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采_肝胆相照服从大局的王彦立

肝胆相照服从大局的王彦立

刘一 王宗立 鲜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胡子昂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主席、王彦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先后多次找到身兼四川省民建和工商联领导的王彦立谈话，并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以备“接班”，但均被王彦立予以婉拒。

早在旧中国，王彦立与胡子昂、孙起孟等工商人士，就相互认识，彼此了解。

那么，王彦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婉拒“接班”、荣升的“美差”呢？一切均有着以下“客观原因”：

王彦立,原名王贵虔, 土家族人，1913年3月14日出生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其父亲王羽仲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而王家则是这个重镇上的名门望族。王羽仲为人谦和，慈善乡里，曾经担任过酉阳县的议会议长。

1927年，13岁的王贵虔在龙潭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江湾立达中学。

在上海就读中学期间，王贵虔长期居住在五姑妈王宁萸家，并在其五姑父向传义（四川仁寿人，早年留学日本军校，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第24军副军长、中将、四川省参议会议长等职，是中共四川地下党重要的统战对象之一）的帮助照料下，茁壮成长。

此期间, 王贵虔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进步组织“读书会”，并冒着“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后因“读书会”被敌人察觉，王贵虔被迫离校去杭州躲避。

两月后,王贵虔用“王彦立”之名（沿用至去世），又重返上海, 并在复旦大学旁听自修。 1935年冬, 王彦立正式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王彦立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农经系借读。期间,真诚爱国，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王彦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王彦立被任命为中共四川大学党支部书记。1939年夏,王彦立离开川大，回到复旦大学继续就读，并任中共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

1940年,王彦立大学毕业后, 先后任四川省银行三等银行员、重庆大信钱庄总务主任、安康银行襄理,从而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以银行高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爱国民主人士的上层统战工作。

1942年,上级领导指派王彦立前往延安。但因突发性胃部大出血，他不得不到医院去做胃部大切除手术。手术后，因为处于康愈疗养期，王彦立先后两次都无法按照事先的约定，到离成都几百公里外的内江椑木镇，去跟直接联系人肖泽宽（后来先后出任中共重庆市和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接头，从而使他不仅错过了前往延安的机会, 并由此导致他脱离了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

从此，王彦立一度被视为“动摇分子”对待，使其茫然若失，长时间十分低沉。

1944年春,王彦立回到成都，任启明电灯公司副经理。

1944年夏,几级周折，在董必武的派遣下，出于革命的需要，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胡春浦，与王彦立接上了极为“特殊”、“心有灵犀”的工作关系。

胡春浦，1913年出生于四川渠县，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加入中共，并经中共中央保卫部“特科”的训练后，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1939年后，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派遣，返回四川从事国民党党、政、军、特和社会各界上层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行政人员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秘书、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宣传股秘书、视察员，而暗中却在成都归共产党四川省负责人罗世文直接领导。

当得知胡春浦需要寻找一个掩护身份的职业时,王彦

立便将其化名为“胡少刚”，介绍到启明电灯公司驻关口购煤处任主任。此后，为了便于工作联络,为地下党的活动和组建党的地下武装筹措经费 ,王彦立与胡春浦一起开办了小煤窑和煤炭厂。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因启明电灯公司的重要性 ,国民党反动派极力企图破坏。为此，王彦立遵照党关于“保全企业设备,防止敌特破坏”的指示，积极展开斗敌特、护电厂的工作。与此同时，胡春浦专门拨出经费，让职工组织护厂队，并通过王彦立的军运关系，联系负责破坏电厂的国军军官，让他们为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放开眼光”、“手下留情”。

成都解放后, 王彦立便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献给国家，以用于经济建设，并向中共提出了希望继续自己共产党组织关系的要求。虽然党组织承认王彦立过去为党所做过的事情和他与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但却被告知：以此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从事社会活动，比参加“党的工作”更为有利。

于是，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理，并先后出任成都市电业局副局长和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1950年5月后,王彦立参加了民建。从1952年起，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也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并有着丰富工商经济管理经验的王彦立。随之，党把王彦立安排去从事专职的“统战工作”，让他参加成都市工商联的筹建工作,并在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

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王彦立以极大的热情，团结带动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原工商业者认真学习《共同纲领》和进行“爱国,敬业,守法”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继而，王彦立组织会员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经受锻炼和思想改造，并发动会员积极捐献钱物、救灾济贫、认购公债、参与抗美援朝和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兢兢业业、勤奋不懈,王彦立被时任川西区主要领导誉为难得的经济管理人才。

1958年至“文革”以前，王彦立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先后出任民建四川副主委兼秘书长、成都市工商联主委和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新官上任三把火。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刚刚担任成都市工商联主委的王彦立便立即动员会员接受政府对私营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与两会，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合营企业清产核资、经济改组、调整商业网点、人事安排、工资改革、定股定息等方面的工作,对促进成都市1956 年1月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10月20日，在民建成都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彦立被选为主任。

随之,针对工商界部分人士所反映出的思想问题,王彦立主持领导民建、工商联两会成员认真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进行形势政策教育,以帮助会员提高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截至1966 年,在王彦立的领导下，成都市民建、工商联两会的组织建设工作得到积极稳妥的发展, 仅市民建就由1950年5月审查登记的18名会员发展到606名，并先后建立起工业、商业、机关等23个基层支部,为以后全面开展会务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文革”时期,成都市民建、工商联会务工作被迫中断，王彦立受到“野鸭子”等“造反”组织的抄家、批斗等不公正对待。

但是,王彦立在自己处境都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时常暗地接济许多受迫害的党内外知名人士,鼓励他们坚信党的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从而体现出他崇高的品德和情操。

在那段时间，为了“避嫌”，王彦立与同事、朋友之间的来往

明显减少，到他家里来的客人，只有工商联和民建四川的领导罗元俊、陈祖湘、李宗坊等几人。而在解放前，他们都是纯粹的资本家。

责无旁贷。尽管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王彦立仍然继续忠实地扮演着共产党交给他的“统战”的工作角色。因此，无论是因“反右”受整的王家鼐、文保瑛和“文革”前去世的黄鱼门等，还是四川很有名的民主人士，诸如民盟的彭迪先（王彦立在四川大学的老师）、民革的刘元瑄（原国民党第24军代理军长、中将，解放后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朱戒吾（解放后任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秘书长、市建设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农工民主党四川省负责人刘云波（著名妇产科专家）等，都跟他相交甚笃，情同知己。他们一生都将王彦立作为自己最为信任的挚友，而不仅仅是“领导”。

1976年10月, 粉碎“四人帮”后 ,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 王彦立组织领导市民建、工商联两会临时工作机构,集中精力整顿机关、清理会员,并积极开展学习,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工作。随之, 王彦立协助党政有关部门，对两会会员在“文革”期间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部平反昭雪,从而使广大会员感受到中共的政策温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王彦立更加坚定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并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了今后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是一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要文献。

1980年1月19日，在民建成都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彦立再次被选为主任。

1984年3月31日，因童少生突然病逝,由王彦立接任四川省民建、工商联两会主要领导职务。从此，王彦立根据四川省民建、工商联两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广大会员及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在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服务工作中建功立业,从而走出了过去“配合形势任务,抓思想改造”的旧格局；他组织领导省两会开展经济咨询、工商专业培训、海外联谊、文史资料编撰、参政议政和智力支援边远贫困地区等,使省两会工作不仅走出了新路子、创造了新经验 ,而且取得了新成绩、展现出了新活力。

此期间，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和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先后有意调王彦立去北京，以备 “接班”，但均被王彦立予以婉拒。

1989年1月，四川省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期间，出席会议的328名代表选举王彦立为省工商联主任。

1991年7月,中央批转《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文件下达后,王彦立积极配合省工商联党组,组织领导工商联实现职能转换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他十分关心各地试点进程情况汇报,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新时期工商联组织建设,培养起一支拥护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王彦立是省、市两会有影响、有声望的领导人,他先后在政府、人大、政协、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担任重要职务,尽管社会事务,政务工作繁忙,但是他还经常亲自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并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93年6月，第六届省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鉴于身体原因，王彦立没能出席会议，但出席会议的375名代表仍然选举王彦立为名誉会长。

1993年9月3日，王彦立因病去世,享年80岁。

王宗力（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检总队总队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