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
字体: 16 + -

第二一四章 红色教父

    第二一四章 红色教父

    “这是一个骗子,一个可爱的骗子!”这是瞿秋白的开场白,应主持人的邀请,发表简单演说。()说这话时,手指着莫圆,莫圆坐在位子上只管笑,身边两个女孩,更不理睬瞿秋白在说什么,只顾自己嘀嘀咕咕说个不停。其它人都在猜测,莫圆,怎么去骗了这位名气冲天的共产党领袖。

    “我在香港,住在医院,本能最忧的事就是医药费怎么办。”瞿秋白说:“伯坚去码头扛了两天包,总共挣了十二个先令,之华从上海过来,全身家当不超过一个英镑。我每天咳嗽,咳得肺要翻出来,英国医生给我开的药,一天就要五个英镑。怎么办?我跟伯坚说,不治了,治不起,这样死去,也算善终。”

    “不会的!瞿部长,你的面像,不是短寿之人,想去见马克思,没那么容易。”说话的是施霖,他话是这样说,心理却是滔天巨浪,面前的瞿秋白,正是短寿之相,而且是横死。

    “我也知道,我天庭饱满,地廓方圆,人中够长,额头够宽,不是短寿之像。”瞿秋白笑着说:“问题是死神已经站在面前,挥舞着镰刀,对我说:走吧!人间不欢迎你,我那里有你爱喝的酒。”

    全场大笑。

    “第三天,伯坚带来一个小伙子,就是我身边这个,你们都认识,我当时不认识,他说他叫莫圆,是香港大学的学生,还是桂西政府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在香港所有的费用,由桂西政府承当。我想了半天,这个桂西政府,我不熟悉,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凭什么他要承当我在香港的费用。转念一想,兄弟单位,用点就用点,以后再还就是。结果,这个钱一花,把我吓着了,我们家之华说,桂西政府真会花钱,用的是进口药,吃的是营养品,住进了港督专用病房不说,还把我们家独伊从老家接了过来,还跟莫圆的小爱人成了好朋友。”

    听到这话,莫圆身边的两个女孩都抬起头来,一个清秀可人的女孩嗔道:“好爸,人家是喝多了才醉,你怎么没有喝就醉了?”

    “你爸那叫人来疯,可能是有日子没有人听他演讲了,来劲。”另一个女孩说。

    听到两个女孩的对话,整个宴席都大笑起来。

    “是啊是啊!佩瑶说得极是!”说这话的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中年女人,虽然穿的衣服料子不怎么样,可怎么看都显得挺高档,协调,有气质。这位,就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

    “瞿部长,那是你名气大,桂西政府早就知道你的大名。要是我在香港,烧了五次也没有人知道。”说这话的是李德胜。

    “名气大个屁!”瞿秋白说:“我之前也是这么想,好孬我也曾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人家知道我不奇怪,今天,我问了覃善鸣总理,才知道,桂西政府从来就不知道,香港有瞿秋白这么一号人!”

    何建良笑道,说:“知道的知道的,过去一直知道,就是桂西政府现在消息不灵,不知道瞿部长在香港住院,这点费用,既然说了是桂西政府的,桂西政府一定会认账,我一定会付给莫圆。”

    “行了!这点钱就别推来推去的了!”莫圆说:“我大哥说了,他出钱,桂西出名,这样行了吧!要是他出面,瞿书记肯定不会接受。”

    “行行行!”何建良哈哈大笑,又不解的问:“为什么你大哥说他出钱瞿书记不会接受?”

    “他认为,在瞿书记这种标准的布尔什维克眼里,他属于修正主义,是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者。”莫圆说。

    “修正主义?”马立峰、瞿秋白和许进等人都被这个新鲜词给吸引住了,过了一会,瞿秋白点了点头:“修正主义,这个词用得好!玉衡老说,一部论语三千注,注注都是在对论语进行诠释进行修正。修正,顾名思义,修改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这样的修正主义,我赞成。”

    马立峰问何建良,莫圆的大哥是谁,何建良说,是中南国的陈正权。

    第二天,莫圆带着陈佩瑶去滇南看望哥哥嫂子母亲和刚生不久的小侄子,瞿秋白一家则留在了百色。他拒绝了何建良让他出任桂西政府总书记的提议,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称呼:中国共产党桂西支部书记。这还是他与桂西政府一干人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明确之后才勉强答应,而且还需要桂西政府满足他的两大要求,一是党委不参与政府的日常管理,不参与政府人员的任免,不参与军方的管理,完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组织形式出现。二是党委设教导部、监察部和宣传部,主要有三项工作,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对党员的行为进行考察。把对党员干部的考察情况提交给政府,由政府确定对被考察干部予以嘉奖或者惩处,同时宣传部门对政府所属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宣传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共产主义前景、宣传先锋模范,宣传正能量。

    覃善鸣和许进佘惠等人对此很感兴趣,认为,瞿秋白的这种做法,完全明确了作为党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规范,而不是居于作为少数人党派的管理之下。

    陈维政听到这件事,大感新奇,激动之下,送给瞿秋白一个绰号:红色教父。他觉得,作为一个党派的领导人,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采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政府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党务工作者从繁重的政府工作中脱身出来,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或者还真能够把理论深化。通过这种深化的理论,指导政府少走弯路,少走错路,指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如果政府是运动员,那党派就是裁判员,或许,桂西地区在裁判员的正确规范下,会一骑突出,迅速成为社会发展的热点。

    瞿秋白对红色教父这个词相当的认可,他对何建良说,对干部队伍的培训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事业繁衍和发展的关键,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可能是一百年或者几百年,是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何把我们的工作过程规范化持续化,就需要教育和坚持。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变,发展与监督的机制不变,我们就一定能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

    桂西政府宣传部的许进部长,对于宣传口归于党委非常赞成,认为社会的宣传工作分成三部分,一是思想宣传,这部分是党委的工作,二是管理宣传,这是政府的工作,三是商业宣传,这是在思想宣传管理下的社会工作。第一部分要深刻,比如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第二部分要真实,比如说政府管理数据,第三部分则可以产生社会效益或者经济效益,比如说广告及工商业宣传。

    陈维政对于许进的意思大为赞赏,认为有瞿秋白和许进在桂西,桂西的发展很让人期待。

    何建良就瞿秋白的意见与陈维政交换了看法,陈维政告诉他,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没有有效的规范和监督,就会走向腐败,这里说的腐败不是多吃多占,乱玩女人,而是不能控制自己在政治上的欲望,把这个地区带入难以控制的极端。何建良说:“我知道了,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都一样,我之前对于就任这个桂西政府主席还一直有点诚惶诚恐,过了一段时间,就有点习惯了。现在,如果走出门,没有人点头哈腰喊两声何主席好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再这样下去,还真有狂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天。有人管着,那是真的好!”

    陈维政告诉他,瞿秋白同志的党性很强,水平也很高,他从1931年四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考虑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也曾提出过相应的意见和建议,都没有引起重视。在中央战略大转移时,他几次申请要求跟着部队一起离开,没有得到批准,这里固然有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部分领导对他很防备,让他留下。一度他有点想不通,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遭遇,他变得更成熟,更有思想,更有深度,有他在一旁为桂西政府指引航线,桂西这条船一定会顺水顺风,扬帆远航。

    何建良也认为,瞿秋白同志很有能力,难怪有人防火防盗防秋白。

    陈维政告诉何建良一句话:心底无私天地宽。瞿秋白同志心底无私,坦坦荡荡,他要利用桂西这个地方,实现他的目标和愿望,你们也要利用瞿秋白同志的优势,把桂西的管理监督机制完善起来,形成一种可以传承的规范性的制度,确保桂西政府长期有效的运行。

    通过与陈维政的交流,何建良知道桂西目前的形势对于自己对于桂西,甚至对于组织,都是一种难得的有效尝试机会,如果尝试成功,作为探索者和实践者,自已的大名将会在历史的教课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