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臣下的奏疏
在京都建康城的东部，有一条河流叫青溪。.它源于蒋山西南，三国孙吴时在建邺城东南挖凿拓宽，使它屈曲穿过都城流入秦淮河，长十余里，时为漕运要道，溪上设置栅栏，也是防守要地。
在九曲青溪边的一座座朝贵府中，金紫光禄大夫范泰的府第也在这里。此时，年已七十的范泰正在灯下写着什么，案边站着磨砚的仆人。
门外有敲门声。仆人打开门，看到了范家两位公子：出外任为太守的二公子范暠和在朝中任秘书丞的四公子范晔。他们是来侍奉老父就寝的，——虽然有仆人，但这为人子的礼节是不可废的：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二公子范暠一年之中六十日的假期就要休满了，明天，他就要起程。他现在是来侍奉老父，同时也是来和老父道别的。他们进来以后，仆人就退了出去。
除了老父的告诫、儿子祝愿保重的话语，父子三人还谈到了时政。当谈到徐、傅上表逊位，有诏继续视事的时候，范泰对两个儿子说：
“老父纵观古今，上下千年，从未见大臣受遗顾托，而嗣君被弑、贤王遭戮的事。真是千古奇闻！”
“后人不会忘记刘宋，大概也就是刘宋竟有此事。”二子范暠说。
时年二十八岁的四子范晔没有说话。也许是还算年轻的缘故，他的好奇心更强些。他看见父亲的书案上铺着一张快要写满的纸，笔砚还没有收起。掩饰不了他的好奇心，他就走过去拿起来端详：是上书皇帝的奏章。所奏之事，竟是要求给庶人刘义真恢复王爵的！
少帝荒**，喜好和群小厮混，年初，范泰就曾上表劝谏，希望少帝改邪归正；虽然少帝不听，但好在少帝也没有亲政，所以也就没有把他怎么样。要是少帝亲政，那么假如少帝怒了，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范晔不动声色地把它拿给二兄。
范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范晔也随之跪下。
“如今外界议论纷纷。不肖子直言，大人见恕：此事再不可以耿直为怀！”
范晔接着二兄的话，说：
“徐、傅尚揽大权，来日如何，今尚难知。大人年至悬车，可我们兄弟还年轻，来日方长啊！”说完，他抬头看了看父亲，他害怕“大人年至悬车”这句话冒犯了老父。悬车，古人年至七十就辞官家居，弃车不用，所以也用它代指七十岁。
“非常时刻，”范暠又接着说，“一言不慎，百口难保！这是您老平时所教导我们的。”
七十之龄，岂能惩一时之快！年老的范泰看着跪地的两个儿子，示意他们起身；然后拿过那份数日来颇费踌躇才写就的奏章，“为家中百口计”，把它凑近案边那跳动不定的火苗。
范泰的奏疏新帝刘义隆没有看到，但新帝刘义隆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奏疏。
这个人叫张约之。他原是一个县令，但是他已经在几个月前被处死了。他的死，也就是因为这一纸奏疏。他的奏疏，是去年呈给少帝的，他在奏疏中劝谏朝廷不要废黜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并把他流放到新安郡。
刘义隆看到了中间一节：
“窃念庐陵王少蒙先皇慈厚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至于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宽容，存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序。今骤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棠棣之爱，下令远近忧惶失措，天下杜口，各为身计。臣伏思大宋之兴，开基造次，根枝未繁，宜广树藩戚，亲厚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辉鲁、卫，岂不善哉！……陛下宜特开宽宥，返王京都，选保傅于旧老，求四友于贤俊，引诱性情，导达聪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奋，况庐陵王天资聪颖，易加训导。且中贤之人，未能无过，过贵自改，罪愿自新。以先皇之爱子，陛下之贤弟，岂可以其小过，久致沦弃哉！”
奏疏的意思，是说庐陵王义真是先皇的爱子，有卓然之美，如今虽有过错，但应该加以教诲，不要骤加废黜流放远郡，这样做就伤了陛下的棠棣之爱——兄弟之爱；再说大宋建国日短，更应该广树藩戚，形成磐石之宗，怎么可以砍削大宋这棵大树的根枝呢！
这样的奏疏，不论是和庐陵王有过节的少帝，还是对庐陵王心怀怨怒的徐、傅，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那个张约之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死。
刘义隆红着眼圈看完了奏疏。随即，是长久的沉思，默默不语。
侍立于一旁的侍中王华，知道了这份奏疏起到了作用。
这份奏疏是王华在整理营阳王的奏折时看到的。说是看到的，倒不如说是特意去翻找的。张约之因谏阻废庐陵王为庶人而被杀一事，是朝野皆知的。王华在这样的时候把这份奏疏找出来，其用意不言自明。
面对这份奏疏，许多劝说的言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已经是冬天了。
地处江南的建康宫虽没有像北国那样冷得让人不敢出门，但许多人还是愿意在被子里多呆一会直到日上三竿。
新帝刘义隆却起得早，这是在藩镇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实际上是在他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已养成了。那时候，先帝南征北战，他从来不能容忍子弟们有一点骄惰之情。虽然先帝年过四十才得了第一个儿子，后来对五弟义恭也有些娇宠，但很小就出镇边藩的刘义隆却从未染成这种骄惰的习性。
起得早的刘义隆并未感到不适。何况，殿内的炉火正旺着呢。
盥漱梳洗之后，他要开始临帖了。先帝一生知书不多，字也写得不好。在征战过程中，谢晦曾说写字是小事，但字写出来要宣布四方，建议先帝稍加留意。可字写的好坏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谢晦又建议先帝纵笔大写，一字径尺，这样大有所包，且气势也美。先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一纸往往只写六、七个字。后来，先帝就严格要求诸子苦练书法——那个时代是那么重视书法，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一个人的身份，那个时代离书圣王羲之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临了几纸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刘义隆又随手写了几句诗人谢灵运的诗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这都是他喜欢的句子。
侍立于一旁的殿中侍御史徐爰上前帮皇上收拾的时候，问：
“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歌……陛下喜欢谢灵运吗？”
“是人还是诗？”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吗？”
“依臣之管见，‘文如其人’，诗也是。谢的诗，一改江左百年来的风气，现在那些玄言诗再无人问津，就是因为谢诗的影响。谢之描摹山水的诗，每从南方传来，京都上下竞相传抄。常常一夜之间，士庶皆遍，可谓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也许自己也受了这影响，不然怎么信手就写了谢的诗句了呢？
“是的。数日前，臣也抄得他的一新诗。陛下想看看吗？”说毕，他就转身去拿。待他拿来后双手呈给陛下时，他又接着说，“前些日子臣抄得这诗时，就想求陛下在闲暇之余为臣书写一幅以赐予臣：谢的诗，陛下的墨宝，可称得上是珠璧辉映了。不想陛下近日连连召见臣下，不得空，臣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今日总算有个机会。”
刘义隆展开一看，是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看着看着，他竟丢下笔吟诵起来。读到“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这样的句子，他会不时赞叹一句：“好诗！”
“听说谢灵运已回京都了，卿知道吗？”
“知道，门庭若市呢！臣也看到了他要拜见陛下的奏折。”
“我也正想见见他呢！”
为什么不见呢？刘义隆拿起笔开始写起来。谢能写这样的好诗，是难得的人才。难怪当初庐陵王把他和颜延之视为挚友并与他们朝夕相处，自己若遇到那样的境况又能如何？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曾遗憾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那时司马相如正穿着犊鼻裤在蜀中与文君当垆呢！自己可别再生那样的感慨。实际上，谢是见过的。那是在去荆州前，在先帝的东府内，不过那时自己只有十来岁，并不能辨得出什么诗人颜和谢，自然也品不出什么诗味来——那时他似乎也没有写出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好的山水诗。他要是还呆在京都，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而南游，他也许就写不了这些诗来。大凡诗人都是如此吧，国家不兴诗人兴。
写好了那幅字，刘义隆就告诉徐爰：既然谢灵运就在京都，那么午后就叫他到宫里来吧，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又云游去了，想见一见倒不方便；原先安排召见的一些朝中文武，再传诏推后到下一日。