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世事难料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训练，基本掌握了动作要领。赵排长告诉大家，再认真练几天就进行实弹射击，实弹射击进行完之后，新兵训练就结束了。
之前的所有科目，我的成绩都是优秀，射击训练也进行得很顺利，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取得全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天下午，大家噼哩叭啦地练了一阵之后，听得排长一声“枪放下”，我便随大家一起齐齐地将枪机的一面朝下，把枪平放在地上，双手撑地迅速站起成立正姿式。
听到一声“解散”的口令，便开始了自由活动。有的哈气搓手，有的使劲跺脚，有的来回跑动，有的则玩起了“斗鸡”游戏。就是双方将一只腿盘于另一只腿上，单脚跳动用盘起那只腿与对方相顶，摔倒了或者盘起那一只腿放下了便为输。
玩了会玩累了便都坐下来休息。见五班长就坐在我旁边，我想也没有想挨着他就坐了下来，哪知，我刚刚坐下，这五班长立即站起身来，对着我的小腿就是重重的一脚，并且骂道：“你个他妈的新兵蛋子，老子坐这儿你也坐这儿！”
如果是因为犯了什么别的错误倒也罢了，仅仅只是挨着他坐这么点事，他就如此暴虐地对待我，我实在想不通。那天看到李卫星挨打，我除了同情之外，只是站在旁边徒发感慨，当我自己也挨了打之后，这才深深地体会到：这不仅仅是身体的疼痛，更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凉意！
我跳起来抓起一块石头就向他砸了过去，没砸着，又抱起一块更大的向他砸去，结果又被他敏捷地躲开了，当我还想再找石头的时候，被赵明钦一把将我抱住。我被他死死地抱着动弹不得，只得一边挣扎一边大骂：“你算个啥球大人物啊？挨着你坐一下怎么了？你他妈的能坐这里，老子为啥不能坐这里？”
汪班长就站在我身旁既没说话，也没有动手阻拦，但我感觉出，似乎只要五班长再动手，他会随时出手护着我。五班长则被薛宏有意无意地挡住，他站在薛宏的身后愣愣地看着我，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可能压根就没有料到，这个平时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新兵蛋子，一旦惹火了会变成一只咆哮的狮子。他想继续对我施以拳脚，却又见我一副要和他拼命的样子，若就此罢手，显然面子上又下不来台。
而我嘴上虽然强硬，心里却担心他伙同其他班长像收拾李卫星那样收拾我，索性心一横：妈的，你要再敢动手大不了老子不活了。
“你等着，老子回去用枪收拾你，老子人打不过你，枪总能打过你！”
平时，连队的子弹、炮弹、手榴弹就和枪炮一起放在每个班的枪柜里，看电影、开会等集体活动全都荷枪实弹，真要动枪动炮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眼前的地上就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支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但却没有子弹。
这时，其他班长也一个劲地拉着五班长劝道：“算了算了，你咋跟新兵蛋子一般见识？”他这才重又坐了下来。
从靶场回到连里，五班长并没来找我的事，
大约是怕我真的用枪和他拼命吧。这还真的是：讲理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班里所有人都各自埋头洗漱，没有谁再提刚才的事，我不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但自此以后，我赢得了新兵们的敬佩，在同年兵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
汪班长则既没批评我也没安慰我。
我知道，汪班长不会无缘无故地打我，就是他真的动手，我也肯定不会还手的，但这只是我心里的想法，汪班长哪里知道啊？他可能会认为：你既敢向五班长还手，那也就敢向我还手了，万一我哪天对你稍微严格点，你会不会也让我下不来台？
之后几天就进行实弹射击，我轻轻松松地打了四十五环，薛宏三十九环，就连想装病逃避训练的郑勇也打了三十一环，而张世材则真正吃了个“烧饼”__一发未上。
班长把张世材叫到院墙外狠狠训了一通，回来的时候，汪班长仍旧一脸的严肃，张世材的眼睛红红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汪班长的严厉。平时看起来和气的人，一胆发起脾气来却十分吓人。
打这以后，射击这一科目也就成了张世材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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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院子外面的柴油发电机“突突突”地响着，战士们有的在写信，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闲聊，显得十分热闹。张世材则在一边闷闷不乐地呆坐着。
只见郑勇和另外几名战士簇拥着李卫星吵吵闹闹地来到我们班，他们一进门便冲我直嚷嚷：“闻平儿，你最有文化，你说，李卫星的对象是不是把地址写错了？”
我接过信封看了看，见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四川八里庄××部队××分队”我把信封递还给李卫星，嘿嘿笑了下说道：“四川在哪儿？八里庄又在哪儿？肯定不该这样写嘛。”
李卫星满脸通红地争辩道：“你说她地址写错了，那我为啥还能收到信呢？”
稍停，他却转过头笑嘻嘻地问张世材：“大虾，你那玩意儿是不是不管用啊？咋一下都整不上去呢？将来你老婆的活路干脆找我算了。”
卢国强也调侃道：“就是，你不是说龙世奎的玩意儿长反了吗？人家的长反了都能上靶，你的长得再好又有啥用？”
张世材气恼得正想发作，班长在旁边笑着制止道：“行啦，行啦，你们还有完没完？这是你们集中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以后就到战斗班排去了，一起训练了四十多天，就没有一点感情啊？也不说点别的。”
清早，新兵们在一起出完最后一次早操，就被分配到各个战斗班去了。
我和张世材编到四班，薛宏编到二班，龙世奎到炊事班，卢国强则出人意料地调到团弹药库当保管员去了，和他一同乘车去团部的还有学开车的袁加明，学卫生员的斯勇，学报务的尹华兵和廖正天。
赵排长提升为连队的副指导员，汪班长则成了我们二排的代理排长。
司务长姚兴荣把各个班的班长叫去，给每个新兵领回来了领章和帽徽，然后又在连长的带领下，面对着挂在饭堂墙上的军旗宣誓___走完这一程序，我们这批新兵才算是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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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名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的战士乘车离开之后，整个连队便一下子沉寂下来。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驾驶员、卫生员、放影员等等带点技术性质的羡慕程度，肯定印象深刻。而一个普通士兵，如果学不到技术，也就等于断了转志愿兵的路，只有去执勤训练、站岗放哨，然后就是，当兵之前什么样，回去之后还什么样，这其实跟白混三年也差不到哪儿去。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即便白混三年也是献身国防这样的大道理。
对于为什么选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个其实非常简单的问题，好多人都曾经努力地思考过，但是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没有想明白，等到后来终于弄明白的时候，这才恍然大悟___哦！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又一次印证了：世事难料，祸福相依。
郑小芸大概是从郑勇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在来信中问我：“你能不能争取在部队上学一门技术啊？”
看得出来，她也有点焦虑。
我回信告诉她，我被编到了战斗班，成了一名步枪手，学技术已经没什么希望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复习以前的功课，争取参加军校考试。
这封信发出去没多久，郑小芸就给我寄来了她的初、高中课本和一些复习资料。
捧着上面留有郑小芸许多墨迹的书本，我又回想起初中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有一次英语考试，我忘了“尺子”这个单词，便偷偷把头伸到她那边瞄了一眼她的卷子，哪知，郑小芸立即举手向老师告发我，说我抄她的卷子。过了几天，我见郑小芸上课时吃花生，便也举手告她上课偷吃东西。从这以后，直到初中毕业我们两人就再没说过话。上高中，碰巧又是同桌，不知道谁先主动说话，慢慢地竟有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就着郑小芸寄来的资料，薛宏也和我一起复习着，我看语文他便看数学，我们等于是从初中开始将所有的课程再自学一遍。初中部分他还能与我同步，到高中部分他就很吃力了。
张世材先是装着不在意，顺手从我面前拿起书本随便翻翻，慢慢地见我没有反对，也就大模大样地和我们一起复习起来。但他一般都在只班里看书，很少到外面去，可能是害怕老兵们收拾他。
我和薛宏则揣上书本，有时去迎春湖周围，有时跳进堑壕内，有时去连队西侧堑壕边上的大红柳包背风处。这里每隔三五步便有一堆风干了的粪便，但是特别安静，我和薛宏用红柳枝把这些粪便归拢到一处挖个坑埋掉，腾出一块干净地方席地而坐，躲开篮球上欢快跳跃着的战士们，专心致志地想找回被我们上学时候浪费掉的光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