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在四川·工商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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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采_由“阔少”到政协副主席

由“阔少”到政协副主席

罗明锦口述 汪一立 岳楠整理

罗元俊,原名罗元浩,1921年7月1日出生于成都一个豪门绅士兼民族实业家家庭,与中共的成立同年同月同日。或许是“纯属巧合”,或许是“命中注定”,在罗元俊的漫漫人生中,其均离不开与中共的肝胆相照和风雨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重庆国泰影院经理夏云瑚的引荐下,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和“左联”戏剧导演应云卫找到当时正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的罗元俊。

他们告诉罗元俊,上海影人剧团准备在成都上演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残暴行径,从而唤起成都人民的义愤,壮大抗日力量,希望他能说服父亲,为上海影人剧团提供演出场地。作为进步学生的罗元俊,心里十分清楚:当时虽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骨子里却是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的,其仅仅是从公开的屠杀转为隐蔽的迫害。因为阳翰笙和应云卫是“左联”的人,如果要为影人剧团提供演出场地,无疑是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

然而,抗日救亡,匹夫有责。他顾不上过多地考虑个人安危,便毅然一口答应了阳翰笙和应云卫的要求。回到家中,罗元俊向父亲罗仲麒陈述了救亡的道理后,罗仲麒立即表示欢迎,并将最好的智育电影院交给上海影人剧团使用。

12月11日,上海影人剧团在智育电影院拉开帷幕,欢迎各界人士观看演出。影人剧团中,有我国著名的电影演员白杨、谢添、吴茵、项堃、顾而已、施超、魏鹤龄、章曼等,为成都人民演出了《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观众人如潮涌,盛况空前,在成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与此同时,配合当时情况,智育电影院还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据点和进步人士公开讲演、活动的场所。冯玉祥将军和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侯方岳等,都曾在此进行过多次公开演讲。每当他们在这里公开演讲有关团结统战、抗日救国的宣传内容时,台下的爱国进步师生、新闻记者以及各界人士等,便会反应强烈、群情激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为了使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演讲宣传活动更加安全,罗家父子特别在智育电影院的银幕背后,专门设置了一间开设有三个小门的屋子:一个门通观众席的楼厢、一个门通电影院的办公室、一个门通影剧院后门,其后门直通由罗元俊控股控制的益州旅馆,十分隐蔽、方便。平常时期,他们可随观众一起进场、退场,若遇紧急情况,则可以从后门撤退。当时,中共成华县委和程子健的一些活动,就经常在此屋进行。

长期以来,地下党组织一直在智育电影院活动,而一直没有被国民党当局察觉。罗家父子还经常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所需的经费,尽心竭力为革命事业默默地做贡献。

与此同时,智育电影院还为地下党领导程子健等资助经费,从而使程子健和罗仲麒家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在与程子健密切的交往中,年轻的罗元俊深受其影响,不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而且思想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使他从幼年时对国民党的不满,经过潜移默化、较为理性地走上了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道路。

1940年初,因为罗仲麒年老体衰多病,便要求罗元俊从成都光华大学辍学,继承父业,专事经营成都智育电影院。

罗元俊正式接替父亲后,由于经营有道,在短短几年之中,便通过投资控股,先后经营掌握了五家电影院和一家戏院,即原来的智育电影院、蓉光电影院(原人民电影院,现西南影都)、华瀛电影院(现杂技团原址)、春熙电影院(现人民银行原址)、国民电影院(原提督街解放军电影院)和锦屏戏院(祠堂街8号,现四川电影院地址),第一时间上演了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出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等进步影片。

1946年6月10日,成都市影剧商业同业公会改选,25岁的罗元俊被选为常务理事长。这在当时的影剧业中,堪称是首屈一指。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过了4天,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

他们两人都是因为反内战、争民主而被杀害的。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集会抗议。为此,罗元俊冒险为成都各界人士追悼李、闻大会提供

蓉光电影院作为会场,并赞助了大会活动经费。

开会当天,在青年党主席李璜代表各界民主人士致悼词以后,即由张澜代表民盟及李公朴、闻一多家属致谢词。这时,台下的特务纷纷敲打桌椅,制造噪音,并撕去悬挂在会场上的挽联,将74岁的张澜打伤。

甚至,罗元俊还接到特务的恐吓信,说要杀死他。不久,智育电影院楼厢便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幸好当晚观众少,只轻伤了几人。为此,罗元俊被迫隐姓埋名、避居他处,一时未敢回家。

1950年1月1日,成都解放后的第三天,罗元俊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喜悦,赶到军管会文管处,把成都影剧业的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汇报,并针对当时黄色影剧充斥成都的情况,建议军管会对各影剧院上演的影剧进行审查。

随之,罗元俊以成都市影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召开了同业公会会员大会,以帮助政府作说服、教育工作,劝导同人继续正常营业,不要偷税,不要抽资,要上映进步影片和戏剧。同时,罗元俊还大力宣传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政策,在影剧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罗元俊对政府布置的每件工作都积极带头,如捐寒衣、补交1949年下半年的所得税,使全行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罗元俊还有意识地多分担一些税收任务,对确有困难的工商业主,他还用自己的资金帮助解决,从而为稳定局势和巩固人民政权,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1950年5月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起,罗元俊就担任了常委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和副秘书长的职务。而罗仲麒,则被特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此期间,为国所想的罗仲麒、罗元俊父子一起自愿带头捐献了其所拥有影剧院的全部资产、股份,并放弃了他们自己应得的一切定股、定息。为此,罗家被评选为成都市的七大“开明绅士”之一,而被社会广泛认同。

1950年秋,罗元俊作为成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接受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张澜、李济深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朱德主持开幕式,政务院副总理陈云致开幕词,毛泽东致祝词。会议期间,罗元俊等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照相留念。9月26日下午6点,会议组安排劳模们在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在宴会上,罗元俊代表成都人民,满怀**举杯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敬酒,以表达紧跟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十一”这天,罗元俊等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前观礼台,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2日,大会闭幕时,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罗元俊等464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罗元俊压根没有想到,党中央、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对私营工商业者如此关怀备至、优遇有加,为此非常感动。

回到成都,当罗元俊把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告诉给父亲罗仲麒等家人后,全家人亦与他一样,无不欢欣鼓舞,力量倍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身为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的罗元俊与黄鱼门(时任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等一起,积极团结全市工商业者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协助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会员向政府申办企业登记,打击不法经营;参与市场管理,协助政府实行主要物资集中经营,限制不正当经营,平抑市场物价;协助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合理安排经营范围,引导私营工商业接受国有经济的领导,做到公私兼顾,各有所得,共同发展;促进各同业公会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改善劳资关系;指导各行业协调发展生产,改善经营,克服盲目发展;协助政府对工商企业开展定税评税,促进按时完税;组织各行业参加物资交流会,上山下乡购销,促进商品流通,繁荣市场供应;发动各行业开展“爱国缴税竞赛活动”,保证缴纳完成所有税款。

1951年6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打击侵略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中,全成都市工商界闻风而动,无论大商家、小铺头,都纷纷慷慨解囊。

在黄鱼门、

罗元俊等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的努力下,全市工商界捐款达60亿元(旧币)。他们这笔捐款用于购买了4架战斗机,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簇拥着飞机,参加了号召成都市民继续踊跃捐献支援抗美援朝的游行活动。

1951年秋,由于罗元俊、黄鱼门的出色表现,他们一起作为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模范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出席首都庆祝建国两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10月1日,罗元俊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了首都庆祝建国两周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此后,中央政府组织他们在京津参观了工厂农场和出席了各种座谈会。

10月11日,罗元俊应邀参加了中国民建总会召开的全国工商界模范工作者座谈会,使他认识了民主建国会的历史、性质和任务等情况,并随之加入了中国民建。

从北京回来后,罗元俊深深感到:新中国大有希望,并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1954年12月25日,罗元俊被选为市工商联秘书长。在主持日常工作并分管财务工作时,罗元俊深入基层,协助组织区工商联收取会员会费,努力克服初期的经济困难,从而解决了工商系统500多干部职工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并改造了总府街的旧商会的办公室和礼堂。

自市工商联成立以来,为人低调、靠一份薪水养家糊口的罗元俊几经风雨,先后经受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等,更加沉稳、睿智。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罗家仅存的居住地也在劫难逃,竟被“造反派”们先后连续抄了无数次家,导致家里最后只剩下木床和圆桌各一张,使得罗元俊的女儿只好睡在一张门板上。

但即使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非常时期,矢志不渝的罗元俊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忠诚、信赖和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

黑暗过去是光明。“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罗元俊先后担任了成都市工商联的副主委、主委,继续信心百倍地为工商联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期间,党和政府为落实工商人士财产政策时,一副市长特向罗元俊征求意见,问他总府街及其他多处房产应该怎么处理、有什么要求时,他竟考都没有考虑,就笑了一下,提笔签字表示完全放弃。

1979年12月后,罗元俊历任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会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3年,根据经叔平有关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办一家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讲话精神,罗元俊主持了四川民生银行的筹建工作。而他的女儿罗明锦(时任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后任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兼省商会副会长、四川省工商局副局长)与张建生(时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助理、经济处处长,后任省工商联副主任兼省商会副会长)等一起,共同参加了筹建。

1993年底,当何华章(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等人自筹资金30万元,在地处成都市人民北路省林业厅的一栋旧楼里,创办《成都商报》时,罗元俊、李宗坊等领导及其省市工商联均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

1994年6月,按照全国工商联的部署,在罗元俊的亲自主持下,四川省工商联率先建立了省光彩事业联络处。而后,罗元俊立即组织邀请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座谈。7月,在省工商联六届二次执委会上,按照罗元俊的讲话精神,14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率先发出倡议:每年筹集一笔资金,在贫困地区建一所光彩学校,免费为贫困地区培训2000名人才,以帮他们早日走出贫困。

自从完全放弃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后,罗元俊全家就挤住在国家分配、地处成都布后街的一套80平方米左右公房内,而其他与他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则大多都是住的两套。在以后的日子里,罗元俊又先后放弃了3~4次领导干部分房,而是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其他比自己更迫切需要的同志。

2004年5月1日,罗元俊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

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商标协会会长罗明锦在接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告诉笔者:“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几乎都去世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不死、品格永存。这正如在父亲追悼会现场,一副对联所写的那样:‘为党为国鞠躬尽瘁丹心照千秋,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肝胆照明月。’”

罗明锦(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商标协会会长,原省工商联副主席、省工商局副局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