题最靠近的内圈。即在社会化媒体下，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展，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社会化媒体中公民政治参与系统发生了变革：从组织方式而言，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他组织参与，而变成了一种公民的自组织参与；从参与的范围而言，社会化媒体的公民参与不再是一种规定的某领域的参与，而是一种泛在的参与；从参与的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传统精英参与的权力被解构，草根也获得了参与的权力。

在传统媒介生态环境下，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官民关系的调和以及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等等，均是在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下进行信息的传播，普通公民的参与必须是在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的组织下，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在传统媒介生态环境下，信息的披露有严格的监管，普通民众只能是在政府议程设置之后，进行相关议程的讨论。这种类型的公民参与是被动的他组织参与。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特别是web2.0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信息的精英垄断，普通公民参与的意识与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无论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措施，还是在官民关系、警民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贫富关系、医患关系等等的政府处理，抑或是在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等领域，网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自发地主张其利益，通过社会化媒体的强社交关系，自主组织成参与的共同体，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连通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突破了传统媒介管制下的范围的限制，成为一种真正的泛在参与。这种泛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参与的范围突破了传统政府动员式的定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参与的空间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与应用，达到了真正的随时随地通过app应用来发表自己的声音，主张与表达自己的利益，从而对政治活动与行为产生一种广泛的影响。

由于社会化媒体的便捷性，参与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参与受少数精英阶层的垄断，普通公民无法直接在政府决策以及政策的制定中发表自己的声音，但近年来，随着微博、博客、sns、论坛、贴吧等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与应用，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公共管理的监督等方面，普通公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参与的主体也由精英垄断变为草根为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