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创新与发展_世界历史、资本逻辑与中国道路

世界历史、资本逻辑与中国道路

刘敬东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宏观框架，揭示了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转变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中深刻变革现代世界的基本规律。当代中国基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原则所构建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张力结构，顺应了以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为发展原则和动力机制的世界历史潮流，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从世界历史背景中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与财产权表达体系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深刻的历史眼光和哲学逻辑，揭示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基础性作用。

（一）摆脱“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现代之子”诞生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从地产与动产的对立中，生动阐述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根本区别，高度肯定和评价了动产的世界历史作用，并亲切地把动产称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青年马克思高度肯定和评价动产作为“现代之子”诞生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地产与动产的对立孕育着现代世界历史的根源、秘密和动力，从而凸显了传统（地产）与现代（动产）的对立：“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是历史的差别”；动产作为现代“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对自己的本质懵然无知的（这个评价完全正确），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合乎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动产把这个对手描绘成一个貌似率直坦诚、一本正经、热心公益、始终不渝，而实际上缺乏活动能力、一味贪求享乐、只顾自己、谋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动产宣称自己给人间带来了政治自由，解除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彼此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动产认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质而成为财富的源泉”; “由现实的发展进程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来说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马克思由此揭示了动产（资本）开拓世界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逻辑即为世界历史逻辑：“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在这里青年马克思关于资本摆脱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世界历史观念，与中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之“伟大文明作用”的论断何其相似乃尔！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大工业与世界各国“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观点：“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思辨历史哲学的自我意识、自然意图或世界精神的理性推演，而是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经验性的状态和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在这里所论及的由于英国的机器发明，由于工业、市场、贸易、殖民等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所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途径、道路、内容和方式，为我们考察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提示了明确的方向。

马克思在阐述世界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即从城乡分离到行会制度的建立、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出现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从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国英国到大工业的发展和垄断的历史序列中，特别强调和论述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英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已经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三）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文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自觉而明确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性意义上肯定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巨大功绩，“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马克思全面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物质根基和辩证发展图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开辟、生成和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家阶级为经济利益、为剩余价值所强力驱动而向落后民族进行殖民扩张、强力裹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发展过程，亦即“乡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变革过程。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历程时，高度关注政治上层建筑在这一深刻转变中所发生的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使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集中的必然结果，是政治和法律秩序的集中，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革过程：“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仅是殖民主义经济空间的扩张，也不仅是作为世界历史形成标志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它同时也是各个民族的上层建筑转变为统一的世界政治、世界法律的过程。马克思关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变革逻辑和历史作用，无疑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总体框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有待深入、有待扩展的研究维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维度，是它同时还阐明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发生着向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的转变过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我们有必要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论及的世界市场、世界政治、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为我们考察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究竟如何向世界历史转化，提供了总体性的世界历史图景和历史方法论的深刻启示。这实际上就是近、现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和政治领袖，为什么一方面燃烧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又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和胸襟对待外来文明的世界眼光而理性地对待、学习、借鉴外来的文明。

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无疑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现实的基础性力量。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同时又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以至生活方式之变革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图景。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开启于西方而向非西方世界强力推进而形成的、全方位推进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图式和完整画面。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这一肇始于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规模巨大的历史变革，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所有领域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历史变迁，是从西方扩展到整个世界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根本转型，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的强力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就不可能形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就因此会变得单薄、贫乏、苍白和抽象。与近代工商文明一样，以法治精神为基础、以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为原则的民主政治，以及变革了传统观念的力量巨大的科学精神和启蒙理性，就共同构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动力。

二、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现代世界的发展原则和动力机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确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深刻基础，蕴涵着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因此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变革世界的基本力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本性，在于它一方面深刻而有力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掠夺的贪婪特性和血腥本质，一方面又高度而中肯地评价了资本扩张在发展生产力、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过程中的巨大功能，特别是它们在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的伟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的内在灵魂和发展原则，是解开现代世界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关键。

（一）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

及其他著作中，对世界历史理论作了比40年代更深刻更详细的论证和发挥。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一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出发，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这一现代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资本持续不断地刺激和创造工人的需求，“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克服自然神化和民族界限/偏见：“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资本运动和世界贸易所蕴涵着的超越一切限制的普遍品格，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推动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内在本性，即资本以地球为战场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商业战争，彻底摧毁了有着久远历史的传统农耕社会，强力催生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文明，成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根本推动力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机制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是把各民族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塑造为以生产普遍的交换价值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尽管马克思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了系统而全面地揭露和批判资本的本质上，但他依然为肯定资本的历史功能留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语言空间，从而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阐明了资本逻辑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普照的光”不仅强力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多维度地阐明了资本逻辑是变革政治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力量，揭示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普遍转化和深刻变革中，各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所发生的空前未有的转换、变革和重构 。

三、社会主义史：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对峙与张力

现代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的关联所展示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基于市场法则的理性、自由、平等的一条纯粹光明之路。现代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史，是一部充满了血泪、悲剧、冲突和战争的现代史，是一部资本的非理性的嗜血的恶的世界史。资本逻辑的这一双重性格书写和奠基了现代性框架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悖论。

（一）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书写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悲剧性冲突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克服自然崇拜、民族界限和偏见从而变革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根本目的和基本主调，是通过揭露资本逻辑的唯利是图的本性，阐明无产阶级阶级自由的必然逻辑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远景。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一主线，以深刻的历史考察和理性的逻辑推论，通过对交换领域和流通领域劳动力商品的自由买卖与生产领域资本榨取活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本质，一方面历史地阐明了现代工人所具有的形式自由，一方面又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活所具有的嗜血般的贪婪本性，凸显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深刻对峙。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剥削、无偿占有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凸显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自由，造成了形式自由的维度在后来者的理解、研究上的视野盲点和理论盲点，形式自由全面沦陷在实质不平等不自由的汪洋大海之中。

（二）形式理性问题：苏俄社会主义的一个反思

韦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便离开人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实际上还没有系统地进入他判断和思考的视野，但他却仍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苏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司法体制和意识形态作了切中要害的、至今仍然有着极大说服力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之所以无法实现，原因在于正义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和法律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的‘管理参谋部’力图使社会相信，它在捍卫社会的和‘人民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它把自己无限的权力扩展到经济领域，并且常常歪曲法律，使法律的条款符合于自己对社会正义的理解。”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实践作了对比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它从罗马法中吸取的基本的法律原则而获得顺利发展，“它的特点是具有系统的分类、严格的理性的概念、严厉措施以及形式主义。罗马法借助司法的规范、机构和机制，最有效地保护人的个人自由”。 但社会主义从罗马法中却否定了那至今仍坚牢不拔的基本理念和思想灵魂：形式理性。在韦伯看来，一切革命专政都是忽视传统的合法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没有经过职业训练的党的官员们，是破坏形式上合理的经济的根源，因为他们垄断了经济，必然造成营私舞弊的结构” 。俄国的社会主义由于摧毁了始源于罗马法的、表征着法律传统之根本特征的“形式理性”这一内在灵魂而成为一个人治的社会：它“不是按罗马的形式法对案件作出判决，而是按物质公平的原则作出判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调节器的法律与诉讼程序，往往变为一纸空文”。 社会主义还赶走了维护法律的职业法学家，把他们贬斥为“资本家利益的捍卫者”。这样一来，“法律实际上变成一纸空文，破坏法律的行为也就在所难免了”。 韦伯通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比分析，认为“国家应该为其公民创造施展自己才能的条件，帮助病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让每一个人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至少不要妨碍公民按照自己的观念获取和创造财富。这些生活准则，使现代社会变为‘个人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却表现出相反的倾向：接近于封建的传统性、束缚性和新的神圣性”。 正因为保障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的普遍法律秩序、法律制度被从根本上摧毁，而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加健全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及普遍法律秩序却没能迅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来，所以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严重政治现象就不可避免。

（三）传统社会主义史：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紧张对峙或绝对对立

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世界历史法则，要求我们从历史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出发，反思和解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成就和历史教训，革新和重构我们的历史理念和意识形态。

列宁推进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之阶级本质的革命性批判，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反动的、残缺不全的。列宁的后继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们，把列宁的这一批判维度推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之绝对对立的、背离历史辩证法精神的极端境界。列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无可争辩的伟大先驱和政治领袖，所以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就成为评价资本主义民主的唯一标准和根本尺度。列宁的这一历史—政治理念无疑在整个东方社会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领袖和民族英雄们的共同信念。这种政治理念和共同信念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根本方面，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超越中，才能够保持其前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张力。但问题在于这种政治理念由于强化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绝对对立，而看不到基于形式理性的近代自然法体系的合理性而将其文明成就统统拒之门外。但恰恰是这种抽象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却在长时间内未反思地、理所当然地把近代自然法体系批判为抽象的和非历史的，并由此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和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这样一种封闭的基本政治理念拒斥有着鲜明的近代形式理性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因素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1950年代的中国“反右”扩大化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动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发生的。 而之所以发生这种巨大的悲剧性的历史—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批判和否定形式合法性、极度凸显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绝对对立，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领袖没有从根本否定、彻底批判的革命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式，转向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文明的批判与借鉴有机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式，没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式，转向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既相互对立、又应当理性对话和相互借鉴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式上来。 因此客观讲来，不仅是苏联和中国，而且在传统条件下的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开国领袖们所普遍坚持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原则的根本怀疑和彻底否定。

如何认识、对待和处理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如何探索、确立和建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交往、开放和对话的途径、形式和规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以至生死存亡，是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人（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所一直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所在。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命运与这些重大问题的判断、认识和处理始终紧密相连，是我们解读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兴衰成败、苏东剧变之悲剧性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异军突起的深刻秘密所在。

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传统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都存在着僵化的经济体制，人民的生活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哲学智慧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谆谆告诫没有引起足够的实践重视。我们知道，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关系，学会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但列宁关于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和资本功能的深刻思想，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革命话语笼罩一切的时代被全面地淹没和遮蔽了。因此列宁关于“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的严重政治告诫，就不可能从革命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被凸显出来而引起人们的理论注意，也就更不可能通过确立政策而化为实践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列宁的担忧和预言成为悲剧性现实，同时更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资本

逻辑和世界市场法则的革命性力量。

值得深入反思的是，正是在现代世界的时代背景中，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实。“协调制度的必要性最终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基石，虽然这不一定是黑格尔本人的影响所致。尽管现代国家明显地不同于黑格尔主张的国家，但政党和其他的利益聚合机构的作用使得现代民主国家更接近于黑格尔所提倡的国家，而远离卢梭那种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未分化的和无协调的民主。” 如果不是对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从批判与建构的双重哲学维度出发来看待问题，我们不是可以从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理念中得到某种借鉴某种启示么？

四、规约现代性逻辑：作为市场法则与财产权逻辑统一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站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高度，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分野出发，把有着悠久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鉴定为人类史上“社会基础停滞不动”的一块“活的化石，”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加以看待和评价。从感情上讲，我们难于接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这种理性论断和冷静评价，但它却深刻而有力地提供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命运和苦难经历的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框架：民族历史是否进入世界历史并利用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现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基本标志。

鸦片战争标志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但这一转化并不是清朝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的自觉选择，而是西方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孤立于由资本逻辑开启的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潮流，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积弱和被动挨打。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为生存意志所驱动，在不断追求富强、自由、民主与科学、迎接生存挑战的艰难过程中走向世界的过程。

（一）确立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发展原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变革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强行裹挟进世界市场的屈辱时代成为历史记忆。但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没有改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逻辑，中国依然处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由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统治所规定的历史与伦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是我们今日身临其中而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我们依然行进和发展在现代性的历程和框架中，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远未完成的事业。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和“第一要务”，历史性地宣示了发展是当代中国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宣示了中华民族自立和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民族信念和国家意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明的逻辑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确立是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基本法则，因此市场经济是发展得以可能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发展得以可能的基本推动力量。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开启了打破、变革单一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封闭结构，引进外来资本并赋予本土的民营企业以合法地位，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得到培育，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充满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自觉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选择，是变革和重建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里程碑，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性工程，是书写民族复兴之光明未来的精彩篇章。

（二）所有权表达体系：确立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现代世界的产物。他基于个体主体性或个人利益的特殊性与交互主体性或共同利益的普遍性形式原则，阐述了市民社会特殊与普遍、个人与国家的内在矛盾。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及其经济活动的重要成果，是培育出人们对于普遍交往活动的普遍性规则的知识和自觉，即培育出普遍性知识和普遍性规则意识：“理念的利益——这是市民社会的这些成员本身所意识不到的——就在于把他们的单一性和自然性通过自然必然性和需要的任性提高到知识和意志的形式的自由和形式的普遍性的这一过程中。”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形式的普遍性是个体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存在，他对于作为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普遍交换）的自由辩护，核心是为自由、为个体存在的人的普遍交往的自由辩护。

对黑格尔来说，“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即人作为自由的存在必须有其自由存在的定在即客观基础，这个自由意志的定在就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人格、人的自由及其权利从纯粹抽象性、主观性中走出成为客观定在的中介：“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因此如何看待包括私人产权在内的所有权并确立所有权表达体系，就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与自由平等的逻辑关联，为我们提供了用普遍法治保障现代市场经济和财产关系的宏观理论基础。马克思写到：“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马克思把资本概念定义为历史性、暂时性的范畴，认为它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存在私有产权问题。正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变革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进程中的重大贡献，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历史性地架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桥梁。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资本关系与财产权法则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和深刻关联，因此如何表达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这一重大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途径和必然要求。财产权的法律表达是保障和创造出充足资本的根本原因，但无论第三世界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都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没有普遍确立起这种表达的法律体系。而缺少系统化的正规的法律所有权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出现和建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反思历史、面向未来的思想解放、理论变革和制度变革，为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法律表述体系，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从而为开辟一个利用资本逻辑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的社会空间。

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把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权一道写入宪法，《物权法》也随之确立于中国大地，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财产权入宪和《物权法》的诞生之所以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作为开启中国民法典的伟大序篇，为保障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确立了法律的普遍性形式，为确立系统化的所有权表达制度作出了关键性、实质性突破，为确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统一，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中确立市场经济与自由平等、资本与财产权的逻辑关联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表明当代中国的市场改革已奠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财产权入宪法和《物权法》的诞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公民权利、关于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是当代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基础工程，是中国公民关于现代财产权意识和物权观念空前觉醒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标志。

（三）规约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历史使命

作为世界市场法则之灵魂的资本逻辑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式，成为马克思解释现代世界和人类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最具穿透力和生命力的哲学框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辩证逻辑说明了，资本逻辑一方面是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变革的巨大物质力量，一方面也是造成现代社会贫富分化、生态灾难和人性冷漠乃至沦落的基础性根源。资本运动开启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孕育了历史与伦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的现代性构架。

马克思作为资本逻辑和现代性批判的经济学—哲学大师，直透以资本为根基的现代性悖论的秘密，深刻揭示了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内在本性和历史趋势“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的资本哲学为我们批判性地运用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走向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提供了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深刻启示，指明了一条如何既置身于现代性又扬弃现代性弊端的现实道路。

改革开放的中国仅仅用了30多年就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蕴涵着发展生产力和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蕴涵着趋向平等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的普遍法治的历史逻辑，但它们同时也始终蕴涵着导致贫富分化、劳资关系紧张的内在力量，催生着传统伦理日益解体、人情日益淡漠的金钱逻辑，生成着资源过度消耗、生态平衡破坏的发展法则，孕育着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和恶化的严重悖论，而科学技术由于与市场和资本联姻，也越来越成为“技术法西斯”而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生存。这是基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历程的二律背反，是现代性的基本框架所必然具有的矛盾法则和内在悖论。

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意味着公民的平等自由。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始终保持着对市场法则的清醒意识，保持着对资本逻辑的高度警惕，把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和生存尊严置于优先地位，建设一个健康文明、普遍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价值立场，运用中央政府的政治优势和强力权威，凸显以国家力量规制资本逻辑、现代性框架和市民社会的合理法则和普遍维度，对以资本与劳动为轴心的现代利益关系进行持续的、有力的规范、约束和调控，在合理发挥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命活力的同时，又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为资本逻辑的对立物，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在批判资本贪婪本性的过程中诞生的。社会主义500年的深厚传统和基本理想，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和巨大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都为我们提供了规制资本逻辑和现代性矛盾的理论来源、实践路径和制度框架。同时，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深厚伦理传统，作为我们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它应当成为我们规约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建构现代中国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历史人文资源。所有这一切都将会重新书写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形态，从而在世界历史的大地上展示中国道路的独特的人文景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解读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解释框架。我们由此获得的历史启示就在于，资本逻辑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和灵魂，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直面的客观生存法则。消灭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唯伦理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是一条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贫穷和落后之路。而创造性阐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要求我们发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神传统，保持现代性文明自身发展的生命张力，发挥国家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普遍权威，规约资本与劳动、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构建财产权与法治自由的制度体系，保持历史与伦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是推进中国道路的基础性工程。古老的中华文明由此走上了挺立、崛起和复兴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变革之路，成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构世界历史格局和人类文明的重大力量。

（此文的相关内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发表，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12期转载，作者系郭湛教授1993级硕士、1996年博士，清华大学教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