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死于仆人的菜刀下1

傅筱庵（1872—1940），浙江镇海人。1892年到上海船厂做工，不久提升为领班。后结交上海商业巨擎盛宣怀，被盛妻收为义子。不久，在盛宣怀的帮助下，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上海总商会议董，逐渐成为上海富豪。

1926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战争期间，曾勾结军阀镇压上海工人运动，被北伐军通缉。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出任伪上海市市长。1940年被仆人刺死于家中。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成立了一个“大道市政府”，负责管理除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市政府设在浦东，市长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叫苏锡文。

“大道市政府”不仅名字怪里怪气，挂出来的旗帜更是莫名其妙，旗的颜色为杏黄色，正中画着一只太极虎。

从此，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这画有太极虎的旗帜。看着这面不伦不类的旗帜，市民们个个摇头，表示不满。胆子大一点的人甚至当街骂了起来：“这算么回事，小日本太无聊！”

苏锡文出生在台湾，本来没有什么才干，因为跟日本侵略军关系好，甘当汉奸，就被日本人选中，让他到上海来当市长。苏锡文当上市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税。税种五花八门，有什么鸦片税、营业所得税、消费税、卫生捐、慈善捐等等，不下十几种，老百姓干什么都要上税，就连提着一个箱子到街上走一趟，也要纳税，否则，轻者箱子充公，重者将提箱人关进大牢。弄得上海市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不少人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大道市政府”在人们眼里，简直就是一个胡作非为的魔鬼，很快声名狼藉，老百姓不买它的账了。

日军没有想到苏锡文如此无能，便准备重新物色市长人选。

1938年，日本政府扶植大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拼凑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维新政府”，让梁鸿志当上了“行政院长”。梁鸿志上任后，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取消了“大道市政府”，卸下了太极旗，成立了伪上海特别市，任命傅筱庵为市长，并将伪市政府由浦东搬到了原上海市政府所在地。

善于投机傅筱庵1872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小港镇。他父亲傅晓春是当地一个小船主，以帮人运货为生。傅筱庵文化程度并不高，少年时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懂得一点“之乎者也”罢了。别看傅筱庵书读得不多，但人极聪明，脑子来得快，做事肯钻研，也很勤奋，很得父母亲的喜爱。

20岁那年，傅筱庵来到上海，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一家英国人办的船厂做工。

由乡下进入到大都市，刚开始傅筱庵颇不习惯。工厂纪律严明，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劳动强度很大，一天干下来，常常累得腰酸背疼，他真有些后悔，不该来上海。他甚至准备干上一段时间，赚到了路费，就回浙江老家去。

可是后来工厂发生的一件事，使傅筱庵的思想有很大的改变。

那天，下班的时间到了，劳累一天的傅筱庵收拾好工具，拖着沉甸甸的双腿走出了车间。正在这时，英国老板在大班的陪同下匆匆走过来。那大班叫住了傅筱庵：“傅，你去看看，你的工具箱没有放好！”

傅筱庵回到车间，把工具重新放好了。

可是英国大班仍不依不饶：“记住，以后工具箱没有放好，就不能下班！”随后，又骂了一句，“猪罗！”

这一下把傅筱庵惹火了：“谁是猪罗，你才是猪罗！”

这可捅了马蜂窝，英国大班冲过来，伸手给了傅筱庵一个耳光，打得他两眼冒金星。那英国老板站在一旁不但不加劝阻，还罚傅筱庵将车间的两台车床擦洗一遍再下班。

傅筱庵含着泪水，将车床擦好时，已是半夜时分。

这件事，给了傅筱庵很大刺激。那几天，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有钱人可以肆意打人、骂人，而穷人就是干活、挨打的命。傅筱庵不服这口气，他发誓一定要在上海混出个人样来。

从那以后，傅筱庵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干活非常卖力，每天下班前，工具箱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极尽巴结之能事，察言观色，极力讨好英国大班。大班一进车间，他就迎上去给他拎包，大班抽烟，他就给他点火。遇到老板来车间，他更是跑前跑后，分内分外的事情抢着干，老板上车下车，他又抢着给老板开门关门。

傅筱庵这一着很快收到了效果，老板拍着他的肩，直夸他有心眼，第二年就将他提拔为领班。

傅筱庵可不是当个领班就心满意足的人，他觉得凭自己的本领，还可以继续往上爬。

傅筱庵知道，当上了领班，就不仅仅是像当初当工人那样傻干、巴结人了，还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穿着打扮。平时，傅筱庵上班，穿着工作服，跑前跑后，工作仍是一丝不苟。工余时间，他就很注意在穿着上下功夫。

有一次，傅筱庵在沪西一家百货公司看中一件米黄色的西服，一问价钱，吓了他一大跳，那件衣服相当于他一年的薪水。傅筱庵深知，在这个以貌取人的世界里，一件上好的西服对他将意味着什么。他咬咬牙，找同乡、工友四处借钱，买下了这件西服。

傅筱庵穿上这件笔挺的西服，再配上雪白的衬衣，漂亮的红色领结，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英国老板十分欣赏傅筱庵的这种绅士风度，加上他的技术很过硬，便将他连连提拔，他很快就成为这家工厂的副厂长。

当了副厂长后，傅筱庵有机会与上海各类人士接触，他又不失时机地结识了上海商界大亨虞洽卿、朱葆三、盛宣怀之流。从此，傅筱庵经常西装革履，出入上流社会，如鱼得水。他不仅与这些富贾巨亨十分熟悉，而且与他们的太太和小姐们也打得火热。这些太太、小姐有意无意间，总是帮着他说话。傅筱庵能说会道，办事利索，深得大资本家盛宣怀的喜欢。每当生意上有什么拿不准的事情，盛宣怀便把傅筱庵找来商量，傅筱庵的建议往往很成功，这些建议使得盛宣怀赚了不少钱。于是，盛宣怀将他视为心腹。盛宣怀的妻子杨氏喜欢打牌，傅筱庵一有空便陪着她打牌，知道她喜欢买便宜货，傅筱庵便暗中贴钱，为她买来各式喜欢的东西，杨氏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夸傅筱庵会办事。不久，杨氏将傅筱庵收为义子，完全当成了自家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很快席卷上海。

盛宣怀吓得要死，带领全家人逃往青岛，临走时，将盛家在上海的全部财产委托傅筱庵代管。

盛宣怀逃离上海后，上海商界集会要求没收盛宣怀家产。会上，傅筱庵向众人跪下磕头、声泪俱下：“各位前辈，盛先生临走前，将家产托付于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果商会要没收盛先生家产，只能等他回来后再作动议，要不然我实在没办法向盛先生交待。你们寅时没收，我只有卯时投黄浦江去了！”傅筱庵平时在上海商界人缘不错，再加上对没收盛宣怀家产一事众人意见也不一致，这件事最后就不了了之。

1914年，盛宣怀重掌上海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后，对傅筱庵更为器重，任命他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上海总商会的议董。此时的傅筱庵手中已有了相当一笔资财了。

随后，傅筱庵与虞洽卿、朱葆三等人集资，创办了祥大源五金号，傅筱庵任总经理。

当时，上海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五金用品全靠从美国或英国进口。傅筱庵抓住这一机遇，当上了专营五金洋货的美商美兴洋行、英商长利洋行的总代理，独揽了上海五金业的进口贸易。

靠着这些机遇与手段，白花花的银元哗哗不断地流进了傅筱庵的腰包，他很快成为上海滩上数得着的大富豪。

走马上任傅筱庵发财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可他并不满足。光有钱还不行，他还要有名、有势，在政治上要捞一把。

傅筱庵开始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傅筱庵结识了大军阀孙传芳。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空缺，傅筱庵早就想得到这个位子。如果当上了总商会会长，就意味着自己是上海商界的龙头老大了。傅筱庵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当上这个会长。哪知上海滩上另一富豪虞洽卿也觊觎总商会会长这个位置已久，他成为傅筱庵强劲的竞争对手。

于是，为了得到会长一职，两人明争暗斗，原来本是很好的一对朋友此时也翻了脸。

上海当时是孙传芳统治的地盘，傅筱庵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要能得到孙传芳的支持，就能够成功。而要想得到孙传芳的支持，就只有靠钱来做工作。

傅筱庵谙熟生意之道，只有高投入，才会有高回报，他把这一生意场上的规律用到了政治上。

孙传芳部队的军饷开不出来了，傅筱庵送去10万元银票。孙传芳有一个师没有过冬的服装，傅筱庵派人送去1万套棉衣。乐得孙传芳伸出大拇指直夸傅老板讲义气。

孙传芳知道傅筱庵的钱不是白花的，他投桃报李，极力支持傅筱庵当上了上海总商会的会长。

此后，傅筱庵与孙传芳打得火热。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傅筱庵把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火和部队，镇压上海工人运动。

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孙传芳率部逃窜。蒋介石以“勾结军阀，危害民国罪”，下令通缉傅筱庵，吓得他逃到大连躲了起来。当时，东北为张作霖所管辖，傅筱庵初去大连，还有恃无恐。随着后来张学良上台，蒋介石统一了东北，傅筱庵便惶惶不安起来。

为了保往一条命，傅筱庵花了不少钱，请出上海滩上的杜月笙从中调停，向蒋介石承认错误。杜月笙与蒋介石是昔日青帮拜过把的兄弟，蒋总算念旧情，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撤销了通缉令，傅筱庵这才得以回到上海。

傅筱庵回到上海后，老老实实做起了他的生意。

可是他骨子里仍不甘心。蒋介石把他赶到大连，让他过了三年的流浪生活，使他吃尽了苦头，他没有忘记。

抗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上海许多有钱人都逃往香港，或随国民政府西迁，而傅筱庵却留在了上海。

这天，傅筱庵正在家中休息，一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到了傅宅。

日本人说明来意，告诉傅筱庵说，“临时维新政府”准备成立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想请傅筱庵担任。

听到这个消息，傅筱庵感到很突然，也很高兴。他想，昔日因帮助孙传芳运送军火，遭蒋介石通缉，现在我可好了，要当上海市的市长了。看你蒋介石有多大能耐，这次有日本人撑腰，你可奈何不了我。

傅筱庵当即答应了日本人。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走马上任，正式上任伪上海市市长。

傅筱庵当上伪上海市市长后，好不得意。上海市长和昔日的商会会长相比，档次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让人开着车到处视察，忙于建立各级伪政权，宣传汉奸理论。走到哪里，要是没有介绍他的身份，他都要把名片掏出来，炫耀一番。

傅筱庵自恃有日本人撑腰，也不把“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王克敏放在眼里。有一天，梁鸿志从南京到上海来办事，照理傅筱庵应该到车站去迎接。可傅筱庵故意不去车站，而是等到梁鸿志住下来后，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他。

一见面，傅筱庵就掏出名片：“梁先生到上海，有失远迎。”然后，指着名片笑着说，“我这个市长可是‘特别’的呀！”气得梁鸿志说不出话来。

一意孤行1938年11月的某天，重庆，戴笠办公室。

军统局上海区特工人员向戴笠发来密电：傅筱庵新近上任伪上海市市长，是否对傅采取行动，请指示。

戴笠看过电报，站在窗前，考虑再三，没有急着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