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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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的坦克部队在路上！”在收缩了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从狭长掩体、现在已经变成了据点的房子、十字路口阵地，以及树林和田野里——满是污垢、脸色灰白的士兵们欢呼着，传递着这个消息。在他们看来，这个漫长、陷于孤立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厄克特将军的莱茵河桥头阵地，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指头尖样的地点。现在，在这样一个地区，它长不到两英里，中心地带有一英里半宽，在莱茵河边的基地有一英里长，“红毛鬼子”们被包围了，从三面遭到进攻，正在慢慢地被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极为短缺，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师来说。英军第一空降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士兵们再次被能获得解救的希望振奋起来。就是现在，暴风雨般的炮火在头顶上面咆哮着，那是在莱茵河对岸，在南边11英里之外的地方，英军的中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在猛烈轰击距离厄克特的前线只几百码的德国人。

通过电报，布朗宁将军已经许诺厄克特，到星期四时，第三十军的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将会进入射程，而且团的炮兵军官们也已经清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意志坚定的老兵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迅速依从了。通过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通信网，“红毛鬼子”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强烈要求炮兵几乎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面开炮。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效果，就是吓得德国人不知所措。那些一次次几乎就要击溃这些胡须满面、衣衫褴褛的伞兵们的猛烈的坦克部队的进攻，又一次次地被英军的火炮击退了。

即使有这种受欢迎的解救，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国人如果集结兵力，进行一次协调的进攻，还是能消灭他的微不足道的兵力。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有一点点希望——有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信手段，并与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火炮支援取得了联系。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在行进；而且，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1500名新的伞兵，就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德里尔与赫维多普之间迅速摆渡通过莱茵河的话，那么这个凄凉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顶住的话，那么补给品就像索萨博斯基的士兵的到来一样紧迫。在头一天，总共300吨的补给品当中，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只给哈滕施泰因区域送来了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地对空的通信手段——那种特殊的美国超高频设备，在d日，也就是17日那一天，起飞前几小时才匆匆送到英国人那里，波长又设置错了，因而毫无用处——所以师部的军官们不得不承认，皇家空军似乎不打算放弃误伤的警惕而大胆突袭，可是空降部队的士兵们却知道，那种大胆的突袭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准备好了要冒险。厄克特已经连续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的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进攻“机不可失的目标”，而不要考虑“红毛鬼子”们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坚持，敌人的目标应该以几乎是绘图式的准确性，来精确地标出其位置——对被围困的伞兵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被压得动弹不得。皇家空军没有进行一次低空攻击，而在环形防线的周围，一直伸展向东到阿纳姆，这些地方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块田野和树林，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红毛鬼子”们缺少他们拼命敦促的空中打击，被围在环形防线里面，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并且在一些地方进行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上，他们相信爱尔兰近卫团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他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师，敌人在人数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们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而又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小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即使在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桥头阵地”的时候，他也不透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边，沙恩·哈克特准将坚守东边。希克斯的西边防区，配备的士兵系来自滑翔机飞行员团、皇家工兵部队、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余部、一些波兰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队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其他伞兵。在东边，是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的幸存者们、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其他士兵，以及皇家炮兵的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士兵。北边（靠近位于沃尔夫黑策村的铁路线），从这些主要的防御工事蜿蜒向上，在这里坚守的是博伊·威尔逊少校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他们是那些带路的伞降信号员，再就是r·佩顿—里德中校的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沿着南边的基地，从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在西边的韦斯特博文山高地，哈克特指挥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另外的士兵，以及一支五花八门的兵力，其构成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余部、第一营、第三营和第十一营，以及在两次负伤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率领下的各种服务部队——号称“朗斯代尔部队”。在那个地区的中心，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的炮兵，炮组不断努力为这困难的防线效力，而他们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地图上，每一支部队的地点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多年以后，幸存者们却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个部队之间没有区分，没有相互协调的作战。只有受到震惊、扎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是哪里，也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了口子，他们就跑过去堵上。希克斯准将的士兵们顽强地保卫着桥头阵地的防区。当希克斯去访问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试图保持一张合乎情理的面孔”。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停止传输的时候，汤普森就怀疑，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抵达第二营的余部。这座跨越莱茵河的孤零零的大桥——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防线——一直就是主要的出击目标，是蒙哥马利要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一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勇敢的士兵的苦难，也就白白地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帮助，必须来自第三十军的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力量。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一着陆，就尽快让他们过河，进入环形防线。索道渡船尤其适合这个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报与军司令部进行了联系，说那是“一种第24等级类型的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博文山高地感到担忧，也对德国炮兵可能控制那里的渡口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那里。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士兵是如此之少，因而只派出了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第一营的一个排去保卫那个阵地。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守卫那个高地。查尔斯·奥斯本少校的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就被给予了这个任务，但按照奥斯本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博文山。我被派了出去，进行侦察巡逻，以便安排各个营的阵地。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返回司令部的时候，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的士兵“被相当零碎地调动出去，进入了哈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个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侦察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以便汇报渡口深度、河岸的状况以及河水的流速等情况。皇家工兵汤姆·希克斯认为，这个勘测是“为了在第二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帮助”。希克斯与另外三名皇家工兵以及一位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皮特“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水流帮助渡船过河”。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一根索具上，每隔1英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的晚上，在波兰人的空投场又改变为德里尔村之后，另外一个巡逻队被派到了轮渡地点。“那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工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回忆说，“我们要前往在赫维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待在那里，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一名中士、一名下士、6名列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在我们一头钻进我们和赫维多普村之间树林浓密的乡间的时候，迫击炮弹和子弹在猛烈地落下。”爱德华兹说。有几次这一行人遭到了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伤了。这个巡逻队来到地图上标明了地点的河岸，却发现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尽管仍然有可能渡船停泊在南岸，但巡逻队却被告知，他们将在河的自己这一边找到渡船。士兵们立即散开，在渡口北码头两边的四分之一英里地带寻找。寻找没有

结果，工人皮特的渡船无法找到。爱德华兹记得，负责这个巡逻队的那位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是沉了，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开始了他们危险的返程。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伤了巡逻队的另外三个人，一行人又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认定，士兵们分开会更有机会返回。爱德华兹与下士和两位滑翔机飞行员离开了。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遭遇战和小冲突之后”，他的小组来到了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正好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摔在地上，他的双腿充满了“小的炮弹碎片，靴子里满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勤务兵给他包扎了伤口，并要这位受伤的列兵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英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者和死者所发出的恶臭，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他决定离开，前往连指挥部，指挥部位于一个洗衣房，“为的是找个人向他汇报。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一个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另外的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将军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批敌人正在进攻大桥。不足的兵力形势严峻。敌人从黑尔苏姆村以东、阿纳姆以西进攻。形势严峻，但师的余部围绕着哈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对这两个地方尽早解救是绝对必要的。仍然控制着赫维多普村的渡口。

这个电报是经由第六十四重型炮兵团的通信网发出去的。甚至就在发报的时候，师司令部就已经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皮特的渡船仍然在漂浮着，大概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渡船最终由荷兰平民，在大约1英里之外的那座被拆掉的铁路桥附近发现了，船被冲到岸边，仍然完好，但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码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防御阵地之后，厄克特返回司令部，听到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波兰人的空投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是他用索萨博斯基的士兵来增援环形防线的唯一迅速的方式却消失了。

当运载着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那个长长的纵队，前往位于德里尔村的空投场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从领先的达科他型飞机的窗子往下面看，于是“得知了真相，得知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机编队在艾因霍温转向北边，他看到，“下面的整个走廊里交通堵塞，几百辆车辆挤在一起，混乱不堪”。烟从马路上翻腾着升上来。公路的各个地点，都有敌人的炮弹在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而且“到处都有车辆残骸堆积在两边”。然而，车队却不知怎么仍然在移动。然后，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云彩，索萨博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马路，以及马路上面被堵塞的、停顿下来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头部。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眼前。坦克正在过桥，从北边驶向南边，索萨博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国人。他震惊了，目瞪口呆，明白英国人已经丢失了这座桥。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缺乏有关厄克特形势的信息感到焦虑，也“因为设想我有可能被我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索萨博斯基于是便把谨言慎行抛到九霄云外。他要求见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与波兰伞兵旅进行联系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上校，索萨博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于是带着索萨博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前往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星期四早晨7点，他带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村的空投场并没有改变，而且“赫维多普村的渡口在英国人的手中”。索萨博斯基气消了。现在，当朝下看着战斗的全景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知道得比布里尔顿多”。当他看到，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以及前面，明显是德国人的坦克，而且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飞上来迎接他的士兵时，索萨博斯基被激怒了，他认为，他的旅“正在一场完全是英国人的灾难中被牺牲掉”。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的舱门出来了，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落了下来。这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下午5∶08。

正如索萨博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场大屠杀。和以前一样，德国人正在等着呢。从敦刻尔克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跟踪这些编队并测定它们的时间，而现在，由于有了远远多于以前的增援部队，所以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人靠近的时候，25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从云层中俯冲出来，朝这些靠近的飞机扫射。

当索萨博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有一架达科他型飞机正朝地面落去，它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下士亚历山大·科察尔斯基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落了，在飞机坠毁之前，只有十来个伞兵逃脱了出来。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被悬挂在他的降落伞下面，他祈祷着。他看见，有这么多的曳光弹，“地面上的每一门炮都似乎瞄准着我”。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的降落伞全是窟窿，他在一位头被炸掉了的波兰同胞旁边着了陆。

不到两英里半之外的波兰人的空投，给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战斗造成了片刻的停火。德国人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那些摇摆着的、不能自卫的人们身上。“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块儿举了起来，同时发射。”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注意到。从不断的炮击中获得的暂时缓解太宝贵了，不可浪费：士兵们迅速利用这个机会移动吉普车和设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再次安置掩护网，并把空的炮弹箱从拥挤的狭长掩体里扔出来。

罗兰·兰顿上尉的坦克先头连，大约6个小时之前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被挡住了，现在，兰顿在6英里之外的那条抬高了的“岛屿”马路上，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投。这是他所曾见到的最恐怖的景象。德国飞机朝不能自卫的波兰运输飞机俯冲过去，“把它们从空中炸飞出去”。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的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在地上”。士兵们的尸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了”。兰顿差不多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纳闷，“我们在下午被告知，我们在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不能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人。它现在在哪里呢？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这样感到泄气，他真心实意地想，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到达在阿纳姆的那些可怜的杂种那里”。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现自己呕吐得厉害。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炮火的野蛮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旅的大多数人还是神奇地到达了空投场。甚至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火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也在他们当中爆炸。那些炮火是奈梅亨到阿纳姆的那条高架公路上的坦克和高射炮，以及德里尔村北边的炮组发射出来的，而且索萨博斯基看到，甚至机枪也在整个地区瞄准射击。士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了。当他跑开隐蔽的时候，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切掉了他头颅的顶部。我不知道，在战斗结束之前，我将看到我的士兵当中还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这个牺牲是否值得。”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所做出的凶猛接待吓呆了，也被伞降吞没了。波兰伞兵们落在这个小村子的各个地方，落在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的顶上、圩田里，也直接落在村子里。有些士兵落在莱茵河里，由于无法脱掉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了。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人。在这些荷兰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着陆，以在德里尔村南边不到两英里的空投场为中心，令村民们大吃一惊。没有使用伞降信号员，而且荷兰地下组织对这个计划也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带有木质轮胎的自行车，在一条狭窄的堤岸路上朝南骑去，前往一个叫霍宁斯旷野的地方，伞兵当中似乎有许多人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看不出还有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预料会有大量的伤亡。令科拉惊讶的是，她看到，士兵们冒着炮火，排好队伍，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么多的人仍然还活着，但她想：“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她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科拉是德里尔唯一一位熟悉这种语言的居民。科拉希望，她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的服务将会被需要，同时还希望能当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招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马路，因为有炮火”。但在她的“激动和愚蠢”之中，科拉并没有意识到，敌人连续齐

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她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喽，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有几个波兰人曾被强征入伍，加入了德国军队，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她几乎立即就听出来了，那种语言是波兰语。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由于在敌人的占领下生活了多年，科拉是警惕的。在这个时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因为他们在仔细打量着她。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者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他们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在哪里？对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提及，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那个小小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到她的哥哥约瑟夫斯，一个积极的地下组织的成员提到，那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荷兰纳粹。她知道，有一些德国部队在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周围，在莱茵河的堤岸马路上，并在沿着河岸的砖建筑物里为高射炮配备了人员。“不要到那里去，”她乞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军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斯基将军。“由于他没有佩戴明显的标识，样子和别的人完全一样，”科拉记得，“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将军。”她记得，索萨博斯基正在平静地吃苹果。他对她有关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他的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斯基的军官们现在却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告知别的小组有关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小个子现在问道：“渡口在什么地方？”

一位军官拿出了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村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驳运船。他们从皮特那里得知，缆绳被砍断了，他们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斯基气馁地听着。在着陆以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巡逻队去寻找那个地点，现在他的惧怕被证实了。“我仍然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信息似乎是精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现在摆在他的面前。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的厄克特被围困的士兵，索萨博斯基就得让他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晚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斯基得知，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无法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取得联系。是否已经制订了新的计划，他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斯基注视着，他的士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出发，把那个地区里的一点点抵抗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旅所遭遇到的唯一的主要抵抗，系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至今尚无装甲车出现，这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坦克。索萨博斯基既困惑又生气，于是便在一幢农庄住宅设立了旅司令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在他的有1500名士兵的旅里，有500名没有能够到达，他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改善。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着几乎整整一个营的飞机飞行夭折，返回了英格兰的基地。在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尽管他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士兵集结了起来，在他们当中又有几十人负了伤。

晚上9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是相当戏剧性地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与索萨博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司令部里的那位波兰联络官茨沃兰斯基上尉，便游泳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看地图，”索萨博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那天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斯基立即命令他的一些士兵，前往河边等待。他们在那里待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士兵撤了回来，进入一个环形阵地。”他预料，黎明的时候，“德国人将会发起步兵进攻，将会有猛烈的火炮火力”。“在这个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大河对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里，在早些时候，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得知在阿纳姆的我师部队消息。我师剩余部队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面。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猛烈，随后是局部的进攻。最恼人的是自行火炮。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几乎用完。在24个小时解救是绝对必要的。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小驻地里，就在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附近，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的每一个新的、折磨人的进展。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获得解放，但现在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美国和英国的战士们，正在为了让荷兰摆脱掉一个残酷的压迫者，而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迅速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不再抱有幻想。到9月22日，星期五的时候，伯恩哈德得知，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人是在德里尔村空降，而不是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空降，这位33岁的亲王发脾气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皮特·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订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及时知道对空投场的选择以及在空投场与阿纳姆之间的距离，我的人自然会说话。”由于“蒙哥马利具有渊博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部也就“对什么都没有提出异议，而是接受了一切”。但自从荷兰的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打算要走的路线那一刻起，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马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无数次的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纯粹是不能在这些马路上运作的。”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诉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步兵陪伴着坦克部队，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无法维持。多尔曼将军描述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否定态度不予理会”，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出奇的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看法被排斥了。大行其道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了。在我的参谋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英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伙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于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位高级军官外，他“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被证明是对的——而一般的英国人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

从布鲁塞尔，伯恩哈德把事件的信息充分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以及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不能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绝不会干涉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蒂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无计可施。”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就像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人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预料，德国人绝不会有同情心。女王感情强烈地痛恨德国人”。

在这次行动进行的早期，伯恩哈德已经告知威廉明娜：“不久我们就会攻占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我决不会再次踏进德国人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椅子上的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消毒，用滴滴涕消毒。”女王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而没有先问她。她有好几个星期不同我说话，除了涉及公事之外。”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心酸和气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价昂贵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赶回去，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针对荷兰人民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可怕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