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观德王归西（下）
思考了片刻，杨广即当场把杨令源给叫了过去，并悄声吩咐道：“将于仲文暂且收押、好生看顾，另外，无需过多审讯了，待朕处置了其他的人再行发配不迟，记住了吗？”
……
看来，于仲文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呢，这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却又必须要找出个替罪羊来充数才行，毕竟，出征前的动静搞得恁大，还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耗费国帑无数。再怎么着朝廷都需要借几个人头来安抚一下天下方才可以顺利过关，难道不是吗？只是，这个责任却显然不能落到了皇帝的头上。于是乎，那个最倒霉的人便于此刻出现了，他的命运自然要比于仲文等带兵之人都惨才对。此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喜欢多嘴饶舌的，一心想替上面办事，替朝廷出力，替皇帝把“吊民伐罪、非为战功”的旨意贯彻到底的尚书右丞兼慰抚使刘士龙了。
朝廷以“交通敌国”之罪抓捕了他，并让有司判其“斩立决”的极刑。开刀问斩那日，天气阴沉，虽已是立秋之际，但气温却还很高，所谓的“秋老虎”于此可说是仍在肆虐着人间。只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洛阳城的居民们非但没被高温消退了热情，还均以“万人空巷”的架势来争看这个“葬送”了大隋帝国几十万好男儿的千古罪人。人人都摆出了一副义愤填膺，且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模样，直至在一片咒骂声和叫好声当中，看到“死有余辜”的刘士龙人头落地，大家这才依然有点儿心有不甘地悻悻离去了。
……
当然，一颗人头的高悬是绝对不够的，与刘士龙一起赴了法场的还有他的全家人。唉……这家人真可说是成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淮南子》中著名典故的反面教材了。
……
杀了刘士龙之后，杨广感觉做得还不够，倒不是说杀的人不够多，而是在树立了负面榜样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宣传一些正面形象才行。就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刻被其锁定，这个人即是那个于生前身后都必须要享受被充分开发利用的观王——杨雄。
为何会是杨雄呢？他不是已被解除职务了吗？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并不复杂，首先是因为杨雄的宗亲出身，表彰他就是在表扬杨氏皇族，就是在赞美大隋朝廷；其次是因为杨雄本身一直德高望重，向来在朝廷内外都形象完美，深受拥戴，要不当年也不会被隋文帝忌恨而长期坐冷板凳了；再次是因为从战争几乎一开始，杨雄就被撤销掉了一切职务，这本来不利的一面到现在反而成为了他不担负任何重大失败责任的理由；最后则是因为这里面多多少少还存有一些杨广的痛悼之情。基于以上的几个原因，我们就不难
理解为何杨雄会在死后以待罪之身获得大隋朝廷的大力褒扬这一史实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最初是礼部和吏部在考查了杨雄的生平之后，请求朝廷给予他“懿”的谥号，可杨广闻报却说道：“观王德性高于凡俗，品德超过生民。”
因有了这样的评价为基础，所以有司便奉旨赐了其“德”的谥号，并追赠他为司徒兼襄国、武安、渤海、清河、上党、河间、济北、高密、济阴和长平等十郡太守。
……
本想借助这“一杀一赏”来安抚民心、消解民怨，可让杨广始料未及的是，黄河以北的很多地区此刻却已如沸腾的油锅般全炸开了。本来之前为修长城和开运河就引发了老百姓的极大不满，现又因征伐高句丽而役死和丢失了人口无数。这下可算是把刚才的那锅油给踹翻了，四面八方蔓延开去不说，还沿途引起了熊熊大火……
从大业七年谋划征讨高句丽伊始，杨广就诏令崤山以东的地区养马以供军役，又征发鹿车民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三石粮食送往泸河和怀远二镇储存。可有些黑色幽默的是，由于路途险远，所运粮食尚且不够路上的民夫食用，因此到达时便没了粮食可交。因怕被治罪，所以大伙儿即只好纷纷选择了出逃，于是，他们或三五成群当了盗寇，或命运不济客死在了他乡。
……
送粮的民夫不敢返家，去服兵役的士卒又死亡过半，由此而引发的严重劳动力危机不但造成了当年稼穑的失时，更是形成了土地大量荒芜的可怕局面。粮食的歉收不仅加重了饥荒，还同时诱发了粮价的不断飞涨，其中，东北地区就曾出现过斗米值数百钱的状况。
而最为可气的是，地方官吏非但不赈抚，还趁此机会去掠夺和鱼肉百姓，例如，运输的官粮里若有坏掉的，则官府就逼迫着送粮之人买来好米补偿。于是这样一来，民众的困穷和民力的衰竭便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顺民被饿死，结盗剽掠反而能活得更久一些”成为了当时下层劳苦大众的普遍共识。由是，普通人群开始加入到反抗朝廷的队伍里面，其中又以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之规模为最大，影响也最深远。至于说个中的原因嘛，乃是当时山东一带的士族门阀有着比较强大的势力，其严重的土地兼并之风直接就导致了大面积流亡的出现。之前为了营建东都和开通运河，大量的山东民工被朝廷征调外出，可与此同时，他们的家里却因当地官吏和士族的联合压榨而破产。于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们要么与大官僚大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要么变成流民而为起义打下牢固且坚实的人丁基础。
大业七年，山东等地发生的大洪水淹没了三十余郡；第二年，山东一
地又旱情极度严重，再加上随之流行起来的疫疬，灾情遂开始向着愈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去。虽说天灾可怕，但更为可怕的却是人祸，为了东征高句丽，朝廷把山东地区变成了战争的前沿供应基地，除了在这一带增置军府以强征男子服兵役之外，还摊派了在东莱造船和向河北运粮的繁重徭役。
这些无情天灾和人祸使得山东人民的负担特别沉重，山东大地更是从膏腴之地变为了满目疮痍。在这种恁谁也难以苟活的状态下，武装暴动便不出意外地成了山东老百姓的最终选择，由此而点燃的反隋烽火则又进一步地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到几乎席卷了大半个国家的农民起义运动。
其中，齐郡邹平县一个叫做王薄的普通百姓在大业七年十二月的时候，与同郡人孟让因服兵役一事而聚众反隋可说是成了整个事件的起点。他们这一支最早的起义军以山东长白山为根据地，并主要在齐郡和济北郡一带进行着长期地盘踞和活动。而王薄呢，更自称为了“知世郎”，并创作出《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百姓们拒绝出征高句丽，继而转投到起义军当中以图谋取活路。其歌词大致是这样写的：“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于是，一时之间，百姓中凡逃避征役者均争相投奔于他的帐下，如此而来的结果便是其队伍未过经年即壮大到了数万人之巨。
另一支后来发展到规模最大的由贝州漳南人窦建德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是于此时起兵反隋的。大业七年，窦建德被选为了出征高句丽的二百人长，其同县人孙安祖也因骁勇而被选为了征士。当时，山东一带水患严重，家里遭了灾的孙安祖于是向县令请求免征自己的租税。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官的非但不允许，还反过来凌辱了他。由是，激愤之下的孙安祖遂杀死县令并逃亡到了窦建德处。随后，无路可走的前者听从了后者的建议，于召集起贫穷百姓数百人进入到高鸡泊中之后便学着大泽乡的陈胜和吴广来了个揭竿而起。此外，同时与他一道举起了义旗的还有鄃县人张金称和蓨县人高士达。
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让当地郡县的官吏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慌恐和不安，因怀疑与这些起义军有往来，所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捕杀了窦建德的全家。由是，愤怒无比的窦建德遂率领着手下的两百人投靠了自称为“东海公”的高士达，并担任了“司兵”一职。再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手下的数千人就都投靠了他，于是，其势力便骤然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了……
如上所述之各路起义军皆先后在黄河以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从此，他们即给了大隋帝国以最致命的打击。而在这一拨儿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浪潮当中，隋王朝更是被逐渐推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
（本章完）
……
看来，于仲文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呢，这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却又必须要找出个替罪羊来充数才行，毕竟，出征前的动静搞得恁大，还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耗费国帑无数。再怎么着朝廷都需要借几个人头来安抚一下天下方才可以顺利过关，难道不是吗？只是，这个责任却显然不能落到了皇帝的头上。于是乎，那个最倒霉的人便于此刻出现了，他的命运自然要比于仲文等带兵之人都惨才对。此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喜欢多嘴饶舌的，一心想替上面办事，替朝廷出力，替皇帝把“吊民伐罪、非为战功”的旨意贯彻到底的尚书右丞兼慰抚使刘士龙了。
朝廷以“交通敌国”之罪抓捕了他，并让有司判其“斩立决”的极刑。开刀问斩那日，天气阴沉，虽已是立秋之际，但气温却还很高，所谓的“秋老虎”于此可说是仍在肆虐着人间。只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洛阳城的居民们非但没被高温消退了热情，还均以“万人空巷”的架势来争看这个“葬送”了大隋帝国几十万好男儿的千古罪人。人人都摆出了一副义愤填膺，且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模样，直至在一片咒骂声和叫好声当中，看到“死有余辜”的刘士龙人头落地，大家这才依然有点儿心有不甘地悻悻离去了。
……
当然，一颗人头的高悬是绝对不够的，与刘士龙一起赴了法场的还有他的全家人。唉……这家人真可说是成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淮南子》中著名典故的反面教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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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刘士龙之后，杨广感觉做得还不够，倒不是说杀的人不够多，而是在树立了负面榜样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宣传一些正面形象才行。就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刻被其锁定，这个人即是那个于生前身后都必须要享受被充分开发利用的观王——杨雄。
为何会是杨雄呢？他不是已被解除职务了吗？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并不复杂，首先是因为杨雄的宗亲出身，表彰他就是在表扬杨氏皇族，就是在赞美大隋朝廷；其次是因为杨雄本身一直德高望重，向来在朝廷内外都形象完美，深受拥戴，要不当年也不会被隋文帝忌恨而长期坐冷板凳了；再次是因为从战争几乎一开始，杨雄就被撤销掉了一切职务，这本来不利的一面到现在反而成为了他不担负任何重大失败责任的理由；最后则是因为这里面多多少少还存有一些杨广的痛悼之情。基于以上的几个原因，我们就不难
理解为何杨雄会在死后以待罪之身获得大隋朝廷的大力褒扬这一史实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最初是礼部和吏部在考查了杨雄的生平之后，请求朝廷给予他“懿”的谥号，可杨广闻报却说道：“观王德性高于凡俗，品德超过生民。”
因有了这样的评价为基础，所以有司便奉旨赐了其“德”的谥号，并追赠他为司徒兼襄国、武安、渤海、清河、上党、河间、济北、高密、济阴和长平等十郡太守。
……
本想借助这“一杀一赏”来安抚民心、消解民怨，可让杨广始料未及的是，黄河以北的很多地区此刻却已如沸腾的油锅般全炸开了。本来之前为修长城和开运河就引发了老百姓的极大不满，现又因征伐高句丽而役死和丢失了人口无数。这下可算是把刚才的那锅油给踹翻了，四面八方蔓延开去不说，还沿途引起了熊熊大火……
从大业七年谋划征讨高句丽伊始，杨广就诏令崤山以东的地区养马以供军役，又征发鹿车民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三石粮食送往泸河和怀远二镇储存。可有些黑色幽默的是，由于路途险远，所运粮食尚且不够路上的民夫食用，因此到达时便没了粮食可交。因怕被治罪，所以大伙儿即只好纷纷选择了出逃，于是，他们或三五成群当了盗寇，或命运不济客死在了他乡。
……
送粮的民夫不敢返家，去服兵役的士卒又死亡过半，由此而引发的严重劳动力危机不但造成了当年稼穑的失时，更是形成了土地大量荒芜的可怕局面。粮食的歉收不仅加重了饥荒，还同时诱发了粮价的不断飞涨，其中，东北地区就曾出现过斗米值数百钱的状况。
而最为可气的是，地方官吏非但不赈抚，还趁此机会去掠夺和鱼肉百姓，例如，运输的官粮里若有坏掉的，则官府就逼迫着送粮之人买来好米补偿。于是这样一来，民众的困穷和民力的衰竭便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顺民被饿死，结盗剽掠反而能活得更久一些”成为了当时下层劳苦大众的普遍共识。由是，普通人群开始加入到反抗朝廷的队伍里面，其中又以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之规模为最大，影响也最深远。至于说个中的原因嘛，乃是当时山东一带的士族门阀有着比较强大的势力，其严重的土地兼并之风直接就导致了大面积流亡的出现。之前为了营建东都和开通运河，大量的山东民工被朝廷征调外出，可与此同时，他们的家里却因当地官吏和士族的联合压榨而破产。于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们要么与大官僚大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要么变成流民而为起义打下牢固且坚实的人丁基础。
大业七年，山东等地发生的大洪水淹没了三十余郡；第二年，山东一
地又旱情极度严重，再加上随之流行起来的疫疬，灾情遂开始向着愈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去。虽说天灾可怕，但更为可怕的却是人祸，为了东征高句丽，朝廷把山东地区变成了战争的前沿供应基地，除了在这一带增置军府以强征男子服兵役之外，还摊派了在东莱造船和向河北运粮的繁重徭役。
这些无情天灾和人祸使得山东人民的负担特别沉重，山东大地更是从膏腴之地变为了满目疮痍。在这种恁谁也难以苟活的状态下，武装暴动便不出意外地成了山东老百姓的最终选择，由此而点燃的反隋烽火则又进一步地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到几乎席卷了大半个国家的农民起义运动。
其中，齐郡邹平县一个叫做王薄的普通百姓在大业七年十二月的时候，与同郡人孟让因服兵役一事而聚众反隋可说是成了整个事件的起点。他们这一支最早的起义军以山东长白山为根据地，并主要在齐郡和济北郡一带进行着长期地盘踞和活动。而王薄呢，更自称为了“知世郎”，并创作出《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百姓们拒绝出征高句丽，继而转投到起义军当中以图谋取活路。其歌词大致是这样写的：“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于是，一时之间，百姓中凡逃避征役者均争相投奔于他的帐下，如此而来的结果便是其队伍未过经年即壮大到了数万人之巨。
另一支后来发展到规模最大的由贝州漳南人窦建德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是于此时起兵反隋的。大业七年，窦建德被选为了出征高句丽的二百人长，其同县人孙安祖也因骁勇而被选为了征士。当时，山东一带水患严重，家里遭了灾的孙安祖于是向县令请求免征自己的租税。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官的非但不允许，还反过来凌辱了他。由是，激愤之下的孙安祖遂杀死县令并逃亡到了窦建德处。随后，无路可走的前者听从了后者的建议，于召集起贫穷百姓数百人进入到高鸡泊中之后便学着大泽乡的陈胜和吴广来了个揭竿而起。此外，同时与他一道举起了义旗的还有鄃县人张金称和蓨县人高士达。
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让当地郡县的官吏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慌恐和不安，因怀疑与这些起义军有往来，所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捕杀了窦建德的全家。由是，愤怒无比的窦建德遂率领着手下的两百人投靠了自称为“东海公”的高士达，并担任了“司兵”一职。再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手下的数千人就都投靠了他，于是，其势力便骤然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了……
如上所述之各路起义军皆先后在黄河以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从此，他们即给了大隋帝国以最致命的打击。而在这一拨儿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浪潮当中，隋王朝更是被逐渐推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