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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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贝克，这个战争当中“安静的孤岛”，现在成了交战的核心。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往后，这个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把它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镇子的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遭到**的光秃秃的景色，弹坑搞得地面坑坑洼洼，狭长掩体留下条条伤痕，木头的碎片和钢铁的碎片一片狼藉，红砖的粉末和灰烬厚厚的一层。在被火烧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的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用空了的黄铜制子弹盒，在街道上深没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马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掉的房子和棚屋的后面，在街道的边上以及成了废墟的花园里，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是并排躺着的。现在成了医院的度假旅馆，立在草坪当中，草坪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而有着花哨条纹的天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提供遮阴的，现在成了肮脏的碎布片悬挂着。几乎每一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没有剩下几扇完整的窗子。这是个被**的海洋，德国人现在把它称之为巫婆的大锅（der hexenkessel），在这里，荷兰人——大约8000到100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挣扎着要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在许多防区里的部队一样，也几乎没有食品，这些平民照料着他们的负伤者，照料着英国保卫者，而且当德国人负伤的时候，他们照料着他们的德国征服者。

斯胡努尔德旅馆现在是直接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家旅馆里，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害怕过了。我们周围到处都躺着伤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死去。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我们以前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在每一面都损坏了。我们甚至都不想它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想它。如果这个争斗要既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献出我们的生命。

在巷子里，在田野里和屋顶上，在房子废墟中成了路障的窗子后面，在下奥斯特贝克镇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轰炸的喧闹声几乎是持续不停，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没有了什么意义，事件也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希望能得到解救，但又几乎精疲力竭，以至于对能否活下去并不担忧了。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营长r·佩顿—里德中校着重提到：“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的缺乏是最难于抵御的。士兵们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正如第十伞兵营的本杰明·克莱格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别的任何东西——几乎到达被杀死也值了这种程度。”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太疲惫了，以至于“有时但愿我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这个指尖形状的突出部最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赖鲁尔德旅馆，（部队将其称之为“白宫”）一直到下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者和保卫者的装备和兵力疯狂地混合在了一起。英国伞兵们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来的德国弹药和武器。德国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国人驾驶着英国人的吉普车，用缴获来的、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品增强了自己。“那是我们所曾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攻占和再次攻占彼此的阵地，次数如此之多，结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几个人有把握地知道，是谁占领着他们旁边的地点。对在环形防线沿线的各个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那种不断的交换是可怕的。

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把他的全家——他的岳父母、他的妻子伯莎，以及他们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沃特医生家里，因为这位医生用沙包强化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在一个阶段的不停射击达到**时，英军的一支反坦克部队在他们的上面一层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打开，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党卫军出现了，要求知道大家是否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炮弹壳。那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这是英国人的大炮上的，”他喊道，“每一个人都上楼去！”沃斯奎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部枪毙。他迅速干预了。“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国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粗鲁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这群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猛地开了。令每个人宽慰的是，是英国伞兵进来了，沃斯奎尔心中想，他们的样子“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国人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列兵艾尔弗雷德·琼斯，是博伊·威尔逊少校手下的一位伞降信号员，他也陷入了战斗的混乱中。在斯胡努尔德旅馆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国参谋车驶来。晕头转向的伞兵们注视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张大了嘴看着，”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给他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礼，然后军官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然后“我们全都醒悟过来，开火了，我们把司机和军官全都抓获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就不那么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朗中尉率领一个作战巡逻队，在登讷坎普十字路口附近环形防线的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矮树丛，这时与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撞了个面对面。那个德国人携带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朗拿的是一支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他的士兵散开，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国人比他快了“一刹那”。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人“只是右耳朵擦伤”。让朗恐怖的是，那个德国人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在离我大约18英寸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狂似的把那个“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它爆炸了，没有对朗造成伤害。“他搜了我的身，”朗记得，“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个手榴弹，朝树林里我的人那里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用那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开火。”当那个德国人向矮树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的作战服敞开的领子里。朗恼火了，推着那个德国人，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热了（sehr warm）。”那个德国人仍然在射击，说道：“哦，是的！”于是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用过的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德国人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扔掉中尉的急救药箱，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德国人指着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矮树丛里，他们四周全是射击声，这两个人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带走了，做了俘虏。

缓慢地，但又是确定地，环形防线正在被压缩，因为士兵们被杀死，受了伤，或者是做了俘虏。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是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他的无带轻软舞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一个花园里伪装了的狭长掩体里，德国士兵“眨眨眼要他出来”，贝利斯靠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个手镜，检查着他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问那个德国人：“你是否知道碰巧今天晚上镇里有舞会，是吗？”他被带走了。

别的伞兵实际上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二战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的《来劲儿》。在战壕阵地和防御阵地，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嗓音告诉他们：“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伦纳德·奥弗顿“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是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奥弗顿和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用机枪做出了回答。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也听见了扩音器中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补给品的挂篮——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的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要求“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当他举起步枪的时候，他听见树林和战壕阵地里的其他人也喊了起来。机枪和步枪火力冒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们在对准扩音器射击。那个嗓音突然停止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唯一明智的做法——第一机降旅的理查德·斯图尔特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便被带到一个大司令部里。他生动地记得那位指挥官。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四十岁出头或者四十四五岁，穿着黑色的长皮外套，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套。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国家的鲜花盛开般的青年’”。斯图尔特再次说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再次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国人那样奋力作战”，但他却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伞兵们的决心，而且他也错误地阐释了波兰人在德里尔的空投。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人的到达对陷入包围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的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现在正在使用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军事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这个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现在有了25辆载重量为60吨的虎式坦克和20辆美洲狮型坦克的增援，它的任务是保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人到达阿纳姆大桥的南端，也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那边去”。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国人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了，被消灭了。他从来也没有考虑到，波兰人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阵地。比特里希的战略将决定第一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到达埃尔斯特的时候，厄克特将军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鬼怪式通信网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渡口不再被控制了。霍罗克斯却显然并没有被告知这个消息，这位军长的电报电文是：“第四十三师奉命，今天冒一切风险实现解救，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过渡口。”厄克特回答：“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酒窖里——“这是所剩的唯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进行了商谈。“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大惊小怪，”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什么事情以实现解救——而且是立即实现解救。”

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伞兵们将其称之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已经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摇动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几乎被击中所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投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005人——有8905人是该师的人，1100人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厄克特现在估计，他只拥有不到3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有通信联系，但他却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上校和埃迪·迈尔斯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首席工兵，“他将处理在人员和补给品轮渡过河中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绝对重要的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到了不再存在的程度了——我们只不过是聚集起来了正在坚持的个人。”厄克特认为，忍受的限度已经到了，而麦肯齐则要向他们强调，“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个旅行将会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将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将会有某种路线向奈梅亨开通。在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个橡皮艇，乘坐吉普车出发，前往下奥斯特贝克和莱茵河。

10英里之外，在瓦尔河北边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洛德·理查德·罗茨利上尉，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第二营的一个连，他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的命令。夜间时，他的侦察队得到命令，要在进行进攻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面，给这个装甲连带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天，爱尔兰近卫团被阻挡了，从那天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国人在奈梅亨北边的力量”。一直以来，他既没有得到德里尔的波兰人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第一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这个连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一条路并走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到阿纳姆的主要马路，转而走西边的那些格子样的公路支线，就能有一个较好的机会，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跑过去，清晨的雾“能够促成我们走运”。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雾中。在他后面跟上来的，是阿瑟·扬中尉率领的又一个装甲连。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贝克村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6英里。然后，又绕着圈返回，朝正北方向前往德里尔。“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一空降师之间的第一个会师实现了。蒙哥马利本来展望，48个小时就实现这个会师，但这个48小时被拉长成了4天又18个小时。罗茨利和扬中尉超过了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尝试，没有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h·s·霍普金森中尉所率领的第三个连，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当这支部队被发现时，敌人的装甲部队便开火了。“第一辆车的司机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德国人再次暂时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的解救道路。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那种奇怪而又造成严重损害的瘫痪，现在正开始强化。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将要从奈梅亨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近卫团装甲师纵队。计划要求，有一个旅——第一二九旅——要沿着高架公路的两边进军，穿过埃尔斯特，继续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二一四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韦塞克斯人从埃斯考运河赶来，竟用了将近3天的时间——而这段距离只不过60英里多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走廊发起进攻，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也是因为办事有条不紊的托马斯过分小心所致，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这快。

现在，不幸的事故又再次降临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身上了。第二一四旅的旅长是埃塞姆将军，令他既心酸又失望的是，他的一个先锋营，也就是第七萨默塞特营，迷路了，未能在21日的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这些萨默塞特人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有几个连在混乱中分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浓雾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失效了。这个分两路发起的进攻，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在充足的光亮中，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队使敌人警觉起来，他们做好了准备。9点30分时，一位在奥斯特豪特的足智多谋的德国指挥官，熟练地使用了坦克和火炮，成功地把第二一四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一二九旅，在前往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上校的爱尔兰近卫团的时候，则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的炮火轰击，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依赖于立即的解救，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攻占奥斯

特豪特，却已是傍晚时分——时间太晚了，无法大规模移动部队去帮助奥斯特贝克被包围的士兵们。

别的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的行动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中校率领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一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在到达第一空降师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一级的司令部也在担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想做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的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是补给品的载重量为2.5吨的水陆两用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是无根据的妄想，”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认为一个建议不切实际而有时做的那样，他迅速换了话题。”

泰勒不耐烦地等待命令，以便调动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才有一位少校，他是第三十军的一位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被给予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车，要把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之外，泰勒还将得到龙骑兵近卫军团的一个坦克连。“阿纳姆局势危急，”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看着它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带上了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走出奈梅亨桥头阵地的时候，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就已经到达了德里尔索萨博斯基的那些波兰人那里。他们渡过莱茵河，顺利得令人惊讶。“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上面飞过的。”在南岸，一场全面的战斗却正在进行中，波兰人处在强大压力之下，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的进攻。有一段时间，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的南岸等候波兰人。“已经用无线电告诉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

发现皇家装甲兵团的部队，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要到达在奈梅亨的布朗宁将军那里的希望，却很快就被粉碎了。对洛德·罗茨利和阿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三装甲侦察连的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就意味着德国人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要求，立即用我的无线电与军司令部联系。”他开始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发一封长长的电报，这位厄克特的参谋长并没有费心把电报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不能再坚持24个小时以上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一定处境极为恶劣。”

麦肯齐和迈尔斯接着与索萨博斯基进行了交谈，谈到了让波兰人过河的紧迫性。“现在甚至几个人也能造成不同！”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船和筏子从哪里来。如果顺利，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所拥有的几条可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也可以一起使用，用缆绳连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高兴”。他说，那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夜间就能有两百名士兵被运送过河”。迈尔斯用无线电迅速与哈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作好安排。已经决定了，这个可怜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阵地上，厄克特的士兵们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最坚定的人也对解救表示出担心。在各处，一种正在降临的孤立感正在成长，这种孤立感也传染给了荷兰人。

杜沃·范·德克拉普，这位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个人组成的荷兰地下组织武装，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这个小组是在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沃尔特斯是厄克特司令部里的荷兰联络官。扬·埃以克尔霍夫曾经在星期一帮助斯胡努尔德旅馆做好准备，以收容伤亡人员，他受命为这个小组找到德国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一个人5磅弹药——如果能够找到武器的话。埃以克尔霍夫开着车，一直到了沃尔夫黑策，但找到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武装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接着他的希望就渺茫起来。他的部下在与伞兵们并肩作战时，如果被俘，就会立即被处决。“英国人得不到解救也没有补给品，显然是不能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组。”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们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本来由于伞兵们的到达以及每天都想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望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轰和不断改变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我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安赫的父亲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他一有可能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赫看来，这场战斗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在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从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上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打。”星期五，安赫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蒙蒂可以到地狱里去！他永远也不会到这里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伤员和德国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这是星期五。这个医院正在不断易主。在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攻占，而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又被德国人再次攻占。对斯胡努尔德旅馆的控制，与避免它遭到轰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一面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的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让这些三角旗受到了遮蔽。卫生员、护士和医生持续地工作着，除了不断流动的伤员，似乎对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卫生员，因为新的伤员正被抬了进来。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在德国人当中有一种悲观情绪，与英国人乐观的耐心形成了对照。而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毛鬼子”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坦然准备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小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就是这么多，这时这位伞兵指着一位刚刚来到的伤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个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国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了。”亨德丽卡盯着他。“为什么打仗呢，真的？”她问道。他疲倦地摇了摇头。在她的日记里，她写下了自己的私人的惧怕：“我们的村子是否变成了一个最血腥的战场？让主力部队停滞下来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沃特医生的地下室里，沃斯奎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个人一起躲避，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沃斯奎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间的时候，两位受伤的军官彼得·沃尔少校和肯·史密斯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是在肚子上。在伤员被放在地板上之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史密斯中校第十营的一等兵乔治·怀利记得：“先是一道闪光，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沃斯奎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她的腿“灼热疼痛”，在此刻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在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她感到，有一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列兵艾伯特·威林厄姆，他跳在了沃斯奎尔太太的前面，为的是保护她。一等兵怀利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个敞开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孩子，那个死去的伞兵横躺在她的腿上，那个孩子似乎满身是血。“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凶猛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沃斯奎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儿子亨利。孩子对她的喊叫没有做出反应。她确信，他死了。“突然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她看到，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严重受伤，在尖声大叫。在她前面，沃尔少校的紧身短上衣“血淋淋的，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沃斯奎尔太太用英语叫喊道，“安静！”她身体上面的那个沉重负担被拖走了，然后她看见，怀利在附近。“那个英国孩子站了起来，可以看出是在颤抖。他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水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一般的低沉声音——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一等兵怀利的头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了一支蜡烛，一位德国军官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的几个字是“国王陛下的军队”。当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那位德国军官要沃斯奎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作战了，举止像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时候，一位德国卫生员给亨利做了检查。“他昏迷了，”他告诉沃斯奎尔太太，“他的肚子擦伤了，眼睛变了颜色，肿了，但他会没事的。”她一声不吭，点了点头。

在地板上，沃尔少校的肩膀由于挨了爆炸骨头从皮肤下突出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然后再次失去知觉。沃斯奎尔太太弯下腰来，弄湿她的手帕，擦掉他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位德国警卫转向沃斯奎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个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与一位德国医生一起返回。那位医生检查了史密斯，说道：“告诉这位军官，对不起我得伤害他了，但我必须看他的伤口。告诉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厥过去。

天亮的时候，平民奉命离开。两位党卫军把沃斯奎尔太太和亨利抬了出去，送到街上，一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一位牙医的地下室，那位牙医是菲利普·克劳斯医生。沃斯奎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沃斯奎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沃斯奎尔站在受了伤的妻子和孩子旁边，脑子里仍然满是夜间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那人。“不，”他轻声说道，“他们不会赢的。”

许多伞兵，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忍耐几乎到了尽头，但也知道，他们不能独自坚持多长时间了。上士达德利·皮尔逊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在树林里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的晚上，当环形防线收紧的时候，皮尔逊一行人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一颗发烟手榴弹掩护撤退。在不远处，他听见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从矮树丛当中爬了过去，发现有一个下士，那个下士藏在树林中的一个深坑里。“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个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待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能听见那挺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他开始纳闷地想到，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散兵坑已是纵横交错，因为德国俘虏被允许自己挖坑，以便保护自己。在网球场附近的一个狭长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另外一位飞行员的尸体，那具尸体伸开四肢躺在几码远的地方。射击是如此密集，结果人们无法搬动死去的人。米勒看到，自迫击炮上次轰击以来，那具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那具尸体，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他死去的朋友的容貌将会改变，他吓坏了，而且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的气味”。他感到恶心。他记得，当时他在疯狂地想：“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就会全都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变成一个坟场。”

别的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又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记得，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说第二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对此大家非常冷淡。每一个人都在问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军队究竟在哪里。我们受够了”。中士爱德华·米切尔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个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他谁也不让靠近。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又把一份杂志撕得满棚屋都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孤零零的伞兵交替地喊着，射击着，然后又陷入一阵宁静。当米切尔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然后又是宁静。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位伞兵死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受到炮弹的震撼、脑子受到震荡、倦于作战的士兵们在各处闲逛，终于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料理了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被毁坏了的尸体，现在，当他处理伤员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悲惨的、招人怜悯的人。布雷斯已经用完了吗啡，他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透露，他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问一位受了极严重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呢。”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他意识到，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呜叫声。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完**体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当布雷斯被那个士兵看到时，士兵开始骂起来。“去你的，这个该死的司炉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布雷斯带着一个伤员来到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一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的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点头表示鼓励。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杀死你，”他大叫道，“你知道多佛尔什么？”布雷斯松开那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它没事，”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里。”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就没事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唱了起来。别的人记得，有一位受了炮弹震荡的伞兵，夜里在他们当中走着，他在蜷缩着身子试图睡觉的人上面弯下身来，粗暴地把他们摇醒，盯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收到信了吗？”

尽管有一些令人怜悯的、受到震惊和绝望的人，他们的信念已经失去了，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行为古怪、英勇无畏的士兵的行动激励着，那些士兵似乎完全毫不畏惧，拒绝向伤痛和艰苦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坚守着下奥斯特贝克教堂四周的阵地，朗斯代尔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激发起恐怖的人物，”中士达德利·皮尔逊回忆说，“他的一只胳膊吊在一条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个巨大的绷带绑在一条腿上。”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进攻。

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个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对大家解释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那位模样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声音洪亮、目空一切的演讲。军官和军士把伞兵们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成废墟了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记得，“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了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朝上盯着这个模样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现在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科里上尉在进入教堂的时候，“被我所看到的疲惫不堪所感染。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激动人心的。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显得是被打败了，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新的精神。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那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那种恐惧是敌人装甲进攻的野蛮力量逐渐带来的。由于没有几门反坦克炮，伞兵们在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前无能为力，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环形防线里随便移动，摧毁一个又一个阵地。然而，这些步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60吨重的虎式坦克也被摧毁了——往往是被以前从未发射过反坦克炮的士兵摧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曾热切地盼望能去阿纳姆，因为那会是从他英格兰兵营的“噩梦”中的一种逃脱，是对入侵他床垫的那只鼹鼠的一种逃脱，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噩梦。他与另外一位伞兵列兵诺比

·克拉克一起，与比邻而居的一个狭长掩体里的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在迫击炮轰炸暂停期间，那位飞行员朝纳恩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大的坦克。是虎式的。”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掩壕的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确是“巨大”。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阵亡了，而在纳恩的小组里，谁也不会装炸弹和发射。纳恩和那位滑翔机飞行员决定爬过去。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开炮。“我们用鼻子在泥土上挖出了沟，我们就是趴得那么低，”纳恩回忆说，“我们小小的树林开始变得像一个伐木营，因为树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虎式坦克“开始用机枪亲自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那个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倘若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那位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好使。”他拉了导火索。在随后的猛烈爆炸中，这两个人被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的时候，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当他带着怀疑凝视时，他看见那辆虎式坦克被烈火吞没了，弹药在爆炸。那位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庄重地握着手。“我们赢了，我想！”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第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罗伯特·凯恩少校，是对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似乎自从他们到达以来，他和他的士兵们就一直被虎式坦克追赶和威胁着。现在，他小小的部队分头驻扎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里、马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里，以及一个姓范·多尔多伦的人家所拥有的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辆装甲车都干掉。凯恩寻找运作的最佳地点，选中了范·多尔多伦的家。这位洗衣房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唔，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弹药临时堆积处。”

凯恩所使用的是一种火箭筒样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步兵用反坦克炮，用以摧毁装甲车。星期五，当巷战愈来愈猛烈的时候，凯恩由于自己在不断射击，耳朵鼓膜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继续抛掷炸弹。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叫，有两辆坦克正在马路上驶来。在一座建筑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用反坦克炮装上炮弹，然后瞄准。上士理查德·朗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吓呆了一样旁观着。“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码远。”在凯恩能够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他身后的建筑。在打旋的浓厚灰尘和瓦砾之中，凯恩射击，射击，又再次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士兵跳了出来，用机枪在街道上扫射。立即，在凯恩周围，伞兵们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了，凯恩记得：“那些德国人的脚好像被打得掉了下来。”他再次装上炮弹，开火了，上士朗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闪光。炮弹在步兵用反坦克炮里面没有飞出去就爆炸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跌倒了。当我们到他那里时，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我瞎了呢。’”上士沃尔顿·阿什沃斯，是那些严重射伤了德国坦克人员的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当凯恩被带走的时候，阿什沃斯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可怜的该死的杂种。”

没过半小时，凯恩的视力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进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得足以待在那里”，于是返回参加战斗——就像w·a·泰勒上尉所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那袋子里的敌人坦克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时，这位35岁的凯恩有了满满一袋子。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赶走了6辆坦克，还击毁了若干门自行火炮。

在整个桥头阵地，凶猛的士兵们进行着勇猛的抵抗，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下士伦纳德·福莫伊是菲奇上校第三营的幸存者之一，第三营不顾一切行军，要到达阿纳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到星期五黄昏时，他们已经在西郊占领了一个阵地，离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师司令部不远。“我们实际上是从所有的方向遭到打击。”福莫伊记得。突然一辆虎式坦克从阿纳姆方向驶来，隆隆驶向福莫伊所在的一群人，暮色之中，福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中士“凯布”·卡洛韦拿起一个步兵反坦克炮，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莫伊听见他叫喊道。在距离坦克大约50码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炸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几乎同时，卡洛韦被坦克上的枪炮杀死了。“那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举动，”福莫伊记得，“他恰好被撕成了两半，但他却救了我们的命。”

列兵詹姆斯·琼斯记得，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少校，他要琼斯和另外3名士兵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的外面去，以便寻找枪支和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掩体里的一些德国人。少校跳了起来，开火，同时喊道：“这些杂种有一些不会活下去！”当德国人开火时，这组人分散开来，琼斯被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说了一句祷辞，等枪击再次停止后，又返回了营地。”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少校。

高级军官树立了他们的士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榜样，而且他们所留下的印象，自己却往往并没有意识到。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个战役中都拒绝戴头盔。伞兵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连的一员，星期天时，他的小组在北边的豹子路线上与其他人分开了，之后奉命返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头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喂，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该死的头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挥挥手。“我不是要试图穿着入时，”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在我的头上弹来弹去的该死的东西。”他的行为可能与此多少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向厄克特的司令部里跑，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最后又是在德国人的炮火前面一步远快速奔跑。“当我完成那些疯狂的冲刺的时候，我都充分感到了我的年纪。”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他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进行了勇敢但又徒劳的尝试，试图突破德国人北边和东边的防线，从而到达阿纳姆，现在又率领他的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到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访问他的士兵们，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乔治·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一五六营的两个排，坚守在北边环形防线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品、弹药和水，”鲍威尔记得，“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的指挥所里，鲍威尔说：“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直接突了出去，伸进了敌人的营地。”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访问鲍威尔。“但你们一直这么好地顶住，乔治，因而我并不为你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的错误，”他说道，“就是把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上士达德利·皮尔逊是第四旅的首席文书，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赢得了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享，好像他没有头衔似的。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似乎没有野战炊具。在星期五时，他与我们一起坐了下来，用手指吃了一小片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是，他说道：“我认为，准将确实应该得到比他在我们当中的生活方式好一些的东西。”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司令部的指挥部炮兵通信部队，他将永远记得那个前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蓄电池组，称之为“笨蛋”——每一个蓄电池组大约25磅重，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为信号接收装置提供电能。在傍晚稍晚些时候，皮尔斯正在努力把一个新的“笨蛋”从一个深深的壕沟里移出来，蓄电池组原本就储存在那个壕沟里。他听见有人在他的上面说：“喂，让我来帮你。”皮尔斯指示那个人，抓住一个把手，把这个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指挥所的壕沟里。“那里还有一个‘笨蛋’，”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在回到指挥所的时候，皮尔斯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个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走开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那个人佩戴着红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你，长官。”厄克特将军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随着可怕的一步紧跟着可怕的另一步，危机正在增长。在这一天，没有一件事情是对头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这一天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再次使盟军的飞机停飞，使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攻击的恳求做出答复的时候，皇家空军方面的回答是：“……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检查之后，遗憾地说，由于风暴，无法接受……”而且，霍罗克斯也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每一吨补给品。以便保留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突破到“红毛鬼子”那里去，可就在这个时刻，德军元帅莫德尔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被打垮，30分钟以后，又接到另外一封电报：在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几乎不可能选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地点了，也几乎不可能更好地选择他的进攻时间了。第十二军和第八军的英军步兵，沿着公路的两边进军，现在只是到达了索恩，离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防区约5英里。他们由于要与顽强的抵抗进行斗争，所以进度慢得令人痛苦。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料，英国人应该老早就到达这条“地狱的公路”上的他的防区了。经过了5天多的持续作战，又没有获得支援，泰勒的遭受强大压力的伞兵们兵力分散而且为数稀少，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另外的地方，“前线”实际上就是马路的两边。陆军元帅莫德尔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的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一个重重的打击，便可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组织的话，他或许会获得成功的。

在夜间和一大早，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庄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里，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一〇一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来得一分钟都不早。集结起来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彻底击败了泰勒的部队，德国坦克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走廊的一个5英里长的地段里，两次疯狂地大打出手，试图强行突破赶到那些桥梁。泰勒的士兵在马路上的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帮助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4英里处，在乌登，德国人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那是他努力要到达厄克特所紧迫需要的部队——沿着走廊返回南边，以帮助泰勒将军，泰勒的情况现在甚至更加急迫。近卫团第三十二旅被派出匆匆南下，以支援第一〇一师并再次打开公路。英勇的第一〇一师将继续保住那些桥梁，但即使在近卫团的帮助下，之后24个小时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个人、一辆坦克或者一辆运送补给品的车辆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仍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最终，走廊之战将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9月22日，星期五，下午4点——这是英军步兵最初被德国坦克部队和炮兵压得动弹不得的6个半小时之后——英军步兵才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穿过了奥斯特豪特。这个村庄着火了，被俘虏的党卫军正在被聚集起来。在那条“岛屿”公路西边的解救路线，也就是有胆识的皇家装甲兵团在黎明时全速赶往德里尔时所使用的那些低洼地的公路支线，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被敌人轻微把守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在龙骑兵近卫军团一个坦克连的支援下，带着两辆珍贵的装载有补给品的水陆两用车辆，准备奋力冲过任何抵抗，全速前往莱茵河。指挥着这支部队的乔治·泰勒中校，因为非常急于赶到厄克特那里，他“感到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用我的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跑起来”。

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装载着货物的车辆等待出发。突然，在远处，泰勒发现了两辆虎式坦克。他小声提醒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这些坦克。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上了马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再次被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军车和卡车，全速隆隆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惊讶、欢呼的村民欢迎，但速度并没有慢下来。泰勒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暗淡，纵队的前部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感觉”。他们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了10英里的旅程。在下午5点30分，龙骑兵近卫军团先头的几辆坦克到达了莱茵河，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的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人布下的地雷。

当泰勒到达索萨博斯基司令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关于厄克特，他得到的信息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他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车必须“尽可能快地过河，而如果大桥仍然被坚守住的话，那么把它们开过去，显然要比让它们漂浮过去要快”。在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前往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听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司令部里的人推测，“在大桥上，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出去，沿着河岸，为水陆两用车寻找一个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斯基的工兵们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车在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将会证明操作起来是不方便的，在夜间尤其是如此。一小会儿以后，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才能来到河边。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上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将监督车的下水。水陆两用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的凌晨两点过河。然而，首先需要让士兵们进入桥头阵地：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将用一小连串的橡皮艇摆渡过河。

星期五晚上9点，这个军事行动开始了。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河的两岸，在迈尔斯中校的指挥下，工兵们做好了准备，准备来回拉动绑着橡皮救生艇的缆索。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两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一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辅助这些船的是波兰工兵建造的几个木头筏子，用以运送小的补给品和备用品。在索萨博斯基下达命令之后，最先的6名士兵上了船，开了出去。没过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是一串木筏子。士兵们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回。“这是一个缓慢、吃力的进程，”索萨博斯基特别提到，“但到目前为止，德国人似乎什么也没有怀疑。”

然后不久，从河的对面，在登陆地点的西边，一道光亮升上了天空，几乎立即，整个地区便被一颗伞投镁光照明弹照得通明。立即，施潘道型机枪开始朝河里扫射，“激起了小小的波浪，炽热的钢铁让河水沸腾起来。”索萨博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人当中。没出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了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在南岸，士兵们分散开了，朝着那颗伞投照明弹射击。在疯狂的混乱中，索萨博斯基暂时停止了这个行动。士兵们后退，进入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投照明弹昏暗下来，他们便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爬进去，于是渡河又再次开始。又有一颗伞投照明弹在空中爆炸了。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人蒙受着可怕的伤亡，在整个夜晚乘坐着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里，科拉·巴尔图森照料着被带进来的伤员。“我们无法过去，”一个波兰人告诉她，“那里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不能还击。”

凌晨两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地势低、狭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就有了几英寸厚的烂泥。而且，当这些水陆两用车在60名士兵的包围下，缓慢地驶向河边的时候，一场浓密的地面大雾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河。挣扎着的士兵们屡次费尽气力，在车辆从马路上滑下去的时候，把它们重新拖过来。补给品被从水陆两用车上卸下，以减轻它们的重量，但甚至这样做也不能让它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但这两个笨拙的车辆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滑进了沟里。“没有用，”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都没有希望。”凌晨3点时，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补给品，被轮渡过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阵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