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章 认个恩师
第○一四章 认个恩师
赵元喜也发现了与马大裁缝一样的问题，下面垫什么？陈维政告诉他，马大裁缝提议用油布，赵元喜点点头，说：“没有别的就先用油布，如果能够找到一件皮货就好了！”
陈维政告诉他，这些是要随身带的，不能太重，重了走不了路。()赵元喜知道了这套装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简单方便，还要能够行军，告诉陈维政，油布还是太重，让做草席的做一张一尺八宽五尺长的薄席，估计卷起来更方便，还轻。镇上就有做这种席子的，他去问一下，多少钱一张。
陈维政告诉他，贵点不要紧，只要好用就行，我们不差钱。赵元喜笑着走了，跟他一起去的就莫圆，莫园刚满十七，是个只知道往前冲的楞头青，好在听大人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手飞镖不在陈维政之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也不知道日期，随着天光，随着天黑，只是赵元喜这七个人，天天练习，队列，军姿，走高窜低。年轻汉子，吃得好喝得好，不动动不能化食。
这天，地宝求莫圆帮忙，一起去到学堂，把父亲留在学堂的一些东西全部搬了过来。他父亲死后，学堂可怜他孤儿无处可去，给了一间不到五个平米的走廊底栖身，父亲的两大箱子书也放在这里，莫圆和地宝也没有清一清，一人一担，把东西全部挑过莫家。慢慢的清点后，才发现，这里面，值钱的基本没有，主要是书。地宝家不是本地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老家何处，从他父亲的遗物里，知道，他父亲叫黄仲平，广东三水人，老共产党员，《中国青年》的撰稿人之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清党时，老婆为了掩护他牺牲，他带着儿子一路西逃，最后到达金城江，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谋一职业，因为逃难时生活艰难，以至于染上疾病，二七年底就一命呜呼。在他的家当里，居然还保留了一张党证，1924年3月入党，介绍人是恽代英。陈维政笑了，这个可是文物，
恽代英，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武昌，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五四运动”时，他就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宣传发动农 民，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1919——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加入共产党。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和＂mao ze dong＂、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 1930年5月在上海被捕，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现在已经是1930年的9月，恽代英已经被捕，想找他去证实是不是有黄仲平这个人不太可能。
陈维政让赵元喜带着七人出去练习，自己在埋头学习黄仲平的家当，也许是来到这个地区，没有人注意他的家当，如果搜查，枪毙他五次也不嫌多。里面有几本＂mao ze dong＂编的《湘江评论》，看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一段毛老爷子那典型的语言时，陈维政笑了。
当陈维政再看到“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这一段时，由衷的敬佩毛老爷子的眼光，1919年创刊时就看到了后面数十年我们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这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陈维政突然想到，也许最后选择他老人家，应该也是那些大能们讨论的结果。
还有几本《中国青年》，里面有恽代英的文章，还是一些其它人的文章，应该也有黄仲平的文章，不过不知道叫什么笔名罢了。还有几本是当年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经销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
陈维政把这些书从头到尾慢慢读，实在无法读得太快，因为大量的繁体字，需要靠猜。
上一辈子，陈维政也没有这么系统的读过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只是把二十一世纪的一切问题草率的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成熟和不适应。其实，是自己根本不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何谓共产主义。他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自己那个时代，无论再穷的县，也会有一所党校，党校的工作就是让广大的党员明白这些东西，遗憾的是，党校的老师也未必就搞懂了这些东西，凡是不懂的全部用中国特色代替，其实如果中国特色太多了，就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是挂羊头卖狗肉。他没有想到，自己来到这边，居然还有机会从头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源头学起，不搞替代，不搞弹性，不搞模棱两可，马克思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他的理论应该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也应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打开一本《中国青年》，里面有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陈维政知道是＂mao ze dong＂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在大学上党课时学过，现在再看，真是如醍醐灌顶。
这篇文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mao ze dong＂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旗帜鲜明的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农民。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取得同盟军。＂mao ze dong＂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mao ze dong＂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本汉口长江书店的单行本，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实际上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mao ze dong＂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mao ze dong＂这本书。”
陈维政也准备读读这本书。当他读到“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这段典型毛式行文时，大笑了起来，从而坚定了一条，坚持＂mao ze dong＂的革命道路，只有＂mao ze dong＂思想才能救中国。
陈维政把赵元喜一伙人叫了进来，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先从甲午战争讲起，说到中国如何如何之弱，然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推翻了清政府，却进入了军阀混战。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注解，他们开始用全新的观点诠释新出现的问题，这些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地宝的老爸，黄仲平老师就是其中之一。这段时间努力的读完了黄先生留下的资料，深深被他的理论所吸引，想跟弟兄几个给黄老师重新修墓，然后在墓前一起拜为他的弟子。然后把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以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红七军的故事也讲了一番，讲得赵元喜等人抓耳挠腮，喜不自禁，一致同意。
地宝听说大哥要帮他重修父亲的墓，激动万分，走到陈维政面前，重重的脆了下去。
赵元喜也发现了与马大裁缝一样的问题，下面垫什么？陈维政告诉他，马大裁缝提议用油布，赵元喜点点头，说：“没有别的就先用油布，如果能够找到一件皮货就好了！”
陈维政告诉他，这些是要随身带的，不能太重，重了走不了路。()赵元喜知道了这套装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简单方便，还要能够行军，告诉陈维政，油布还是太重，让做草席的做一张一尺八宽五尺长的薄席，估计卷起来更方便，还轻。镇上就有做这种席子的，他去问一下，多少钱一张。
陈维政告诉他，贵点不要紧，只要好用就行，我们不差钱。赵元喜笑着走了，跟他一起去的就莫圆，莫园刚满十七，是个只知道往前冲的楞头青，好在听大人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手飞镖不在陈维政之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也不知道日期，随着天光，随着天黑，只是赵元喜这七个人，天天练习，队列，军姿，走高窜低。年轻汉子，吃得好喝得好，不动动不能化食。
这天，地宝求莫圆帮忙，一起去到学堂，把父亲留在学堂的一些东西全部搬了过来。他父亲死后，学堂可怜他孤儿无处可去，给了一间不到五个平米的走廊底栖身，父亲的两大箱子书也放在这里，莫圆和地宝也没有清一清，一人一担，把东西全部挑过莫家。慢慢的清点后，才发现，这里面，值钱的基本没有，主要是书。地宝家不是本地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老家何处，从他父亲的遗物里，知道，他父亲叫黄仲平，广东三水人，老共产党员，《中国青年》的撰稿人之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清党时，老婆为了掩护他牺牲，他带着儿子一路西逃，最后到达金城江，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谋一职业，因为逃难时生活艰难，以至于染上疾病，二七年底就一命呜呼。在他的家当里，居然还保留了一张党证，1924年3月入党，介绍人是恽代英。陈维政笑了，这个可是文物，
恽代英，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武昌，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五四运动”时，他就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宣传发动农 民，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1919——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加入共产党。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和＂mao ze dong＂、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 1930年5月在上海被捕，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现在已经是1930年的9月，恽代英已经被捕，想找他去证实是不是有黄仲平这个人不太可能。
陈维政让赵元喜带着七人出去练习，自己在埋头学习黄仲平的家当，也许是来到这个地区，没有人注意他的家当，如果搜查，枪毙他五次也不嫌多。里面有几本＂mao ze dong＂编的《湘江评论》，看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一段毛老爷子那典型的语言时，陈维政笑了。
当陈维政再看到“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这一段时，由衷的敬佩毛老爷子的眼光，1919年创刊时就看到了后面数十年我们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这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陈维政突然想到，也许最后选择他老人家，应该也是那些大能们讨论的结果。
还有几本《中国青年》，里面有恽代英的文章，还是一些其它人的文章，应该也有黄仲平的文章，不过不知道叫什么笔名罢了。还有几本是当年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经销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
陈维政把这些书从头到尾慢慢读，实在无法读得太快，因为大量的繁体字，需要靠猜。
上一辈子，陈维政也没有这么系统的读过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只是把二十一世纪的一切问题草率的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成熟和不适应。其实，是自己根本不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何谓共产主义。他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自己那个时代，无论再穷的县，也会有一所党校，党校的工作就是让广大的党员明白这些东西，遗憾的是，党校的老师也未必就搞懂了这些东西，凡是不懂的全部用中国特色代替，其实如果中国特色太多了，就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是挂羊头卖狗肉。他没有想到，自己来到这边，居然还有机会从头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源头学起，不搞替代，不搞弹性，不搞模棱两可，马克思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他的理论应该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也应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打开一本《中国青年》，里面有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陈维政知道是＂mao ze dong＂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在大学上党课时学过，现在再看，真是如醍醐灌顶。
这篇文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mao ze dong＂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旗帜鲜明的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农民。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取得同盟军。＂mao ze dong＂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mao ze dong＂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本汉口长江书店的单行本，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实际上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mao ze dong＂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mao ze dong＂这本书。”
陈维政也准备读读这本书。当他读到“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这段典型毛式行文时，大笑了起来，从而坚定了一条，坚持＂mao ze dong＂的革命道路，只有＂mao ze dong＂思想才能救中国。
陈维政把赵元喜一伙人叫了进来，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先从甲午战争讲起，说到中国如何如何之弱，然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推翻了清政府，却进入了军阀混战。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注解，他们开始用全新的观点诠释新出现的问题，这些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地宝的老爸，黄仲平老师就是其中之一。这段时间努力的读完了黄先生留下的资料，深深被他的理论所吸引，想跟弟兄几个给黄老师重新修墓，然后在墓前一起拜为他的弟子。然后把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以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红七军的故事也讲了一番，讲得赵元喜等人抓耳挠腮，喜不自禁，一致同意。
地宝听说大哥要帮他重修父亲的墓，激动万分，走到陈维政面前，重重的脆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