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三 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主要记载曹魏、蜀汉、孙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地记载了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发生后开始，直到西晋统一天下为止，也就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多年的历史。全书共计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著名史学家，少年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后师从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期曾任观阁令史。三国归晋以后，陈寿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并开始修著史书《三国志》。陈寿是晋朝朝臣，因晋承魏而得天下，故书中尊魏为正统。《魏书》为曹操立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立传而没有立纪。《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但成书时间早于《后汉书》（南朝刘宋时期）。相传，与陈寿同期的夏侯湛曾写著了《魏书》，但当其看到《三国志》后，认为根本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此后，史学界对《三国志》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诸多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该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经典，更是一部文学巨著。修著该书时，陈寿借鉴了西汉司马迁的许多成功经验，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重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以简洁、凝练的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三国人物肖像。例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仅寥寥几字就将刘备韬晦的内心世界传神地刻画出来。

此外，“取材精审”则是《三国志》的又一突出特点。陈寿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与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当时蜀汉没有设立史官，没有正经的官史，故陈寿在修编《蜀书》时的难度也就可见一斑了。然而，《三国志》文辞简约的特点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后经刘宋裴松之注引，增加了其历史参考价值，成为该书的有益补充。如今，裴注本《三国志》已成为研究三国历史最为真实详尽的资料汇编。

我们在充分肯定《三国志》的优点与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该书在创作上也具有两大不足：其一，欠缺公允性。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又能完全排斥私心呢？陈寿对于诸葛先生的评价，固然有些片面，然而通过史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孔明先生用兵水平确实逊于其政治能力，至少应该没有《三国演义》和民间流传中那么神乎其神。其二，多有曲笔与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中认为“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客观上讲，陈寿的曲笔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数，最为严重的曲笔则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但是，西晋时期司马氏推行高压统治，因有些人物与当时的统治者瓜葛甚深，故这种曲笔也确实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物与作者具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评价的不公。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环境与作者本身只是表面原因，“作者距离修史时代过近”才是导致部分事实处理失度的根本原因，公允的环境和公允的心态对于史书的修纂是至关重要的。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曾这样评价《三国志》，“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刘勰的评论充分反映出，与三国志同时期的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的协调一致，史实性与文学性的辩证统一。

总之，《三国志》自成书后，虽存在种种先天的缺陷，使其与《史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陈寿凝练卓绝的文笔、严谨审慎的态度仍不失为中国最为优秀的史学家之一，也使得该书成为上乘《史记》、《汉书》，下启晋唐宋明各史的不朽巨制，至今仍是人们研究三国历史最为权威的资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