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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

    说到联合政府的精神领袖——太上邵柏奇,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一名美籍华人,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被派驻伊拉克、阿富汗前线,与基地、is等组织打过无数大小战役,战功赫赫,被授予中校军衔。他的身体素质非常惊人,他曾为了执行任务,在冰水中潜游了3小时47分钟,至于在水下闭气的时间,绝对遥遥领先于当时所谓的世界吉尼斯记录水平。然而,他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相信是所有正常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在阿富汗,与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战地记者相爱,组建了家庭,生下了一位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他的妻女被恐怖组织成员绑架,以此要挟他供出行动计划并成为他们的内线,而他当时已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他由始至终没有想过屈服,他怀着必死的决心在趁看守人员不留神的空档给自己松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出敌人藏在裤管里的两把匕首,直直飞入妻女眉心,然后跟十个敌人殊死搏斗,就在他命悬一线时,他的同僚成功突破了敌人防线,把他救下。据说,他不眠不食地搂着妻女的遗体足足一天,后被部下和军医强行带去医治。有人质疑他杀死妻女的必要性,他只回答了一句:“我不受威胁。”

    这位铁汉成为联合政府精神领袖的过程更是百转千回。25年前,全世界都在遭遇各种灭顶式的天灾,洪水、地震、海啸、飓风……接踵而至、扎堆狂欢,俨然到了《圣经》中所提到的“末日审判”,人心惶惶,群魔乱舞。其实,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是人类把自己推上了这个审判台。所有的文明都是在维持生存与生存得舒适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文明的存亡阶段,会愿意牺牲一定的舒适以维持文明的存续;在文明的发展阶段,则会牺牲生存的环境,以追求最大程度的便利和享受,随后再一边哀叹、悔恨曾经美好的生存环境不断消逝乃至不复存在。

    然而,这场“末世”浩劫却远不止于此。当年,全世界共有30多个国家拥有核电站,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这些地区的多个核反应堆在连场天灾的肆虐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及泄漏,造成严重的大片区核污染。联合国决定在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实施“新家园计划”,以就近原则将灾后幸存者分别安置到这三个地方。然而,这却引来了恐怖组织史上最大规模、最突如其来且最具摧毁性的恐怖袭击。南美洲及大洋洲的“新家园”都已被核弹摧毁。至于核弹的来历则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成迷。有说是来自于那个闭锁封禁、全民膜拜xxxl号背头偶像、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nk国,也有说是从早就拥有核武器的发达国家的黑市渠道流出,但不管源头为何,其实都是出自人类那双不可一世的翻云覆雨手。

    当时,邵柏奇负责守护位于非洲的新家园。据说,他在梦中得到“神”的感召,让他预先看到了敌方的部署,这才成功保住了人类的最后一个“新家园”。然而,这个为幸存者立下盖世功勋的英雄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公开表彰,反而被新组建的联合政府软禁了起来,因为新政府理事会的理事长特里普对他有所忌讳,说白了,就是怕他功高盖主。

    但是,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控制这个在巨创后慢慢复原的新社会。那些痛失亲人、爱人或因核辐射而染上恶疾的幸存者已在这场摧心毁志的浩劫中流干了眼泪、掏空了信念,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幸存是上天的恩典,反而认为这是残忍的折磨,他们曾经愿为之俯首伏地、恭顺敬从的“满天神佛”已变成世纪谎言和最荒诞的讽刺。一群彻底失去了生命信仰和人生目标的游魂、空壳,又如何去重建新家园呢?为此,新政府着手重建教堂、庙宇,希望让幸存者的心灵有所依托和慰藉,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捣毁泄愤。就在新政府束手无策之际,坊间竟流传起邵柏奇救世的小道消息,各路媒体机构和民众不断逼问政府探究真相,但政府却一直百般隐瞒和抵赖,然而关于邵柏奇的媒体报道却犹如洪水涌至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对此不断加强打击的手段——禁止传播发行相关消息,关闭涉事媒体机构,后连报道得最为积极的记者詹姆斯也神秘失踪了,但这却致使民众对这位救世者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对新政府的施压也越发猛烈。新政府高层之间的意见也在此时产生了分歧,以当时理事会秘书凯瑟琳和能源开发部部长刘兆隐为首的革新派主张顺应民意,并秘密组织民众策划了营救邵柏奇的行动。就这样,邵柏奇被推举为联合政府的精神领袖“太上”,特里普被迫下台,刘兆隐因此占得联合政府理事会的一个席位,而民众也重新筑起了精神支柱,新社会这才开始有序地建设、发展。

    “太上”出自中国道家的“太上老君”,有“至高无上”之意;另外,中国历史上退位的皇帝或当朝皇帝在世的父亲也会获封“太上皇”的头衔,可见还有那么一点被架空的摆设味道。刘兆隐给邵柏奇安上这样一个名号,其实是颇有深意的。不知道邵柏奇是自发自觉还是意会到了理事会的意思,他也对外声称自己只是一介莽夫,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表明不会参与政府内务,一直以来他只安分地负责向民众振臂一呼传达理事会的决议。而这次,他提出推行《记忆审核法案》,可以说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涉足政府内务,不可谓不意味深长。

    程臻在广场便利店买了瓶水,仰头猛灌,才稍稍浇灭了喉头的烧灼感。他瘫坐在广场一侧的长椅上,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破损的提线木偶,全身关节都已松脱散落。他的头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看着头顶黛色渐浓晕染千里,几颗特别明耀的星烁早早地穿云而出,他真的很想好好享受这片刻的静谧祥宁,但双耳却耐不住那此起彼伏的嚣叫嘶喊及夹杂其中的婴孩啼哭。

    程臻往示威人群中瞟了一眼,注意力被蹲在后排的一对母子所吸引。母亲把示威牌随手扔在一边,满心满念都在孩子身上,又是哄又是亲。孩子在她怀里不住地扭蹭,双手在空中无措地挥舞,也许是周遭沸腾的声浪让他焦躁不已,又或是饿了、困了。哭闹久了,孩子原本宏亮的小嗓门也变得有点嘶哑,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嘤嘤嗡嗡的声音。程臻不禁在想,就算家里没人看顾,母亲迫不得已把孩子带来这种场合,但这位母亲对《法案》的信仰真的坚定到令她带着幼子也要非来不可的程度吗?程臻再扫了一眼站在后排的那些示威民众,有的无精打采地甩甩手,随着前面的人喊口号;有的百无聊赖地看着天空发呆;有的早就把示威牌放了下来,双手枕在牌上歇息,和旁边的人聊得眉飞色舞。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骚动,人群不断推搡着往前压,站在后排的人想必也和程臻一样,根本看不到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有人叫喊着“警察打人了”。后排那帮原本松懈懒散的人,像突然绷紧了似的,也顺着人潮往前冲。那位慈眉善目的母亲,嗖的抱起孩子,眼神变得十分警惕,脚不自觉地退后了几步,大概是为了保护孩子打算逃离队伍。不料刚才站在她旁边的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突然扭头瞅了瞅她,向她招手示意,她就又生生地停住了脚步,匆匆环视一圈后,迅速地操起地上一块抓杆末端已削尖的示威牌以武装自己,也跟着冲了上去,而她原本柔顺的眼神竟透出了一股狠劲。

    人群前方的骚动越来越大,只见人群上方不断有物体抛出——装着不明液体的玻璃瓶,砖头、鞋子等坚实的硬物,有的用示威牌狠力拍打,甚至把削尖的抓杆直直飞出,还有几个跨上警车车顶疯狂踩踏,而这次进攻似乎更点燃了盟友们的战斗欲,掀起了一波更为猛烈的对冲。程臻实在没有兴趣再看这场闹剧了,人声的鼎沸、尖哨的嘶鸣一浪浪地冲击着他亟待平复的神经,他无奈而费力地支撑起疲乏的身躯,怏怏地把这片混乱抛在身后。

    他本想在市民中心广场租赁一架飞行器回家,可惜所有飞行器均已外租,他唯有退而求其次,选择索轨胶囊车。城镇上空搭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索轨宛如巨型蜘蛛的触手向城镇各个方向辐射延展,索轨上吊着一个个透明胶囊,乘客可单纯利用光能令胶囊移动,也可靠双脚踩踏踏板令胶囊产生动能,因应所采用的能源以定价收费。虽然胶囊的筒状结构极大地减少了车身的阻力,即使用人力动能也是非常省力的,但程臻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在输入了地址及用手腕的交易模块付费后,便瘫软在座位上,任胶囊自己前行。

    虽然他的身体期待着下一秒就能即刻进入休眠,但他的大脑却执拗地活跃着。他相信,这群示威民众中也许掺杂着几个唯恐天下不乱或别有企图的滋事分子,但大多是怀着一份真诚、美好的心愿而来的,虽不见得所有人都对《法案》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但也有一份简单、淳朴的寄望,而且多数人在平常都是善良安分的。然而,当他们发觉自己的安全、期盼受到些许威胁时,原本微小甚至尚有点模糊的憧憬也会立即上升为一份至高无上的信仰、主义,并令这群原本没什么实质连接的人变得同气连枝、同仇敌忾,让他们心生一种驯服强权的迫切需要。

    人是一种具有高度排异性的群体动物,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排斥异己,也深深惧怕被他人排斥,于是总是希望满足他人的期盼,这时候我们就丧失了自己良知判断的能力。

    在这种内在需求和群体情绪传染及暗示的策动下,人很容易如中

    了邪般的失去理智和原则,在本应挺身反抗的时候因缺少他人的附和支持而变得忍耐顺从、怯懦退缩,在应该理性克制的时候又因有众人的煽动带领而变得焦躁、冲动甚而暴戾。

    1961年,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进行了米尔格拉姆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实验证明绝大多数扮演“老师”角色的实验者会不知不觉地遵循游戏规则的要求,最终残忍地“电死”因答错问题而遭受电刑惩罚的扮演“学生”角色的陌生实验者。1971年,心理学家津巴多曾找了一批心理健康、心智健全的学生做了一个世界闻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仅仅两周时间,饰演“看守”的学生就已能完美驾驭凌辱折磨“囚犯”的角色,“囚犯”则从一开始的反抗抵触变为忍气吞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胡图族人用大砍刀和狼牙棒杀死了近100万曾是自己好友、老师、同事、邻居的图西族人,只因政府告诉胡图族人,图西族人都是异类、坏胚。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哪怕是染满了血的教训,也难以使置身群体中的个体在盲从众议前幡然醒悟。所以,但凡是高明的统治者都不会小觑民众的力量,哪怕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才会提出,当听到有人说“代表人民的利益”或“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时,就应该多一份警惕——民主也是直通独裁的快速通道,这些许诺可能是用来换取拥护的必要筹码。

    要维持国家机器的顺畅运转,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齿轮及齿轮间的作用,不论是紧密咬合的还是龃龉不齐的。二十一世纪初,以色列的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精辟地概括了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食物链顶端的物种,是因为人类的那场“认知革命”让人类能够以共同想象去编造各种各样令人信服的“故事”而促成了人类大范围的合作,当然也包括竞争。这些“故事”包括宗教、法律、风俗、规则等等。其实,对于程臻来说,那些到底是神的旨意、大自然的法则还是人类编造出来的虚妄,他根本都不在意。作为神经外科的权威,他深知就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的都不见得真实,连自己的大脑都会欺骗自己,更何况那些只是交口相传的故事?经历的世代越多、流传得越久就越值得怀疑。他内心深处是颇为认同赫拉利的,因为他相信人类大脑的想象力是无所不能的。但他也知道,就算如今人类深信不疑地遵从奉行的守则都只不过是人类的共同想象,也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尚未进化到世界大同、思维和价值观高度统一的物种,也只能用各种条条框框来规限他们的行为以免危及国家机器或者说统治者的核心利益。程臻也曾想过,如果舍弃掉这些“故事”,由一个绝对刚正不阿的正义使者来管理社会良序也未尝不可呀。年少时,他就曾想象自己是一个底裤外穿、斗篷飒飒穿梭于浊世污流中警恶惩奸的超级英雄。但长大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政府愿意创造一个让民众臣服和安分的宗教,但绝不能容忍一个凌驾于游戏规则之上的“神”来监督自己,就算明知只要自己身正行端就能安全无碍,但依然极其恐惧那种失去掌控的感觉。这样的超级英雄,要么被招安,要么就只能被消灭。虽然英雄梦已经破碎,但程臻的控制欲却没有消退,于是他转攻人类大脑——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了行为,当思维变了、行为变了,人便能脱胎换骨,他甚至觉得,就连过去也能因此被改写。

    不知不觉,程臻已从城镇的密集聚居地来到了开阔的郊外,他的家就在这里。那么多年来,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是最年轻的神经外科权威,除了在医院出诊外,还被邀请参加政府或大型科研机构组织发起的各种研究项目,是个受人尊重敬仰的人物,自然不需要和大多数民众一样挤在蜂巢蚁穴这种地方。不管在什么社会都一样,任底下如何蜂攒蚁聚,位于社会建筑上层的人总有自己一方广阔的天地。

    这个片区是豪华住宅区,这里的住宅都是统一的建筑样式,设计灵感来自于末世浩劫前各国趋之若鹜的“零碳度假村”计划,所有建筑的电能都是100%光伏发电,水源100%来自雨水收集和自然水体净化,废弃物100%可生物降解。

    程臻的家是一个直径为9米的可装卸式高强度钢性球体,外廓网壳结构由数百个三角形轻质钢架拼接而成,网壳外层为双层纳米自清洁性强的etfe透明膜,内层为极限拉力达4000牛的耐热不燃的pvdf膜材,内外膜材间隔着一层用离心玻璃棉做的气枕,既防火又保温。球体的钢性主架内嵌各种管道以供应光伏电能和洁净水源、回收污水和有机废弃物进行循环再生处理。由于是可装卸式住宅,也就是说如果屋主腻烦了居室外的风景,可以随时根据喜好举宅迁徙至他心仪的新地方。对于程臻来说,经济丰裕的最大好处只不过就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一个个简朴而精致的球体散落在一条渟澂透亮的河流旁边,不知是这弯清流依恋着它们,还是它们在为这条玉带做缀饰。夜色渐浓,华灯初上,这面澄明水镜上的每点粼粼波光皆是这一颗颗夜明珠的熠熠耀辉。

    程臻站定在自家球体前,视网膜识别仪器自动进行扫描,轰的一声,球体下部的一块八边形钢板缓缓翻转为一个室外楼梯。程臻拾阶而上,终于回到似乎已暌违许久的家。一层居室是客厅,程臻喜欢简约风格,内饰以黑白为主色调,偌大的客厅只放置了一套长弧形黑色组合沙发、一张乳白色大理石茶几和大门旁的那组黑白欧式弧形置物柜。

    程臻脱下运动鞋,公公整整地放入下层的鞋格,再从旁边的格子里取出家居鞋。由于过度疲惫,身体不受控制,站起时,手背不小心碰歪了刚放好的运动鞋,他又不厌其烦地蹲下,把歪置的鞋重新规整好,才放心地关上柜门。

    程臻累得一头栽在沙发上,一手搭着冰凉的茶几,他极需沙发的绵软来支撑着他全身已远超负荷的重量,尤其是他那沉重的脑袋,也亟需大理石的透凉能清醒他的神智、厘清他的头绪。他的手无意识地把弄着茶几上调味盘的调味瓶,习惯性地将瓶身一个个摆正,将标签位置正对沙发,似乎这样就能让一切顺利归位。然而,他的头脑依然只剩一片混沌,所有记忆都是碎片式的,他越是用力去想,越是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身体越来越轻,变成一块漂在海上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浮木,载沉载浮间,慢慢没有意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