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志：聪明一世，命终法场2

“维新政府”成立之始，日本政府就把它看作是一个临时性的地方机构，并一直在考虑将“维新政府”与华北的“临时政府”合并。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两个伪政府的主要头目王克敏与梁鸿志分别率领要员进行过多次接触与互访，讨论合并的相关事宜。

对于一南一北两个伪政府的合并，梁鸿志从内心是极力反对的，但这是日本人的意思，他不敢违抗，只好抱着应付的态度。

1938年9月20日，梁鸿志与王克敏分别代表各自的伪政府，在北平举行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22日，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

这个“联合委员会”名义上是两个伪政府各派三名代表，联合组成。但实际上为华北的“临时政府”所控制。“临时政府”的一号头头王克敏担任了“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梁鸿志却连常务委员也不是，只当了一个普通委员。这也说明，梁鸿志玩政治的确不行。

转眼到了1939年初夏，汪精卫潜逃河内，随后来到上海。汪精卫的政治地位和声威是梁鸿志与王克敏所不能相比的。所以，当梁鸿志在南京城里听到汪精卫到达上海后，就知道新“政府”非汪莫属了。

果然不出所料，汪精卫回到上海不久，就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讨论成立统一的伪政府。6月下旬，汪精卫又去了华北，拜访王克敏。为了取得王克敏的支持，汪精卫在北平与王克敏达成口头协议，即：承认当前多政权的实际存在，施行地方特有的政治，同时，承认华北的特殊性。

汪精卫从华北回上海后，又把梁鸿志请到自己的住地。

汪精卫一见梁鸿志，就向他大谈起华北的特殊性来。而梁鸿志却想将华中处理方式，比照华北的方式进行，即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谈话间，梁鸿志多次谈到华中。

梁鸿志对汪精卫说：“汪先生，华中政权的成立虽然迟于华北，不管华北政权有多大的特殊性，南京毕竟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再怎么说也不能归到地方政权，其政权方式不能低于华北呀。”梁鸿志希望汪精卫对“维新政府”做出明确的表态。

而每次汪精卫都故意绕过这个话题，只是强调华北特殊，对华中只字不提。他说：“梁先生的一片苦心，我十分清楚。南京虽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但这与华中政权的地位并不矛盾。再说，日本政府对华北有特殊的感情，并且也不希望在华北之外再成立一个特殊的政权。”

汪精卫的言下之意很清楚，他不赞成“维新政府”搞特殊，暗示华中不能再成立特殊的机构，要求“维新政府”统一到“中央政府”的旗下。

“那汪先生的意思呢？”梁鸿志提高了语调，显然他已十分生气了。

“我们只能按照日本政府的意见办，没有其他选择。”汪精卫毫不让步。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为了达到目的，汪精卫又去找了温宗尧。

温宗尧是个老滑头，对梁鸿志当政非常不满，但也不想过于得罪他。他对汪精卫说：“建立中央政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我没有意见。我的年纪大了，只想回大连去养老。如果汪先生需要我的话，我再回来也未尝不可。”

听了这话，汪精卫暗自高兴。他知道“维新政府”内部有矛盾，回来后便趁机做其他人的工作。他给周佛海打电话，告诉他要抓紧与“维新政府”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陈群联系，答应陈群只要拥汪，将来组成新政府的时候，一定可以出任原职。

“好，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去办。”电话那头，周佛海轻声说道。

这样，“维新政府”中这两个重要人物就被汪精卫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没过多久，温宗尧、陈群反过来做梁鸿志的工作，梁气得直鼓眼，但无计可施。

7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方在青岛举行会议。会上，梁鸿志被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汪精卫。

9月19日，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汪精卫拿出事先拟好的“临时”与“维新”政府合并的条文读了一遍，会场上马上炸开了锅。王克敏当即指出：“两个政府合并，另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本人没有意见。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力太小，体现不出特殊性。”

梁鸿志也站起来说道：“新政府中30名成员,维新政府只占3名，人数太少，这对维新政府是不公平的。”

对这个条文，王克敏和梁鸿志都表示坚决反对。

会议在争吵中收场。

9月21日，三方再次举行会议。这次，日本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并公开表示支持汪精卫。

日本主子开口说话，梁鸿志的底气就没有上次那么足了。

他不敢得罪日本人，再加上自己阵营中温宗尧、陈群等人已被汪精卫争取过去，只好同意了汪精卫提出的方案。

1940年3月30日，梁鸿志发布了《维新政府解散宣言》，他当了不到两年的“维新政府”伪行政院院长，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下了台。

汪伪政权成立后，梁鸿志又当了五年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院长，一直到日本侵略军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这时，汪精卫已病死日本，继任者陈公博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也宣布伪政权解散。一时间，在汪伪政权中任过职的大小汉奸们，个个如丧家之犬，惊惶失措。梁鸿志虽然也被列于国民政府的通缉名单，但他似乎胸有成竹，并不感到特别惊慌。因为在此之前，梁鸿志已与国民党派往香港的杜月笙取得联系，请他帮助取得与重庆的联系，杜月笙告诉他，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只要他与重庆配合，政府将不追究他的过去。

这天，他去拜访老朋友李思浩，将此事告诉了李。李思浩听后，摇头对他说：“杜月笙不可靠。听说任援道已与军统戴笠直接联系上了，你最好再去找找任援道，通过他与戴笠搭上线，这样把握更大一些。”

任援道当时是伪江苏省省长，曾经是梁鸿志的部下，于是梁鸿志又去找任援道。任援道当即表示，这事没有问题，他会尽力帮忙。

日本投降后，任援道被重庆方面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江苏前，继续负责维持江苏的治安。

接着，国民党当局再次发布了通缉汉奸的名单，其中仍有梁鸿志。

梁鸿志有些害怕了，又去找任援道。任援道告诉他说：“重庆通缉汉奸，这只是政府所做的表面文章。你的情况，我已与戴笠联系，戴局长说你在沦陷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觉悟得比较早，与陈公博之流是有区别的，要你不要害怕。”

话是这么说，梁鸿志回去后，仍是放心不下。抗战初期，梁鸿志曾在苏州浒墅关一带买有四十多亩地和一栋房，于是，他决定去苏州浒墅关暂避风头。

临走之前，梁鸿志嘱咐家人，少带些东西，此去只是躲躲风头，就像当年北洋时期离开北京一样，一旦形势明了，过不了多久还会回来的。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梁鸿志带着新娶的年轻貌美的姨太太，偷偷溜出后门，乘车直奔苏州而去。

梁鸿志在苏州一住就是月余，形势并没有他当初估计的那样乐观，外边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戴笠率军统人马接收南京后，四处捉拿汉奸。

一天，梁鸿志对姨太太说：“看来，任援道不可靠，苏州太小，不是久留之地，你马上到上海去打探一下形势，如有可能，我们搬到上海去。”

第二天，梁鸿志的姨太太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妇，悄悄出了门。

果然不出梁鸿志所料，任援道为了讨好戴笠，向蒋介石邀功领赏，早已出卖了梁鸿志，并派人在苏州四处查找梁鸿志。梁鸿志的姨太太来到车站，马上就被发现了。一个小特务偷偷跟着梁鸿志的姨太太到上海转了一圈，又一路跟踪回到苏州，找到了他们隐匿的地方。

就这样，梁鸿志被任援道手下的人逮捕了。

梁鸿志被捕后，被送到任援道的司令部。任援道见到梁鸿志后，假意感到很吃惊，连忙让人给梁松下手铐，摆下酒席为他压惊。

三杯酒下肚，任援道对梁鸿志说：“梁院长，您的案子，戴局长很关心，他一直想找您谈谈，你看怎样？”

梁鸿志知道任援道的意思，他是想把自己送给军统局又不落个出卖朋友的骂名，便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已是你的掌上之物，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梁鸿志在任援道的陪同下，以自首的名义，来到上海军统局。

梁鸿志被收押后，被送往楚园。

梁鸿志被关进楚园，生活上受到了优待。他一人一间房，可以阅报，可以写信，家人可以自由出入，伙食也不错。如果自己想吃点其他的什么东西，还可以开出菜单，让人做了送进来。后来，干脆让厨师住在里边，每天为他做饭。

除了失去自由外，梁鸿志在这里的日子过得与在外边差不了多少。

每天晚饭后，关在一起的汉奸们，常常在一起聊天，打发时光。一天，梁鸿志苦笑着对其他人说：“当年汪精卫先生刺清摄政王入狱时，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哈哈，汪先生那不算楚囚，我们现在关在楚园，才是真正的楚囚呀！”

转眼春节到了。除夕之夜，楚园为关在这里的汉奸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席上，烈酒下肚，几个人听着外边鞭炮声，看着门口荷枪实弹的宪兵，触景生情，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梁鸿志强忍悲痛，让人拿来纸笔，写下了“息壤在彼”四个大字。然后，要人们在上边签名留念。他说：“诸位，以后我们如果有朝一日能重见天日，一定不要忘记今天的除夕之夜。”一番话，说得众人又是一番大哭。

当年鱼肉百姓，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马前卒的大汉奸，怎么知道他们将会是这样的结局。

春节后的一天，梁鸿志吃过早饭正在房间里闭目养神，看守所所长进来，命令在楚园的所有人员，马上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没过一会儿，军统局的大卡车就到了，梁鸿志等人被押上汽车。

汽车一路颠簸开进了提篮桥监狱。这里就没有楚园那样优待条件了。按照规矩，凡进监狱的囚犯，先要进行登记，然后打上十指印模，再把头发全部剃光，换上囚衣，送进指定的号房。

可能是上面打过招呼，监狱对梁鸿志还是比较客气，只是要他按了印模后，其他一切都免了。

梁鸿志被押进了号房。他举目一看，囚室窄小，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一只铁皮马桶在墙角里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这天晚上，梁鸿志躺在号房的地铺上，翻来覆去没有合上眼。他想到了自己风光的过去，也想到了将来。看样子，这一次恐怕难过鬼门关了。忽然，梁鸿志想到了十年前与朋友林庚白的一次喝酒聊天。林庚白会看手相，他看过梁鸿志的手相后，开玩笑地对他说：“梁先生的手掌有一特征，将来非明正典刑不可。”

当时，梁鸿志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以为是林庚白酒后戏言。哪知这句话如今已应验了一半，下一步就该……想到这里，梁鸿志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天亮。

命终法场梁鸿志被送进提篮桥监狱没过几天，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即准备立案起诉。

1946年4月17日，上海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梁鸿志投敌案。第一次开庭，只是讯问梁鸿志投敌后的种种情况。庭上，梁鸿志一一回答了检察官的讯问。如：他是如何组织伪维新政府的，维新政府成立后，与日本人合作办银行、通讯、铁路等有关事宜。

这次庭审历时两个小时。庭审结束后，梁鸿志认为有些话在庭上没有说清楚，回到监狱后，又要来纸笔，起草了一份洋洋万言的“辩诉书”。

在随后的几次庭审中，梁鸿志极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6月25日，上海高等法院开庭判决。

这天，梁鸿志站在被告席上，显得十分紧张。虽然季节刚刚进入初夏，天气还不是太热，他身穿的单衣早已被汗水湿透。当法官宣判判处梁鸿志死刑时，梁鸿志脸色苍白，豆大的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流。

当法官问梁鸿志还有什么话要说时，梁鸿志语无伦次地说：“我服从……不，我绝不服判决，我……我要上诉。我……我要控告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