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兵入伍（下）
原野上静悄悄的，寒冷的空气让人的头脑变得十分清醒。
星期天早上，战友们还在发出令人羡慕的酣声，我却早早就醒了。
轻手轻脚地起床，想给家里写封信说说来到部队以后的情况，但是又怕影响大伙睡觉，我便顺着两排沙枣树中间的水泥小路，慢慢朝边界方向踱去。
×××号界标跟前，连队的几只大白狗正在芦苇丛中追来赶去。
离界标三四米远铁丝网这一侧有个小水塘，官兵们称作“迎春湖”。迎春湖是由赵副团长他们挖的水井扩大而成，现在已经结起厚厚一层冰了，冰上面可以站人。小水塘里的水含碱度很高，只能用来洗澡、洗衣服或者浇灌菜地。吃的水得从八十多公里以外一个叫“三眼泉”的地方拉。但是，如果哪一天为连队送水的车坏了，全连的官兵也只好吃这小水塘里的水了，吃了小水塘里的水之后，不仅饿得快，而且排放的“尾气”特别多。
小水塘的西面有一大块菜地，菜地已经冻住了，菜地边上有一座玻璃温室，我进到温室里，明显感觉里面要比外面温暖许多，地里还有一些浅浅的菲菜叶和已经塌了架的黄瓜藤。
小水塘南岸有一座红砖砌就的院子，院子的大门正对着m国境内，一条沙石铺就的简易公路从东边铁丝网的那一侧延伸过来，在铁丝网的口子处拐了个直角，然后进入院子里。院子内的一栋也是红砖砌成的房子，在戈壁滩上显得十分气派。房子前面树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当刮风的时候，远远就能听见旗杆上的滑轮与旗杆碰撞发出当当当的响声。从窗户望进去，会谈会晤室装修十分豪华，地毯、沙发、各种高档家具一应俱全。
这便是与m国军方会谈或会晤的地方。
会谈会晤站有站长、教导员、两名翻译及一名管理员，一名志愿兵驾驶员、一名炊事员和一名通讯员，加在一起不足十人。虽然会谈会晤站与连队的工作性质各不相同，且互不隶属，但由于会谈会晤站是营级单位。平时连队有什么重要活动还是要先跟他们通通气，所以，马王庙这个地方真正的最高长官，应该算是会谈会晤站的站长和教导员了。
从温室里出来，我站在小水塘跟前静静地观赏着这座院子，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我不可能永远在操场上伴随着班长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地机械走动，那么，以后又该怎么办？该如何确立今后的努力方向，才更容易实现自己来到部队的目的而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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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当兵的目的，当初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跳出农门，离开农村。
高中毕业之后没考上大学，回到家里务农的时候，我才深切感受到，作文中经常要写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之类的口号，此刻想来是多么的空洞，多么的遥远！
对我来说，眼前最重要的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而是生计，生存问题。虽然我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求生计、求生存，我，却根本不愿意象他们那样度过我的一生。
那么，考不上大学，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了。去到部队，往大了说，是保家卫国，往小了说，个人也更有发展前途。而在家里种地，就算一年收获千斤、万斤粮食又怎样？仍旧还是个农民。何况，在这贫瘠的山坡地上，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现在，大部分农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有些甚至远比城里人富裕，但你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最辛苦的仍然是农民。
这天，我扛了把锄头，又带了本小说来到自家的承包地里，锄了几下就把锄头一扔，坐在地里看起书来。正看得津津有味，我的初
中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薛宏找我来了。
他高高站在头顶的一块坡地里，大声说道：“闻平，你听说没有？开始征兵了。走，干脆我们一起当兵去吧！”
我立即说：“好啊，我也正在想呢。”
一边就扛起锄头，和他一道往家里走。我说：“听我姑父说，表哥在部队上参加了军校的考试，还考得很不错，但是我知道他的学习成绩还不如我呢。如果我们到部队之后好好复习，肯定没问题。”
他说：“去了之后再说吧，还不晓得能不能考上呢？”
薛宏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因为家庭条件差了些，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家里干农活了，他也同样不甘心在农村呆一辈子。
可是，我父母亲知道我想去当兵之后，却不让我去。
因为南方的边境上正在打仗，怕我会出什么事。他们还听表哥写信回来说，训练很苦很累。父母亲因此发动周边的亲朋好友对我封锁消息，叫这些人不要告诉我征兵的事。如果不是薛宏来找我，我还不知道征兵已经开始了呢。
我蛮横地对父母亲讲：“你们不让我去可以，但是，以后我只要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就一天到晚埋怨你们，看你们受得了不？”母亲无奈，只得叫父亲去找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姑爹商量，姑爹也劝他让我出去闯一闯，他们这才勉强同意了。
没想到的是，我和薛宏都出奇顺利地通过了各种政审关、体检关。
在县武装部的大院子里，赵排长让我和薛宏将一床军用棉被反反复复地捆了又拆，拆了又捆四五次之后，最后一次，他从武装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提来一袋约四五十斤的大米和一件“古蔺大曲”分别让我和薛宏打进背包里。
赵排长在路上还告诉大家，我们这批兵全都是到大城市去当技术兵。我和薛宏因此一路上都兴奋地盘算着：说不定到部队以后能当个驾驶员什么的，就算干不出什么名堂，复员回家也能找个好工作，谁知道，我们却被拉到了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当汽车翻越崎岖的天山公路，行驶在白雪茫茫的森林之中的时候，有几个新兵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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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水塘边独自出神，只见龙世奎不知从哪里弄了套四个兜的干部服穿在身上，一蹦一跳地来到我跟前：“闻平儿，咋没吃饭？要照像不？”
星期天只开两顿饭，所以早饭要比平时晚许多，我以为还早呢，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
张世材和卢国强在龙世奎的后面，一边小声说着什么一边慢慢走了过来。张世材带双白线手套，左手提个手枪套子，右手拿根武装带，卢国强则带着他自己的135像机。
张世材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对我说道：“恁（你）个锤子，一个人跑这儿弄啥？是不是想上那边儿瞧瞧去？当心点儿啊。”
卢国强冲我笑笑，说：“闻平，不照张像给你爸妈寄回去？”
我笑了笑，说：“我不照了，你们照吧”。心说：穿着干部服背着手枪套照张像，就真的成了干部了？有脾气自己挣一套再穿上照。
回到班里，就薛宏一个人在，其他人可能都跑出去玩去了。他正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聚精会神地写着家信，旁边一个铁皮盘子里装着三四个馒头，馒头下面有些黑乎乎的咸菜。见我进来他抬起头问道：“你咋没去吃饭？开饭的时候班长到处找你。”
我笑嘻嘻地说道：“我到我们连的风景区转了一圈。”连队官兵把迎春湖周围戏称为“风景区”。
他一推身边的盘子，说：“吃吧，我给你打回来的。”
我道了声
“谢谢”便将馒头放到炉子上烤起来。不一会，馒头烤得焦黄焦黄的，我递了个给他：“来，再吃一个”薛宏把右手的钢笔交到左手上，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馒头。
两人正吃着，班长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他就问我：“闻平，干吗去了？”没等我回答，他又严肃地说道：“以后吃饭要准时啊，离开营房要请假，这是在边境上，万一出点事咋办？”
我赶忙站起身规规矩矩地答道：“好的，班长”。
见班长没再说什么，我便也坐在薛宏的对面给家里写起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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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经历了第一次紧急集合之后，每个人的神经便都随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当听见那尖厉的警报声响起，就好像是在全神贯注间猛然被人大喝一声似的，吓得全身一颤随即心跳加速。睡梦中，哪怕是恍惚听见类似于警报的开门声，也要连忙翻身坐起，待仔细辨别清不是警报以后，才又放心地躺下。
龙世奎一连几个晚上连衣服都不敢脱，班长只好耐心教他：腰带要放在最下面，睡觉的时候要先脱裤子后脱衣服，裤子的开口要朝上，这样，就不容易穿反了。起床以后，要依次穿好衣服裤子和鞋子，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不穿袜子。待背上挂包、水壶、手榴弹以后再扎腰带，扎好腰带再挂子弹带，最后才去背背包、拿枪。
龙世奎认真地听，又叫卢国强给他看着时间，反反复复地在铺上练习，但怎么练也都利落不起来，总是笨手笨脚的。
除开紧急集合之外，最令人头痛的事，就要算站哨了，关于这一点，我估计凡是当过兵的人都会赞同我的这一说法。
开头几个晚上是由老兵带着，之后，便独自一人站哨了。
有月亮的时候还好些，天上缀满了亮晶晶的星星，银色的月光洒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远处，阿尔泰山山脉隐隐焯焯。我怀里抱着冲锋枪，在院子一角的哨位里踱来踱去，一边欣赏这夜色美景，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是在那漆黑的夜晚，这一个半小时就有点“度时如年”的味道了。阵阵寒风发出“呜呜”的怪啸，鬼哭似的，戈壁深处还时不时传来几下叫不上名的野鸟那糁人的叫声。
正当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哨位上感到异常恐怖的时候，却猛然听到有脚步声传来，立即被惊得汗毛倒立，大声喝问：“谁？口令？”
听见来人说出了口令并反问“回令”，我这才知道是查哨的连队干部来了。
特别寒冷的时候，即使穿着毛皮鞋，脚趾和后跟也会冻得发疼。我便从外面抱块大石头到哨位上，用脚去拔拉这块大石头，从哨位的这一角拔拉到那一角，再从那一角拔拉到这一角，来回十几次，全身立即暖和起来。
如果是站第一班，我下了哨一般先不睡，而是等到站第二班的人下哨以后再一起睡，如果站第二班，就先在蜡烛下看着书，等站完第二班哨再睡。
每个战士都会掰着指头计算，该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再下一班哨又该相隔几天。相对地讲，都比较喜欢第一班和最后一班，因为第一班哨下哨以后再睡并不特别影响睡眠；而最后一班哨下哨以后要擦枪，就不用再出早操了。
最不喜欢站的是第二班和倒数第二班。站第二班时刚刚睡下，被窝都还没睡热，而倒数第二班下了哨以后，只剩一个多小时，刚刚睡着又该出操了。
如果偶尔哪个带哨的班长副班长睡过了头，那这班哨兵就要倒霉了，一直要站到天亮，谁误哨是要受处理的。但如果哨兵坚持不住，从哨位上跑回营房叫下一班，私自离哨也要受处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