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死于仆人的菜刀下2

戴笠想，傅筱庵是个商人，也许考虑到商界的利益多一些，为日本人做事，可能是出于无奈，应付应付而已。军统局做做工作，要是能把他争取过来，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

戴笠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只是命令手下人给上海回电：刺傅行动暂缓。

1939年5月，汪精卫秘密来到上海，准备成立伪国民政府。傅筱庵认为这个主子比梁鸿志来头大得多，便投入到汪的怀抱，与汪精卫打得火热。

汪精卫公开投日以后，一直是军统局首要刺杀的对象。此时，戴笠已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继续跟踪汪精卫，寻找下手的机会。

可是，汪精卫到达上海后，深居简出，疑神疑鬼，行踪神秘莫测。日本人也把汪精卫当作重要保护对象。陈恭澍始终无法知道汪精卫的行踪，或者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汪精卫的行踪，但因防范太严，无法下手。

戴笠见刺汪没有进展，也很着急，便派出两名高级特务来到上海，与陈恭澍会合，共谋刺汪计策。

这两名特务，一个叫戴星炳，一个叫吴赓恕，都是少将级军衔，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曾为戴笠立下过汗马功劳。戴、吴两人到上海多日，刺汪行动仍无任何头绪，远在重庆的戴笠一筹莫展，只有干着急。

这天，戴笠在一则情报上看到傅筱庵在上海的一些活动的消息后，忽发奇想，傅筱庵经常接触汪精卫，能不能利用他把汪干掉呢。

戴笠把这一想法通过密电告诉了陈恭澍。

正好吴赓恕的父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许天民，是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的经理，吴赓恕跟他也很熟。许天民在傅筱庵逃难大连时与他相识，两人有着多年的交情。

吴赓恕便找到许天民，希望他做做傅筱庵的工作，说服他参与刺汪行动。吴赓恕对许天民说：“这事只要傅答应配合，刺杀汪精卫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许天民也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吴赓恕交给他的任务后，便到傅筱庵的办公地来找他。

傅筱庵正在办公室打电话，秘书进来报告说：“有个姓许的先生想见您。”

傅筱庵知道是许天民，放下电话说：“让他来吧。”

见到许天民，傅筱庵很高兴，对他说：“走，我们去喝一杯。”

说着，驱车来到一家饭店，叫了几个菜，与他喝了起来。

“最近在忙什么，怎么也不来找我？”傅筱庵边说边为许天民夹菜、斟酒。

“傅先生现在是大上海的市长，我们小民百姓，哪敢来打扰您啊。”许天民笑着答道。

“你怎么也这样说呢！我们可是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呀。”傅筱庵十分得意，“来，干杯！”

“干杯！”许天民连忙举起了酒杯。

“傅市长最近忙吧？”许天民想先试试傅筱庵的口气。

他想，如果傅一心一意跟着日本人，死心塌地当汉奸，他就不往下说什么了。

“咳，跟日本人干事，难啊！”酒过三巡，傅筱庵的话多了起来，“还是做生意好，有钱赚就干，无利可图就不干。你看我现在，说是当了个市长，干什么都要找人说好话，有时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傅筱庵摇头苦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日本兵在上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您不当这市长还好，当了市长，可是有人在后面指着骂呢。”许天民进一步试探道。

“就是，就是，我也不想背这汉奸的骂名。可再一想，这市长我不当，总要有人来当吧。”傅筱庵似乎有满肚子苦水。“我最近碰到一个从重庆来的朋友，他想找您谈一谈，您看怎么样？”许天民压低了声音。

“重庆来的？”傅筱庵闻言，脸色为之一变，马上又恢复了常态，“好吧，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向蒋委员长表明我的心迹：我这个上海市长可是不得已而为之。”

餐饭上，傅筱庵频频与许天民碰杯，交谈甚欢。

分手时，许天民答应，下次将重庆来的朋友带来详谈。

没过几天，傅筱庵打电话给许天民，让他晚上带朋友来住所见面。

许天民带着吴赓恕如约而至。

傅筱庵见到吴赓恕就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十分亲热：“吴先生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快请坐，请坐。”

一阵寒暄过后，吴赓恕便向傅介绍了重庆方面的想法：“汪精卫叛国投敌，委员长十分震怒，下命令一定对汪进行制裁。”

“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傅筱庵问道。

“我们考虑，请您设宴招待一次汪精卫，您只把宴会的时间和地点告诉我们，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傅筱庵想了想，说：“好吧，吃饭的事情决定了后，我电话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成功后，委座会重奖您的。”吴赓恕说着，起身告辞。

傅筱庵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他把许天民、吴赓恕送走后，立即把军统行刺汪精卫的计划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上海特工总部副主任、特务头子李士群。

1940年2月的一天，许天民又来到傅筱庵的住地。特工总部的便衣警察早已等候在此，在傅筱庵的家里将许天民逮捕。接着，特务们又逮捕了戴星炳与吴赓恕。

李士群抓到戴、吴两人后，对他们严刑拷打，最后把他们枪毙了。

戴星炳、吴赓恕被杀的消息传到重庆后，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将电报撕得粉碎。

由于傅筱庵的出卖，不仅没有刺杀成汪精卫，反而丢掉了两名高级特务的性命，戴笠打电报给上海，命令陈恭澍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傅筱庵。

仆人朱升接到戴笠的电报后，陈恭澍又开始了刺傅行动。

再说傅筱庵知道戴星炳、吴赓恕被杀，军统上海特工人员不会放过他，便加强了防范。傅筱庵把家搬到了日本海军陆战队附近的虹口祥德路26弄2号一幢洋房里，每天到伪市政府上班时，乘的是防弹小汽车，前后有４辆警卫车，20多名全副武装的保镖护卫。他的住地四周，布满警卫部队，24小时站岗，任何人不得接近。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刺傅行动没有任何进展。

为此，陈恭澍十分着急。他知道，戴、吴二人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十几年的特务生涯中，他还没有被谁如此算计过，今天栽在傅筱庵手中，实在是心有不甘。这几日，傅筱庵那张老奸巨猾的脸老在他脑子里闪现，似乎在嘲笑他的无能。

这天，陈恭澍又接到戴笠的电报，催促陈恭澍赶快行动，字里行间颇有责问之意。

陈恭澍心一横，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三天之内一定要动手，哪怕是再死几个特务，也要把傅筱庵干掉。

一连两天，陈恭澍带着杀手普天彪埋伏在伪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的马路对面，寻找机会。可是傅筱庵行动无常，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

第三天下午，陈恭澍带着普天彪，再次来到大楼前，等候傅筱庵。

下班的时间到了，伪市府大楼里的人很快都走光了，还没有见到傅筱庵出来。是不是这只老狐狸今天提前溜了呢。陈恭澍不时看着表，心里十分着急，看样子今天又白来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就在陈恭澍准备撤离时，忽然大楼门口热闹起来，两名保镖匆匆走了出来，和门口的岗哨打了一个招呼，就乘上了从楼后开过来的一辆小轿车，在楼前等候。

陈恭澍心头一喜，小声叫道：“傅贼还没走！”

正说着，傅筱庵在两个彪形大汉的护送下，从楼内走出，慢慢下了台阶。

“赶快动手！”陈恭澍下达了命令。

早已准备好了的普天彪快步跑过马路，边跑边从怀里掏出手枪。大楼门前的岗哨发现情况不对，大喊了一声：“干什么的！”

此时，普天彪已跑到了台阶前，朝着惊愕之中的傅筱庵抬手就是一枪。

可能是普天彪气喘吁吁，跑得太急，再加上光线太暗，这一枪竟没有打中。

按照原定计划，普天彪开枪以后，应该趁乱马上撤离。伪市府旁边有一个很窄的小里弄，穿过那个里弄，有人在那里接应他。可是枪响后，普天彪发现没有击中傅筱庵，他杀傅心切，便定了定神，以台阶前的石狮为掩护，又开了一枪。哪知这一枪臭了，子弹卡壳。普天彪倚着石狮还想再换弹夹，可是已来不及了。

提前等在车中的两名保镖将枪伸出窗外，朝着普天彪开了火。

普天彪应声倒地，手上还拿着那个准备换上去的弹夹。伪府办公楼前此时一片混乱，陈恭澍见势不妙，趁乱跑了。刺傅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戴笠下达的任务不能完成，且屡屡损兵折将，陈恭澍不禁心急如焚。

正在陈恭澍一筹莫展之时，忽然接到行动队报告：行刺傅筱庵找到了突破口。

原来，陈恭澍接到戴笠刺傅的命令后，派人在傅宅的附近开设了一家小酒店，取名“来福酒店”，用于监视傅筱庵，侍机行动。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手法。

来福酒店开张没多久，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就是傅筱庵家里的仆人，名叫朱升。

朱升原籍安徽，出身贫寒，很小就来到上海，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工。在工厂里，朱升备受日本人的欺侮，有一次被一个日本工头无缘无故打得遍体鳞伤，由此埋下了仇日的种子。

后来，朱升因病被工厂开除，经人介绍，来到傅家当仆人。

朱升为人忠厚老实，勤劳肯干，深得傅筱庵父亲的喜欢。

傅父临死之前，曾把朱升叫到床前，托他日后好好照料傅筱庵。朱升泪眼汪汪，连连点头。

朱升没辜负傅父的嘱托，跟着傅筱庵，为他烧火做饭，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傅筱庵也没把他当外人，对他十分信任。朱升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正义感的人，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强占中国。自从傅筱庵当了伪上海市长后，他就想离开傅家。但想到老主人的临终之托，他又不忍心一走了之。于是，他就常常劝傅筱庵，要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刚开始，傅筱庵并没有理会朱升。可是时间一长，就嫌朱升唠叨，训斥他不懂规矩，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为此，朱升十分委曲。

朱升喜欢喝酒，见家门口新开了一家小酒店，就常常来喝两盅。有时喝多了，还发几句牢骚。

来福酒店的老板姓杜，是军统特工人员。知道了朱升的身份后，杜老板对他十分殷勤。有一次，朱升喝完酒后付账时，发现出门时刚换过衣服，忘了带钱，便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今天忘了带钱，下次一定补上。”

杜老板连忙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您是我们的老顾客，欢迎您以后多来，照顾我们的生意。”

这虽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朱升却认为酒店老板很够朋友，于是把他当成知己。以后再来时，他喝完酒，总要找杜老板拉上几句家常。杜老板当然很愿意，有时专门让人炒几个菜，陪着朱升喝上几杯。

这天傍晚，朱升来到酒店。杜老板把他让进雅座，对他说：“朱先生，今天不用您破费，我请您的客。”

朱升不解地问道：“杜老板有什么喜事要请客？”

“没有什么喜事，来福酒店开业已半年，承蒙大家经常光顾，生意还不错，今天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吧。”

说话间，跑堂的已摆上几样菜和一壶上好的花雕陈酿。

杜老板端上酒杯：“来，薄酒一杯，不成敬意，干！”说着将酒一饮而尽。

“谢谢，干！”朱升也是个痛快人，仰起脖子，将酒倒进了嘴里。

两人你一杯，我一盏，很快就将一瓶花雕喝了个底朝天。酒一进肚子，话就特别多。两人聊着聊着，聊到了朱升过去给日本人做工的事情上来了。

“东洋鬼子是天底下最坏的，我过去可没少挨他们的打。”说着，他掀开衣服，露出后背给杜老板看。

朱升的背上，有好几道暗红色的疤痕，朱升说：“这就是被日本人打的。有一次，老板要我们赶工，我连着干了一天一夜的活，又困又累，实在熬不住了，便倒在机器边睡着了。正好一个东洋工头走过，被他看见了，他提着皮鞭，上来对我就是一顿毒打。打得我满地打滚，连连求饶，他还不停手。旁边的工友实在看不过去了，跑过来夺过他的皮鞭。那东洋鬼子见众怒难犯，对我大骂了一声，才住手。”

说到这里，朱升眼里流下了泪花。

一旁的杜老板听了，也为之动容。

“朱先生，日本人实在是可恶之极，烧我房屋，杀我同胞，**姐妹，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可现在，还有不少人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良心，这些人应该千刀万剐才是。”说着，杜老板又端起了酒杯。

听了杜老板这番话，朱升的脸马上阴沉下来：“我们的东家，可就是这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