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寿终正寝3

转眼到了1940年的下半年。

7月的一天傍晚，周佛海的结拜兄弟，“特工总部”大特务头子李士群来访。一落座，他就对周佛海说：“大哥，你现在虽然掌握着金融财政大权，但还没有一支自己能够控制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军队，是很危险的。我建议你，是不是效法当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创办警税团的先例，创办一支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武装，一直是周佛海的一块心病。此时听李士群这么一建议，觉得是一个好办法，他对李士群说：“你的建议很好，现在上海租界接管后，没有武装力量维护，我可以以这个先例找日军商量，成立税警团。”

很快，周佛海与日方联系，取得了日方的同意。

罗君强听说周佛海要成立税警团，也想过过掌握枪杆子的瘾，便来找周。他对周佛海说：“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现在已有不少人马，在上海滩上为所欲为，如果再把税警团交给他管，势必如虎添翼，您还是要多一个心眼啊。”

周佛海一听，觉得有道理，他拍着罗君强的肩说：“老弟啊，你现在大有长进了。这个税警团我就交给你吧。”

周佛海要通了李士群的电话，对他说：“士群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你去做，你先把筹备税警团的工作交给罗君强吧。”李士群当然不愿意交出马上就要成立的税警团。他想，这成立税警团的主意是我出的，筹备工作也进行到了一半，现在忽然要把我换掉，显然是对我的不信任。但是，电话里，李士群也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只好乖乖地交出了税警团的筹备工作。

自此，李士群明白，周佛海并没有把自己当自家人，他于是从周佛海的帮派中退了出来，后来，与周、罗水火不容。最后，周佛海、罗君强与日本人勾结，下药将李士群毒死，这都是后话了。

税警团很快成立了。周佛海自任团长，罗君强任副团长。

不久，税警团两个团合并，成立税警总团，周佛海便将总团长一职交给了罗君强。

税警总团武器配备好，兵力达两万多人，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作战部队。罗君强自当了税警总团团长后，自恃手里有枪，背后又有周佛海撑腰，无法无天。

一次，税警总团的一个排长，奸杀民女，毁尸灭迹，引起公愤。

罗君强接到报告后，对手下的人说：“人已经死了，还再要一个人去抵命吗。你们个个都是大笨蛋，难道不能上门，赔点钱，道个歉。”

“我们已经去过了，人家不依不饶。”手下人回答说。

“告诉那家人，如果说给脸不要，那我们就不讲客气了。”罗君强面露凶光。

第二天，税警团的一帮人荷枪实弹跑到受害者家里，进行威胁。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不少人借此机会攻击周佛海。为此周佛海十分恼火。

周佛海给罗君强写了一封长信，将他臭骂了一顿。信中，周佛海写道：“你如果再不好好地干，到处滋事，我就马上撤你的职。”

接到周佛海的信后，罗君强有些害怕。他随即写了回信，信中写道：“我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多年，是您一手提拔的。我愿意像一匹老马，一辈子供您驱策驾驭。如果你认为我干得不好，我将十分难过。如果有一天，您不要我了，我会觉得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会举枪自杀以自惩。”

看了罗君强的来信，周佛海感动了。他对人说：“君强这个人对我还是忠诚的，就是他的脾气太坏，容易得罪人。”

周佛海给罗君强打电话，要他来一趟。罗君强不知是祸是福，心怀惴惴来到周佛海的办公室。一见面，周佛海就对罗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要管束好底下的人，不要惹是生非。你那个脾气要改，好好跟着我干吧。”

从那以后，罗君强更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周佛海，在汉奸的路上越走越远。后来，他又担任过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安徽省省长等职。周佛海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时，便把罗君强调到身边，任市政府秘书长。

在别人看来，从安徽省长到上海市当秘书长，职务上明显是降了，罗君强却说：“周先生瞧得起我，要我来帮帮他，我当然要来。至于职务上的升与降，是无所谓的事情。”

投靠军统就在罗君强自鸣得意，以为跟着周佛海干下去，会大富大贵之时，平地一声惊雷，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罗君强收到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任状：任命周佛海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指挥所辖军队，负责维护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

大汉奸头子，怎么一夜之间，成为国民党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了呢?事情还得从1942年10月说起。

原来，周佛海老奸巨猾，脚踩两只船，1942年10月曾秘密派人到重庆向蒋介石表示：他要自首，效命中央。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周佛海保持直接联系。

于是，在戴笠的指挥下，周佛海在江苏、上海等地设立了秘密电台，与重庆军统局保持联系，并接受了重庆方面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指令。周佛海便把许多任务交给了心腹罗君强来完成。

1944年秋，罗君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驻沪联络专员张叔平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请张叔平带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信中，罗君强表示：愿意策动伪军，配合反攻，并限制共产党部队的发展。

与此同时，罗君强又派秘使前往安徽六安，与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联络，约定与李品仙部队互换弹药物资，共同对付共产党。李品仙还将联系的密电码、电台呼号给了罗君强，希望他多加联系。

为了表示对军统局戴笠的忠心，罗君强把自己的儿子罗伯伟送到了重庆。他给戴笠写了一封信，请戴笠多多关照儿子。罗君强此举，其实是把儿子送给军统当作人质，表示自己决不会背叛军统。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投靠日军的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知道来日不多，也开始寻找各自的出路。这时，罗君强由秘密与重庆联系，开始变为半公开。

罗君强组织几个心腹，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建国社”，他自任书记。建国社联络汉奸，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每次开会前，必须集体朗读誓词：一、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拥护蒋主席；三、绝对服从最高统帅之一切指示与命令，切实为策应反攻而行动；四、竭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的治安。

罗君强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戴笠的赏识。

1945年8月初，罗君强的办公室来了一位神秘人物，他自称叫张俊生，刚从重庆来上海，戴笠有一封信给罗。罗君强连忙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来信。

这是戴笠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这样写着：君强吾兄传鉴：多年不晤，时切驰思。俊生之来，藉悉吾兄多年苦心为国，关怀旧雨，甚佩甚慰。时至今日，实为频年来在敌寇胁迫下诸有志之士效忠国家、效忠领袖的最好时机，务请联络各方有志之士，团结所能掌握的一切有用力量，适应时机，协同行动。此间一切当由弟负责也。余由俊生同志面陈。

敬颂大祉！

弟雨农上看了这封信，罗君强的心里踏实了许多。日军战败已在所难免，亏得自己早与重庆取得联系，将功补过，现在戴笠完全把自己当作朋友，当成了军统地下工作人员了，有了这封信作证，将来不仅不会当作“汉奸”论罪，还可以得到奖赏呢。罗君强将这封信锁到了保险柜里。

罗君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维护上海地方治安的官员了。他也决定不辱此命，与周佛海商量后，下达了命令：一、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各部队，未得委员长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二、与治安有关之集合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实，不得举行；三、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四、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五、工厂设备及一切公家重要物资不得毁损，买卖或赠与。

9月初，国民党接收部队陆续空运到上海，重庆方面派出的党、政、警各路人马也纷纷抵沪。

9月9日，戴笠乘专机飞上海。到达上海的当晚，戴笠即来到位于湖南路的周佛海公馆，与周佛海见面。

这天，罗君强得到消息，提前来到周公馆，等候戴笠的到来。他忐忑地问周佛海：“周先生，你看老头子真会放过我们吗？”

“等雨农来吧，到时自有分晓。”此时周佛海也只能用这样的话来镇定自己和部下了。

戴笠果然如约而至。一见面，显得十分亲热。他首先握着周佛海的手，说：“周先生，这几年你忍辱负重，辛苦你了！”

周佛海闻言，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戴笠又走上前来握住罗君强的手，满腔热情地说：“令公子在重庆很好，马上就可以回来，庸生兄尽管放心。”

“谢谢！谢谢戴先生的关照！”罗君强握着戴笠的手，竟不愿意放开，眼睛马上潮了，直想放开喉咙大哭一场。

在周佛海家里，戴笠就如何维护上海地方治安问题，对周、罗两人作了详细交待。

中秋节快要到了，戴笠与周佛海商量：“能否举办一次酒宴，把过去在上海伪政府做过事的朋友们请到一起，共度佳节。”周佛海满口答应：“行，这事包在我身上。”

日本投降后，在伪政府做过事的汉奸们，作鸟兽散。他们躲在暗处，一直在打探国民党将会怎样处置他们。

现在，听说戴笠要在中秋节请客，对他们表示慰问，便都纷纷出笼。

中秋之夜，上海杜美洛路67号军统上海办事处门前，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气氛。

出席这次宴会的共有500多人。

宴会开始，戴笠首先起身致祝酒辞：“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这是全国军民经历艰苦的八年抗战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非常高兴。”

刚才还是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今天来参加宴会的这些大小汉奸们，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想来听一听这位戴局长，将会怎样处理他们这些为日本人卖过命的人。

“八年来，前方将士与全国民众一起，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期间，各位虽出于各种原因，出任伪职，但过得并不愉快，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在中央未到达之前，各位全力维持地方治安，响应中央号召，合力组织共军接收失地，都有积极表现，委员长是知道的。今天，如果能够与政府配合，把问题讲清楚，立功赎罪，政府将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总之，希望大家振作起来，切不要轻信谣言。请大家相信我戴某人，更要相信政府，相信委员长。”

戴笠毕竟是老派特务，蒋介石的心腹，说话着实很有水平，听得大小汉奸们心里踏实了许多，身心顿觉一阵轻松。

掌声如雷，一时淹灭了戴笠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