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
正值秋天，山野里展露出惊世骇俗的美丽，几场秋霜让大地上的绿色在一夜之间变了颜色，红的鲜艳，黄的凝重，红黄交错，令人心醉。那景色就像一幅横亘在天地间的巨大图画：底色是永远的褐黄，错落起伏的高原是永恒的主题，红、黄、紫，还有淡淡的浅绿点缀其上；村庄散落，道上牛羊滚动，袅袅青烟徐徐升腾。通红的夕阳恋恋不舍，愈发地让山野显得格外恬静。
好一幅苍烟落照！
那高高的山岭上，一声苍凉的信天游自天而降，雄浑壮美中透着婉转凄凉，抖颤了最柔软的地方，不能不使人从心的深处得到震撼。
子午岭之所以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有直接的关系。据有关文献记载，一九二九年秋，刘志丹奉党的指示先后在地方军阀苏雨生、陈国璋部搞兵运工作。多次组织兵变失败后，刘志丹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军阀只是暂时的，应该努力创造条件搞我们自己的武装。他曾沉痛地说，陕甘地区先后大大小小举行过十几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以大山脉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自此以后，他把全部心血都花在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事业上。一九三〇年秋天，刘志丹来到南梁，深入考察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他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传为佳话。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刘志丹坚定了在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思想束缚，反对刘志丹提出的在陕甘边桥山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一九三一年十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后，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南下渭北，建立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色武装未能在渭北建立起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军陕甘游击队连战失利后，被迫退入南梁一带的密林中。在这种情形下，杜衡依然拒绝刘志丹提出的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命转战至子午岭山区陕甘两省接壤的宜君县转角镇，在这里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此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陕甘边桥山南麓的照金开展创建苏区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敌人调集四个团和六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众我寡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杜衡又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他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杜衡的南下方针受到了刘志丹的反对。刘志丹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被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红军若脱离陕甘边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六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南下。途中杜衡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溜之大吉。七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后叛变投敌。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这时，杨虎城得知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渭华的警备旅，到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从商洛调一个团在南山的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尾随追击。敌人总共调集了五千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几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多方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分散和化装突围。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部队，被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回到照金地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陕甘边特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覆没的惨痛消息后，立即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使命，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八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七月下旬，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一千二百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战斗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七月下旬，耀县起义失败，余部百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此刻，照金苏区也处于危机之中。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红色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十月四日，刘志丹脱险归来后，被任命为参谋长。由于红军采取集中指挥的策略，很快取得了一些胜利，使革命出现了转机。十月中旬，敌人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六千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一举攻克敌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又在陇东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连战获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陕甘红军主力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十月底，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毛沟门战斗的胜利，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使战场形势稍缓。正当红军接连获得胜利和发展之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向根据地发起进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当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红军游击部队同敌军展开了浴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后方机关所在地薛家寨失陷。
红二十六军的覆没，耀县起义的失败，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的解体，渭北游击区和照金苏区的相继失陷……这一连串的失败，使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革命转入最困难的时期。
在险恶的环境中，如何使陕甘边红军这支西北仅存的红色武装摆脱危险境地？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解决陕甘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问题？如何开展陕甘游击战争，并逐步走向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志丹等领导同志的心中。陕甘边根据地究竟在哪里建好？如何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应该开辟哪些新的游击区等重大问题亟待解决。
部队休整后，刘志丹深思熟虑及时慎重地向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议，认真研究并解决今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以确定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格局。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于十月三日至五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刘志丹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剖析了子午岭的地理环境，认为南梁地区敌人防守薄弱，作为陕甘边根据地条件有利；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子午岭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几个根据地的主张。
这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是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三是为确保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工作，将陕甘边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伺机发展。
包家寨会议做出的上述三项决策的核心，就是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而正确地解决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战略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描绘了新的蓝图。
包家寨会议之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十一月八日在合水县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全军共五百余人，战马两百余匹。
为了贯彻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立即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新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时间即解放了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据点近百个，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二月，在红四十二师党委的主持下，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代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村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土地革命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中部等十四个县的部分农村地区。
一九三四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及谢子长领导开辟苏区，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在此形势下，革命迅猛发展，仅几个月时间，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八个发展到二十六个。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队伍上了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唱的是刘志丹在陕甘边桥山一带的南梁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歌词中的“横山”，就是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当时的老百姓就把桥山叫“横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活跃着好几股武装力量，有以国民党为主兼有保安团和民团为羽翼的正规军团，也有土匪武装，还有一个古老的秘密社团哥老会，再就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和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队。
那时的民团皆被大财主们控制，在地理上各霸一方。当人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时，民团即与井岳秀部勾结，大肆撒网，到处围剿，迫使红军游击队转移进茫茫的子午岭。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五月，陕甘宁三省军阀纠集一万余人的兵力对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转入外线，南征北战，东拚西杀，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歼敌三千余人。终于在五月下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组织的“围剿”。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根据地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扩红运动。红二十六军不断壮大，在原有的红三团和骑兵团的基础上，又在庆阳、华池、正宁等地新组建了红一团、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三个团的建制，使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达到五个团的建制，兵力扩大到三千余人，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各县地方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到两千余人。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合计五千余人。从此，在陇东高原上创建并成长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汇集成了一支不可阻遏的红色铁流，严重地动摇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陕甘边红军已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西北红色劲旅。
随着革命势力的不断壮大，敌人惶惶不可终日，疯狂镇压革命的同时，为了强化其发动统治，在各乡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和铺保，倘若谁敢“通共”就得株连全保。
为了不给乡亲们惹麻烦，部队被迫转移进山。
子午岭，它是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介于泾河与洛河两大水系之间，它以高出“陇东盆地”一千米左右的雄姿，巍然屹立在陇东与陕北的交界处。史志记载，她西挽宁庆、东接延安、南连耀州，北抵盐边，横跨庆阳市的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的二十四个乡镇。岭上岭下林木繁盛，绿荫遮盖的苍山翠谷，千百年生长的古枝新叶阴谷阳坡绿荫蔽日，如一道“绿色长城”，护卫着“陇东盆地”。它以茂密的森林枝叶，遮挡和过滤着来自东北方的风沙，保护着岭下数万顷良田。这里蕴蓄着丰富的涵养水资源，托起罩在陇东高原上空的带雨的绿云，又被人们誉为“绿色宝库”。子午岭不仅有优美的高原林海风光，而且还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最早就在这一带活动，“迁徙往来，拔山通道”，披荆斩棘，开辟荒蛮。据传说黄帝拜广成子为师就是穿过绿树浓荫的子午岭到天下第一道教圣地——崆峒山。黄帝驾崩后，他的陵墓就坐落在子午岭东翼的桥山之上，因而子午岭又被称为“圣人条”。著名秦直道沿子午岭主脊迤逦而行，将千里关山变通途。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秦直道依然清晰可辨，有些路段照旧可以通车。子午岭生长着松树、柏树、桦树等两百多种用材和经济林木；栖息着豹、狍鹿、灵猫、黑鹳等一百五十多种野生动物。
就在这绿色屏障的子午岭，参加闹红的方九娃第一次吃到了野猪肉，尽管有股臊膻味，但这是他长这么大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游击队这次猎到的野猪是一种杂交猪，这种杂种猪是由子午岭野猪与当地家猪杂交所产后代，相对体型较小，生长速度慢，但背膘薄、后躯发达，肌内脂肪含量适宜，瘦肉率较地方猪种高，肉色较深，失水率低，肌纤维直径较细。九娃口福好，心想这里有肉吃，应该早些参加游击队才好。
然，九娃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知道，闹红除了行军打仗流血牺牲外，吃不饱肚子也是常事。为了躲避井岳秀部队的围剿，游击队不得不经常转移，有时只能夜宿在山林里看满天星斗闪烁。兰子恩给九娃讲革命道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自身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高深的理论九娃不懂，但他知道，闹红就是为了打破一个黑暗的旧世界，将来让劳苦大众不再受穷挨饿。
就在队伍宿营的子午岭，九娃竟见到了芳草湾王家堡子的三少爷王绍坤，他不但也闹了红，还是个分队长。穷人吃不饱肚子这才闹革命，三少爷这是为啥呢？
“九娃，是你？”
“三少爷？……”九娃疑惑。
“可不能再这么叫，咱们现在都是同志。欢迎你加入革命的队伍。”王绍坤笑意盈盈地向他伸出了手。
九娃从没和别人握过手，也根本不懂得革命队伍里的这种同志间的礼节，更不明白三少爷所称呼的“同志”是干什么的，搓手往后缩。
王绍坤明白了，微微一笑对九娃说：“‘同志’就是有相同的志趣，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上的人有共同的理想与信仰，这就是共产党！咱们革命人，官兵之间人人平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九娃虽说频频点头，但听得稀里糊涂。他惊异的是，就一个“同志”让三少爷解释了那么多深刻的道理，他学问可真多啊！
王绍坤知道九娃一时半会还理解不了，他说：“既然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慢慢悟吧，时间长了你就体会到了。”
平时队伍分散，要么居住在老乡家，要么隐蔽在浓密的山里深处。部队缺衣少粮，尤其稀缺药品，打仗负了伤只能靠土办法救治，至多用中药、南瓜或敷或喝。命大的活下来，伤重的大多眼睁睁看着倒在战友怀里。有新人不断加入进来，也有惧怕死亡或吃不下苦的人开小差。
王绍坤对九娃说：“这里可比不上你当羊倌，不但饿肚子，还要流血牺牲。怕不怕？”
九娃心想，你贵为少爷都能吃得了这苦，我还怕个啥。他说：“没麻达，这有啥。”
那时候整天不是走路就是打仗。不是撵着敌人跑，就是被敌人撵着跑。耳边枪子儿乱飞，不定啥时就革命到底了。和九娃在一起的一个游击队员，被身后飞来的子弹击中，连哼都未哼一声，栽倒在地，血从脑门像泉水涓涓而出。那时的九娃从根本上还闹不清“革命”这两个字到底是啥意思，反正从队伍上经常听到革命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解放那些受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让受苦人翻身作主人。没文化的九娃只知道将来革命成功了，好日子就来了。于是，他在打仗时勇敢地向前冲，连眼都不眨。如果遇上了子弹，他只能认为自己倒霉，根本没想过“光荣”了会成为英雄、烈士，被后人凭吊、追忆。他不可能想那么远，偶尔他会觉得如果死了，最大的遗憾就是连个婆姨也没娶上。尽管他还很懵懂，不知道婆姨的实际意义，脑海中仅有的是娶了婆姨能生娃娃。
到队伍上已有大半年了，有行军，有打仗，也感受到了同志间的关心和温暖。他想念家里的父母，不知他们得不到他的音讯该怎样着急了。
不久，方福德和冯巧芳很快就从刘生元的口中知道了九娃的下落，冯巧芳被刘家外甥带回来的消息吓坏了，身子发抖，那害怕的神态自然是不言而语。
直到多日后的一个深夜，执行任务路过芳草湾时，九娃偷偷钻进自家的窑洞给父母亲算是报了声平安。
“九娃哪，你真闹红了，这是真的吗？被官府知道了我们一家人可就没活路了呀！”冯巧芳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妈，既然我们穷人家没活路，只能造反。当年米脂的李闯王还不是被逼得举了造反的大旗，一口气打到了皇城，改换了朝代。”
方福德接了话：“可李自成还不是被满人给灭了。”
“我们和李闯王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翻身当家做主人。我们的刘总指挥家庭很富裕，就是他拉起队伍，拿家里的钱购置枪支，开展轰轰烈烈的闹红。”
这让他父母想不明白了，穷人家闹红甚至当土匪那是没法子，那个叫刘志丹的又为了个啥？
革命道理他父母是无法弄明白的，但自此以后他们开始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生怕他们的九娃就此永远也回不来了。方福德和冯巧芳还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占元跟随谢子长几年前就闹革命了。
之后的那些时日里，时常枪声阵阵，不断有消息传来，说红军被消灭了，尸首连狼都吃不及。方福德两口子更揪紧了心，却又无从打听，更不敢对旁人言一个字。
好一幅苍烟落照！
那高高的山岭上，一声苍凉的信天游自天而降，雄浑壮美中透着婉转凄凉，抖颤了最柔软的地方，不能不使人从心的深处得到震撼。
子午岭之所以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有直接的关系。据有关文献记载，一九二九年秋，刘志丹奉党的指示先后在地方军阀苏雨生、陈国璋部搞兵运工作。多次组织兵变失败后，刘志丹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军阀只是暂时的，应该努力创造条件搞我们自己的武装。他曾沉痛地说，陕甘地区先后大大小小举行过十几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如果以大山脉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自此以后，他把全部心血都花在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事业上。一九三〇年秋天，刘志丹来到南梁，深入考察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他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详情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传为佳话。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刘志丹坚定了在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思想束缚，反对刘志丹提出的在陕甘边桥山南梁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一九三一年十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后，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南下渭北，建立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色武装未能在渭北建立起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军陕甘游击队连战失利后，被迫退入南梁一带的密林中。在这种情形下，杜衡依然拒绝刘志丹提出的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命转战至子午岭山区陕甘两省接壤的宜君县转角镇，在这里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此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陕甘边桥山南麓的照金开展创建苏区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敌人调集四个团和六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众我寡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杜衡又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他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杜衡的南下方针受到了刘志丹的反对。刘志丹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被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红军若脱离陕甘边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六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南下。途中杜衡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溜之大吉。七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后叛变投敌。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这时，杨虎城得知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渭华的警备旅，到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从商洛调一个团在南山的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尾随追击。敌人总共调集了五千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几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多方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分散和化装突围。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部队，被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回到照金地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陕甘边特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覆没的惨痛消息后，立即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使命，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八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七月下旬，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一千二百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战斗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七月下旬，耀县起义失败，余部百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此刻，照金苏区也处于危机之中。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红色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十月四日，刘志丹脱险归来后，被任命为参谋长。由于红军采取集中指挥的策略，很快取得了一些胜利，使革命出现了转机。十月中旬，敌人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六千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一举攻克敌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又在陇东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连战获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陕甘红军主力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十月底，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毛沟门战斗的胜利，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使战场形势稍缓。正当红军接连获得胜利和发展之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向根据地发起进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当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红军游击部队同敌军展开了浴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后方机关所在地薛家寨失陷。
红二十六军的覆没，耀县起义的失败，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的解体，渭北游击区和照金苏区的相继失陷……这一连串的失败，使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革命转入最困难的时期。
在险恶的环境中，如何使陕甘边红军这支西北仅存的红色武装摆脱危险境地？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解决陕甘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问题？如何开展陕甘游击战争，并逐步走向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志丹等领导同志的心中。陕甘边根据地究竟在哪里建好？如何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应该开辟哪些新的游击区等重大问题亟待解决。
部队休整后，刘志丹深思熟虑及时慎重地向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议，认真研究并解决今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以确定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格局。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于十月三日至五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刘志丹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剖析了子午岭的地理环境，认为南梁地区敌人防守薄弱，作为陕甘边根据地条件有利；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子午岭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几个根据地的主张。
这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是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三是为确保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工作，将陕甘边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伺机发展。
包家寨会议做出的上述三项决策的核心，就是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而正确地解决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战略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描绘了新的蓝图。
包家寨会议之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十一月八日在合水县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全军共五百余人，战马两百余匹。
为了贯彻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立即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新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时间即解放了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据点近百个，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二月，在红四十二师党委的主持下，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代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村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土地革命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中部等十四个县的部分农村地区。
一九三四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及谢子长领导开辟苏区，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在此形势下，革命迅猛发展，仅几个月时间，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八个发展到二十六个。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队伍上了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唱的是刘志丹在陕甘边桥山一带的南梁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歌词中的“横山”，就是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当时的老百姓就把桥山叫“横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活跃着好几股武装力量，有以国民党为主兼有保安团和民团为羽翼的正规军团，也有土匪武装，还有一个古老的秘密社团哥老会，再就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和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队。
那时的民团皆被大财主们控制，在地理上各霸一方。当人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时，民团即与井岳秀部勾结，大肆撒网，到处围剿，迫使红军游击队转移进茫茫的子午岭。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五月，陕甘宁三省军阀纠集一万余人的兵力对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转入外线，南征北战，东拚西杀，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歼敌三千余人。终于在五月下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组织的“围剿”。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根据地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扩红运动。红二十六军不断壮大，在原有的红三团和骑兵团的基础上，又在庆阳、华池、正宁等地新组建了红一团、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三个团的建制，使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达到五个团的建制，兵力扩大到三千余人，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各县地方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到两千余人。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合计五千余人。从此，在陇东高原上创建并成长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汇集成了一支不可阻遏的红色铁流，严重地动摇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陕甘边红军已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西北红色劲旅。
随着革命势力的不断壮大，敌人惶惶不可终日，疯狂镇压革命的同时，为了强化其发动统治，在各乡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和铺保，倘若谁敢“通共”就得株连全保。
为了不给乡亲们惹麻烦，部队被迫转移进山。
子午岭，它是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介于泾河与洛河两大水系之间，它以高出“陇东盆地”一千米左右的雄姿，巍然屹立在陇东与陕北的交界处。史志记载，她西挽宁庆、东接延安、南连耀州，北抵盐边，横跨庆阳市的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的二十四个乡镇。岭上岭下林木繁盛，绿荫遮盖的苍山翠谷，千百年生长的古枝新叶阴谷阳坡绿荫蔽日，如一道“绿色长城”，护卫着“陇东盆地”。它以茂密的森林枝叶，遮挡和过滤着来自东北方的风沙，保护着岭下数万顷良田。这里蕴蓄着丰富的涵养水资源，托起罩在陇东高原上空的带雨的绿云，又被人们誉为“绿色宝库”。子午岭不仅有优美的高原林海风光，而且还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最早就在这一带活动，“迁徙往来，拔山通道”，披荆斩棘，开辟荒蛮。据传说黄帝拜广成子为师就是穿过绿树浓荫的子午岭到天下第一道教圣地——崆峒山。黄帝驾崩后，他的陵墓就坐落在子午岭东翼的桥山之上，因而子午岭又被称为“圣人条”。著名秦直道沿子午岭主脊迤逦而行，将千里关山变通途。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秦直道依然清晰可辨，有些路段照旧可以通车。子午岭生长着松树、柏树、桦树等两百多种用材和经济林木；栖息着豹、狍鹿、灵猫、黑鹳等一百五十多种野生动物。
就在这绿色屏障的子午岭，参加闹红的方九娃第一次吃到了野猪肉，尽管有股臊膻味，但这是他长这么大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游击队这次猎到的野猪是一种杂交猪，这种杂种猪是由子午岭野猪与当地家猪杂交所产后代，相对体型较小，生长速度慢，但背膘薄、后躯发达，肌内脂肪含量适宜，瘦肉率较地方猪种高，肉色较深，失水率低，肌纤维直径较细。九娃口福好，心想这里有肉吃，应该早些参加游击队才好。
然，九娃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知道，闹红除了行军打仗流血牺牲外，吃不饱肚子也是常事。为了躲避井岳秀部队的围剿，游击队不得不经常转移，有时只能夜宿在山林里看满天星斗闪烁。兰子恩给九娃讲革命道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自身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高深的理论九娃不懂，但他知道，闹红就是为了打破一个黑暗的旧世界，将来让劳苦大众不再受穷挨饿。
就在队伍宿营的子午岭，九娃竟见到了芳草湾王家堡子的三少爷王绍坤，他不但也闹了红，还是个分队长。穷人吃不饱肚子这才闹革命，三少爷这是为啥呢？
“九娃，是你？”
“三少爷？……”九娃疑惑。
“可不能再这么叫，咱们现在都是同志。欢迎你加入革命的队伍。”王绍坤笑意盈盈地向他伸出了手。
九娃从没和别人握过手，也根本不懂得革命队伍里的这种同志间的礼节，更不明白三少爷所称呼的“同志”是干什么的，搓手往后缩。
王绍坤明白了，微微一笑对九娃说：“‘同志’就是有相同的志趣，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上的人有共同的理想与信仰，这就是共产党！咱们革命人，官兵之间人人平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九娃虽说频频点头，但听得稀里糊涂。他惊异的是，就一个“同志”让三少爷解释了那么多深刻的道理，他学问可真多啊！
王绍坤知道九娃一时半会还理解不了，他说：“既然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慢慢悟吧，时间长了你就体会到了。”
平时队伍分散，要么居住在老乡家，要么隐蔽在浓密的山里深处。部队缺衣少粮，尤其稀缺药品，打仗负了伤只能靠土办法救治，至多用中药、南瓜或敷或喝。命大的活下来，伤重的大多眼睁睁看着倒在战友怀里。有新人不断加入进来，也有惧怕死亡或吃不下苦的人开小差。
王绍坤对九娃说：“这里可比不上你当羊倌，不但饿肚子，还要流血牺牲。怕不怕？”
九娃心想，你贵为少爷都能吃得了这苦，我还怕个啥。他说：“没麻达，这有啥。”
那时候整天不是走路就是打仗。不是撵着敌人跑，就是被敌人撵着跑。耳边枪子儿乱飞，不定啥时就革命到底了。和九娃在一起的一个游击队员，被身后飞来的子弹击中，连哼都未哼一声，栽倒在地，血从脑门像泉水涓涓而出。那时的九娃从根本上还闹不清“革命”这两个字到底是啥意思，反正从队伍上经常听到革命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解放那些受压迫被剥削的穷苦人，让受苦人翻身作主人。没文化的九娃只知道将来革命成功了，好日子就来了。于是，他在打仗时勇敢地向前冲，连眼都不眨。如果遇上了子弹，他只能认为自己倒霉，根本没想过“光荣”了会成为英雄、烈士，被后人凭吊、追忆。他不可能想那么远，偶尔他会觉得如果死了，最大的遗憾就是连个婆姨也没娶上。尽管他还很懵懂，不知道婆姨的实际意义，脑海中仅有的是娶了婆姨能生娃娃。
到队伍上已有大半年了，有行军，有打仗，也感受到了同志间的关心和温暖。他想念家里的父母，不知他们得不到他的音讯该怎样着急了。
不久，方福德和冯巧芳很快就从刘生元的口中知道了九娃的下落，冯巧芳被刘家外甥带回来的消息吓坏了，身子发抖，那害怕的神态自然是不言而语。
直到多日后的一个深夜，执行任务路过芳草湾时，九娃偷偷钻进自家的窑洞给父母亲算是报了声平安。
“九娃哪，你真闹红了，这是真的吗？被官府知道了我们一家人可就没活路了呀！”冯巧芳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妈，既然我们穷人家没活路，只能造反。当年米脂的李闯王还不是被逼得举了造反的大旗，一口气打到了皇城，改换了朝代。”
方福德接了话：“可李自成还不是被满人给灭了。”
“我们和李闯王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翻身当家做主人。我们的刘总指挥家庭很富裕，就是他拉起队伍，拿家里的钱购置枪支，开展轰轰烈烈的闹红。”
这让他父母想不明白了，穷人家闹红甚至当土匪那是没法子，那个叫刘志丹的又为了个啥？
革命道理他父母是无法弄明白的，但自此以后他们开始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生怕他们的九娃就此永远也回不来了。方福德和冯巧芳还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占元跟随谢子长几年前就闹革命了。
之后的那些时日里，时常枪声阵阵，不断有消息传来，说红军被消灭了，尸首连狼都吃不及。方福德两口子更揪紧了心，却又无从打听，更不敢对旁人言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