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一章 五年沦回
第二一一章 五年沦回
中央红军人在征途，福建留守人员也进行着大迁徙。()元月份陈洪涛带走了三千多人，才四个月的时间，落到福建军方手里的又已经超过两千人。按照上一世的做法，对捕获的共党残余是斩尽杀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待詹如柏，竟然采用的是古老的凌迟方式处死，手法之恶劣，行为之残忍，让人不齿，连国民党内部的人都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这一世大不一样，蒋光鼐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好吃好喝供着，然后当成人情送给陈维政。
马立峰在福建军方的手里，把两千多俘虏全部领了出来，在马尾租了一条船，把人送到海南，也不管陈洪涛愿意不愿意，一句话：去海南投奔阮啸仙。
几个高级干部，他留了下来，这要带这些干部去中南国，跟他一起感受中南国的感观冲击。这些干部也觉得很奇怪，遥远的一个中南国，竟然能干涉到福建的军政事务，能量不小。最让他们想搞清楚的是，这个中南国，到底奉行的是什么主义。
连马立峰一起，总共是七个人，其中一个是广西人。这个人叫龙腾云，百色人，1907年生，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经历过河池整编。那天早上，从下吉离开时，他有一个预感，这一去只怕再也回不了广西，没有想到，将近五年过去了，自己居然还能返回广西，还能再看到自己的乡亲故人。
他既说不上衣绵还乡，也说不上营归故里，反而有一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悲壮感觉。从河池出发时，在十九师五十团当一个小小的排长。打融城时，一颗子弹从右边打过去，没有打中人。打长安时，一颗子弹从左边打过去，打死了自己最好的哥们。打武岗，一颗子弹打来，自己鬼使神差的低了一下头，后面死了个连长。自此之后，自己就不再是人，是一个打仗的机器，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杀人，杀得习惯，杀得顺手，杀得毫无心理负担。1931年随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军部特务连连长。这个时间，是最混乱的时间，他的主要工作不是打仗，而是做看守，上面的领导轮流放到他的特务连来关押，今天送来这个，明天领走那个，已经完全搞不清楚谁是忠最是奸。之后在红三军团先后任营长、团长。因为做特务连连长时，对一些老领导比较照顾，被认为革命不彻底，下放到地方工作。几次反围剿，部队损失很大，又把他从地方抽出，任命为第五师的参谋长、新十军的参谋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新十军打散，身强力壮的龙腾云，照常规应该参加长征，没有任何理由的留在原地坚持斗争，龙腾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过于了解肃反时的内幕，有人想让他留在这里自生自灭。至于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个不小的头衔，那是一个基本接近于光棍司令的职务，战力，还不如自己曾经的特务连。
在区寿年对闽北的一次清剿中，看着对方徐徐推进的坦克，打不穿，炸不垮，只有任其蹂躏。弹尽粮绝，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苍白，所有的希望都化作尘埃, 心灵深处蔓延着绝望和死寂，不得不放下了手里的枪。
路上，他跟大家讲起了广西，讲起了右江起义，讲起了陈洪涛，讲韦拔群，讲李明瑞，还讲起远远看过一眼的陈正权。他离开广西时，陈正权还是一个团长，再返回时，人家已经是一国元首，真是沧海桑田。
七个人坐汽车来到汕头，在汕头坐上去湛江的火车。在湛江，韦国秀亲切的接待了龙腾云一行，他和龙腾云在百色起义时就在一起，河池整编时如果不是因为身上有伤，也就一起去了江西。两人见面，感叹不已，一个打了几年仗，打得昏天黑地，最后打成阶下囚。一个过了几年悠闲日子，打了几个说不清楚的仗，成了广州湾特区的警备司令。如今在广州湾，出入有警卫，出行有专机，过年回趟田东，专机直飞武鸣，南宁军方用一个车队送到田东老家，那才叫光宗耀祖。
韦国秀带着七人在湛江市里走了一圈，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向七位党内同志介绍什么是贸易，什么是国际贸易，应该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什么是原始资金积累。在这里，福建来的施霖同志终于理解了一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汗。”这里面的血和汗，有时候滴着的是别人的血和汗，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血和汗，而这种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又可以化作新鲜血液，回补到人们身上。广州湾，已经成了一块乐土，由于十数条远洋航线的开通，国内铁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货运航线的开通，光是通过容克52运到各大省会大城市餐桌上的海鲜，就让广州湾的渔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施霖是个很有才的人，福州私立国学专修学校毕业。会算命，会看风水，还会代人写诉状打官司。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积累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种主义的公平性，必须建立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如果连吃的都没有，弱肉强食，何来公平，因此，湛江的经济发展让他看到了公平的基础，而韦国秀的专机特权又让他颇有微词。他毫不隐藏的把自己的看法向韦国秀提了出来，认为，专机这种行为会滋生腐败。
韦国秀告诉他，会不会滋生腐败，他不知道，但是，能不能坐专机，就这件事请教过陈维政主席，陈维政主席的答复是：完全可以坐，作为一个田东人，来湛江为湛江人民服务，过年了，湛江人要回本地过年，田东人也要回外地过年，过年只有几天假，不能把时间全浪费在路上，飞机比较快，有条件应该使用。老百姓如果手里有钱，也应该使用这种方式。从湛江到南宁，走路要多久，坐火车要多久，坐飞机要多久，自己算算，划不划得来，只要划得来，就是公平的，如果划不来，就是腐败的。
至于腐败，陈主席也说过，不是吃饭喝酒的问题，也不是消费了一些普通人不能消费的东西，而是你的收入能不能支持你消费的问题，你加班加点做工，一个月工资有三十个大洋，你家里就可以天天吃肉。你一天到晚不做事，一个月一个大洋也挣不到，也想天天吃肉，只有两条路，一是犯罪，二是腐败。
对于施霖说的公平，首先是付出的公平，然后才是收益分配的公平，付出多的收益多，付出少的收益少，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如果不考虑付出，而只是一味的强求分配的公平，那就会打击人民工作的积极性，把全社会全部养成懒人。
施霖本来还想跟韦国秀争辩两句，听了他最后这两句，再也说不出话来。在苏区，他们就是从来不考虑付出的公平，地主家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了几代才有了土地，有了房产，的确比其它人付出的多，而革命，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把所有的财产进行平分。这对于那些付出了百年心血的地主来说，是否公平？公平是否需要考虑全民，只需要考虑自己一方，仅考虑自己一方的公平到底算不算公平。施霖陷入了深思，现实，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的革命道路到底在何方？
离开湛江，坐船来到北海，在北海，福建来的七人看到了北海市里那些英德美法开设的银行、货栈。整齐的骑楼，飘荡着各国的旗帜。街头上，来来往往不少怪模怪样的洋人，首先反映在他们脑海里的就是这里是中国地界还是帝国主义铁蹄下的租界，这里的外国人是否也跟别的地方一样仗势欺人。很快，他们就弄得一清二楚，这里的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高人一等，他们平等的说话，平等的交易，平等的相处。听外国人说那些南腔北调的汉语，没把黄立贵笑出声来。
黄立贵是江西横峰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给地主当长工。因为机智能打仗，历任游击队队长。红军团长、师长。一直都率部在闽北开展斗争，如果不是这次被俘，他没有走出过闽北山区，他文化不高，见识也不多，头一回看到这么多白皮蓝眼黄毛的洋鬼子，惊奇得眼睛都不再会眨。
“这里不是外国吧！”他问马立峰：“这些外国人不欺负中国人？”
“不是，这里是广西的地盘。”马立峰告诉他：“这些外国人，在这里做生意，跟中国人是一样的，遵纪守法，老实交税，都是一些本份的生意人。”
这时一辆黄包车从远处跑过来，车上一个大胡子外国人，估计是事很急，下车后，没有给钱，拔腿就往房子里跑。车夫也不着急，把车子放在房子面前，坐下来，等。正在黄立贵想冲上去抱打不平时，看到从里面走出另外一个外国人，手里拿着钱，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对黄包车夫说：“刚才那个家伙手里没有钱，所以跑进去让我出来付钱。劳你久等！”
外国人进去了，黄立贵问黄包车夫：“你坐这这里，只是为了等着那个外国人出来给钱吗？你就不担心前面那个外国人不付钱？”
黄包车夫憨憨的笑了笑，说：“我拉人走了这么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不会不付钱的，不付钱意思就是说，他还要我拉他回去。”
“你就不怕外国人？”黄立贵奇怪的问。
“外国人是来做生意的，又不是来欺负人的，我为什么要怕他！”车夫更奇怪的看着黄立贵。
看到黄包车夫把钱揣在怀里，拉着车欢快的离去，几个人望着路边的这栋骑楼，看着上面的几个字：花旗洋行。
“进去看看。”马立峰提议道。
“我们又不用买什么，进去看什么？”黄立贵犹豫说：“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呵呵！有钱可以看看，没有钱也可以看看。”这时，身边传来一个怪声怪气的声音：“今天你身上没有钱，不代表你身上永远没有钱，也许哪一天，你会成为花旗洋行最大的客户也说不定。”
黄立贵抬头一看，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人正在跟他说话，一脸的胡子看不出表情，但是从声音里明显听出来很慈祥很和蔼。
黄立贵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只好随便笑笑，看着大胡子黑袍外国人走进了洋行。黄立贵问施霖：“这个是马克思吗？”
施霖看着黄立贵，一脑门的郁闷，不知道面前这位白痴还是自己白痴。
中央红军人在征途，福建留守人员也进行着大迁徙。()元月份陈洪涛带走了三千多人，才四个月的时间，落到福建军方手里的又已经超过两千人。按照上一世的做法，对捕获的共党残余是斩尽杀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待詹如柏，竟然采用的是古老的凌迟方式处死，手法之恶劣，行为之残忍，让人不齿，连国民党内部的人都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这一世大不一样，蒋光鼐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好吃好喝供着，然后当成人情送给陈维政。
马立峰在福建军方的手里，把两千多俘虏全部领了出来，在马尾租了一条船，把人送到海南，也不管陈洪涛愿意不愿意，一句话：去海南投奔阮啸仙。
几个高级干部，他留了下来，这要带这些干部去中南国，跟他一起感受中南国的感观冲击。这些干部也觉得很奇怪，遥远的一个中南国，竟然能干涉到福建的军政事务，能量不小。最让他们想搞清楚的是，这个中南国，到底奉行的是什么主义。
连马立峰一起，总共是七个人，其中一个是广西人。这个人叫龙腾云，百色人，1907年生，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经历过河池整编。那天早上，从下吉离开时，他有一个预感，这一去只怕再也回不了广西，没有想到，将近五年过去了，自己居然还能返回广西，还能再看到自己的乡亲故人。
他既说不上衣绵还乡，也说不上营归故里，反而有一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悲壮感觉。从河池出发时，在十九师五十团当一个小小的排长。打融城时，一颗子弹从右边打过去，没有打中人。打长安时，一颗子弹从左边打过去，打死了自己最好的哥们。打武岗，一颗子弹打来，自己鬼使神差的低了一下头，后面死了个连长。自此之后，自己就不再是人，是一个打仗的机器，不停的打仗，不停的杀人，杀得习惯，杀得顺手，杀得毫无心理负担。1931年随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军部特务连连长。这个时间，是最混乱的时间，他的主要工作不是打仗，而是做看守，上面的领导轮流放到他的特务连来关押，今天送来这个，明天领走那个，已经完全搞不清楚谁是忠最是奸。之后在红三军团先后任营长、团长。因为做特务连连长时，对一些老领导比较照顾，被认为革命不彻底，下放到地方工作。几次反围剿，部队损失很大，又把他从地方抽出，任命为第五师的参谋长、新十军的参谋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新十军打散，身强力壮的龙腾云，照常规应该参加长征，没有任何理由的留在原地坚持斗争，龙腾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太过于了解肃反时的内幕，有人想让他留在这里自生自灭。至于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个不小的头衔，那是一个基本接近于光棍司令的职务，战力，还不如自己曾经的特务连。
在区寿年对闽北的一次清剿中，看着对方徐徐推进的坦克，打不穿，炸不垮，只有任其蹂躏。弹尽粮绝，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苍白，所有的希望都化作尘埃, 心灵深处蔓延着绝望和死寂，不得不放下了手里的枪。
路上，他跟大家讲起了广西，讲起了右江起义，讲起了陈洪涛，讲韦拔群，讲李明瑞，还讲起远远看过一眼的陈正权。他离开广西时，陈正权还是一个团长，再返回时，人家已经是一国元首，真是沧海桑田。
七个人坐汽车来到汕头，在汕头坐上去湛江的火车。在湛江，韦国秀亲切的接待了龙腾云一行，他和龙腾云在百色起义时就在一起，河池整编时如果不是因为身上有伤，也就一起去了江西。两人见面，感叹不已，一个打了几年仗，打得昏天黑地，最后打成阶下囚。一个过了几年悠闲日子，打了几个说不清楚的仗，成了广州湾特区的警备司令。如今在广州湾，出入有警卫，出行有专机，过年回趟田东，专机直飞武鸣，南宁军方用一个车队送到田东老家，那才叫光宗耀祖。
韦国秀带着七人在湛江市里走了一圈，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向七位党内同志介绍什么是贸易，什么是国际贸易，应该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什么是原始资金积累。在这里，福建来的施霖同志终于理解了一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汗。”这里面的血和汗，有时候滴着的是别人的血和汗，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血和汗，而这种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又可以化作新鲜血液，回补到人们身上。广州湾，已经成了一块乐土，由于十数条远洋航线的开通，国内铁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货运航线的开通，光是通过容克52运到各大省会大城市餐桌上的海鲜，就让广州湾的渔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施霖是个很有才的人，福州私立国学专修学校毕业。会算命，会看风水，还会代人写诉状打官司。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积累让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种主义的公平性，必须建立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上，如果连吃的都没有，弱肉强食，何来公平，因此，湛江的经济发展让他看到了公平的基础，而韦国秀的专机特权又让他颇有微词。他毫不隐藏的把自己的看法向韦国秀提了出来，认为，专机这种行为会滋生腐败。
韦国秀告诉他，会不会滋生腐败，他不知道，但是，能不能坐专机，就这件事请教过陈维政主席，陈维政主席的答复是：完全可以坐，作为一个田东人，来湛江为湛江人民服务，过年了，湛江人要回本地过年，田东人也要回外地过年，过年只有几天假，不能把时间全浪费在路上，飞机比较快，有条件应该使用。老百姓如果手里有钱，也应该使用这种方式。从湛江到南宁，走路要多久，坐火车要多久，坐飞机要多久，自己算算，划不划得来，只要划得来，就是公平的，如果划不来，就是腐败的。
至于腐败，陈主席也说过，不是吃饭喝酒的问题，也不是消费了一些普通人不能消费的东西，而是你的收入能不能支持你消费的问题，你加班加点做工，一个月工资有三十个大洋，你家里就可以天天吃肉。你一天到晚不做事，一个月一个大洋也挣不到，也想天天吃肉，只有两条路，一是犯罪，二是腐败。
对于施霖说的公平，首先是付出的公平，然后才是收益分配的公平，付出多的收益多，付出少的收益少，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如果不考虑付出，而只是一味的强求分配的公平，那就会打击人民工作的积极性，把全社会全部养成懒人。
施霖本来还想跟韦国秀争辩两句，听了他最后这两句，再也说不出话来。在苏区，他们就是从来不考虑付出的公平，地主家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了几代才有了土地，有了房产，的确比其它人付出的多，而革命，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把所有的财产进行平分。这对于那些付出了百年心血的地主来说，是否公平？公平是否需要考虑全民，只需要考虑自己一方，仅考虑自己一方的公平到底算不算公平。施霖陷入了深思，现实，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的革命道路到底在何方？
离开湛江，坐船来到北海，在北海，福建来的七人看到了北海市里那些英德美法开设的银行、货栈。整齐的骑楼，飘荡着各国的旗帜。街头上，来来往往不少怪模怪样的洋人，首先反映在他们脑海里的就是这里是中国地界还是帝国主义铁蹄下的租界，这里的外国人是否也跟别的地方一样仗势欺人。很快，他们就弄得一清二楚，这里的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高人一等，他们平等的说话，平等的交易，平等的相处。听外国人说那些南腔北调的汉语，没把黄立贵笑出声来。
黄立贵是江西横峰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给地主当长工。因为机智能打仗，历任游击队队长。红军团长、师长。一直都率部在闽北开展斗争，如果不是这次被俘，他没有走出过闽北山区，他文化不高，见识也不多，头一回看到这么多白皮蓝眼黄毛的洋鬼子，惊奇得眼睛都不再会眨。
“这里不是外国吧！”他问马立峰：“这些外国人不欺负中国人？”
“不是，这里是广西的地盘。”马立峰告诉他：“这些外国人，在这里做生意，跟中国人是一样的，遵纪守法，老实交税，都是一些本份的生意人。”
这时一辆黄包车从远处跑过来，车上一个大胡子外国人，估计是事很急，下车后，没有给钱，拔腿就往房子里跑。车夫也不着急，把车子放在房子面前，坐下来，等。正在黄立贵想冲上去抱打不平时，看到从里面走出另外一个外国人，手里拿着钱，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对黄包车夫说：“刚才那个家伙手里没有钱，所以跑进去让我出来付钱。劳你久等！”
外国人进去了，黄立贵问黄包车夫：“你坐这这里，只是为了等着那个外国人出来给钱吗？你就不担心前面那个外国人不付钱？”
黄包车夫憨憨的笑了笑，说：“我拉人走了这么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不会不付钱的，不付钱意思就是说，他还要我拉他回去。”
“你就不怕外国人？”黄立贵奇怪的问。
“外国人是来做生意的，又不是来欺负人的，我为什么要怕他！”车夫更奇怪的看着黄立贵。
看到黄包车夫把钱揣在怀里，拉着车欢快的离去，几个人望着路边的这栋骑楼，看着上面的几个字：花旗洋行。
“进去看看。”马立峰提议道。
“我们又不用买什么，进去看什么？”黄立贵犹豫说：“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呵呵！有钱可以看看，没有钱也可以看看。”这时，身边传来一个怪声怪气的声音：“今天你身上没有钱，不代表你身上永远没有钱，也许哪一天，你会成为花旗洋行最大的客户也说不定。”
黄立贵抬头一看，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人正在跟他说话，一脸的胡子看不出表情，但是从声音里明显听出来很慈祥很和蔼。
黄立贵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只好随便笑笑，看着大胡子黑袍外国人走进了洋行。黄立贵问施霖：“这个是马克思吗？”
施霖看着黄立贵，一脑门的郁闷，不知道面前这位白痴还是自己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