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清军越长城（二）
上一回提到了清军多次越过喜峰口长城进入中原。
后金（清）太宗天聪六年（公元１６３２年明崇祯五年）
农历五月份，清贝勒阿济格率领左翼部队进攻明朝的宣府、大同府，与右翼军队在归化城会合；农历六月，后金（清）军从归化城出发，向明朝各边境进攻。后金（清）派库尔缠从得胜堡（今大同市）来大同，与明朝议和，后金军驻在大同边墙之外。
后金（清）太宗天聪七年（公元１６３３年）农历七月
明朝派曹文诏坐镇大同，抵御清军。
后金（清）太宗天聪八年（公元１６３４年明崇祯七年）
农历六月，后金（清）大贝勒代善率领兵马攻打得胜堡，向大同进兵；农历七月，太宗皇太极带领大军从宣府向朔州进兵。代善攻陷得胜堡，明朝参将李全自杀。后金（清）军攻打怀仁、井评，驻兵朔州，皇太极攻打应州，代善进攻马邑。大同总兵曹文诏与总督张宗衡驻兵怀仁固守；农历八月，怀仁解围，皇太极攻下应州后，围攻大同城，曹文诏出兵与战，被后金（清）军击败；贝勒阿尔泰攻下了灵丘县。
入口之战
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皇太极率军亲征蒙古察哈尔，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认为应从山海关进入。皇太极不以为然，他说：“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其实，皇太极决定走大同，除了要在中途收纳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形之下，宣府、大同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
宣府、大同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止蒙古兵南下，在这里筑城堡，派重兵把守，有“固若金汤”之称。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的守备大坏。一方面，蒙古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守卫空虚，岌岌可危。皇太极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通过对这两个重镇的打击，动摇明朝的统治之本。
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不出皇太极所料，一路上遇见许多察哈尔余部，纷纷归降后金。
后金军兵分四路，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皇太极此次用兵，“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也就是说，皇太极的目的不在于得城池、土地，而是要掠取明朝的财富，消耗明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于城镇能攻则攻，一时攻不下就放弃，转而去别处。皇太极入口后，亲自领兵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代善、德格类也分别领兵一路，四处劫掠。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当皇太极于六月上旬行经内蒙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崇祯帝先后连发十余次御旨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御旨：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但是，朝廷大计到了地方上，却得不到落实。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不敢同后金对阵，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只知道发射几颗炮弹而已。为了将来逃避责任，他们还纷纷向朝廷求援，声称：“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
在腐败的明朝守将面前，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八月初，后金20来个骑兵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被掠获的人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帝听说此事后，气得顿足不已。崇祯帝见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2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由此可见，皇太极的这次入塞，给明朝造成的震动实在不小。
七月，清兵进犯大同，曹文诏迎战败绩，论罪充军。是时，河南军事吃紧，朝廷令曹文诏戴罪率军前往河南，立功赎罪。《明史》载：“文诏忠勇冠时，称明季良将第一。”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八月十三日，皇太极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打败吴襄，与尤世威兵大战北门，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阳和总督张宗衡表面提出议和，却暗暗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反叛皇太极。皇太极约张宗衡出城会战，还写信给他，信中指斥明将虚诳无能：“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张宗衡不作答复。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阳和，不久攻下万全左卫，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随后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初冬才回到沈阳。
皇太极此次入塞，史书称其“蹂躏宣、大五旬，杀掠无算”。后金军队的活动范围，以宣府、大同为中心，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明50余个大小城镇台堡。在大肆劫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皇太极此次用兵，以掠取明朝财物为目的，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但纪律败坏的明朝军队，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不小的灾难。皇太极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北部防线的巨大漏洞。
后金（清）太宗天聪九年（公元１６３５年崇祯八年）农历八月
皇太极与贝勒代善和多尔衮带兵驻在平虏堡接着，从平虏出兵，毁长城，攻入山西。
后金（清）太宗天聪十年（公元１６３６年）农历九月
明朝派卢象升为宣府、大同府总督，抵御清军。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卢象升要求陛辞，和崇祯面谈治理国家的策略，没有获得同意。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四月，
皇太极即皇帝位，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封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阿济格为英郡王，豪格为肃亲王。
清兵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京师告急，明廷诏令卢象升保卫京城，再赐尚方剑。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得以壮大，“（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
满清入侵的领兵官是阿济格和阿巴泰，八旗兵共十万将京师附近洗劫一空，克十六城，获人蓄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卢象升进京时清军已经撤离。他们将抢来的汉族民间美女浓妆艳抹置在车上，奏着盛乐如同凯旋，还高举“各官免送”的木板。明朝的官兵却很有礼貌，跟在后面目送清军满载着子女金帛退出关外。
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而他却“怯战不出”，被弹劾后，朝廷命令他戴罪入援，作为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负有责任，他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结果张凤翼和梁廷栋还有一个罗维宁，“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这种情况下，当然更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结果“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梁廷栋和张凤翼两人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制裁，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
（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崇祯十一年)，
卢象升阵亡于嵩水桥畔（3）
清兵不断进犯，农民起义的烈火到处燃烧，明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中以首辅杨嗣昌为首的一些大臣，力主先安内而后攘外，与清军议和，加紧对农民军的镇压。崇祯帝召卢象升商量，卢坚决主战，他认为“能战方能言守，如不能战，处处言守，则愈守愈受制于敌。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受制于敌。”崇祯要他与杨嗣昌及监军高起潜商量。杨嗣昌、高起潜是主张与清军议和的。在朝议中卢象升慷慨陈词，他认为“敌骑纵横，长驱直人，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若不“一战以挽危局”，将“重蹈南宋覆辙”。
后金（清）太宗天聪六年（公元１６３２年明崇祯五年）
农历五月份，清贝勒阿济格率领左翼部队进攻明朝的宣府、大同府，与右翼军队在归化城会合；农历六月，后金（清）军从归化城出发，向明朝各边境进攻。后金（清）派库尔缠从得胜堡（今大同市）来大同，与明朝议和，后金军驻在大同边墙之外。
后金（清）太宗天聪七年（公元１６３３年）农历七月
明朝派曹文诏坐镇大同，抵御清军。
后金（清）太宗天聪八年（公元１６３４年明崇祯七年）
农历六月，后金（清）大贝勒代善率领兵马攻打得胜堡，向大同进兵；农历七月，太宗皇太极带领大军从宣府向朔州进兵。代善攻陷得胜堡，明朝参将李全自杀。后金（清）军攻打怀仁、井评，驻兵朔州，皇太极攻打应州，代善进攻马邑。大同总兵曹文诏与总督张宗衡驻兵怀仁固守；农历八月，怀仁解围，皇太极攻下应州后，围攻大同城，曹文诏出兵与战，被后金（清）军击败；贝勒阿尔泰攻下了灵丘县。
入口之战
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皇太极率军亲征蒙古察哈尔，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认为应从山海关进入。皇太极不以为然，他说：“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其实，皇太极决定走大同，除了要在中途收纳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形之下，宣府、大同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
宣府、大同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止蒙古兵南下，在这里筑城堡，派重兵把守，有“固若金汤”之称。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的守备大坏。一方面，蒙古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守卫空虚，岌岌可危。皇太极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通过对这两个重镇的打击，动摇明朝的统治之本。
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不出皇太极所料，一路上遇见许多察哈尔余部，纷纷归降后金。
后金军兵分四路，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皇太极此次用兵，“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也就是说，皇太极的目的不在于得城池、土地，而是要掠取明朝的财富，消耗明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于城镇能攻则攻，一时攻不下就放弃，转而去别处。皇太极入口后，亲自领兵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代善、德格类也分别领兵一路，四处劫掠。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当皇太极于六月上旬行经内蒙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崇祯帝先后连发十余次御旨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御旨：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但是，朝廷大计到了地方上，却得不到落实。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不敢同后金对阵，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只知道发射几颗炮弹而已。为了将来逃避责任，他们还纷纷向朝廷求援，声称：“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
在腐败的明朝守将面前，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八月初，后金20来个骑兵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被掠获的人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帝听说此事后，气得顿足不已。崇祯帝见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2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由此可见，皇太极的这次入塞，给明朝造成的震动实在不小。
七月，清兵进犯大同，曹文诏迎战败绩，论罪充军。是时，河南军事吃紧，朝廷令曹文诏戴罪率军前往河南，立功赎罪。《明史》载：“文诏忠勇冠时，称明季良将第一。”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八月十三日，皇太极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打败吴襄，与尤世威兵大战北门，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阳和总督张宗衡表面提出议和，却暗暗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反叛皇太极。皇太极约张宗衡出城会战，还写信给他，信中指斥明将虚诳无能：“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张宗衡不作答复。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阳和，不久攻下万全左卫，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随后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初冬才回到沈阳。
皇太极此次入塞，史书称其“蹂躏宣、大五旬，杀掠无算”。后金军队的活动范围，以宣府、大同为中心，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明50余个大小城镇台堡。在大肆劫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皇太极此次用兵，以掠取明朝财物为目的，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但纪律败坏的明朝军队，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不小的灾难。皇太极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北部防线的巨大漏洞。
后金（清）太宗天聪九年（公元１６３５年崇祯八年）农历八月
皇太极与贝勒代善和多尔衮带兵驻在平虏堡接着，从平虏出兵，毁长城，攻入山西。
后金（清）太宗天聪十年（公元１６３６年）农历九月
明朝派卢象升为宣府、大同府总督，抵御清军。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卢象升要求陛辞，和崇祯面谈治理国家的策略，没有获得同意。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四月，
皇太极即皇帝位，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封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阿济格为英郡王，豪格为肃亲王。
清兵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京师告急，明廷诏令卢象升保卫京城，再赐尚方剑。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得以壮大，“（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
满清入侵的领兵官是阿济格和阿巴泰，八旗兵共十万将京师附近洗劫一空，克十六城，获人蓄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卢象升进京时清军已经撤离。他们将抢来的汉族民间美女浓妆艳抹置在车上，奏着盛乐如同凯旋，还高举“各官免送”的木板。明朝的官兵却很有礼貌，跟在后面目送清军满载着子女金帛退出关外。
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而他却“怯战不出”，被弹劾后，朝廷命令他戴罪入援，作为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负有责任，他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结果张凤翼和梁廷栋还有一个罗维宁，“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这种情况下，当然更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结果“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梁廷栋和张凤翼两人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制裁，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
（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崇祯十一年)，
卢象升阵亡于嵩水桥畔（3）
清兵不断进犯，农民起义的烈火到处燃烧，明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中以首辅杨嗣昌为首的一些大臣，力主先安内而后攘外，与清军议和，加紧对农民军的镇压。崇祯帝召卢象升商量，卢坚决主战，他认为“能战方能言守，如不能战，处处言守，则愈守愈受制于敌。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受制于敌。”崇祯要他与杨嗣昌及监军高起潜商量。杨嗣昌、高起潜是主张与清军议和的。在朝议中卢象升慷慨陈词，他认为“敌骑纵横，长驱直人，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若不“一战以挽危局”，将“重蹈南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