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3）
这是大窑山前几年刚刚新建的礼堂，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造反派首先念一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方旭押上来！”
于是方旭被几个戴红袖章的青年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主席台。霎时，群众口号震天。台下究竟有多少人，方旭不清楚；台上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他更不清楚。他不能抬头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有人在历数他的多条罪状，到后来便上纲上线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批斗会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的方旭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上了一辆敞棚车，这是要出去“示众”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拿东西向他投掷，打到他的头上，打到他的脸上，打到他的身上。他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那会的他早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更确切地说，他的所有权利被剥夺了，仅仅活着，不定那天连这最后的生存权也被彻底剥夺。
汽车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他完全不知道。他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无处可逃；像随风飘动的柳絮，由不得自己；像无家可归的飞鸟，不知哪里是巢穴。他的命运现在是掌握在别人手中，只能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车猛然停了。从眼角的视线看出，他们把他弄到了矿上，轮番的批斗开始了。一个人一脚把他踹下了汽车。他几乎是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努力了几下，总算拼命爬了起来，额头已浸出了鲜血。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方旭是认识的。当年偷矿上的东西，被正巧下矿检查工作的方旭碰上，是方旭考虑到他家孩子多仅靠他一人养家糊口，若被送了劳改队，那个家就没活路了。方旭提出给予开除公职留矿察看的处分，以观后效。谁知此人听信造反夺了矿领导权的保卫科长的信口雌黄，说什么当初就是方旭要拿他下大牢，是他这个小科长暗地里没有听从方旭的命令，这才免了他的牢狱之灾。
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方旭虚汗如雨般扑扑坠落，脑子昏昏沉沉，耳朵发鸣，渐渐地连震天的口号声也听不见了，眼前模糊，发酸发胀的两腿终于难以支撑，他昏倒在地。
有人想起电影中革命者被敌人严刑拷打昏厥过去的情景，端来了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方旭醒了过来。有些人恨不得把他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
脑子一片浑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这是放他回家了，这才觉得灵魂仿佛回到自己身上。战战兢兢爬起来，向前迈了几步，发现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就这样方旭一瘸一拐走了好长的路才回到了家。
“爸爸回来了……”孩子们看到方旭的惨状围着他嚎啕大哭，子惠抹泪转惊为喜：当家的总算是活着回来了。在此之前，子惠已经听到当家的被揪了回来，她不敢去礼堂，也不允许孩子们去看批斗他们父亲的会场，就在家里坐卧不宁地等消息。所有儿女中只有建国目睹了父亲被扇耳光、被脚踹的一幕。他庆幸父亲在位时为老百姓办了那么多的好事，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下手时还是留有余地。在批斗书记他们时，有些人是下了狠手的，不但用最细的铁丝在脖子挂上了沉重的木牌，居然用手钳子捏豁了他的耳朵，鲜血满面。
此时，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方旭看着悲戚的儿女们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摸摸小女儿的发辫，对站在地下的亲人们说：“不要难过，我没事的，有些事说清楚了就没事了，看我这不好好的。”
是子惠把孩子们弄出了房间，子惠说：“让你们的父亲好好休息，他实在……”哽咽中的子惠已经说不下去了。
批斗依旧每天进行，方旭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
方旭始终认为反修防修，没错，斗私批修，他觉得应该。可斗来斗去有人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想不通了。那些日子里，他异常苦闷，原本话就不多的他愈发地沉默寡言。他一个从前的放羊娃，打心眼里都热爱共发党，没有共产党他只能是吃不饱肚子的放羊倌。他一心一意都在大干社会主义，恨不得明天就实现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他爱社会主义比爱自己的生命还重，说他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他也接受不了。欲加之罪何患无穷，有人揭发他是假党员，按他的脾性哪怕死也要捍卫神圣的理想。
外调的人回来，确认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年代，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是党内的正常手续，不存在假党员一说，这样方旭的政治荣誉才得以澄清。
但接下来还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批斗，有人清脆的耳光扇在了局党高官的脸上，脚踢声，拳头声，声声不绝。有人甚至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方旭听见了书记疼痛的叫声。方旭自上次被人从车上踹下来，他受伤的双腿疼痛使他几近战栗。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他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因为你是经受过战争洗礼的共产党员！”这时不知从哪里飞出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他的左脸上。他不能看，也不能揩去，只能“唾面自干”。到了此时，方旭反倒坦然了，经受的多了，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昂，“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方旭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
批斗会过后，方旭被关进了牛棚。
也就在那会，已经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的方建国腰里系着武装带，很神气地带头抄了父母的家。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
孩子们惊恐万分，好在有子惠在。方建设欲扑上前去拼命，被母亲牢牢拽住。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了一床。
暗夜在窗外浓密。长夜漫漫何时重旦？这一夜是子惠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她的孩子们最难忘的一夜，那惊恐是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
那些日子，子惠的心全栓在了丈夫身上，根本没功夫管孩子。好在还有长大了的建设照着看着弟妹们，已经参加工作的建兰也不时过来帮承这个破败的家。小女儿建丽只有六岁，不谙世事艰难的她玩耍时跟着在孩子们翻墙头，不小心从墙上掉下去，嘎叭一声摔折了胳膊。她感觉了疼却没有哭，更没有告诉心乱如麻的母亲。直到吃饭时，建丽胳膊疼得拿不住筷子，眼泪叭哒叭哒往饭碗里落，子惠这才发觉不对，一看建丽的胳膊肿得连衣袖也脱不下来，心疼的她怨恨地直问苍天，老天爷，这天下底是怎么了？
给建丽到医院用石膏固定好了胳膊，心如刀绞的子惠问女儿疼不疼，建丽说，有那么一点点疼，我能忍住。子惠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难过，伤心地把女儿抱在怀里，顿时泪如雨下。
于是方旭被几个戴红袖章的青年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主席台。霎时，群众口号震天。台下究竟有多少人，方旭不清楚；台上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他更不清楚。他不能抬头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有人在历数他的多条罪状，到后来便上纲上线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批斗会刚结束，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的方旭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上了一辆敞棚车，这是要出去“示众”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拿东西向他投掷，打到他的头上，打到他的脸上，打到他的身上。他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那会的他早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更确切地说，他的所有权利被剥夺了，仅仅活着，不定那天连这最后的生存权也被彻底剥夺。
汽车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他完全不知道。他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无处可逃；像随风飘动的柳絮，由不得自己；像无家可归的飞鸟，不知哪里是巢穴。他的命运现在是掌握在别人手中，只能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车猛然停了。从眼角的视线看出，他们把他弄到了矿上，轮番的批斗开始了。一个人一脚把他踹下了汽车。他几乎是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努力了几下，总算拼命爬了起来，额头已浸出了鲜血。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方旭是认识的。当年偷矿上的东西，被正巧下矿检查工作的方旭碰上，是方旭考虑到他家孩子多仅靠他一人养家糊口，若被送了劳改队，那个家就没活路了。方旭提出给予开除公职留矿察看的处分，以观后效。谁知此人听信造反夺了矿领导权的保卫科长的信口雌黄，说什么当初就是方旭要拿他下大牢，是他这个小科长暗地里没有听从方旭的命令，这才免了他的牢狱之灾。
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方旭虚汗如雨般扑扑坠落，脑子昏昏沉沉，耳朵发鸣，渐渐地连震天的口号声也听不见了，眼前模糊，发酸发胀的两腿终于难以支撑，他昏倒在地。
有人想起电影中革命者被敌人严刑拷打昏厥过去的情景，端来了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方旭醒了过来。有些人恨不得把他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
脑子一片浑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这是放他回家了，这才觉得灵魂仿佛回到自己身上。战战兢兢爬起来，向前迈了几步，发现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就这样方旭一瘸一拐走了好长的路才回到了家。
“爸爸回来了……”孩子们看到方旭的惨状围着他嚎啕大哭，子惠抹泪转惊为喜：当家的总算是活着回来了。在此之前，子惠已经听到当家的被揪了回来，她不敢去礼堂，也不允许孩子们去看批斗他们父亲的会场，就在家里坐卧不宁地等消息。所有儿女中只有建国目睹了父亲被扇耳光、被脚踹的一幕。他庆幸父亲在位时为老百姓办了那么多的好事，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下手时还是留有余地。在批斗书记他们时，有些人是下了狠手的，不但用最细的铁丝在脖子挂上了沉重的木牌，居然用手钳子捏豁了他的耳朵，鲜血满面。
此时，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方旭看着悲戚的儿女们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摸摸小女儿的发辫，对站在地下的亲人们说：“不要难过，我没事的，有些事说清楚了就没事了，看我这不好好的。”
是子惠把孩子们弄出了房间，子惠说：“让你们的父亲好好休息，他实在……”哽咽中的子惠已经说不下去了。
批斗依旧每天进行，方旭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
方旭始终认为反修防修，没错，斗私批修，他觉得应该。可斗来斗去有人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想不通了。那些日子里，他异常苦闷，原本话就不多的他愈发地沉默寡言。他一个从前的放羊娃，打心眼里都热爱共发党，没有共产党他只能是吃不饱肚子的放羊倌。他一心一意都在大干社会主义，恨不得明天就实现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他爱社会主义比爱自己的生命还重，说他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他也接受不了。欲加之罪何患无穷，有人揭发他是假党员，按他的脾性哪怕死也要捍卫神圣的理想。
外调的人回来，确认在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年代，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是党内的正常手续，不存在假党员一说，这样方旭的政治荣誉才得以澄清。
但接下来还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批斗，有人清脆的耳光扇在了局党高官的脸上，脚踢声，拳头声，声声不绝。有人甚至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方旭听见了书记疼痛的叫声。方旭自上次被人从车上踹下来，他受伤的双腿疼痛使他几近战栗。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他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因为你是经受过战争洗礼的共产党员！”这时不知从哪里飞出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他的左脸上。他不能看，也不能揩去，只能“唾面自干”。到了此时，方旭反倒坦然了，经受的多了，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昂，“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方旭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
批斗会过后，方旭被关进了牛棚。
也就在那会，已经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的方建国腰里系着武装带，很神气地带头抄了父母的家。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
孩子们惊恐万分，好在有子惠在。方建设欲扑上前去拼命，被母亲牢牢拽住。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了一床。
暗夜在窗外浓密。长夜漫漫何时重旦？这一夜是子惠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她的孩子们最难忘的一夜，那惊恐是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
那些日子，子惠的心全栓在了丈夫身上，根本没功夫管孩子。好在还有长大了的建设照着看着弟妹们，已经参加工作的建兰也不时过来帮承这个破败的家。小女儿建丽只有六岁，不谙世事艰难的她玩耍时跟着在孩子们翻墙头，不小心从墙上掉下去，嘎叭一声摔折了胳膊。她感觉了疼却没有哭，更没有告诉心乱如麻的母亲。直到吃饭时，建丽胳膊疼得拿不住筷子，眼泪叭哒叭哒往饭碗里落，子惠这才发觉不对，一看建丽的胳膊肿得连衣袖也脱不下来，心疼的她怨恨地直问苍天，老天爷，这天下底是怎么了？
给建丽到医院用石膏固定好了胳膊，心如刀绞的子惠问女儿疼不疼，建丽说，有那么一点点疼，我能忍住。子惠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难过，伤心地把女儿抱在怀里，顿时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