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 韩非子

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晚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同是荀子的入室弟子。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引入道家老子的观点，反对复古主义，力主因时制宜、积极进取，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大政策。同时，韩非还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其一生著作丰厚，主要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包含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其中，《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堪称百代权谋之圣典。

战国时期，法家思潮发展迅速，流派纷呈，主要有“法”、“术”、“势”三大流派，代表人物分别为商鞅、申不害、慎到。“法”指法制，即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术”指权术，即国君要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对抗政敌，监控下属，以维护自身的权位；“势”指权威，即国君要汇集权力于一身，具有绝对的威信，才能驾驭臣下，统领万民。韩非着重总结了三者的思想精华，结合其恩师荀子 “性恶论”的思想，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炉，其认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有“法”无 “术”，缺乏监控，很难保证法令的实施效果；有“术”无“法”，只是行政的皮毛，缺乏法典的厚重支撑。因此，国家图强图治，臣下必须遵法尽责，君主则必须要善用权术（如，著名的“内储七术”），做到“术以知奸”。国君对臣下不能过于信任，要“审合刑名”，以功用效的为准绳，同时，做到“众端参观”，丰富视听，防止偏听偏信。此外，只有“法”和“术”还是不够的，此二者还必须有“势”作为权利保证。“势”，即权势、政权。在其《难者》一文中，韩非引用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主张君主利用人们“无不畏诛而利庆赏”的心理，通过 “刑”、“德”二柄，使民众畏威而归利，巩固自身的统治。由此可见，在韩非眼里，“法”是治国的基石，“术”是驾驭的手段，“势”则是法律最终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三者密切配合、相互支撑才是政权巩固、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封建政治理论的成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然而，韩非提倡的一大部分论点与策略均属于“阴谋”，且主张过于消刻，过分夸大了人性恶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善的一面和民心向背的问题，虽较为适应战国乱世，但终非国家久治之道，对此也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