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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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4)

    范仲淹像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传诵,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苏东坡游赤壁

    司马光执政后,把宋神宗贬谪的许多大臣都召回朝廷,其中有两个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

    苏轼兄弟俩,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二十岁刚出头的那年,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到京城去考进士。主考官欧阳修,正在注意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第一场考试下来,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

    考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采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他猜想了半晌,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是曾巩是他门生,评得高了,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

    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采文章的不是曾巩,却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

    苏轼考取以后,照例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觉得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苏轼走了以后,欧阳修跟他的老同事梅尧臣说:“像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

    东坡亭欧阳修这番话一传出去,一些读书人听了都不服气。京城里这样多的人才,难道比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来,大家读到苏轼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文章,才不得不服输。

    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十九岁的苏辙也在同年考取了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洵另外有一番感触。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他在少年时期,没认真读书,到二十七岁那年,看到别人一个个都上进了,才发个狠劲读书。过了一年,考进士没考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轻轻的都考中了,怎么不感慨呢。他听说欧阳修是最重视文才的,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很赞赏。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京城中都出了名。后来,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合起来称做“三苏”。

    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干过事,后来,因为跟王安石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苏轼主动要求外调,先后当过杭州、湖州(今浙江吴兴)等地方的刺史。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一些对人民生活有益的事。

    后来,苏轼在湖州看到了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东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

    苏轼在牢监里足足被关了一百天,受尽折磨。后来,因为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罪,宋神宗才下令把他释放,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到了黄州,挂了个小小的空头官衔,实际上过着流放的生活。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他还亲自整理场地,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后来,人们常把苏轼叫做苏东坡。

    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的日子里,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歌,抒发他的心情。有一次,他打听到长江边有个名胜古迹叫做赤壁,就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约了几个朋友,乘着小船到赤壁去游览。在那里,他想起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大战的情景,触景生情,十分感慨。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赤壁赋》。

    苏轼不但是写散文和写诗的能手,而且在词的写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写的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在游赤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念奴娇》,词的上半首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掠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他在地理上却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原来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周瑜火烧曹军的地方。三国的赤壁在现在武汉的上游,而黄州却在武汉下游。不过,黄州的赤壁却因为苏轼这一个差错出了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就称它为“东坡赤壁”。

    宋徽宗崇奉道教

    道教在宋代盛行,对中国的文化学术和政治生活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宋真宗命王钦若、张君房等人编辑道藏传播道教,建设宫观。王钦若劝真宗造“天书”封禅泰山。

    宋徽宗(赵佶)迷信道士,崇尚道教,继真宗(赵恒)之后,又一次将崇奉道教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政和三年(1113年)九月赐王老志号“洞徽先生”。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老志,舍弃妻子,在田野中修筑了茅草屋,出家去做道士。他常给人讲休咎祸福。经人推荐,他居住在蔡京府第,并且很为徽宗所赏识。徽宗驾车游玩时,王老志穿着羽衣导驾。死后,徽宗赐金银给他殡葬。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自称能预测人的命运。政和(111年—117年)中,徽宗召见他,赐号“冲隐处士”。后进封为“通妙先生”,住在皇宫之中。

    政和末年,徽宗访天下名道士,徐知常推举温州(今浙江温州市)道士林灵素入朝。林灵素对徽宗说:“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神霄所辖称府。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分管南方,号长生大帝君。其弟号青华帝君,分管东方。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天上的事,官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和各个宦官头目也全是仙官下凡。林灵素还说正受宠的贵妃刘氏是九华玉真安妃。徽宗非常欣赏林灵素的一派胡言,政和六年(1116年)赐他号为“通真达灵先生”,为他特建通真宫,赏赐他无数钱财。徽宗曾令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因为灵素的话,改称玉清神霄宫。建上青宝宫,有廊道暗连宫庭,铸神霄九鼎,放在上青宝宫的神霄殿。林灵素还大规模聚徒讲授“神霄秘灵”,每次费大量钱财,嗜好的朝官也参加,有时微宗也在旁设帐听讲。林灵素的门徒近两万人,都美衣玉食。后来,徽宗封林灵素为温州应道军节度,并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冲和殿侍晨”。由于林灵素恣横无忌,出入与诸王争道,路遇皇太子也不回避,被徽宗斥归故里,但死后仍以侍从礼葬。

    徽宗命令全国各地都修建道观,把天下天宁万寿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官宫,没道观的地方,用寺庙来代替。崇宁元年(1102年)在京城建立长生宫;大观元年(1107年),于陈桥驿建显烈观;政和五年(1115年),又于京城建立葆真宫。各宫观设立长生大帝君和青华帝君像。每一道观给田几百顷甚至上千顷,纵令道士剥削农民,坐食百姓。重和元年(1118年),下诏让各路朱选漕臣一员提举本路神霄宫。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让所有宫观的道士头目,和各郡县官员以以宾客的礼节相见。

    徽宗于太学设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员。并亲自为《道德经》等多种道教经书作注。他于崇宁(1102年~1106年)中,诏搜道家遗书,令道士在书艺局校定。政和年间,又设经局敕道士校定、刊版《万寿道藏》5481卷。重和元年(1118年),徽宗依照蔡京建议,汇集古今道教故事为纪、志、并赐名曰《道史》。

    徽宗又仿照科举制设立道学。政和四年(1114年),置道,有先生、处士等,秩比中大夫到将仕郎,共26等。重和元年(1118年),又置道官26等,道职八等。并摹拟待制、修撰、直阁,设立诸殿侍晨、校籍、授经。道士通过考试可以作道官,并领取俸禄。

    徽宗在教门内称教主道君皇帝。上玉帝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是天玉皇上帝”,上地祗徽号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重和元年(1118年),决定老子诞辰日二月十五日为贞元节;青华帝君的生日八月九日为元成节。宣和元年(1119年),下诏封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

    徽宗在林灵素的怂恿下,曾一度以道教面貌改造佛教,改佛号为大觉金仙,其余菩萨为仙人,大士。改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女冠为女道。改寺为宫,院为观。还改变和尚的服饰和礼仪等。由于僧徒们的反抗以及林灵素被逐,不久又恢复了佛教原貌。但这反映了徽宗崇拜道教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蔡京专权

    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决定重用蔡京,先后罢免了韩忠彦和曾布的宰相职位,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崇宁二年(1103年)一月,又迁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郎。

    蔡京做丞相以后,打着“绍述”神宗法制的幌子,仿照神宗时的条例司,在都省设置讲议司,自己担任提举,让他的同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讲议司凌驾朝廷一切机构之上,权力极大,凡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国家大事,皆先由讲议司“讲议”,然后再颁布施行。蔡京又借打击“元党人”为由,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指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120人为奸党,请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石于皇宫的端礼门。其后又把奸党人数扩大为309人,亲自书写大碑,颁布全国各州郡。还将政见不同的朝中官吏区分为正上、中下三等和邪上、中、下三等,正者旌擢,邪者降责。童贯对蔡京有引荐之功,蔡京让他先后出任制置使、节度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势倾一时;张康国、邓洵武追随蔡京,分别擢为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亲信吴居厚助蔡京专权跋扈,官为中书侍郎,又升为门下侍郎;蔡京的六子及孙也都先后身任要职,权重位显。而与蔡京有矛盾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和迫害。蔡京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增强自己的权势,在京城开封附近的澶(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郑(今河南郑州)、曹(今山东荷泽)、拱(今河南雎县西)四州,分别屯兵二万,派他的姻昵宋乔年、胡师文等人掌管,给这四州屯兵的饷钱比通常兵十倍以上,想借此收买兵心,以归自己所用。蔡京权势在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满朝文武,没有敢吭声的。

    蔡京像为了讨好宋徽宗,满足这个风流皇帝的奢欲和好,蔡京极力鼓吹皇上应享天下之奉,因而先后设置有御前生活所、营缮所、人船所、应奉局、西城括田所,专门制造奢侈玩物和搜括民间财物、珍禽、异兽、奇花、怪石等,以供皇宫享用。各所、局机构庞大,权势极重,属吏们肆意搜括地方珍异物品,公开掠夺人民财产,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反抗。北方的宋江起义就是由于西城括田所的搜括所导致的;南方的方腊起义则是由于苏杭应奉局的花石纲之役侵扰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