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二章 革命道路
第二一二章 革命道路
从北海换乘到东兴的火车，再从东兴出境，进入中南国境，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已经到了外国，只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海关，没有哨卡，甚至连明确的边境线也没有。( 起笔屋)从东兴步行进入广宁的芒街，七个人越走越惊讶，越走越觉得陌生。一到中南国，七个人首先感到的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边的街道更宽，这边的街道更干净，这边的人更自由。虽然这边号称外国，但是都是一口汉语，比广西人说话更容易听懂的汉语。
四月份，正是雨季，这里的街道没有积水，这里的农田没有水淹，这里的商场没有漏雨，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雨季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甚至农民，也在悠闲的喝咖啡聊天。
杨则仕问马立峰，这里的农民为什么会过得如此悠闲。
杨则仕，福建省政和县人，出生于农村中的一个小康家庭，也就是阶级成分中的富农。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兼做酱油买卖。有人说，真正了解农村的人是富农，地主已经脱离一线的劳动，贫农每日为了生计起早贪黑，没有空对农村进行观察和评价，真正享受农村，认识农村，对农村比较有发言权，就是富农。杨则仕不仅仅是富农，而且还是一直在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干部，对农村更有发言权。
马立峰问他，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杨则仕说那肯定是吃，马立峰说了一句让其它六人从来没有想过的话：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收成。
为什么？六人都看着马立峰，如果不是跟他这么熟悉，一定会认为他是骗子。
“我如果不是比你们早来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之后，也跟你们一样不相信。”马立峰说：“这个地方，一年三熟，一年里即使有一季失收，他们也自给有余。而且这个地方人少田多，一个人，平均水田超过三亩。所谓种田，只需要把秧子插下去，就让它自然生长，能收多少是多少，即使一亩每茬收谷子三百斤，也足够口粮。我在中南国，最惊讶的就是他们的生育政策，他们规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只要保持这样的生育水平，这块土地上的人永远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他们就永远不会有失收之忧。”
“他们就不知道人多力量大吗？”杨则仕问。
“人多力量大！”马立峰苦笑着回答道：“他们认为人口数量合适就好，中南国这块土地，现在的人口是三千一百多万，最多的人数总额为五千万，他们称之为人口饱和额。五千万人里，可以有百万雄兵。只要有百万雄兵，就足可与全世界任何一个强国抗衡。与其打人海战术，不如搞精兵战术。我也是花了好几天才弄懂这个道理。”
“这个国家，够恨！”一口湖南口音，说话的是李德胜，这个湖南人是个全才。1928 年参加红军后，做过军事主管，做过政治委员，还做过参谋长，做过后勤主任。因为说话不太注意留口德，很招人讨厌。特别是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洋主义和洋理论，他总是阴阳怪气，不太配合，因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任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他说：“打仗，一百头羊，不如一头狼。我最反对苏区的扩军政策，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人数凑够，让你做师长、军长、兵团司令、方面军总指挥。我一个军分区，说起来一两千人，能打的不过五十人，能打响的枪也不超过一百条，真要与人过硬，人家来一个连，就能把我一个军分区打得飞逃。”
龙腾云点点头，说：“不需要百万精兵，我听我的老领导李谦师长说过，只要有十万人，十万精兵，就能在中国随意纵横！李师长跟我们说起过，象红八军的韦林、莫方、罗明初，这些都不是兵，是兵王。”
“韦林、莫方、罗明初？”马立峰问：“腾云你认识他们？”
龙腾云摇摇头，说：“不认识。我们在河池整编时，都知道八军有一个特战连，偷鸡摸狗打猎抓鱼，一个连让八军一个团有吃有喝，住帆布帐蓬，穿民团衣服，喝农家米酒，吃大肉大鱼。还杀人不眨眼睛，随便活埋几百人。在他们面前除了活人就是死人，除了死人就是活人。”
“莫方现在是滇南军区司令员，不是李得胜那种摆设的军区司令员，下面有两个人数过万的野战师，一个师长叫罗济，云南人，一个叫白承恩，广西河池人。还有一个快速反应师，配置一百门122mm胶轮重炮，一百辆坦克，四百辆汽车，师长是滇南军区参谋长陆济民的同学，苏联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毕业，叫王焕同。还有两个保安旅，一个负责文山地区的保安，一个负责蒙自地区的保安。韦林现在是中南国升龙省省长，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叫广宁，属于升龙省下属的一个专区。罗明初更不得了，中南国海军司令，手里那船才叫大，福建马尾的那些小船，跟我上次坐的船相比，那就是舢板。这三个人，不只是兵王，是将王。”马立峰的话，让另外六个人惊叹不已。
火车行驶在芒街到南都的高速铁路上，这条不再是米轨铁路，而是标准铁路，蒸气火车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在铁路上奔驰，路边的树影飞快的向车后滑去，风从窗户里灌进来，带来远处海边的咸味，吹得人头发乱飘，不习惯这种速度的山里人以为是自己在飞。进入海防市后，进入大小铁轨并行地段，这里的铁路都是三条轨道，其中一条共用，另外两条，里面一根与共用轨道组成米轨，外面一根与共用轨道组成标轨。
看到这种情况，詹如柏感叹说，中南国这个国家，一条铁路上大小火车都能容纳，他们的政府，还有什么不能接纳的呢！我从福建看到广东，又从广东看到湛江看到北海，最后进到中南国。最大的感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农民！这里的农民不象闽省两广一路看到的那样，表情麻木，破衣烂裳，地位低下，工作辛苦。这里的农民地位很高，过得比城市人还悠闲，还惬意，还有滋有味。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都有农村工作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政府，真正是农民的政府。
施霖听了詹如柏的话，问马立峰：“立峰你读书多，你读过的马克思著作里有没有关于农民的理论？”
马立峰摇摇头，说：“马克思应该有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只是我没有看到过，我想，我们应该留住这个问题，去请教陈维政主席或者陈洪涛省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会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有时候想想，我们也真是够莫名其妙的，作为一个专区的主要领导者，一个重点带动农民闹革命的革命干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都完全不知道。就敢带领农民闹革命，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革命，真是笑话。农民想得到什么，而革命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来来回回，喊的是均田免粮的口号，走的是均田免粮的老路。我真的不知道这两年，我们到底在做了一些什么！”杨则仕说：“我认为，中南国的农民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条件不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和难度也不同。”施霖说：“中国的农民太多，要让他们全部满意，做不到。”
“无论条件有多艰难，方法有多复杂，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我们必须做。”李德胜很忿忿不平的说：“我们必须有为农民解决问题的主观意向，而不是一味只向农民索取。在我们那里，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只是革命团结的对象，所以我们革命者与农民之间，有一道扯不开，看不清的隔膜。牺牲农民的利益，成了革命的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高级领导经常把指导城市工人革命的那一套套用在农民身上，搞罢工罢课罢市，他们也不想想，农民一旦罢种田，错过了季节，颗粒无收，饿死你个狗日的。”
听到李德胜把话说得有点伤人，马立峰不想让他们继续说下去，打断了他们的话，说：“我读过＂mao ze dong＂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可能是中央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的领导人之一，农民运动，不管是糟还是好，问题的关键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怎么样带着占中国80%以上的农民走向共产主义，我们一起去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施霖说：“虽然中南国与我们中国同根共祖，一脉相承，毕竟分属两个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对陈维政主席的理论也要有针对的接受，有鉴别的接受，就象刚才德胜说的，用管理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农民，完全不合适，用中南国的方法带管理我们中国，也未必就一定适合。他们这里一年三熟，我们那边一年一熟，条件不一样，发展也会不同。陈维政主席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中南国，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而不应该为我们所仿照。”
六人一齐点头，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马立峰在中南国看了几个月书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一路跟他们说得最多的，而六人，也开始不知不觉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看待事物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从北海换乘到东兴的火车，再从东兴出境，进入中南国境，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已经到了外国，只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海关，没有哨卡，甚至连明确的边境线也没有。( 起笔屋)从东兴步行进入广宁的芒街，七个人越走越惊讶，越走越觉得陌生。一到中南国，七个人首先感到的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边的街道更宽，这边的街道更干净，这边的人更自由。虽然这边号称外国，但是都是一口汉语，比广西人说话更容易听懂的汉语。
四月份，正是雨季，这里的街道没有积水，这里的农田没有水淹，这里的商场没有漏雨，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雨季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甚至农民，也在悠闲的喝咖啡聊天。
杨则仕问马立峰，这里的农民为什么会过得如此悠闲。
杨则仕，福建省政和县人，出生于农村中的一个小康家庭，也就是阶级成分中的富农。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兼做酱油买卖。有人说，真正了解农村的人是富农，地主已经脱离一线的劳动，贫农每日为了生计起早贪黑，没有空对农村进行观察和评价，真正享受农村，认识农村，对农村比较有发言权，就是富农。杨则仕不仅仅是富农，而且还是一直在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干部，对农村更有发言权。
马立峰问他，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杨则仕说那肯定是吃，马立峰说了一句让其它六人从来没有想过的话：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收成。
为什么？六人都看着马立峰，如果不是跟他这么熟悉，一定会认为他是骗子。
“我如果不是比你们早来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之后，也跟你们一样不相信。”马立峰说：“这个地方，一年三熟，一年里即使有一季失收，他们也自给有余。而且这个地方人少田多，一个人，平均水田超过三亩。所谓种田，只需要把秧子插下去，就让它自然生长，能收多少是多少，即使一亩每茬收谷子三百斤，也足够口粮。我在中南国，最惊讶的就是他们的生育政策，他们规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只要保持这样的生育水平，这块土地上的人永远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他们就永远不会有失收之忧。”
“他们就不知道人多力量大吗？”杨则仕问。
“人多力量大！”马立峰苦笑着回答道：“他们认为人口数量合适就好，中南国这块土地，现在的人口是三千一百多万，最多的人数总额为五千万，他们称之为人口饱和额。五千万人里，可以有百万雄兵。只要有百万雄兵，就足可与全世界任何一个强国抗衡。与其打人海战术，不如搞精兵战术。我也是花了好几天才弄懂这个道理。”
“这个国家，够恨！”一口湖南口音，说话的是李德胜，这个湖南人是个全才。1928 年参加红军后，做过军事主管，做过政治委员，还做过参谋长，做过后勤主任。因为说话不太注意留口德，很招人讨厌。特别是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洋主义和洋理论，他总是阴阳怪气，不太配合，因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任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他说：“打仗，一百头羊，不如一头狼。我最反对苏区的扩军政策，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人数凑够，让你做师长、军长、兵团司令、方面军总指挥。我一个军分区，说起来一两千人，能打的不过五十人，能打响的枪也不超过一百条，真要与人过硬，人家来一个连，就能把我一个军分区打得飞逃。”
龙腾云点点头，说：“不需要百万精兵，我听我的老领导李谦师长说过，只要有十万人，十万精兵，就能在中国随意纵横！李师长跟我们说起过，象红八军的韦林、莫方、罗明初，这些都不是兵，是兵王。”
“韦林、莫方、罗明初？”马立峰问：“腾云你认识他们？”
龙腾云摇摇头，说：“不认识。我们在河池整编时，都知道八军有一个特战连，偷鸡摸狗打猎抓鱼，一个连让八军一个团有吃有喝，住帆布帐蓬，穿民团衣服，喝农家米酒，吃大肉大鱼。还杀人不眨眼睛，随便活埋几百人。在他们面前除了活人就是死人，除了死人就是活人。”
“莫方现在是滇南军区司令员，不是李得胜那种摆设的军区司令员，下面有两个人数过万的野战师，一个师长叫罗济，云南人，一个叫白承恩，广西河池人。还有一个快速反应师，配置一百门122mm胶轮重炮，一百辆坦克，四百辆汽车，师长是滇南军区参谋长陆济民的同学，苏联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毕业，叫王焕同。还有两个保安旅，一个负责文山地区的保安，一个负责蒙自地区的保安。韦林现在是中南国升龙省省长，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叫广宁，属于升龙省下属的一个专区。罗明初更不得了，中南国海军司令，手里那船才叫大，福建马尾的那些小船，跟我上次坐的船相比，那就是舢板。这三个人，不只是兵王，是将王。”马立峰的话，让另外六个人惊叹不已。
火车行驶在芒街到南都的高速铁路上，这条不再是米轨铁路，而是标准铁路，蒸气火车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在铁路上奔驰，路边的树影飞快的向车后滑去，风从窗户里灌进来，带来远处海边的咸味，吹得人头发乱飘，不习惯这种速度的山里人以为是自己在飞。进入海防市后，进入大小铁轨并行地段，这里的铁路都是三条轨道，其中一条共用，另外两条，里面一根与共用轨道组成米轨，外面一根与共用轨道组成标轨。
看到这种情况，詹如柏感叹说，中南国这个国家，一条铁路上大小火车都能容纳，他们的政府，还有什么不能接纳的呢！我从福建看到广东，又从广东看到湛江看到北海，最后进到中南国。最大的感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农民！这里的农民不象闽省两广一路看到的那样，表情麻木，破衣烂裳，地位低下，工作辛苦。这里的农民地位很高，过得比城市人还悠闲，还惬意，还有滋有味。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都有农村工作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政府，真正是农民的政府。
施霖听了詹如柏的话，问马立峰：“立峰你读书多，你读过的马克思著作里有没有关于农民的理论？”
马立峰摇摇头，说：“马克思应该有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只是我没有看到过，我想，我们应该留住这个问题，去请教陈维政主席或者陈洪涛省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会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有时候想想，我们也真是够莫名其妙的，作为一个专区的主要领导者，一个重点带动农民闹革命的革命干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都完全不知道。就敢带领农民闹革命，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革命，真是笑话。农民想得到什么，而革命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来来回回，喊的是均田免粮的口号，走的是均田免粮的老路。我真的不知道这两年，我们到底在做了一些什么！”杨则仕说：“我认为，中南国的农民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条件不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和难度也不同。”施霖说：“中国的农民太多，要让他们全部满意，做不到。”
“无论条件有多艰难，方法有多复杂，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我们必须做。”李德胜很忿忿不平的说：“我们必须有为农民解决问题的主观意向，而不是一味只向农民索取。在我们那里，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只是革命团结的对象，所以我们革命者与农民之间，有一道扯不开，看不清的隔膜。牺牲农民的利益，成了革命的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高级领导经常把指导城市工人革命的那一套套用在农民身上，搞罢工罢课罢市，他们也不想想，农民一旦罢种田，错过了季节，颗粒无收，饿死你个狗日的。”
听到李德胜把话说得有点伤人，马立峰不想让他们继续说下去，打断了他们的话，说：“我读过＂mao ze dong＂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可能是中央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的领导人之一，农民运动，不管是糟还是好，问题的关键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怎么样带着占中国80%以上的农民走向共产主义，我们一起去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施霖说：“虽然中南国与我们中国同根共祖，一脉相承，毕竟分属两个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对陈维政主席的理论也要有针对的接受，有鉴别的接受，就象刚才德胜说的，用管理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农民，完全不合适，用中南国的方法带管理我们中国，也未必就一定适合。他们这里一年三熟，我们那边一年一熟，条件不一样，发展也会不同。陈维政主席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中南国，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而不应该为我们所仿照。”
六人一齐点头，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马立峰在中南国看了几个月书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一路跟他们说得最多的，而六人，也开始不知不觉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看待事物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