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形势变幻（一）
情况紧急，我冒着严寒，于元月八日返回沈阳，立即召开了东北局党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精神。在会上，我宣读了主席的电文。大多数人对中央的指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认为：我军在山海关不是打得很好吗？将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都挡在关前。这样，我军不是可以独占东北了吗？为何还要让出山海关？让出沈阳？我不得不耐心地进行解释。我将中央的战略意图及我对目前局势的分析作了详细地阐述：中央这样决定，是因为国共两党还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党需要做出一些让步，这是从全国大局来着想的。不然，国民党会将打内战的帽子扣在我党头上，那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反之，我们适当作出一些让步与牺牲，就会赢得民心，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蒋介石再发动内战，就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自古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说……我说完后，程政委、pon真、xin云、高岗等同志纷纷表态，赞同中央的决定。这样，在东北局高层取得了共识，统一了思想。
接着，我又特别提醒道：“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目前的和谈，只是他玩弄的一个阴谋，我们千万不可为目前的假象所迷惑。蒋介石这个人历来都是只信拳头不认理的，一旦准备好了，他一定会撕下假面具，凭借其绝对压倒的优势，消灭我党我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焕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强权就是政冶，实力就是道理，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目前，我们也可借此机会，加快根据地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并加强军队的建设与训练等。快速提升我们的实力。只要我们手里有了钱粮，有了强大的军队，我们就有本钱逐鹿关东，进而逐鹿中原。我相信三至五年内，我们就可以打败国民党，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想到我后面即兴讲的这两句话不知怎的被传了出去，且传进了民主联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的耳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后来，听说还被传到了中央领导的耳里，主席闻听后，只是笑道：“这个陈树相啊，还真是敢想、敢说、敢干！”
随后，我们还就撤离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规定了秦沈路沿线各个城市撤出的时间。并抓紧最后这一段时间抢运我们亟需机器设备及物资，包括鞍山钢铁厂生产及储备的几万吨各类钢材。小鬼子的技术还真不错，生产出来的钢材质量确实比我们包钢的要好一些，用来造枪造炮及装甲战车等还真是好。另外，我们还特地作出一个决定：凡是我军撤离的地方，一切东西（包括工厂、矿山、水电等）都不准破坏，以免使当地人民陷入困境。毕竟这不是抗日战争。
会议结束后，我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之中，各部必须严整战备，不能松懈。须知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将军的调处下，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下达了至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停战令。在“停战协议”公布的当天，m主席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及解放区各级政府颁发停战命令：“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并指出“*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然而，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蒋介石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停战问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争取时间，加速完成他发动全面内战的兵力部署。因此，他根本没有也从不打算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为了确保国民党独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先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政权及民主联军等人民武装，后又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
元月十五日，根据协议，我向二纵下达了撤出山海关城及铁路沿线的命令。韩伟率部向沈阳地区转移，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则转移到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杜聿明指挥新一军于十六日进驻山海关。所说他还特地去察看了我军修筑的防御工事。
我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逐步从秦沈路沿线及各城市退出，为防止杜聿明部长驱直入，我以一纵监视国民党军的推进。同时，调整各纵队的部署：以六纵、九纵布置于西满地区；以四纵、八纵位于东满地区；七纵和骑兵纵队（骑纵重建了骑一旅，全纵近30000人）位于热辽地区；三纵转移到辽源至梅河口一线；十纵位于长春附近。三纵、八纵、九纵、十纵、总部炮纵、装甲第二、第三师，防空师、骑兵师（原骑一旅扩编而成，全师辖四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团，约12000人）继续完成军事训练。一纵、二纵、四纵、六纵集结待命，随时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已出关的国民党的机械化大军，沿着秦沈路向北推进，并不断抢占沿线的城市和战略要地。杜聿明鉴于山海关之战，已知进驻东北的共军不好惹，因而推进十分谨慎。他将八个军分成两路，猬成一团，齐头并进。苏联红军亦于元月15日开始撤军回国，准备将铁路沿线的各大中小城市逐步移交给国民党接收。二月中旬，杜聿明率部进占了锦州。此时的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需立即做左肾切除手术，不得不返回北平治疗。故而，他向蒋介石保荐郑洞国代替他指挥。这位郑洞国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与杜聿明是两度同学，而且还是老搭档，一同指挥过第五军取得昆仑关大捷，也曾一同参加过远征军。有郑洞国这样一位名将先顶着，蒋介石这才放心让杜聿明去安心治病。
可就在杜聿明住院治病时期，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二月初发生的“张莘夫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元月十七日，奉东北接收大员熊式辉、张家敖的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但不知抚顺煤矿已被我军接收，故而碰了一鼻子灰，后被苏军士兵送上火车返回长春。没想到返回途中却出了意外，当火车行驶至抚顺西郊李石寨时，忽遇一伙劫匪。张莘夫等人被绑架到附近的一个小山丘，被刺刀捅死。这就是所谓的“张莘夫事件”。二月十日，重庆各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不知是否巧合，美、英两国也于同一天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密约，再加之国民党从中扇风点火，推波助浪，随即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民愤，也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
中国各地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示威，令苏联十分吃惊和尴尬。同时，也促使s大林果断作出决定，让在满州的苏军立即全部撤离。这样一来，就使得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延期撤军，以配合国民政府全盘接收东北的计划受到极大的影响。事出突然，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倒给我军提供了不少机会。
苏联红军在满州的最高负责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立即部署军队撤离。同时，暗中将国民政府一时来不及接收的中小城市交给我军接收。
三月八日，苏军代表突然来法库（此时我军已撒出沈阳，东北局已撤到辽源）找到我说：红军决定三月十三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派兵占领沈阳。我一听就知道事关重大，目前国共双方正对东北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我就以东北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趁苏军撤离之机，夺取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蒋军北进。但主持中央工作的liu少奇（主席因积劳成疾，正在养病）及在重庆谈判的周副主席考虑到目前整个气氛趋向于和平，故来电不同意我军进攻沈阳，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吉林等地须保持，绝不能让。我便将中央的指示告知苏军代表。苏军代表听后十分生气，表示不可理解，无奈地走了。
接着，我又特别提醒道：“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目前的和谈，只是他玩弄的一个阴谋，我们千万不可为目前的假象所迷惑。蒋介石这个人历来都是只信拳头不认理的，一旦准备好了，他一定会撕下假面具，凭借其绝对压倒的优势，消灭我党我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焕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强权就是政冶，实力就是道理，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目前，我们也可借此机会，加快根据地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并加强军队的建设与训练等。快速提升我们的实力。只要我们手里有了钱粮，有了强大的军队，我们就有本钱逐鹿关东，进而逐鹿中原。我相信三至五年内，我们就可以打败国民党，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想到我后面即兴讲的这两句话不知怎的被传了出去，且传进了民主联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的耳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后来，听说还被传到了中央领导的耳里，主席闻听后，只是笑道：“这个陈树相啊，还真是敢想、敢说、敢干！”
随后，我们还就撤离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规定了秦沈路沿线各个城市撤出的时间。并抓紧最后这一段时间抢运我们亟需机器设备及物资，包括鞍山钢铁厂生产及储备的几万吨各类钢材。小鬼子的技术还真不错，生产出来的钢材质量确实比我们包钢的要好一些，用来造枪造炮及装甲战车等还真是好。另外，我们还特地作出一个决定：凡是我军撤离的地方，一切东西（包括工厂、矿山、水电等）都不准破坏，以免使当地人民陷入困境。毕竟这不是抗日战争。
会议结束后，我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之中，各部必须严整战备，不能松懈。须知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将军的调处下，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下达了至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停战令。在“停战协议”公布的当天，m主席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及解放区各级政府颁发停战命令：“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并指出“*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然而，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蒋介石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停战问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争取时间，加速完成他发动全面内战的兵力部署。因此，他根本没有也从不打算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为了确保国民党独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先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政权及民主联军等人民武装，后又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外，蓄意在东北放手大打。
元月十五日，根据协议，我向二纵下达了撤出山海关城及铁路沿线的命令。韩伟率部向沈阳地区转移，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则转移到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杜聿明指挥新一军于十六日进驻山海关。所说他还特地去察看了我军修筑的防御工事。
我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逐步从秦沈路沿线及各城市退出，为防止杜聿明部长驱直入，我以一纵监视国民党军的推进。同时，调整各纵队的部署：以六纵、九纵布置于西满地区；以四纵、八纵位于东满地区；七纵和骑兵纵队（骑纵重建了骑一旅，全纵近30000人）位于热辽地区；三纵转移到辽源至梅河口一线；十纵位于长春附近。三纵、八纵、九纵、十纵、总部炮纵、装甲第二、第三师，防空师、骑兵师（原骑一旅扩编而成，全师辖四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团，约12000人）继续完成军事训练。一纵、二纵、四纵、六纵集结待命，随时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已出关的国民党的机械化大军，沿着秦沈路向北推进，并不断抢占沿线的城市和战略要地。杜聿明鉴于山海关之战，已知进驻东北的共军不好惹，因而推进十分谨慎。他将八个军分成两路，猬成一团，齐头并进。苏联红军亦于元月15日开始撤军回国，准备将铁路沿线的各大中小城市逐步移交给国民党接收。二月中旬，杜聿明率部进占了锦州。此时的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需立即做左肾切除手术，不得不返回北平治疗。故而，他向蒋介石保荐郑洞国代替他指挥。这位郑洞国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与杜聿明是两度同学，而且还是老搭档，一同指挥过第五军取得昆仑关大捷，也曾一同参加过远征军。有郑洞国这样一位名将先顶着，蒋介石这才放心让杜聿明去安心治病。
可就在杜聿明住院治病时期，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二月初发生的“张莘夫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元月十七日，奉东北接收大员熊式辉、张家敖的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但不知抚顺煤矿已被我军接收，故而碰了一鼻子灰，后被苏军士兵送上火车返回长春。没想到返回途中却出了意外，当火车行驶至抚顺西郊李石寨时，忽遇一伙劫匪。张莘夫等人被绑架到附近的一个小山丘，被刺刀捅死。这就是所谓的“张莘夫事件”。二月十日，重庆各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不知是否巧合，美、英两国也于同一天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密约，再加之国民党从中扇风点火，推波助浪，随即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民愤，也引起英、美等国的不满。
中国各地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示威，令苏联十分吃惊和尴尬。同时，也促使s大林果断作出决定，让在满州的苏军立即全部撤离。这样一来，就使得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延期撤军，以配合国民政府全盘接收东北的计划受到极大的影响。事出突然，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倒给我军提供了不少机会。
苏联红军在满州的最高负责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立即部署军队撤离。同时，暗中将国民政府一时来不及接收的中小城市交给我军接收。
三月八日，苏军代表突然来法库（此时我军已撒出沈阳，东北局已撤到辽源）找到我说：红军决定三月十三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派兵占领沈阳。我一听就知道事关重大，目前国共双方正对东北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我就以东北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趁苏军撤离之机，夺取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蒋军北进。但主持中央工作的liu少奇（主席因积劳成疾，正在养病）及在重庆谈判的周副主席考虑到目前整个气氛趋向于和平，故来电不同意我军进攻沈阳，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吉林等地须保持，绝不能让。我便将中央的指示告知苏军代表。苏军代表听后十分生气，表示不可理解，无奈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