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2章 清朝(56)
黄花岗位于广州市先烈路。在此安葬着辛亥革命时期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因为在起义后，人们把寻找到的72名烈士的遗体埋葬于此，所以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把广州起义称作“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庇能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武装起义，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国内外各省、地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仍从海外华侨中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孙中山不能在国内立足，他只好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他个人则远涉重洋，前往美洲募捐筹饷。1911年1月底，黄兴与赵声等在香港跑马地356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经过5个月左右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分派党人前往长江流域各地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拥有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信息传达不及时，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此前，4月8日，从马来西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温生才被捕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4月27日傍晚五时半，广州起义爆发。当时，黄兴率领林时、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160人，臂缠白布，手执机械炸弹，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赵义军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已逃跑，便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接着，他们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顽强地同敌人战斗了一夜，杀死杀伤敌人不计其数。在激烈的战斗中，黄兴的右手食中二指被子弹击断，就用左手执枪，仍然坚持战斗。朱执信在战斗中也负了伤。起义军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86人。
这些烈士中，有学生、工人、农民、教员、商人和士兵等。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刑场上怒斥敌人，宁死不屈。
战斗中，喻培伦在一臂已废的情况下，仍毫无惧色，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吓得敌人魂飞胆破。最后身中数弹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
林觉民在福州西郊西禅寺制造了大批炸弹。完工后，他计划把炸药放到棺材里，让夫人假装送葬运到前线。后因妻子已怀孕活动不便，才改由方声洞的胞妹护送到香港。1911年4月25日天亮前，即起义前两日，林觉民写下了《禀父书》、《与妻书》两封绝笔信。激扬文字，跃然纸上。催人泪下。在战斗中，他在腰部中弹倒地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爬起来坚持搏斗，直到昏倒在地，以致被捕。在被囚的几天里，林觉民不喝一点水，不吃一口饭，以绝食相抗议。在敌人的审讯大堂上，他慷慨陈词，痛斥现实，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甚至使在场的清朝官吏也都默默无语。就义时，林觉民年仅24岁。
起义后，人们收殓到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烈士遗骸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花岗”，遍地的黄花掩盖着牺牲的烈士们。潘达微遂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后来，孙中山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亲笔题写“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以昭示后人。
保路运动
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美国借款四千万美金，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国。这一行为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被迫支付一笔赎金后收归自办，成立了官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四川工商界决定以广泛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商办修筑川汉铁路。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并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时，认为修筑铁路非依靠外国人力量不可。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清政府采纳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再次举借外债，五月十一日，宣布铁路“国有”。随后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不仅把四省几年前争回的路权再次出卖，而且还趁机侵吞各省民众筹集的股金，从而引起了川、鄂、湘、粤四省民众强烈反对，保路运动正式爆发。
五月十四日，湖南长沙举行了三万人集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上台演说，抗议清政府出卖四省路权。提出“路权必争，必争到底！”十六日，长沙至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罢工，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号召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接着又成立了湖南的保路团体。在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发表了革命党人詹大悲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鼓吹以暴力斗争手段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后，宜昌的铁路工人组织护路队，与清军展开搏斗，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各界商民纷纷持币领银，拒用官发纸币，掀起“挤兑风潮”以示抵抗。留日学生纷纷回到广东，开展保路宣传，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川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五月十八日，当清廷与四国银行借款筑路的签字合同下发后，首先闻讯的川汉铁路公司各法团的代表及谘议局常驻议员们无不愤慨不已，当即决定，采取以前的文字争辩奏文争取的方式已不是办法，只有进行破格的斗争。于是决定通知各地，成立保路同志会。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五千人以上。会上选举原询问议局议员蒲殿俊、罗伦恒为正、副会长。同志会下设总务、讲演、交涉、文牍四部，许多人自告奋勇担任这四部部长。为扩大宣传还出版了《保路同志会会刊》，初时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成都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全省各地积极响应。学生界成立“学界保路同志会”，妇女界成立了“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市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州、县、街、乡、镇都成立了各级保路同志会，参加者在两个月内达十万人左右，保路同志会采取了避免直接攻击清廷，将斗争锋芒指向盛宣怀等人，并追思光绪帝的“文明保路”政策等措施，得到了四川代理都督王人文的支持。八月，保路同志会号召成都全城罢市。不久，发展到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斗争。接着各地贫民举行暴动，捣毁了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刚赴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断接到清廷电示，下令对民变进行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恒、蒲殿俊等九名代表，封闭川汉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去总督府请愿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第二天，清廷再次电示赵尔丰“切实弹压”。接着，清军开始各处查捕保路同志会各级领导人，解散了各级保路同志会。
四川民众愤怒至极，便自行组织起来，捣毁电线、沿途设卡，绝断官府来往文书。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遍布成都附近十多个县人数达二十万人，包围了成都。清政府急调云、贵、鄂、湘、陕五省军队增援川军，镇压同志军。在龙鸣剑和王天杰领导下，同志军与清军英勇作战。九月二十五日，荣县宣布独立。鼓山、眉州、青神等县相继响应；接着，成都附近各县同志军并起。川南同志军在下渡口大败清军；川东北的同志军在李绍伊领导下，攻占了邻水、垫江、达县等地，还配合广安义军向川北的南充、岳池等县发展。九月底，川东巫山一带铁路工人举行暴动；川北的江油、锦州等地人民亦普遍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武昌起义
当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烽火燃遍巴蜀大地时，毗邻四川的湖北，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武昌起义。
20世纪初的武汉是革命洪流汇聚的中心，自1904年到1911年，湖北各地自发的抗清斗争达300多起，武汉地区的反清革命风暴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推翻反动的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湖北的两大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更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湖北的新军中，广大官兵大多数都被发展吸引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新军士兵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年9月，四川爆发了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命端方调湖北新军31标及32标2营，旋又调41标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以“调虎离山”之计削弱革命党人在武汉的军事力量。新军的外调，加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敌我双方的政治气候也越来越紧张。
急剧高涨的革命形势及日益紧迫严峻的局势迫切需要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联合机构：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昌街85号；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孙武任常驻政治筹备员，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及炸弹制造，总部设在汉口租界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使湖北的新军士兵运动与革命的领导者——同盟会直接联系起来。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各标、营代表均出席，大会经过讨论，确定起义总动员，中秋节（10月16日）起义，推举将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对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另又通知湖南的焦达峰，届时起事响应。就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确定总动员计划会议刚刚结束，突然传来了南湖炮队8标士兵自发暴动的消息。
南湖炮队是革命党人较多的地方。9月24日，炮标第三营士兵梅青福、江锡久请假离营，同棚兄弟为他们置酒饯行，正当猜拳行令、兴高采烈之际，排长刘尚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要加以惩处，引起士兵公愤，对排长进行反抗。其中霍殿臣、赵楚屏等一时兴起，竟从军火库内拖出大炮，欲行暴动。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逃走的霍、赵等人。后来因张彪并未深究此事，革命党人遂按原定计划准备起义。
炮队事件后，湖北当局加紧了对军队内部的管理，不仅使各军营内气氛紧张，武汉三镇也出现了军警巡察频繁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党人加紧印文告，写照会，制钞票，造炸弹，争取按时发动起义。不料又出现了宝善里事件。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当时，孙武临窗而坐，用洗脸盆检验炸药，丁光中、李作栋在室中一小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此刻，刘公胞弟刘同到机关部来，站在孙武旁边看检验炸药。刘漫不经心，口里吸的香烟灰落在炸药上，呼哧一声响，炸药浓烟突起。虽未发生爆炸，但炸药被燃，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飞溅的炸药，使王伯雨的右眼也被灼伤。李作栋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长衫蒙在孙武的头上，与丁光中及两位军队同志从后门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就医。其他在场者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无奈钥匙不在，打不开柜锁。
宝善里机关爆炸后，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俄巡捕四处奔集，夺门而入。在俄巡捕赶到现场时，曾碰到刘公出门，刘公谎称是煤油爆燃，随即避走。俄巡捕进入宝善里14号，即将前后派入监守，向楼上各处搜查，发现炸药等物，又用斧头把大柜砍开，找到旗帜、名册、文告、盖印纸钞等物，搜洗一空，并将未逃出的刘燮卿带走。
蒋翊武听到宝善里出事的消息，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风云突变的形势。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道路只两条，一条是坐而待毙，一条是死里求生。刘复基在会上十分清醒地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奴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蒋翊武也认为：“再无别法，向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会议决定：当晚12点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工程营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营分别占领蛇山、凤凰山、黄鹤楼、青山等制高点，并扼守武胜关，进攻总督衙门；还分派多人到各处秘密布置。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庇能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武装起义，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国内外各省、地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仍从海外华侨中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孙中山不能在国内立足，他只好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他个人则远涉重洋，前往美洲募捐筹饷。1911年1月底，黄兴与赵声等在香港跑马地356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经过5个月左右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分派党人前往长江流域各地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拥有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信息传达不及时，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此前，4月8日，从马来西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温生才被捕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4月27日傍晚五时半，广州起义爆发。当时，黄兴率领林时、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160人，臂缠白布，手执机械炸弹，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赵义军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已逃跑，便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接着，他们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顽强地同敌人战斗了一夜，杀死杀伤敌人不计其数。在激烈的战斗中，黄兴的右手食中二指被子弹击断，就用左手执枪，仍然坚持战斗。朱执信在战斗中也负了伤。起义军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86人。
这些烈士中，有学生、工人、农民、教员、商人和士兵等。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刑场上怒斥敌人，宁死不屈。
战斗中，喻培伦在一臂已废的情况下，仍毫无惧色，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吓得敌人魂飞胆破。最后身中数弹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
林觉民在福州西郊西禅寺制造了大批炸弹。完工后，他计划把炸药放到棺材里，让夫人假装送葬运到前线。后因妻子已怀孕活动不便，才改由方声洞的胞妹护送到香港。1911年4月25日天亮前，即起义前两日，林觉民写下了《禀父书》、《与妻书》两封绝笔信。激扬文字，跃然纸上。催人泪下。在战斗中，他在腰部中弹倒地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爬起来坚持搏斗，直到昏倒在地，以致被捕。在被囚的几天里，林觉民不喝一点水，不吃一口饭，以绝食相抗议。在敌人的审讯大堂上，他慷慨陈词，痛斥现实，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甚至使在场的清朝官吏也都默默无语。就义时，林觉民年仅24岁。
起义后，人们收殓到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烈士遗骸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花岗”，遍地的黄花掩盖着牺牲的烈士们。潘达微遂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后来，孙中山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亲笔题写“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以昭示后人。
保路运动
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美国借款四千万美金，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国。这一行为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被迫支付一笔赎金后收归自办，成立了官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四川工商界决定以广泛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商办修筑川汉铁路。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并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时，认为修筑铁路非依靠外国人力量不可。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清政府采纳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再次举借外债，五月十一日，宣布铁路“国有”。随后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不仅把四省几年前争回的路权再次出卖，而且还趁机侵吞各省民众筹集的股金，从而引起了川、鄂、湘、粤四省民众强烈反对，保路运动正式爆发。
五月十四日，湖南长沙举行了三万人集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上台演说，抗议清政府出卖四省路权。提出“路权必争，必争到底！”十六日，长沙至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罢工，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号召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接着又成立了湖南的保路团体。在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发表了革命党人詹大悲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鼓吹以暴力斗争手段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后，宜昌的铁路工人组织护路队，与清军展开搏斗，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各界商民纷纷持币领银，拒用官发纸币，掀起“挤兑风潮”以示抵抗。留日学生纷纷回到广东，开展保路宣传，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川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五月十八日，当清廷与四国银行借款筑路的签字合同下发后，首先闻讯的川汉铁路公司各法团的代表及谘议局常驻议员们无不愤慨不已，当即决定，采取以前的文字争辩奏文争取的方式已不是办法，只有进行破格的斗争。于是决定通知各地，成立保路同志会。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五千人以上。会上选举原询问议局议员蒲殿俊、罗伦恒为正、副会长。同志会下设总务、讲演、交涉、文牍四部，许多人自告奋勇担任这四部部长。为扩大宣传还出版了《保路同志会会刊》，初时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成都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全省各地积极响应。学生界成立“学界保路同志会”，妇女界成立了“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市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州、县、街、乡、镇都成立了各级保路同志会，参加者在两个月内达十万人左右，保路同志会采取了避免直接攻击清廷，将斗争锋芒指向盛宣怀等人，并追思光绪帝的“文明保路”政策等措施，得到了四川代理都督王人文的支持。八月，保路同志会号召成都全城罢市。不久，发展到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斗争。接着各地贫民举行暴动，捣毁了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刚赴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断接到清廷电示，下令对民变进行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恒、蒲殿俊等九名代表，封闭川汉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去总督府请愿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第二天，清廷再次电示赵尔丰“切实弹压”。接着，清军开始各处查捕保路同志会各级领导人，解散了各级保路同志会。
四川民众愤怒至极，便自行组织起来，捣毁电线、沿途设卡，绝断官府来往文书。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遍布成都附近十多个县人数达二十万人，包围了成都。清政府急调云、贵、鄂、湘、陕五省军队增援川军，镇压同志军。在龙鸣剑和王天杰领导下，同志军与清军英勇作战。九月二十五日，荣县宣布独立。鼓山、眉州、青神等县相继响应；接着，成都附近各县同志军并起。川南同志军在下渡口大败清军；川东北的同志军在李绍伊领导下，攻占了邻水、垫江、达县等地，还配合广安义军向川北的南充、岳池等县发展。九月底，川东巫山一带铁路工人举行暴动；川北的江油、锦州等地人民亦普遍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武昌起义
当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烽火燃遍巴蜀大地时，毗邻四川的湖北，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武昌起义。
20世纪初的武汉是革命洪流汇聚的中心，自1904年到1911年，湖北各地自发的抗清斗争达300多起，武汉地区的反清革命风暴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推翻反动的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湖北的两大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更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湖北的新军中，广大官兵大多数都被发展吸引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新军士兵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年9月，四川爆发了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命端方调湖北新军31标及32标2营，旋又调41标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以“调虎离山”之计削弱革命党人在武汉的军事力量。新军的外调，加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敌我双方的政治气候也越来越紧张。
急剧高涨的革命形势及日益紧迫严峻的局势迫切需要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联合机构：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昌街85号；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孙武任常驻政治筹备员，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及炸弹制造，总部设在汉口租界内。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使湖北的新军士兵运动与革命的领导者——同盟会直接联系起来。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各标、营代表均出席，大会经过讨论，确定起义总动员，中秋节（10月16日）起义，推举将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对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另又通知湖南的焦达峰，届时起事响应。就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确定总动员计划会议刚刚结束，突然传来了南湖炮队8标士兵自发暴动的消息。
南湖炮队是革命党人较多的地方。9月24日，炮标第三营士兵梅青福、江锡久请假离营，同棚兄弟为他们置酒饯行，正当猜拳行令、兴高采烈之际，排长刘尚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要加以惩处，引起士兵公愤，对排长进行反抗。其中霍殿臣、赵楚屏等一时兴起，竟从军火库内拖出大炮，欲行暴动。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逃走的霍、赵等人。后来因张彪并未深究此事，革命党人遂按原定计划准备起义。
炮队事件后，湖北当局加紧了对军队内部的管理，不仅使各军营内气氛紧张，武汉三镇也出现了军警巡察频繁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党人加紧印文告，写照会，制钞票，造炸弹，争取按时发动起义。不料又出现了宝善里事件。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当时，孙武临窗而坐，用洗脸盆检验炸药，丁光中、李作栋在室中一小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此刻，刘公胞弟刘同到机关部来，站在孙武旁边看检验炸药。刘漫不经心，口里吸的香烟灰落在炸药上，呼哧一声响，炸药浓烟突起。虽未发生爆炸，但炸药被燃，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飞溅的炸药，使王伯雨的右眼也被灼伤。李作栋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长衫蒙在孙武的头上，与丁光中及两位军队同志从后门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就医。其他在场者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无奈钥匙不在，打不开柜锁。
宝善里机关爆炸后，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俄巡捕四处奔集，夺门而入。在俄巡捕赶到现场时，曾碰到刘公出门，刘公谎称是煤油爆燃，随即避走。俄巡捕进入宝善里14号，即将前后派入监守，向楼上各处搜查，发现炸药等物，又用斧头把大柜砍开，找到旗帜、名册、文告、盖印纸钞等物，搜洗一空，并将未逃出的刘燮卿带走。
蒋翊武听到宝善里出事的消息，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风云突变的形势。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道路只两条，一条是坐而待毙，一条是死里求生。刘复基在会上十分清醒地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奴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蒋翊武也认为：“再无别法，向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会议决定：当晚12点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工程营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营分别占领蛇山、凤凰山、黄鹤楼、青山等制高点，并扼守武胜关，进攻总督衙门；还分派多人到各处秘密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