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计划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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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有关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情报的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总结第26号是于9月16日发出的，那是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的前夕，该总结包含了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惊恐的那个不祥的警告，但是，这个总结遭到了忽视。总结的一个地方写道：“据报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大概还有第十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在那里，他们大概能从一个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据报告那个军需库是在克利夫斯地区。”
这个信息，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现在，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受到了轻视——而就是这个司令部最初注意到，9月10日“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出现在荷兰。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软弱，士气低落，若是面对一场大规模的空降进攻，就可能整个崩溃”。现在，他们从最初的立场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出现，而这又是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不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
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将军的首席情报官、英军的安东尼·塔斯克中校，也不打算接受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他仔细审度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并且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德军在阿纳姆“已知存在的相当规模的高射炮防御工事之外，又有多大的增加”。
看来，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司令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是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他们给我们的情报，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将军，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事情破坏在海峡两岸大行其道的乐观主义。”
然而，除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失踪的”装甲车的报告之外，还有别的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也只是被草草看上一眼。在前线，在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花园行动部队的前面，情况一目了然，正有愈来愈多的德国部队进入防线。10天以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加剧，并威胁到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设计。正在充实施图登特将军前线的德国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脱出来的那些师的散兵游勇——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遭到重创的士兵，而盟军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集团军一笔勾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增加了，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不能够抵抗任何坚定的进军”。而战斗在比利时与荷兰边界的任何一位英国兵却都能够说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离前线不到10英里的地方，比利时北方的利奥波尔德斯堡这个肮脏的矿业城镇里，那些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巡逻车阻塞了。所有马路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第三十军的军官们——第三十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大举猛攻，与伞兵会师——他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饰以红圈帽子的宪兵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这令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第二一四旅的旅长休伯特·埃塞姆准将油然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军队在一场定点越野赛马中集结起来，或者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次游行示威”。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服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谁都没有戴钢盔，而是戴着贝雷帽。颜色众多的贝雷帽上带有各个著名的团的骄傲的徽章，其中有爱尔兰近卫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威尔士近卫团，以及皇家骑兵卫队、皇家后勤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一个人的服装都是既漫不经心又着意华丽。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的夹克衫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里面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心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没有戴普通领带，而是炫耀地戴着领巾式领带，或者“色彩各异的长围巾”。
爱尔兰近卫团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名声在外的j·o·e·（“乔”）范德勒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6英尺，他是爱尔兰近卫团军官们那种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高雅姿态的典型。41岁的范德勒穿着通常的作战服：黑色的贝雷帽，伞兵的多色伪装夹克衫，灯心绒裤子和高筒橡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还一如既往，在屁股上用皮带吊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而塞进他的夹克衫里的是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们来说，这翠绿色长围巾已经成了一个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甚至霍罗克斯也曾经冷冰冰地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说道，“他们会以为是抓住了一个农民。”但在这个9月16日，甚至霍罗克斯也没有了英军参谋军官那种通常的、在穿着上无懈可击的高雅姿态，他并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带有罗纹的马球汗衫，在作战服的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一个英国自耕农的服装。
当讨人喜欢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影剧院通道走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朝他打招呼。他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让大家非常激动。人们急于再次继续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往往平均一天前进50英里，但自从9月4日“重新装备、加油和休息”的那次灾难性的三天暂停以来，进展就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就迅速恢复了元气。在自那以后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星期里，英国人的进军降低为爬行。由乔·范德勒的爱尔兰近卫团的装甲部队在前面带路，近卫团装甲师用了4天的时间，才推进了10英里，攻占了在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那座极其重要的桥梁，而第二天，他们就要从那里发起进入荷兰的进攻。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他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那里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就要再次发动了，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当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不到24个小时了，陆军元帅手下的指挥官们此时首次得知这场进攻。
挂在电影院银幕上的是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彩色的带子沿着一条单一的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个个大河的障碍，穿过瓦尔肯斯瓦德、艾因霍温、费赫尔、乌登、奈梅亨等城镇，再从那里前往阿纳姆，这是一段大约64英里的路程。从那里，彩色的带子继续蛇行，又有大约30英里，到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作简要指示。“这是一个你们将要告诉你们的孙子的故事，”他告诉听众，然后停顿了一下又说，“而且他们将会烦得要命。”这让聚集起来的军官们乐不可支。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伦弗罗中校是来自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当中的一位，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了看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其出击目标是：攻占在第三十军前面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根据天气，地面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刻预定是下午2点。在那个时刻，350门火炮将齐射，形成一个持续35分钟的巨大火炮火力网。然后，在下午2点35分，由一拨一拨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引路，第三十军的坦克将从他们的桥头阵地冲出来，“沿着主要的马路疾驶”。近卫团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导。在他们的后面，将是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和第五十诺森伯兰师，然后是第八装甲旅和荷兰的艾琳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将“不得停顿，不得停止”。近卫团装甲师要“拼命地不断前进”，一直前往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阵地发起的突破，将“几乎是立即的”。他预计，近卫团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因霍温。如果敌人足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夺取之前就把所有的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带着人员和筑桥设备冲向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这个巨大的工兵行动，倘若需要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已经在利奥波尔德斯堡地区的9000名工兵和大约2277辆车辆。第三十军的整个装甲纵队，将两辆并排，每英里35辆，塞满主要的马路。车辆交通将是单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2万辆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阿伦·阿代尔将军是著名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过他认为也有“可能棘手”。他预料，最糟糕的时刻，将会是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桥头阵地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预料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除此之外，他对那支将率先进攻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近卫团——有完全的信赖。
乔·范德勒记得，当得知他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担当先头部队的时候，心中想：“啊，天哪！不要再是我们了。”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然而他也知道他的士兵疲倦，他的部队人员不足。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不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坦克上，他都没有得到什么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留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计划”。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营地直接猛击，实际上又会需要多少时间来进行计划呢？在他的旁边是他的堂弟，36岁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他是乔手下第二营的营长。“对于那个在单辆坦克形成的前线上飞驰穿过德军的抵抗的计划”，贾尔斯“惊恐万状”，在他看来，这不是正确的装甲战。他回忆说，他是“把我所拥有的不管什么疑虑都吞下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激动，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影剧院里有三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宣布产生了深深的个人感情。荷兰的艾琳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曾经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作战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然后，在布鲁塞尔陷落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二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他们期盼着荷兰的解放，但旅长阿尔贝特·史蒂夫·德瑞特尔·范·史蒂文宁克上校，他的副手夏尔·帕于德·德·莫尔唐热中校，以及参谋长约克希尔·扬·贝拉尔茨·范·布洛克兰少校，却对荷兰解放的实现方式怀有严重的疑虑。史蒂文宁克上校认为，这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莫尔唐热的印象是，有关眼前的事情，与实际情况所允许的相比，英国人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事情搞得似乎非常初级。首先，我们将攻占这座桥，然后攻占那座桥，跃过这条河……前面的地形，由于有河流、沼泽、堤坝和低地，因而将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英国人应当已经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布洛克兰，不能不想到以往的军事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除非你有起码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功把握，否则永远也不要作战。然后，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让百分之七十五听天由命。我们要赶到阿纳姆，只有48小时的时间，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强硬一些——我们就会赶不上日程。”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村，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2英里半。
在军衔低于旅参谋长的军官当中，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听到了这个简要指示，其中的一位就是爱尔兰近卫团21岁的中尉约翰·戈尔曼。他受到整个事情的激励，认为霍罗克斯“最为春风得意”。戈尔曼后来回忆，这位军长“运用了他的一切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有戏剧性或者更具有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点缀着小小的幽默的离题的话。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于花园行动，因为“要由近卫团警卫军率先开始，他们的角色将会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
会议结束指挥官们朝外走去，要向他们的部队作简要指示的时候，年轻的戈尔曼第一次感到，他“对成功的机会私下里有了怀疑”。他记得，他在一张地图的面前逗留，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只不过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没有热情，他认为，那是不怎么适合于坦克行进的区域，而且“坦克单行前进，会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但由于已经许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将给予支援，这又使人放下心来。还有一个也算明确的许诺，也使人放下心来。戈尔曼记得，几个月以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接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人十字勋章。在那个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倘若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不赔不赚的赌注。”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的其他可能，“似乎就是将要在埃斯考运河或者其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天”。他相信，蒙蒂的计划“拥有数量恰好的闯劲和胆量。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平坦、灰色的比利时乡下，由于有煤田和炉渣堆，就使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在比利时的乡下，那些要为邓普西英军第二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也听说了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侧路的边上，在露营地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他们的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发挥的作用。29岁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他的军官们，爱尔兰近卫团将打头阵的时候，从聚集起来的军官当中传出了“几乎是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攻占了埃斯考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是同样这样认为。“我们习惯于单辆坦克的前进，”他记得，“而在单辆坦克的前进的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似乎谁对此也不担心。”
但刚刚21岁的巴里·奎南中尉，却是“极其惴惴不安”。他要在米克·奥科克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风格，在坦克的后面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的数量似乎是不祥的。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士兵将“在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中打头阵”。
也是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生动地记得，他被告知，“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子儿女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型导弹的威胁”。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那时候伦敦正遭受猛烈的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却也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孤零零的马路，是“一条可怕的漫长道路”。
23岁的罗兰·s·兰顿上尉被弹片击伤以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他不再是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副官了，相反他被指派担任米克·奥科克上尉突击中队的副指挥。对于这个指派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这个突击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的人来说，显然德国人是瓦解了，吓坏了，缺乏凝聚力，只能够进行零星的战斗”。
并非每一个人都这么自信。皇家工兵部队的a·c·c·托尼·琼斯中尉，21岁，当他听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心中想，这“显然将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三十军的大举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7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近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外一场战役”而已。在这一天，他最关心的是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他得到了有关赛马的特别情报，说是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利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司令部的一位一等兵一起，把身上的每一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要成为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奇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皇家空军的一位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在近卫团装甲师的军官们当中感到自己完全不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是空军联络队的一员，当突破开始的时候，空军联络队将从地面把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召来。他的轻型装甲车（代号为“酒杯”），车顶是帆布的，车里有迷宫似的通信设备，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洛夫感到没有保护，不能自卫——皇家空军的这个联络队所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的掩护炮火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推进”，这位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小小的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装甲的信号站，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信”。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忧虑增加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就是，我将是负责把头上台风型战斗机的‘出租车站’召来的唯一的一人。”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而且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对空的战术军
官。然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有一位专家——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将在第二天时与他一起，为一开始的突击处理通信问题。洛夫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应该首先就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工作，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节奏变化”。
有一种改变让爱尔兰近卫团的团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考运河上的桥头阵地的过程中，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喇叭样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一枚炮弹摧毁了。在英格兰进行培训的全部时间里，以及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是使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活动之后，由于他是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也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所选的并非总是令近卫团士兵感到愉快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洒落在乡下各地。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但他的爱尔兰近卫团士兵却并不感到悲伤。他们认为，前往阿纳姆的大举猛攻将会足够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扩音器刺耳地播放出的他当前的主题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集结地区，为起飞的时刻做好了准备。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他们的部下一次次下达简要的指示。准备工作是巨大而又一丝不苟的。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送兵员的飞机、牵引飞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被核对过了，加上油，装上火炮、吉普车等装备。伦敦以北大约90英里，詹姆斯·m·加文准将的“全是美国人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四周的一群机场里，与外部世界隔绝了。罗伊·厄克特将军的“红毛鬼子”、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中的一些人，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南边，在纽伯里镇，大致是在伦敦以西8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的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也被“密封起来”了。在同一个地区而且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要直到17日的上午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不过在没有教堂的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露营地里，他们也做好了准备。现在每一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等待起飞，等待那个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有些人对被密封起来更感到忧虑。拉姆斯伯里村附近一个机场里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得第一〇一师第五〇二团的下士汉斯福德·维斯特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在乡下各地几英里的地方，到处都有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的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的自由失去了”。第五〇八团的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一再检查他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破损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另外一些人的忧虑，主要是有关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以前的许多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五〇六团的一名新兵、19岁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他从美国到达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一〇一空降师跳伞进入诺曼底的那一天），在到达集结区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会出发。艾斯尼克夫想：“为了这个任务接受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挡在后面。”然而他差点儿就被挡在后面了。他试图点燃一个用来烧热水的临时代用燃油炉，于是把一根划着的火柴扔进了一个油桶里，看见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便“把头伸在油桶的上面，朝里面看，而油桶却爆炸了”。刹那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立即想到：“现在我做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的。”幸运的是没过几分钟，他的脸上不再燃烧了，他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一〇一师的人员当中，他是唯一没有眉毛的人。
第五〇二师24岁的上士丹尼尔·扎帕尔斯基“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在树上着陆”，他急于出发。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不是严重得足以让我不能尽到正常的责任”。他的营长，那位讨人喜欢的罗伯特·g·科尔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恳求。扎帕尔斯基并没有被阻止住，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书面声明，证明他可以参加战斗。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上士却“让科尔臭骂了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瓜波兰佬，不切实际，累赘而且不讲道理”。不过他还是让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雷蒙德·s·霍尔上尉是第五〇二团的牧师，他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返回参战，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他也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们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一位跳伞老手，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不能有良好表现的恐惧，让另外的人不安。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是一位22岁的连长，他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在诺曼底登陆以前第一〇一师进行的一次夜间空降进攻的过程，“非常恐怖，九死一生”。他确信，他将不会完成任务后返回。尽管如此，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是“打算尽可能折腾一下”。约翰逊确信他不喜欢白天空投的主意，那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而另一方面，这一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为了掩盖他的焦虑不安，约翰逊与他的伞兵伙伴们打赌，赌的是谁将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的一位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怎样把这次白天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没超过48个小时，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就忘掉了他的麻木，英勇地拯救那位宿命的约翰逊上尉的生命。
22岁的技术军士马歇尔·科帕斯，他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伞降信号员”，进攻开始时“伞降信号员”们将首先跳伞，为第一〇一师标出空投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投的时候，“在伞兵主体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的时间”。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军士约翰·鲁道夫·布兰特，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倘若在地面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也没有和英国兵一起作战过。”
在格兰瑟姆地区，列兵约翰·加齐亚大为震惊，加齐亚是一位曾经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过三次跳伞作战的老兵。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想：“艾克已经和德国人站在一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运作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五〇八团的营长路易斯·门德斯中校，也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还清晰而痛苦地记得他所在的团在诺曼底的夜间经历，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投场牢记在心，我们为出发做好了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我的营去听简要指示的时候，我拥有将永远被人们记住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最优秀的一个营的兵力。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一半的人已经失去了。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整个地一起扔进一个地方。”
24岁的一等兵约翰·艾伦，是一位曾经三次跳伞的老兵，在诺曼底负的伤尚在痊愈中，他豁达地对待这次行动。“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击中我，”他庄重地告诉他的伙伴们，“而现在他们将能看见我，一枪就把我射下来。”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以前有过三次夜间跳伞作战的经历，他确信，他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八十二空降师定于白天跳伞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你可以在你的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了，妈妈。德国人有甚至在我们着陆之前就打击我们的良好机会。”第五〇四团的列兵菲利普·h·纳德勒，为了使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爱的那个谣言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德国营地，里面是党卫军在露营，那个营地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空投场里。
给他的排下达的简要指示并没有使纳德勒感动。第五〇四团的一个出击目标，就是位于格拉夫的那座桥。下达简要指示的那位中尉把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格拉夫”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做出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是要在哪个国家伞降？”
第五〇四师第二营的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也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大队作简要指示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里韦桥”。
这些简要指示造成了复杂的反应。19岁的下士杰克·邦默认为：“六个或者八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21岁的列兵利奥·哈特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列兵纳德勒散布的谣言所带来的后果——在总的跳伞地区有4000名党卫军。
38岁的埃德温·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位列兵，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兑奖售物活动中赢得的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位列兵感到惧怕的是，他的宠物因为太驯服了，所以不论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但它可能在跳伞之后不会活下来了，即使是活下来，也可能最终进入炖汤的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一空降师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正为默特尔担忧，默特尔是一只棕红色的鸡，从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作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又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进行过6次训练跳伞。一开始，它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膀上的一个带拉链的小帆布包里，然后，在距离地面50英尺的高度时，他再把它放出来。到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可以在300英尺的高度就把它放出来。默特尔发疯似的拍打着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之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上。格洛弗回忆说，在那里，“这只相当温柔的宠物鸡就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着陆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作战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它的包里，一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一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离基维尔不远，该旅23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地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开那只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那只鼹鼠老是钻进他的床垫里。
英军第一空降师，是在从多塞特郡以南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延伸开来的基地里待命，对该师的士兵们来说，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简要指示的军官们还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对这些从1939年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使人飘飘然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的中士罗恩·肯特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一伞兵旅的中士沃尔特·英格里斯也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毛鬼子”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就实际上结束了”。英格里斯预料，他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返回英格兰。第一伞兵旅的一等兵戈登斯派塞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在我们靠近的时候，几个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将惊恐地退缩”；而第一机降旅的一等兵珀西·帕克斯在得到下达的简要指示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混杂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得让我们上面的天空变黑”。卫生员杰弗里·斯坦纳斯预料只能见到“两三个长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望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一机降旅炮兵部队的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就是其中之一。这位31岁的伞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埃是作为炮手受的培训，但当前却是在他的营司令部做军人食堂的代理中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他似乎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度过战争的剩余时间。艾尔弗雷德·鲁利埃曾两次向军士长约翰·西利恳求，恳求能被包括在进攻之中，但每一次都被拒绝了。第三次恳求的时候，阿尔夫强调了他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缩短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回家更快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想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埃的名字被加在将前往阿纳姆的名单上了——在阿纳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位军人食堂的中士助理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的普遍高涨情绪当中，某些军官和士兵当中却有着一些怀疑的暗流。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忧虑，尽管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他们的感情。第一伞兵旅的下士丹尼尔·摩根斯认为，“市场行动是一个可笑的行动”。还有，“在距离出击目标六七英里的地方空投，然后一路作战穿过一座城市到达出击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团部军士长j·c·洛德是职业军人，他也这样认为。“这个计划有点难以预料，”他感到。对于有关敌人已经兵力不足、精疲力竭的言论，他也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一位非凡的勇士”。j·c·洛德的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所负责的老兵（有些人在他的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他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那对士气来说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埃里克·麦凯上尉的工兵们的一项任务，就是快速赶到阿纳姆那座主要的公路大桥，拆掉预料中的德国人的爆炸物，他对这整个行动抱有怀疑。他想，这个师“在距离出击目标8英里的地方空投，可能与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空投没有什么两样”。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的迅速打击”的长处，无疑将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他的部下，每一个人所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连里的每一个人简要介绍了逃跑技巧。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尤其关切他的通信手段。他所担心的，除了那些主要的指挥装置之外，还有那些称之为“22”的小一些的器械，在对阿纳姆进行攻击期间，将在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使用“22器械”。“22器械”最好的传输和接受效果，是在直径为3到5英里的距离之内。由于空投场在距离出击目标7到8英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料其性能是不确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器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司令部进行有效的信号接收，按照计划，该空降军要进攻奈梅亨，那是在空投场南边大致15英里的地方。使问题愈加严重的还有地形。在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大桥和着陆地区之间是城镇本身，另外还有茂密的森林地段和郊区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一支独立的收集资料的联络部队，被称为“鬼怪式”联络部队，它被组织起来为的是把对情报的评估和直接的报告收集起来，并传递给战场上的每一位指挥员，在这里就是传递给空降军的布朗宁将军。而“鬼怪式”部队却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器械”的传输范围担心。25岁的内维尔·海中尉负责的是“鬼怪式”部队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兵部队”，他的部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操作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在“22器械”上进行超过100英里距离的传输。
即使海能获得成功，可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迪恩—德拉蒙德还是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级汤姆·斯蒂芬森中校谈到，“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器械是否能够满意地运转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斯蒂芬森同意他的话，但即使如此，还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在突然袭击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靠拢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相信，部队与司令部脱离联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而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指挥部将会与已经在桥上的第一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别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也深受普遍态度的影响，那普遍的态度就是：‘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捣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现在，最后的决定所依赖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司令部往下，高级军官们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满足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的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不过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一大早有一些雾之外，以后三天的天气将是
晴朗的，没有什么云也没有风。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在下午7点45分发给他手下指挥官们的密码电传电报说：“确认花园行动，17日，星期日。要回音。”在他的日记里，布里尔顿记载：“我们终于参加战斗了。”他心中想，这个夜晚他将能睡个好觉，因为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生式活动房屋里，等待的人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军士食堂里，在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道：“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中士霍勒斯·霍克·斯皮维注意到，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变化的数字也一次次用粉笔写上。为那些永远没有实行的行动所做出的简要指示，斯皮维已经厌倦了，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是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作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已经向他们发出了意义明确的简要指示，他们的武器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的货币已经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伞兵除了等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人用这个时间写信，“庆祝”他们第二天上午的出发，有的把个人的东西包装起来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打牌游戏，玩的牌有21点、扑克牌戏、桥牌等，不一而足。第一伞兵旅第二营20岁的中士弗朗西斯·蒙克，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玩21点。让他惊奇的是，他连续不断地赢。蒙克看着他面前那堆不断增长的荷兰盾，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之后在阿纳姆能够玩得非常痛快”，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将“只会持续48个小时”。让这位中士与德国人算账，这个时间够用了。就在72个小时以前，蒙克的弟弟，一位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200英尺的高空从他被击毁的轰炸机上跳伞时，被打死了，他的降落伞没有能够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边，位于科蒂斯莫村的一个基地里，第四伞兵旅的中士乔·森利正在进行安全巡逻，以确保“没有一位伞兵能溜出基地，进入村子”。在返回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中士金格尔·格林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金格尔是一位体育教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大个子”。格林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个球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格尔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这样在结束之后我们就能在空投场玩上一会儿”。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也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说荷兰人喜欢跳舞，因而仔细地把他跳舞用的平底轻便鞋装了箱。第一伞兵旅通信兵部队的通信兵斯坦利·c·科普利，为他的相机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给荷兰的乡下和城镇拍摄一些照片”。
有一个人带着他几天以前在伦敦买的礼物。当荷兰被占领的时候，荷兰海军32岁的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开着他的扫雷舰逃了出来，驶往英格兰。从那个时候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隶属于厄克特将军司令部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根据提议，沃尔特斯将担任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他隶属于希拉里·巴洛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是第一机降旅的副旅长，被指派在阿纳姆被攻占以后，担任阿纳姆的防区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担任他的助手。现在，沃尔特斯为返回荷兰的前景而激动。“被这种乐观主义所感染，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我将在星期天着陆，星期二回家，在希尔维萨姆与妻子和孩子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一块表，为女儿买了一只两英尺高的玩具熊，四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如果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的话，谁也不会在意。
31岁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要率领被指派去攻占阿纳姆大桥的那个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他的作战服一块儿装了箱。那只铜号是皇家猎狐队的成员们送给他的，在1939至1940年的时候他是那个猎狐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用那只铜号集合他的士兵，在这次行动中他也将这样做。对于白天跳伞，弗罗斯特并没有感到不安。简报会上所给的信息，“已经使我们感到，德国人是虚弱的，士气低落，那个地区的德国部队肯定是层次很低，装备差劲”。但弗罗斯特确实曾对空投场怀有疑虑。他被告知：“在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他纳闷，既然如此，“如果是这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但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喜欢林肯郡的斯托克罗克福德地区，希望“也许能再待上一两天，只是做我以前所做过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但与这些想法在一起的，还有别的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战役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又确实告诉他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无尾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参谋车里。
军士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的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一个最后的记录，那是在人们还没有忙得顾不上的时候乱涂乱画上的。写的是：“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在将由英、美和波兰空降部队夺取的所有渡口当中，最上边的那一座就是在下莱茵河上的阿纳姆大桥。该桥将由厄克特少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夺取，是蒙哥马利要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关键。照片显示，大桥与相连的林荫大道，一直向后面延伸到那座音乐厅建筑群（下前方）。
桥梁：厄克特的士兵还要攻占阿纳姆铁路渡口以及浮桥。德国人已经炸毁了阿纳姆铁路渡口，而浮桥的中间一段则是缺失的。浮桥照片是在进攻开始的11天之前由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照片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德国人是更换了中间那一段，还是拆掉了中间那一段？谁也不知道，但命令已经下达，还是要发起进攻。
奈梅亨大桥
加文准将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迅速攻占了马斯河上的1500英尺长的格拉夫大桥，还攻占了霍伊曼运河大桥。但由于命令上的混乱以及德国人的迅速反应，他们在第一天并没有能够攻占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奈梅亨离阿纳姆11英里远。19日，在英美军队的联合进攻中，渡口陷落了，当时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对瓦尔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攻击，这次攻击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奥马哈海滩登陆”。（译者按：奥马哈是在诺曼底的一个狭窄海滩，d日登陆的一个地点。事件细节详见作者《最长的一天》。）
格拉夫大桥
霍伊曼运河大桥
索恩的渡口
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阵地的南边，泰勒少将的第一〇一空降师攻占了除一座桥梁之外的所有桥梁：因为在索恩的渡口被炸掉了，这使得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度推后了36个小时。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战略上极度对立。蒙哥马利认为，最高司令优柔寡断，“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艾森豪威尔则认为，这位在英国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是“自我中心者，自以为一辈子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员布里尔顿中将，以前从未指挥过伞兵部队。他与该集团军的副司令、英国人布朗宁中将不和。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几个小时以前，布里尔顿收到了布朗宁的辞呈。
布朗宁是英国最杰出的空降作战权威，当被任命指挥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他撤回了辞呈。在此以前，他从未对一个空降军进行过在作战上的控制。
（从左到右）近卫团装甲师师长阿代尔少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霍罗克斯中将，他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将进行大举猛攻；罗伯茨少将，他的第十一装甲师攻占了安特卫普，但又停了下来，以便“加油，重新装备和休息”，这也就使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得以抵达荷兰，参加针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攻击。
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与英军第十二军军长里奇中将会晤；
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邓普西上将，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加文准将交谈。
亨利·克纳普
皮特·克鲁伊夫
荷兰特工亨利·克纳普，与阿纳姆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他们于9月14日警告伦敦方面，在阿纳姆有德军的装甲师。
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是布朗宁的情报处长，他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侦察照片上发现了德军的坦克。他的警告无人理睬。
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他虽然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但也是第一次指挥伞兵师。他不仅没有觉察到德军的装甲部队，而且还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在距离关键性的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的地方着陆。进攻刚一开始，通信就中断了，厄克特将军在德军营地的后面与自己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不得不躲藏了39个极其重要的小时。
希克斯准将
哈克特准将
麦肯齐上校
索萨博斯基少将
拉思伯里准将
由于厄克特“失踪”，希克斯准将不得不指挥该师。
当第四伞兵旅在9月18日着陆的时候，哈克特准将由于资格较老，便质疑希克斯是否有权指挥该师。
厄克特的参谋长麦肯齐上校使进行争论的准将们平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他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由于天气恶劣而耽搁了两天多的时间，而且他们对阿纳姆的真正形势一无所知。
第一伞兵旅旅长拉思伯里准将本应该掌握师的指挥权，但却受伤了，就像厄克特将军一样被认为是“失踪”了。
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与10倍于己的敌人交战，抵挡德军的两个装甲师，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入口。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战壮举之一。
另外一位守桥英雄埃里克·麦凯上尉（30年后的照片），尽管几乎弹药用尽，却要求德国人投降。
麦凯上尉（图中掌舵的那一位）受伤被俘，但却拒不放弃。他与伙伴们逃跑了，顺流而下漂到奈梅亨。
j·o·e·范德勒上校
贾尔斯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部队，率先从荷兰与比利时边界进行装甲突破。这里的照片上是该坦克部队的司令员j·o·e·范德勒上校，以及他的堂弟贾尔斯，贾尔斯是一位营长。
范德勒与贾尔斯在1944年。在距离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6英里的地方，德国人成功地阻挡住了范德勒的坦克部队。
英国皇家空军中尉洛夫，在坦克大举猛攻期间担任地对空通信官，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工作。
洛德·罗茨利最先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的孤军取得了联系。
海中尉，他的“鬼怪式”无线电部队终于替厄克特联系上了地面部队。
查特顿上校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他力主对阿纳姆大桥进行一次大胆的滑翔机奇袭。倘若他的计划被采纳的话，那么大桥就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占。但查特顿由于提出了这个主意，反而被称为“一个刺客和残忍的凶手”。
凯恩少校所在的师在奥斯特贝克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凯恩少校虽然数次负伤，却仍然继续反击敌人的坦克。
伦敦霍布森父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克莱尔·米勒小姐，她制作了布朗宁的飞马旗这与在阿纳姆的荒诞传说相左。那传说认为，飞马旗是布朗宁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莫里埃（名作《蝴蝶梦》的作者——译者按）制作的。米勒小姐还在伞兵的制服上缝上了500个小罗盘，那些小罗盘后来帮助许多伞兵逃脱了出来。
朗斯代尔少校[右]的“朗斯代尔部队”一直坚守到最后。
范德弗特中校
库克少校
在英美联军进攻奈梅亨大桥的过程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库克少校领导了前所未有的瓦尔河渡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与此同时，范德弗特中校与英军一起，进攻大桥的南部入口。
戈尔曼中尉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
军人十字勋章获得者戈尔曼中尉，对整个作战行动有他自己的“怀疑”。他感到，谁也无法行动快得足以拯救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奉命，率领一个连去攻占贝斯特的大桥，据认为那里“防御薄弱”。那个地区实际上有1000多名被忘却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结果他们把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一个整团都卷了进去。
格洛弗中尉，在阿纳姆跳伞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名叫“默特尔”的宠物鸡。“伞兵鸡默特尔”被打死了，格洛弗在作战当中还为它举行了一个正式的葬礼。
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的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怀疑他的通讯设备是否能起作用，但又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和普遍的态度随波逐流”，那就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惹事。”
塔克上校是美军第五〇四团的团长，他的部队渡过了瓦尔河，对英军坦克部队的迟缓深感震惊。他原以为，会有一支特遣部队全速冲过这11英里，到达阿纳姆，给大桥的保卫者解围。塔克说，英国人反而“停下来喝茶”。
冯·伦德施泰特是帝国的最有才干的陆军元帅，在诺曼底惨败之后被希特勒解职，又在9月份被起用。西线的形势是灾难性的，因而冯·伦德施泰特认为，盟军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入侵帝国并结束战争。他在拯救第十五集团军上所使用的战略，是挫败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计划的一个主要因素。
陆军元帅莫德尔，被冯·伦德施泰特称为一位“不错的军士长”，他没有能够阻止盟军在西欧的大举猛攻，但却碰巧在盟军空降进攻的几天前，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调进了阿纳姆地区。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在48个小时之内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德尔硬是不相信。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比特里希中将（这里分别是他在1973年和在1944年），对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一无所知，但却正确地推断出，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帝国的空降专家施图登特大将（在1973年和在1944年），为空降部队的空投规模所震惊，“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兵力为我所用”。
哈策尔中校1973年
哈策尔中校1944年
英军实际上是在阿纳姆地区的两个装甲师当中着陆的，令那两个装甲师的师长大吃一惊。那两位师长分别是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中校、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的哈梅尔少将。
哈梅尔少将
双重间谍、“金刚”林德曼斯越过前线，告知德国人，英军将在9月17日发动地面进攻。与战后英国报纸上的报道相反，林德曼斯对空降进攻的规模一无所知。
德斯洛赫上将
克拉夫特少校
德国空军的德斯洛赫上将对空降进攻的可能性深感担忧，因而他拒绝访问莫德尔。克拉夫特少校的那个营碰巧在位于英军空投场边缘的阵地上。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莫德尔的司令部里，第一个得知盟军空降部队在不到两英里之外的地方空投的人，是赛德尔豪泽尔中尉。“他们正好跳在我们的大腿上！”有人这样告诉他。
艾因霍温
伯恩哈德亲王到达被解放了的艾因霍温，以及他在1973年。有关市场花园计划中的地形上的困难，等到咨询伯恩哈德或者他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而有关阿纳姆的德军装甲部队，亲王从荷兰地下组织所获得的详细情报，又没有受到重视。
艾因霍温在1973年
在奥斯特贝克的荷兰人本来预料会获得解放，却又发现自己正陷于残酷的战斗之中。“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乐观的英国人告诉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
扬·沃斯奎尔无法摆脱一种“无望的感觉”。
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中写道，奥斯特贝克已经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儿子米歇尔在战争期间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丈夫扬在1973
凯特勇敢地把她的家向英军伤员开放。在战斗期间，一段时间里有300多名伤员挤在的家里。扬原先是一位荷兰上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军没有使用德里尔渡口渡过莱茵河。在制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的过程中，德里尔渡口完全被忽视了。
德里尔渡口
译者按：黑格（douglas haig，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战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因推行消耗战略而造成英军大量伤亡；他于1919年被封伯爵。帕辛代尔（passchendaele）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是1917年英军伊普尔（ypres，比利时城市）攻势中的突出部，全部被战争所毁。弗兰德（flanders），位于历史上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